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假如将政治制度比作足球战术，宪政主打防守反击，防守如抑恶，反击如扬善。宪政主义始终把防守放在第一位，有时甚至不愿投入太多兵力去进攻，对它来讲，能把防守做好，便可立于不败之地。观诸宪政格言，无论“把权力关进笼子”，还是“权利优先于善”，都是对此战术的生动注脚。 宪政侧重于防守，取决于它的预设：人性之恶。 与其相对，立足于性善论的政治学，譬之足球战术，则为进攻型，以扬善自命。它崇奉至善论，对人性无比乐观，认为通过对人性的教化与雕琢，可使人趋向至善；通过对德行的过滤与升华，人人皆可成尧舜。这就决定了它的政治施为，当以德治为主，纵有法治，却不过作为佐餐，仅供开胃之用；它将道德与权力挂钩，德行越高，权力越大，作为执政者的圣人，常被赋予无限权力。 两者的区别，端在于对人性的态度。一者坚信人性可以改善，甚至可臻至善之境；一者坚信人性不可改善，只可规约，能限制人性之恶的肆虐，斯愿足矣。我常常引用约瑟夫·康拉德的话，他对乔治·威尔斯说：“我们俩的思想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你并不关心人性，但认为人性应该得到改善。我热爱人性，但知道人性不会得到改善！”——康拉德此言，切中了宪政主义的神髓。纵观历史，对人性的改造特别是大刀阔斧的革命，梦想的是天堂，最终却通往地狱，许诺的是理想国，最终却通往古拉格。 人性之恶或曰性恶论，构成了宪政的前提。任何政治制度及其理论，都有对宇宙与人类起点的预设，最著名的莫过于“自然状态”“无知之幕”等。宪政的预设，若寻一个名目的话，我以为当属休谟的“无赖假定”为最佳——这里的无赖，换成“魔鬼”“小人”“拆烂污的瘪三”，一样成立。 休谟说：“在设计任何政体和确定对该体制的一些制约、监督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成为无赖之徒，并假定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我们则利用这种利害关系来控制他，并使他与公益合作。……做不到这一点，则夸耀任何政体的优越都会成为无益空谈……” 休谟所预设的无赖之徒，可从政府成员扩大到所有人。联邦党人说过，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则无需政府；休谟说过，如果人人都坚持正义，他们就可永远处于绝对自由的状态——这两个“如果……”，显然都难以成立。正因人人都被预设为无赖，政府才成为必需品，需要它来管理这个国家的所有无赖。作为无赖之契约的产物，政府同样是无赖，而且是最大的无赖，所以更需要对其进行限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宪政主义对统治者的预期，形成了一句经典格言：宁要两个相互制衡的魔鬼，不要一个不受限制的天使。 一个不受限制的天使可能导致独裁，两个相互制衡的魔鬼必将走向分权，这就是宪政的法宝“以恶制恶”的妙用。 只是，宪政为什么要预设人性之恶呢，为什么要假定所有人都是无赖呢？
这当一分为二。从经验论上讲，宪政的源头之一，是基督教。基督教有“原罪说”，人天生便负罪，只有笃信上帝，才能完成救赎。宪政主义继承了此说。休谟、汉密尔顿、阿克顿等人都主张性恶论。如阿克顿认为，人性本具罪恶性，地位越高的人，罪恶性就越大，因此教皇或国王的堕落性不可与一般百姓同日而语。“大人物几乎都是坏人，当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时候是如此，当他们掌握权力行使权威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就此而论，性恶论深深嵌入了西方政治传统，从而构成了宪政主义的经验土壤。 再说逻辑推理。学过法律的朋友都知道，法律的制定，是假设所有人都是坏人，而非相反。他们也许记得拉德布鲁赫的危言：“一项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里以恶行为前提，那么它本身就越好。”政治制度的设计何尝不是如此呢。政治更多与恶打交道，哪怕其终极目的是扬善，首要工作却是除恶。所以它必须洞悉并正视人性与宇宙之恶。只有从恶的假定出发，设计出来的制度才可能防恶；若从善的假定出发，其产品必将因一厢情愿而漏洞百出，而为作恶者喜闻乐见。 可参照经济人的预设。我们做生意、谈买卖，如何假定对方的善恶呢？这虽不可一概而论，不过大体来讲，正如古训所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当人人都生出防人之心，则相当于假定所有人为恶。 “性恶论”“无赖假定”“防人之心”，这些说法也许过于幽暗——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何尝不是着眼于人性深处的幽暗意识呢——然而它们实实在在构成了宪政的预设。没有这些预设，就没有宪政。预设的邪恶与前景的光明，有时恰成正比。须知，政治与人性交战，从来都是将对方往邪恶的深渊里推。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们可以轻视善，却不可轻视恶，任何对恶的轻视，终将导致善的毁灭。 一个不受限制的天使可能导致独裁，两个相互制衡的魔鬼必将走向分权，这就是宪政的法宝“以恶制恶”的妙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