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醒生:面对气候变化,我们无法独善其身(6)



  最近我们也在探讨把这种新的技术手段用于生态环境保护,比如说中国的淮河治理,十几年来,国家投了几百亿的资金,一点成效也没有见到,淮河仍然是一团脏水,就不敢再投了。最后许多人说,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地的不法企业主知道白天不让排放污水了,自己在工厂内修了污水池,先把污水储存,到河水上涨的时候再把污水排出来。这如何用人来监控呢?那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监控手段用互联网模式、物联网的雏形模式来做,用GPS定位、红外监控,只要一排放污水就立刻能检测到,人赃物俱获,然后再采取行动。

   

   

  信仰是我们精神层面的更大挑战

  亚布力观点:谈谈您个人的经历吧,这么多年,您从国企到外企,再到民企上市公司、做天使投资,现在到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您的人生中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您焦虑的事情?

  张醒生:焦虑的事情?

  亚布力观点:对。有什么刻骨铭心的经历?

  张醒生:我1990年离开国营企业,在进入跨国企业之前的一个阶段,大概有七八个月的时间,那是我人生最焦虑的时间。

  当时因为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成为改革开放的得益者,当然现在我也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我当时是作为培养第三梯队部委机关的一个后备力量,突然由于天安门事件受到了影响,从一个非常红火的第一线被迫退下来,站在一边,那时候不知道自己未来怎么发展,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处于不断对自己的审查、检讨阶段。

  在每周进行思想反省的时候,非常焦虑,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样的。而且,在1984年之前,我曾经想出国留学,那个时候也申请了一些学校,也考过托福。在1989年的时候也不可能出国了,因为还在审查阶段,护照也不可能申请了。但是五年前的旧事,不知道哪些人帮了忙,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我突然收到了两个学校的录取函,一个是多伦多大学,一个是南加州大学,还是全额奖学金,我自己也很莫名其妙。但是那个特殊阶段我也没有可能拿到护照。

  当时特别地茫然,也特别地焦虑,出国走不了,上学不可能,工作没法继续,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后来,因为在“六四”之前我正好出国进修,当时是去引进一套国内最先进的战备通讯系统,因为我懂外语又懂技术,所以与那边的专家很熟悉。在1989年11月,设备来了,运到襄樊。那时候需要有人去把这套设备弄起来,所以我被监视着去了襄樊验收这套设备,这是在“六四”之后我第一次出北京。那时在一个周末陪一个老外上了武当山,在那儿抽了一个签——人在绝望的时候一定会崇拜一些东西,比如神的力量。道士给我讲签语,那是一首诗,别的我忘了,只记得最后一句是“雨过天晴太阳出”,道士说你现在碰到的问题一定会过去的。他也不知道我遇到什么问题,就对我说:你还年轻,一定有前途。我听完之后特别开心,然后下定决心:去他的,老子走了。

  但是那个时候还走不了,因为处于被审理阶段,当宣布对我的审理结束,在解脱的第二天我就交了辞职信。当时从国家机关辞职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没有接收单位,必须回到街道办理相关手续。所以领导找我谈话,我的业务领导对我还是非常支持的,他说:你是处级干部,咱们单位马上分房子了,处级干部是三室一厅,你现在走的话太可惜了,起码等到把房子分了以后再走。我跟领导说,我这几个月每天晚上实在睡不着觉,我的精神已经受不了了,如果我做的这个决定,将来混不出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我一定不回来见你。领导说:好,你自己做的决定,我一定支持你!第二天他就签字批准了。当我从邮电部把自己的档案转到北京市,北京市把我的档案转到中关村,中关村把我的档案放到中关村街道的时候,我开始和街道的老头老太太坐在木板房里,每周四下午进行政治学习。和老头老太太一起坐在那儿的时候,我说我的人生又开始了。

 张醒生:面对气候变化,我们无法独善其身(6)

  那八个月的时间是我当时最迷惘、最焦虑的一段时间,因为所有的路都不知道怎么走,甚至似乎是无路可走。人到绝路的时候,当把自己彻底打掉,到了社会最底层,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拿着档案关系到街道,你就是一个下岗人员,那时也不叫下岗,就是街道接收的一个失业人员,你怎么办呢?只能从头开始。

  亚布力观点:您当年到爱立信的时候,我知道也曾经有人对您的举动有一点质疑。当时的人觉得去跨国企业是一种“为资本家卖命”的行为,不太符合那时人们的观念。

  张醒生:对,但当时在我之前,也有许多人去跨国公司,做一些简单的事务性工作,比如翻译、助理等等。但是我第一个是无路可走的——出国护照拿不到,政治审批肯定过不了关。我自己从机关里面退出来了,那时候还没有自己创业的决心。由于自己有一点天然优势,在部委机关时负责国际合作,许多跨国公司与我都很熟悉。跨国公司的一些领导也知道我的处境,就向我伸出橄榄枝。我自己做了一个分析:89风波之后,中国到底会怎么样?我不认为改革开放会停止,因为已经不可能停下来了。第二,跨国公司在中国已经布局了,这时候请我过去不是做一般的工作,而是作为公司发展的参与者,他们会给我讲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所以,我衡量一下,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过去我从1985年到1990年四五年的时间里经常在国际上跑来跑去,我也非常相信跨国公司的发展和未来前景,这是我当时做决定的底气。

  亚布力观点:有没有人阻碍您的行为?我知道任志强曾经很有机会做个体户,但他后来非要做国企,他说首先是受父母的影响,他父辈们的思想就是要为国家做事。

  张醒生:我们家也是反对的,因为我家那时候十来个人在一起吃饭,清一色的共产党员。一听说我要去跨国公司,我妈的第一反应是那是资本家,你怎么给资本家干活了?我后来解释了半天也不通,他们就实在不能理解,怎么能去给老外打工。

  当然,首先时间能够证明。第二,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使家人最后也能够放心我去做。第三,跨国公司的收入和条件使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差别。所以当我1992年买了自己第一套住房,四室两厅,我请我们的前领导去做客。我对他说:你放心了吗?我已经完成了当年处级干部的任务。他说:你这不是处级,你这已经超处级了。

  亚布力观点:您刚才说到抽签的那件往事,挺有意思的。那您现在有什么信仰吗?

  张醒生:我认为自己还没有完整地归到一个宗教,到底是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但是,我对所有的宗教都有着天然的崇拜,我觉得宗教有存在的价值。今天的中国社会,最恐怖的就是没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明年马上就要庆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也即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了。但是我们在庆祝一百周年和九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反思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信仰、追求,有哪些还能成为社会民族的共性。我们中华民族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还有没有?

  所以,最近国学热,我上周也非常荣幸,有机会坐下来静心听听,学习了《道德经》。《道德经》是给帝王将相统治国家时使用的,我真是从中悟出了许多东西。我现在也在看一些宗教方面的书籍,包括基督教的、天主教的、道教的、佛教的,希望能从中获得一些新的价值支持。

  刚才说过我们环境最大的挑战是水,这是中国社会的共同挑战;而我们精神层面更大的挑战是我们的信仰。

  亚布力观点:您与张树新是不是很熟?

  张醒生:对,非常熟。

  亚布力观点:她像闲云野鹤一样,到处走到处看,她追求的价值就是自由。您对自由怎么理解?

  张醒生:我觉得每个人追求的自由境界肯定有所不同,我自己也非常欣赏甚至羡慕他们夫妇二人自驾游的模式。但是我自己与他们俩不太一样,我不太喜欢孤零零地像背包客一样自己去云游,我喜欢叫上几个朋友到崇山峻岭中去探讨、聊天。这样大家可能在一起除了看看雄伟壮丽的河山、大自然的美景,还可以互相交流思想。

  我认为自己转身到从事环境生态保护的行业是有契机的。我当年在爱立信时发起了藏羚羊保护的活动,所以你看我办公室到处是藏羚羊的雕塑。发起了以后,最初是很孤独地在爱立信自己做,第二年招来了一些中国企业做,包括陈东升、王中军、田溯宁、王维嘉,大概有20多家企业一起做。在2002年7月份,我组织大家一起去可可西里。当时拉萨铁路正在修,还没有修通,我们从西宁出发一直到拉萨,走了七八天,每天大家在一起。那个时候手机信号没有这么好,许多地方不通信号,大家与外界没有什么接触。只是观看壮丽的河山,同时看到我们保护工作的一些初步成就。这期间,最重要的一个收获是,大家能够在一起交流。2002年时,已经是改革开放20多年了,许多人做企业做了很多年,那是大家思想互相交流最深刻的七八天。由于高原反应,大家晚上睡不着觉,加上在山上冰雹、雨雪等各种天气都出现了,我们领略到大自然的雄伟和残酷,同时也成了特别好的朋友。

  亚布力观点:聊聊您的爱好吧,我看这里摆了很多您收集的手机。

  张醒生:对,过去大家都认为爱立信是做手机的,其实爱立信是一百多年前做设备的厂家。直到90年代才开始做手机,1994年爱立信成立了手机的单独公司。我非常荣幸地在1994年底担任爱立信在中国手机事业的奠基人,开始把爱立信手机的生产、技术、营销系统建立起来,我有机会把爱立信当时在中国卖的所有手机都留了一台。现在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的是索尼爱立信,在2000年的时候,爱立信把手机分拆出来与索尼合资,各占50%股份,我留下来的那些只有爱立信标牌的,没有索尼的。这是一个公司的历史。

  亚布力观点:听说您还捐了一台?

  张醒生:我捐的那台不是手机,是一个爱立信的古董电话,那是1892年的一台电话,当时在网上进行拍卖,还不错,拍了十万块钱捐给了印尼海啸。

  亚布力观点:您有什么喜欢的书可以推荐给我们吗?

  张醒生:我非常愿意推荐给大家一本书,其实最近已经推荐给许多朋友了,甚至写了一封信给大家,就是我刚看完的《气候战争》。

  亚布力观点:再补充一个问题,您之前说自己规定50岁退休,那为什么现在又进入另外一个行业?

  张醒生:半退休。

  亚布力观点:您对于未来有什么计划或者是想怎么做?大概到什么年龄退休,还是一直干下去?

  张醒生:我原定计划是50岁退休,后来发现退休后太闲了。虽然高尔夫的技术大有提高,滑雪的本事也大有提高,但是太闲了。虽然也做一些投资,但投资也只是股权投资,并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现在人的身体又太好了,可以正好进入半退休状态,一方面可以从事一些公益事业,另一方面也有机会和自然做亲密地接触。我想可能全退休的话,还得再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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