爱华网[五] 章士钊长子：章含之养母，乃上海“大享”黄金荣的干女儿
在章士钊的妻妾中，只有前妻吴弱男留下子嗣，三个儿子中，二男早殇，长子章可活到1983年。
前面说过，章士钊出生贫寒，没有家族背景。但他的前妻却不是等闲人物。章含之称自己是“总督孙女”，似有源于此脉之由。
章士钊元配夫人，名吴弱男，生于1887年，小章士钊6岁。
吴弱男的祖父是安徽望族淮军名将吴长庆，做过清朝浙江水师提督。吴家跟清末民初势力最大的北洋系关系甚深，李鸿章、吴长庆和袁甲三原本同属淮系，而吴长庆又是袁世凯的恩公，吴弱男称袁世凯为“四伯”。吴父是吴长庆次子，弃官闲居，以诗酒自乐，是清末诗人，又倡言革命，常与维新志士如蔡元培、章太炎、陈范等人交往，是“清末四公子”之一。
（注：清末四公子为：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彦复；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
吴随父移居上海时，吴父礼贤好客，章士钊已是座上客。
吴弱男于同盟会成立的1905年春在日本与章士钊相逢。由于章拒不加盟，吴被派出作说客，结果两人竟成情侣，1909年在伦敦结婚。从此章士钊时来运转。
吴弱男跟随章士钊赴英、德等国，她曾赋诗“若论东亚西游者，我是中华第一人。”在当时，除了少数女眷随同王公大臣去欧洲之外，她也算是最早去欧洲的东方女子。
章士钊1919年在上海认识一青楼女子暗中来往，1925年到北京后渐次公开。吴弱男吵闹无效后，1929年与章士钊分手，带三个儿子在欧洲定居，直到欧战爆发才回国。1973年4月1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7岁。生前，被周总理礼为辛亥革命老人，尊称其为“吴先生”。
吴弱男为章士钊生三子：章可、章用、章因。
章含之自称“总督孙女”，可能挪用养母情敌吴弱男的“提督孙女”身份，但差了一辈，若是这样，章含之将与养父同辈。
章含之在说起养母时说：
“不过，父亲后来与吴夫人感情发生裂痕。这似乎是因为吴夫人个性很强，致力于妇女运动而不善家务。用现在的话说是“女强人”这一类的妇女活动家。而父亲在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之后，大概需要一个不介入社会活动、温顺美貌的女性做妻子，因而终于在20年代末与吴夫人离异并与我的母亲奚夫人结合。”（《跨过…..》P312）
而事实是，章士钊养妓在先，元配吵闹无效，愤而离去。长子章可回国后随父亲生活。
《章士钊传》说：
大约1919年，章“背着吴（夫人）在外已与一女士奚贞同居，住处比较秘密，每天回来很晚，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日久天长，后来终被吴发觉，于是，她在怒气难消之下，便带着大儿子章可找到奚贞处，吵闹了一番。之后吴对章的这种毛病，甚为不满，关系一直不好。”（《章士钊传》P248）。
《章士钊传》进一步引用章可的话（P273）：
“据章士钊的大儿子章可说：“奚贞，乃上海“大享”黄金荣的干女儿。1919年章士钊在上海，经黄（金荣）介绍相识，之后常有往来。1925年章任北洋政府总长曾移居北京（指奚）。奚因膝下无女，抗日时期收养了一个叫王秀兰的小孩为女儿，这便是后来长大成人的章含之了。”
“黄金荣干女儿、青楼女子”，这就是所谓的“蓝色贵族血液”？令人震惊！若不是白纸黑字，又出自章家人之口，简直令人怀疑是仇家胡言。
反观章女士在电视上款款而谈“物以类聚，青红帮黄金荣杜月笙进不了我们上流社会圈子”，你不知道是应该怀疑自己的耳朵，还是应该怀疑章女士的神经。
关于章家与黄金荣的关系，还有一个细节要补充。
1949年，解放大军兵临上海滩，中共地下党组织，利用奚女士与黄金荣的关系，托她带话给黄金荣希望黄留在上海，她果然进入黄府把话带到，有一部影视剧本《上海滩黑道枭雄》表现了这个细节。（此剧将拍摄，剧本网上有）
另外，章含之在上述电视节目中漏嘴提到她小时跟大人出入黄金荣家，此话不假。
六、考证：章士钊与杜月笙换的是哪个情人
洪晃说其外公第三个老婆原是杜月笙的情人，在重庆时互相换情人。
章士钊与杜月笙的关系，非同寻常。可以说，解放前，章家是靠杜月笙给房子、供吃饭，解放后，章家是靠毛泽东给房子、供吃饭。（还供大烟。传言毛泽东曾特批大烟给章，知情扩散者均属恶毒攻击领袖罪，据说源头是邓拓，邓死于文革初，已死无对证也）。
章、杜交情的渊源，说来话长，在此不一一细表出处。但为证实这不是我瞎编，暂且先引章早年好友胡适的一段话：
“（今天）见着章行严，多年不见他了，他现在上海做律师，实在是靠杜月笙等人吃饭。他说，他现在是‘吃流氓饭’！我劝他写一部自传。他现在吸鸦片烟，每天跑马场，甚可怜”。（《胡适日记》1934年2月7日）
杜月笙贩鸦片起家后，认为“青帮”名气不好，成立“恒社”组织，社员从千，社址在杜家，夜夜开饭桌，饭后各厅灯火辉煌，谈事、麻将、烟榻、锣鼓清唱京剧等等，纵情尽兴。章士钊在杜府门下行走，杜每月供给生活费三百元。章出入杜府，吃喝玩乐、烟嫖狎戏子，倒也很逍遥。
杜月笙喜捧戏子，自己也能唱一段。章士钊后一个妾，应该是受过杜月笙捧场的角儿，但是只查到，是通过杜月笙介绍给章士钊姘居的，至于是否先前与杜姘居过，是否是杜的情人，还没有找到旁证。
章士钊62岁时，1935年在南京的一次堂会上，认识26岁的京剧刀马旦演员殷德贞（珍），艺名雪明珠，无锡人，演过《三娘教子》，听说还是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入室弟子。后来嗓子倒仓了。
据章的大儿子章可说：二人的姘居“1936年就有了”。这时章还与奚妾同住上海，不便把殷带入家门，于是赁房在外。
抗战时期，章携殷德贞避乱重庆，公开同居。章可陪在父亲身边。一家住在重庆南岸汪山的杜公馆，两家人各住上下层。杜除解决章衣食住行，还解决抽大烟。
重庆袍哥首领是杜的江湖兄弟。在重庆上清寺的公馆如同高级俱乐部，各类“娱乐”设施齐全。戴笠、胡蝶、杜、章等众多名流在此痛快“娱乐”。戴笠开玩笑说：“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战，xxx（指袍哥）领导我们为抗战而娱乐，xxx是奉命腐化的，也是委座特许的”。
章士钊混迹其中，得以与戴笠结交，戴暴死时，章写的挽联流传于世。（以上均见《章士钊传》）
但是，我没有找到“在重庆互换情人”的依据。在重庆“腐化俱乐部”进进出出的众多名流名单中，没有出现我认定的那个“互换”对象。
我认为，如果章与杜“互换情人”之说成立，那互换的另一人应是同为戏子的“孟小冬”。
章士钊与孟小冬交往过十年。媒体采访录中有这样的描写：
“忆及四合院的当年，章含之不胜唏嘘。“津桥昔日听鹃声，司马梨园各暗惊。人面十年重映好，梁州复按陡生情。”四合院正房东墙挂着一幅立轴，落款是“小冬女士清鉴章士钊”。有一次朋友来访，指着立轴说，你父亲大概是单相思吧?不然送给孟小冬的字怎么会在自己手里?章含之笑着点头。孟小冬是梨园名角，后嫁与上海的杜月笙。虽然事关老父隐私，但章含之仍将立轴坦然高挂。看到这些，她就觉得父亲就活生生站在眼前。“
殷德贞作为章士钊的“抗战夫人”胜利回沪后，章与殷同住。章含之说母亲“默默地接受了那种令人心碎的现实。”
至解放前夕，章殷同到香港，殷留港，奚滞沪，章北上。解放后，章含之得以与养父共同生活。章家三角鼎立。
董桥近期在《章士钊「浮」名满天下》一文中说：
“有人说章先生命中注定是清客，早岁是青帮杜月笙门客，晚年是红朝毛润之委派的说客，可惜铸不出什么大业。”
行笔至此，我想，章女士本应从养父沉浮多变的一生中，引出一些历史的思考。
家事本无高贵可言，如若以此去叁悟世理，沁肺彻骨的痛苦后，说不定也能散发出些许高贵的思想光芒。
可惜，章女士没有。
闪烁其词的背后━━从章含之的“生父哑谜”谈起
[一]再寻“总督”
一些网友，在读过我《“美丽离真实有多远？━━从章含之的“总督孙女”谈起》一文后，发帖说：“你说清了章含之养父母，那么她生父是谁呢？也许其生父家有个“总督”呢。”更有帖子说：“查查其生母众多男人的背景”。
其实，查所谓“总督”，只是个引子，目的是质疑当前“上流社会”、“中国最后贵族、最后名嫒”之类的热炒。
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存有许多先天缺陷，一边要求社会变革，一边附庸于统治阶级，游走于各个实力集团之间，在夹缝中取得利益。像章士钊投于杜月笙门下，自认是在“吃流氓饭”，也是旧中国文人的无奈。章含之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环境中，奢谈高贵上流，总显虚假。
有网友言：“祖上贵又如何？又不是自己。真正经历过大贵的人家，必然已经体验了大乱,看透了虚名。现在蹦出来的，不过是当年喝汤，却羡慕别家吃肉的罢了。”所言极是。
既然谈过章含之的养父母，再谈谈其生父母也无妨。
[二]生父哑谜
各类名人中，像章含之这样爱谈自家门第、但又云里雾里摆迷魂阵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人。
章女士提出那个莫名其妙的“总督”，现有的家庭关系中找不到，最后可能，似乎只有那个甩手而去的生父了。章又不说明来源，媒体也哑然，媒体不追问是不可能的，不报道倒是真的，其中似有难言之隐。
先讲讲其生母。
章的养母“奚翠贞不能生育，1936年抱养了一个遭遗弃的私生女，当时8个月，原名王秀兰，即后来的章含之。”（章士钊大儿子语）
小王秀兰的生母名谈雪卿，大家都已知道是上海滩交际花，曾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金笔专卖柜台的“导购小姐”，人称“康克令西施”，被一“小开”始乱终弃，“小开其实早有婚配，而他那沪上巨贾的父亲，并不认可容忍儿子的婚外情”。（素素《前世今生》）
“小开”，在旧上海是特指沪上大公司老板之子，一种荫借家产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富商子弟。而那位姓王的“巨贾”是哪家？虽然这个风流案件在当时的十里洋场非常著名，但记得这家背景的竟然没有。如果是某位如雷震耳的“总督”之后，岂能淡忘得如此之快。
章含之对生父闪烁其词,本人不明说，旁人就只能发挥想像。
比如说，也许其生父,根本就不是那个赔了五万元的小开，当年根本就没在报上露过面。
理由是，近来有传言说其生父是军阀陈调元之子。陈在军阀混战时当过安徽都督。都督，是北洋军阀时军职，后改称“督军”，陈调元1945年死于重庆。此说纯属网上闲谈，尚无文章、访谈佐证。
如果真有其事，那么陈调元的这个“都督”，倒可与“总督”混谈，就像“经理”与“总理”混谈一样，反正百姓分不清那么许多。
“气质高雅”的章女士，可以把此公的职位放在嘴边，“含蓄”地露一手；但此公的嘴脸,是绝对放不到“台面”上的。近来山东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专讲民国军阀大结局的书，其中有一节“投机将军━━陈调元”，看过便能明晓。该武夫位高品贱，极可能是令章女士“闪烁其词”的原因之一。
[三]何来亲哥？
说起章生母的男女情事，另有一段令人费解的描述。
章前夫洪君彦在《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中提到：“1953年章含之18岁时，一天她和同母异父的哥哥谈□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明当时在北京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打听到章家的住址找来了。”
这说明，在章（含之）之前，生母谈雪卿在做姑娘时，还与别人生过孩子，否则不会称此兄与章“同母异父”，又姓着谈女士的姓。有网友开玩笑说：谈女士还有没有其他男友？越多，“总督”的可能越大。
就算有个“总督”存在，章女士为何不挑明了说？
应该体谅章女士。真是这样，也还是难以启齿：从小被人家一脚踢出家门，曾经凛凛然打过官司，拿了五万元损失费一刀两断，任你再是天皇老子我也义断情绝、决不希罕。而现在到了七老八十，如果生父是个黄包车父，打死也不会寻去。如果还有“资源”可挖，那倒又是另一码事。这认祖归宗之事，定是要在“利益天平”上仔细掂量一番。
但是，干脆讲明生父姓氏吧，又怕“总督”（如果是的话）其他后代“拍砖”，骂声“死不要脸的野种”，掐起仗来，也是难堪，毕竟矮人一头。
然而，不讲吧，“蓝色血统”的资源，不能充分利用，实在于心不甘。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也许是章女士“闪烁其词”的另一原因。
以上种种，都有可能。
名人爱说自家事，向媒体提供些谈资，再弯弯绕似地打几个结，让我等不务正业的小民，在茶余饭后猜谜。
不管猜出与否，一个“候门深似海”的“名嫒”形像，已经成功构建。
[四]生母沾光
1953年，那个来路不明的“谈”姓同母异父的哥哥找来后, 前夫洪君彦写到：
“章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非常震惊。当她知道章夫妇并非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觉得长期受欺骗，委屈得不得了。
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爱。她当时已加入了共青团，思想很偏激，正在和章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夫妇身上，甚至想脱离关系。
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的彭真，要求与养父母脱离关系，彭派秘书见章，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劝她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
章自从得知身世后，产生了想见生母的愿望。同年暑假，我陪同她瞒着章氏夫妇到上海见她的生母。她见到生母谈雪卿后免不了母女相拥哭泣，互诉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因为章自出生后，已与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她生母年轻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姐。她与生母相认时，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风韵犹存。已经嫁给姓顾的进出口商人，育有三名儿女。1953年家里仍拥有洋房、汽车，生活颇富裕。
她住在生母家期间，生母与继父天天带她出外吃饭、游玩。但她觉得思想上与生母有很多隔阂，代沟很深，无法交流。再说她想见生母的心愿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辞别生母离开上海。
关于她得悉自己的身世、到上海与生母相认，章氏夫妇至死懵然不知。”（以上摘自洪文，字句上有简化）
章老夫妇去世后，“生母也曾经为有一个外交部长的女婿而骄傲。她曾经去过北京，坐过部长的红旗牌轿车，很是风光了一阵。”（媒体访谈录）
1983年乔死后，章回到生母身边。
“可当章含之“逃”到上海之后就不一样了。生母觉得她身无分文积蓄，一无所有了，就一天到晚“教导”她：你年纪还轻，以后寻个有钱的……”（媒体访谈录）
对再婚，章引用黄宗英一句话，“曾经经历过大海以后，不可能再在小溪里游泳。”（《爱是不可以忘记的》）。黄宗英说这话时，还没有嫁给冯亦代。
不过黄宗英的为人，倒是高爽许多。嫁进冯家前，黄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不许冯亦代把亡妻安娜的照片从墙上取下。现在，冯黄书斋里，一边挂着冯老与郑安娜的合影；另一边挂着黄宗英与赵丹的合影。
不似当年乔、章结婚，提出要过“二人世界”，乔府上下，为了卧房墙上一张孩子他妈龚澎的照片，拿下、挂上，挂上、拿下....。惊天动地，不亦乐乎！
津津乐道的背后━━从章含之的“主席老师” 谈起（上）
[一] “津津乐道”的头衔
“主席老师”，放在古代，就是“帝师”，见了皇上不用叩头，有权坐在皇帝右侧。
毛主席有过几位老师？
岳父杨昌济，众所周知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老师。除此之外，现在名声在外的，就只有章含之了。而章的养父章士钊，正是杨昌济湖南同乡好友。
有趣吧！青年毛泽东的恩师的朋友的养女，成了老年毛泽东的“老师”。
有人说，是因为章士钊曾拿出巨款支援了毛的革命，毛为了感恩，而惠及恩人的女儿，这段往事，先按下不表，放在后面专讲。简言之，全是“湖南同乡”这个因素，一路起了重大作用。
先说说章女士，对“主席老师”头衔如此珍爱，到了逢人便“津津乐道”的地步。
其“津津乐道”，竟早在十来年前，便被一位著名学者写在日记中，这就是上海的王元化先生。在其所著《90年代日记》第226页写到：
“1994年1月29日。晴冷。夜失眠。早去八厂为《笔会》瑞华杯评文授奖，见章含之，她也是得奖人，谈话中问及章士钊著述事，她所知甚少。但对章死后房子事十分关注。至于在毛身边教英语事，则颇津津乐道，饭后回家倦甚。”
当然，如今是用不着本人再来“津津乐道”了，自有媒体记者、纯情青年主持来热情引导，章女士可能还会抱以谦逊优雅的笑容，客气地说一句：“主席称我“章老师”，我是实不敢当的。”（章语）
对于这个“主席老师”的性质，坊间多有质疑，比如“陪聊”、“养眼”、甚至“有一腿”。排除种种附会、臆想，基本事实是，这个“主席老师”是“业余的”、“玩票的”、“松散型的”，每周上门一次，弄上一小时，然后聊天吃饭，“教了几个月”（章语）。
毛主席身边另有长期的、固定的英文老师。只不过这个正式编制的“角儿”不事声张，反不如客串几场的“票友”艺名满天下，稳坐了梨园头牌。
有趣的是，这位“正式”老师，还是通知那位“业余”老师前去上课的联络员。他就是毛的英语秘书，林克同志。
[二] 毛主席身边的英文老师━━林克
林克，男，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1949年北京刚解放时，就在新华社社长李慎之手下工作。1957年秋天，从参考消息选报组组长的任上,调到毛身边工作，帮助毛看一天几十万字的参考资料。（见李慎之《大民主和小民主》）。直至197x年（待查）正常调离，在毛身边工作了近二十年。
林克被毛称为“英文老师”，据记载，最早是在1958年出巡的列车上。
陶鲁笳在（原山西省委书记）《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3年）中写到：
“1958年9月间,…一天中午主席留我们在火车上的会议室吃饭，同桌吃饭的有一位30来岁的年轻人，主席给我们介绍说：“他叫林克，是我的英语教师。”主席说：“我每天总要挤时间请老师教英语，现在算已有了点成绩，譬如过去不晓得'一分为二'英语怎么说，现在会说了：onedivides in to two。而且在老师的帮助下,现在我已能阅读《纽约时报》了。”
要交代的是，贵为一党主席，毛身边英文秘书的进出，还是要通过“党组织”的。有一次林克下放临时离开，毛专门写报告给中共中央办公厅：
“小平、尚昆、冷西同志：
林克下放，我这里缺少一个替我看国际资料的人，也没有人帮助我读英文了。因此，请你们替我从新华社国际部编辑及翻译同志们中，找一位适当的人。年龄不要太大，以25-28岁之间、又有过翻译英语新闻一段经验的为宜。又是聪明、诚实、有朝气、有造就为理论干部可能的。又性格较温和，说话不甚刺耳。英文程度，有中等水平即可。说明初来只是试用，如不行，仍回原职。他作林克的助手，林克回来，他就下放，他回来，林克再下放，如此循环下去。还有，要能保守机密。……毛泽东三月廿五日”
林克在毛身边近二十年，是毛“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关于毛学英语，林曾写过《忆毛泽东学英语》。
其中提到，有一张毛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实际是毛正在与林克学习英语，毛出巡乘火车、飞机，都要带着林克，挤出时间操练英文。照片是1957年3月19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摄影师侯波拍摄前，跟林克打过招呼，林闪在一边，只留主席一人入镜，但桌面上可看见有两只对放的茶杯，另有两份对摆的文件，是人民日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英译本。
此时，离章含之走近毛，还有六年。
[三] “一见”之下入法眼
原设标题是“一见钟情入红墙”，虽取的是词语最表层意思，但容易引起联想。实在太俗，便作修改。
有人猜测，是出于章的才华，经周总理发现后，推荐给毛作“私人翻译”，或是毛本人发现，欣赏其学识而加以启用。其实，章从未做过某人的“私人翻译”，也没有一段被“发现”的过程，完全就是“一见”之下做出的决定。
改成“入法眼”，而不说“入红墙”。是因为，起初章并没有被正式委任，只不过是“走穴”，或“串门”。先是入了老人家的“法眼”，几年之后，才有乱世之秋的“点将”。
“一见”的那天，是1963年12月26日，毛70岁寿宴，第一次见到成年后的章含之，当场邀请做他的“英语教师”。
之前，在章还是14岁小姑娘时（章1935年出生上海），曾见过一次毛泽东。1950年国庆节，毛在中南海举行国庆招待会，章随养父章士钊同去。被邀客人很多，不少人带了孩子，大约有十多个半大不小的一群，毛见大人说话孩子们无趣，便让江青带着去后花园玩。“于是江青笑着要我跟她走”，章在《忆主席中》中写到。
十三年后，也就是毛70岁生日这次，毛办的是家宴，除了亲属，外人只请了四位湖南老乡，包括章士钊。接到邀请时，有一项很独特的说明：“毛说很抱歉不请夫人，但可以带一名子女。（章文）”于是，章随父前去。
章含之此时已27岁，是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任教三年的青年教师，1957年入党。章在《忆主席》中写到：
“毛主席突然从大厅尽头的沙发里朝我说：“含之同志已经当老师了？你教英语有多少时间了？”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1957年本科毕业，下放农村一年，又读了两年研究生，1960年正式开始教书，三年了。”主席又问：“教什么啊？”我答：“低年级的英语口笔语实践课，还准备高年级的英国文学史讲座。”
“谈话到此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毛主席的下一个问题竟是：“章老师，你愿不愿意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我绝对认为毛主席是在开玩笑。而且即使知道是玩笑，我也惶惶然地不好回答，于是我期期艾艾地说：“主席，我哪里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毛主席却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我不知所措。这时父亲打圆场说：“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主席说：“那好!”我的窘迫过去了，我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戏谈，随着家宴结束没有再想过。”
一周后，学校校务办公室派人找章说主席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打电话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林克。他对章说：“主席吩咐我给你打电话，说他同你讲好了，你教他英语。主席问你是否可以从这个星期日就开始。”林还说：“你不要紧张，主席很和蔼，他想读点英文也是作为一种休息，你就来吧。”
“于是，1964年元旦过后的那个星期日，我到主席那里开始教他英语，从此我生活中一系列的重大转折都离不开毛主席的决断。”（章文）
[四] 毛身边的家乡故旧
毛何以对章士钊家人如此厚爱？本人觉得，“湖南乡情”是因缘之一。
上面说了,毛那次70岁寿宴，外人只请了四位湖南老乡，都是民国时期老人,
他们是程潜、叶恭绰、王季范 和章士钊。
其中，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的政治影响最大，一级陆军上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后率部在长沙和平起义，毛泽东亲自到北平火车站迎接。程在解放后长期任湖南省长。
毛一直尊称程潜是“我的老上司”。因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怀着“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壮志，剪去头上的辫子，参加革命的湖南新军，程潜正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后来在国共二次合作、重庆谈判，程、毛相识并多有交谈。故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还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工作时，我们还是学生。”
程潜与章士钊的私人交往很深。1949年3月，为了促成程潜率部起义，正在西柏坡的“南京和平访问团”成员章士钊，曾受毛泽东之托，向程潜转达毛对他的期望。
当年的老上级，后来的旗下败将，又是家乡的客人，毛终于能在一国之君胜利者的位置上，对以前的“老上级们”，做出“礼贤下士”的恭让，这样充满湖南风味的家宴，毛泽东一定是充分享受了“一家之长”的快乐！
程潜这次是携大女儿程熙（有文说还携夫人郭翼春）赴毛寿宴。程潜与共产党元老林伯渠是儿女亲家。
另一位客人叶恭绰，带的也是女儿。叶恭绰在北洋军阀时期曾任铁道部长、交通总长（上海交通大学首任校长）、著名收藏家。（存疑：叶应该是广东籍，番禺人）。
客人中，只有王季范带的是孙女。王季范（1884～1972），是毛泽东亲姨表兄弟，也是毛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学监,主席说过:“没有九哥,就没有我。”
至于王与毛关系紧密的程度，以后还会提及，因为，王带来的孙女王海容，将是外交部风云人物之一。
章含之与王海容，当二个青涩的姑娘，怯生生地跟随各自的家长前来赴宴，围坐在毛泽东身旁时，决不会想到，不久，她俩将会在毛泽东身边激烈地“斗法”，章含之碰到的是未来的“克星”；而章终将败下阵来。这都是后话，将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
[五]“老虎总长”章士钊
寿宴客人中，年纪最大的，应该是章士钊（1881～1973）。
论做官，不是章士钊所长，仅做了二年“总长”，留下的却是千古骂名。
1924年11月，章投靠段祺瑞临时政府，出任司法总长。
1925年4月14日，章兼任教育总长。恰逢反帝学潮，后因北京学生“驱章”运动而呈辞，
1925年7月，再次出任教育总长，让出司法总长的兼职。12月又被学生赶下台。
1926年初，章任执政府秘书长，又碰上开*枪*打*死41名学生的“3.18”惨*案。
当年4月20日，因开枪彻底失去民心，另一派军阀奉军围攻北京，段祺瑞通电宣告下野。章士钊从此离开政坛。
章含之写到：“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骂过父亲，我在上中学语文课时，老师在台上讲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波赖应该缓行》，都点父亲的名，我坐在课堂里如坐针毡”。
毛也对章说过：“你父亲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学生挟去了。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
所以，章家从来不藏鲁迅的书，直至文革中，乔冠华再娶后，才把成架的鲁迅著作（光是全集就有两套），带入章家。
可见，章士钊在一个动荡的临时执政府里，做了一年倒霉的教育总长（与一年的司法总长有几个月的重叠）。期间，二度遭“驱章”、“讨章”而下台，二次被群众冲入家中捣毁，（为此章写过《寒家再毁记》），在开/枪/死/人的三月十八日，章已被赶下台，但还任着政府秘书长，所以被媒体指为罪魁。（章含之现辩解，那天章不在北京，应与此事无大干系）。最后在一片骂声中，从此告别政坛。
其实，章士钊一生学识渊博，文采风流，曾三次游学欧洲，研习西方哲学、政治学、法学，对康德、柏格森、马克思、弗洛伊德诸家作说均有论文和译介文字，对逻辑学尤有深厚造诣，办过报纸编过杂志，著述也多，书法诗文，更是别具一格。
可是，章含之却从不称自已是“国学大师的女儿”。
想来，再是“大师”，难免令人联想起“青灯黄卷”的穷酸。
哪比得上皇皇的“教育总长”，任你骂作“老/虎/总/长”（因章编过《甲寅》月刊，封面又绘猛虎），青史留的是恶名，好歹也算个耀武扬威的官职。
可见，自诩“总长女儿”，再与那个来历不明的“总督孙女”排在一起，章女士的价值取向，倒也是坦白明了。
[六] 章（士钊）、毛交往的发端
那么，章士钊又如何成为毛泽东“青眼有加之师友”呢？
从性格上说：
“章士钊日子过得顺，不仅是命好，识时务，关键是性格上顺。历史上此公作金刚怒目状只有两次：一次是在编《苏报》的时候，那时还是“愤青”；一次是在段祺瑞政府里做老虎总长，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撤鲁迅的职。除此以外，跟谁都混得不错。”（《顺人章士钊》中国人大教授张鸣著《历史坏脾气》）
从主张上说：
“章一生主张“调和论”，早年对此论述甚多；其行为亦多取调和方式，力图在激进与渐进、正动与逆动势力间消除矛盾，化解纷争。穿梭往来于不断更迭的军阀政要、党魁、豪雄等“猛人”之间，条陈谏言，如鱼得水；虽备受责骂，一再翻车，却败而不馁，屡挫屡起。”（《多变人生章士钊》陈铁健《文汇报》2004年06月25日）
本人认为，还应从“湖南乡情”上说。
章士钊说过：“他同主席是世交，说起来他是杨怀中（杨昌济）先生的老友，从二十年代起就认识了主席。他说过去称主席“润之”，现在当了领袖了，见面称主席，但毛主席仍尊他为长，称他“行老”。”（章含之《忆主席》）
就在上任那个倒霉的“教育总长”之前，即1917年，章士钊应陈独秀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逻辑学，并兼北大图书馆长。
章士钊进了北大后，又推荐湖南老乡杨昌济来北大任教，并推荐李大钊做北大图书馆长。
这就是章（士钊）、毛友谊的发端。
因为，杨昌济（杨怀中，1871-1920）是毛泽东的恩师、后来的岳父，曾留学日本、英国共九年，研究教育与哲学；而章士钊在长沙当穷教师时，就与教育家杨昌济有过交往，后在日本、英国，与杨共同研习过学术。
而青年毛泽东，1918年在长沙师范近毕业时，有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出国以前，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毛陪了到北京去。为找工作，寻到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昌济，经杨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做了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在北大，毛不仅接触了一大批久仰的新文化运动精英，包括胡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还遇到了后来的妻子杨开慧，即恩师杨昌济的女儿。
毛泽东后来回忆北大岁月时说：“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斯诺《西行漫记》）
[七] 二万元援款的来由
同样因为湖南老乡，章士钊还给予青年毛泽东经济上的援助，这就是那段著名的佳话：毛泽东向章士钊“稿费奉还二万元捐助”的由头。
这件事，一般文章是这样记载：“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拜见章士钊，求予资助。章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毛以一部资助赴法学生，一部用于湖南革命活动。1922年，周恩来等在欧洲创建共青团，托章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章照办无误。”
当事人章士钊本人，则更详细地谈到了那二万元巨款的来源。章于1949年初，在北京六国饭店对宋云彬这样说：
“那时赵恒惕任湖南督军，正在提倡联省自治，他怕旅外的湖南人反对他，划给我一大笔款子，请我相机“应酬”在沪的同乡。有一天有两个青年，拿着杨怀中先生的介绍信来见我，说这二位是他的得意门生，想筹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费，请予协助。怀中是我的朋友，我看这两位青年又十分优秀，就在赵的款子中拨给了他们一笔钱。事过境迁，我早已把这事忘了。”（见《章士钊传》白吉庵著，P143）
看来，那个傻瓜湖南督军赵恒惕，真是买了鞭炮让别人放，人情都让章士钊赚了。
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章士钊为人仗义，先赢得督军老乡的信任，后慧眼相助师友的得意门生。这二万元钱，也到不了革命的帐上。毛对章含之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章含之《忆主席》）
有人说，这钱也不是章士钊从家产中拿出来的，要还，毛也不应还给章个人。
我倒觉得，这钱也不是毛泽东个人花的，原本也不应由毛个人还帐。
想当年，青年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时，天下识君，能有几人？毛泽东拿着别人的条子，看着别人的脸色，募到这二万元，真真是给足了面子，是雪中送炭。
彼一时此一时也，看万山红遍，江山稳坐，当年的革命书生，现在的万户侯，这二万元早已不在话下。毛以个人名义拿出这二万，表达的是一种不忘旧情的个人情怀，也是胜利者的满足感。
1963至1971年，十年间，每年正月初二，毛用稿费送二千元到章家。1973年又续送。（存疑：按章文应是从1964年元旦章含之上课后，毛提出，从1964年春节开始，至1973年春节满十年。）
看看，一个湖南人章士钊，把湖南督军划出的，用于应酬湖南老乡的钱，拨给湖南朋友杨昌济介绍来的，湖南优秀青年毛泽东。
怎么样，我说都是“湖南乡情”起作用，此话不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