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 逝世 103岁学者李育中逝世



     事事关心的妙人,样样涉猎的杂家

  学者李育中先生于2013年6月28日在广州逝世,享年103岁。

 著名学者 逝世 103岁学者李育中逝世
  李育中是一位妙人,当过翻译、诗人、影评人、战地记者,晚年是著名的“藏书家”。他是博古通今的杂家,对书籍、电影、美术、书法、诗词样样涉猎。在华南师范大学,师生们尊李育中为“校宝”。

  香港文学的早期拓荒者

  1911年1月,李育中在香港出生,是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的“三朝元老”。童年在港澳两地读书,学习中文、英文、葡萄牙文、俄文、世界语,另外还自学一些拉丁文和希腊文。1935年,香港大学给胡适一个博士学位,李育中去听演讲,“胡适的英文漂亮,讲话的姿态、语音都行”。

  在香港,李育中读过很多英文著作,又喜欢看电影。22岁时,李育中看到根据海明威作品拍成的电影《战地春梦》,便到香港大会堂图书馆找到英文原著。1933年初,他将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在报纸上连载,直译作《诀别武器》。当时中文世界很少有人知道海明威,李育中说:“海明威的文章风格明快,到现在还是站得住。”

  李育中是香港第一人翻译海明威的《诀别武器》。后来,他笑数人生的多个第一:1936年香港第一人被茅盾采录文章编入《中国的一日》;1938年第一人长文介绍马雅可夫斯基于《文艺阵地》上;1942年,用文学的形式为湘粤两份日报写战地通讯,报道缅甸远征,次年初出版战史《缅甸远征记》;1946年在南方第一个向国人介绍萨特和毕加索;新时期第一个介绍卡夫卡并且翻译其作品,把意识流写作手法源流登在《外国文学研究》。

  1936年,高尔基逝世。茅盾学高尔基的《世界的一日》,在上海向全中国号召,出一本《中国的一日》:在同一天里,各地的人写文章,各挑选一篇汇集成一本书。当时李育中在香港《华侨日报》当编辑,他很讨厌蒋介石,晚上,有关蒋介石的消息来得迟,李育中就故意不登。第二天,老板发现蒋介石这么大的消息都不登,就开除了李育中。正是茅盾号召写《中国的一日》那一天,李育中就写自己失业的一天,文章被茅盾采录。上海沦陷后,茅盾去了香港。李育中办过香港的文学团体,接待南下文化人,和茅盾一家都熟悉。“茅盾以前没有留须,生得清癯。眼睛有些毛病,老是眨眼。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李育中回忆,“郭沫若我也认识,我经常将他们两人进行比较,郭沫若是豪放的人,演讲很厉害,茅盾刚刚相反,郭沫若的四川口音还容易听,茅盾的浙江口音就很难听清楚了。他是语不惊人,文笔很不错。我写的文章,茅盾都给我发表,他最大的特点是从来不改我的文章,他很欣赏我写的新诗,我写了很多诗,也喜欢写报告文学。茅盾旧文学的基础不错,字也写得不错,我以前有很多他的信,后来失散了。”

  1939年,李育中和郁风、刘火子从韶关回到香港住了一个多月,忘了是谁介绍的,他到香港大学和许地山谈了一个多小时,什么内容都不记得,只记得大热天,许地山给他冰镇的柠檬茶。“许地山是一个很纯朴、冷静、温和的人,穿中装,不穿西装。”

  抗战爆发后,李育中从香港到了广州,曾任广州《救亡日报》社论委员,参加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负责伤兵难民工作。广州沦陷后,到粤北从事新闻和教学工作,还创办两个团体:粤北青年记者学会与粤北文协分会。后从粤北转至桂林,一边教书,一边编《中国诗坛》等报刊,1941年,出版个人诗集《凯旋的拱门》。

  香港已故学者也斯整理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历史时,重新发现了一些诗人诗集,写成论文《抗衡的美学:中国新诗的现代性:1937-1949》,后来继续寻找一些诗人的下落,像广州的梁宗岱、欧外鸥、李育中。也斯说:“我一直对香港和广州的关系很有兴趣。当年诗人李育中、欧外鸥、林英强、侯汝华、刘火子都跟香港有来往,办杂志,发表作品,或在港生活。以前有‘省港澳’之说,粤剧的戏班很自然在省港澳演出,当时没有海关,大家交流顺畅。”

  抗战中写成《缅甸远征记》

  1940年春,李育中在桂林逸仙中学教书,同事中有李嘉人、陈残云、黄新波、廖冰兄等。李育中在广西认识了一个小学女教师,后来成了他的太太。

  逸仙中学改组后换校长,很多老师走了,李育中看到有一份新办的大报纸要请很多编辑记者,就去应考,在100多人中考了第一名。他回忆:“我开始错误估计,以为像传说中那样是李宗仁的老婆要办一份大型报纸。后来我到了杜聿明第五军办的小型报纸,杜聿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这个人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忠于蒋介石,是他的骁将,当时他比胡宗南还高一层。第五军是特殊的部队,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唯一有坦克的部队。1942年春天,我就随军,应邀去做杜聿明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是政治部代宣传科长。那时候刚刚结婚,便要上战场,很勇敢!”

  李育中回忆抗战岁月:整个缅甸战争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杜聿明打了败仗,第二阶段孙立人反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打完新加坡就打缅甸,缅甸是英军的领地,英军比较薄弱。“我记得指挥官叫亚历山大,是一个少将,要求中国支援。当时新开一条滇缅路,请中国部队由滇缅路入缅甸,中国就派了最精锐的第五军前去,其中包括孙立人的一个师,由杜聿明统领。第一场战由杜聿明指挥,发挥过威力,可惜英军无能,不会配合,打了败仗,就撤退;第二场战反攻,杜聿明没有参加,由孙立人指挥,有美军支持,便打胜仗。我参加了第一场战,战争很短,我还没有到过最前方,已经开始大撤退,我参加了大撤退。那次撤退很壮观,一支部队经过野人山到印度,野人山从来没有人走过,蚊虫野兽很多,天天下雨,几乎死了一半人,听说杜聿明的十个卫士死了八个。那时是雨季,没有地方睡觉,也没有东西吃。我跟的是另一支部队,由坦克团经滇缅路回来。我就在下关采访了很多军人,了解整个战争的情况,虽然打了败战,但是打得很壮烈,中国士兵能到国际上支持人家抗战,表现得不错。”李育中那时还有两个身份,分别是衡阳的《大刚报》和韶关的《大光报》的战地通讯员。因为那次战争很匆忙,还没有其他战地记者,李育中便写了一本《缅甸远征记》,这是唯一记录那次战争的书,很多人曾经引述这本书。这本书印了两版,1943年春在桂林印了土纸本,广州战后则出了一本白报纸本。

  众多文化人的“老友”

  抗战胜利后,李育中到广州从事文艺与教学活动。在报界、电影界、学术界,他与梁宗岱、钟敬文、金应熙、黄谷柳、秦牧、廖冰兄等文化人均有交往。李育中熟悉广东文化界的掌故,曾撰写多篇文章回忆旧日知交,并与人合作过专著《岭南现代文学史》。

  1948年中国电影复员以来第一次电影座谈会上,李育中和夏衍、丁聪、陈歌辛等人都参加了。李育中回忆:“有一个富家破落子弟叫欧永祥,有些钱,就要搞电影杂志,请我帮助他搞电影论坛。开始在广州出,后来因为没有登记证,就去香港,一路赔了很多钱。因为这个电影论坛倾向进步,才请到夏衍、丁聪、陈歌辛、欧阳予倩这些人参加,其中多人我早就认识,高谈中国电影的发展前途。我和夏衍在《救亡日报》就已认识,并且一同撤退到桂林。丁聪和黄永玉很闲散穷困,黄永玉的老婆张梅溪是我在文艺学院的学生。我欣赏黄永玉早期的版画,他现在是最有钱的画家了,很有才华,但是那种味道就是有点怪诞。”

  李育中与廖冰兄交情匪浅,他觉得用广州话“直肠直肚”来形容廖冰兄最合适不过:“廖冰兄的漫画政治性很强,打抱不平、伸张正义。他是穷家子弟,以前讲话百无禁忌。我也认识他妹妹,就叫廖冰,廖冰很高大,人又很豪爽,后来翻车死了。”

  梁宗岱百年纪念时,李育中写过文章纪念。他回忆:“梁宗岱不问政治,好饮酒,好打抱不平。他不肯戒酒,老是说越饮越高兴。听说,他在中山大学说过至少有70个‘第一’的话,例如酒量第一、健康第一、业务第一。他长得高大结实,身体很好,平时穿短衫短裤,即使在冬天,他还穿着短衫短裤。有一次我和他去海陵岛,要坐船一个多钟头,那是8月大暑天,中午阳光很烈,他没戴帽子坐在船头,让太阳直晒。”

  梁宗岱一生经历颇奇:受法国文艺的影响,爱好歌德,在欧洲留学时,结交了文坛名宿罗曼·罗兰和梵乐希,梵乐希曾经给他的诗文集写过序,这在中国人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在梁宗岱家里,李育中看过一些罗曼·罗兰的信,浩劫之后,那20多封罗曼·罗兰的亲笔信已不知哪里去了。梁宗岱的悲剧之一就是同女作家陈沉樱的婚姻,陈沉樱先嫁马彦长,后嫁梁宗岱,最后她和梁宗岱也不美满。梁宗岱为人好打抱不平,早在重庆时,他就跟帮会的袍哥斗过,一点都不怕。在抗战时,他在广西百色见到一个草台班的女演员,那时女演员地位低下,受到一些非人的欺负,梁宗岱挺身而出,救了这个女演员,后来还不惜降低身份跟她结婚。李育中说:“这不能说他是名士风流,可说是他有侠气。这位女子仗义,后来在他去世前几年,也拼了命服侍他,回报他。”

  李育中喜欢龚自珍的诗,在一次龚自珍研讨会上,他与金应熙谈得甚是投机。金应熙是梁羽生(陈文统)的老师,恰恰陈文统年轻时到过李育中家里,算起来,师徒二人都与李育中有缘。后来梁羽生写过长文《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李育中大为激赏:“我觉得陈寅恪的众多学生里面,只有金应熙有条件继承他的学术,我见过陈寅恪的学生写纪念陈寅恪的文章,多是不着边际的。金应熙学术功底很好,外文功底也深,但是后来变成驯服的工具,上面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和陈寅恪的事是时代的悲剧。很可惜,他死得太早,没有发挥他的史学专长。”

  华南师大女生的“偶像”

  1953年,李育中调到华南师范大学,1991年退休。这几十年中间,经历了很多运动,但他不是运动员,居然平安无事。他给外国人打过工,在香港当过公务员,在英国新闻处当过翻译,在美军当过翻译,当过杜聿明的英文秘书,那些历史在政治运动中竟没有被人追问。而他的一位同事康白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康白情是“五四”名诗人,1953年从海南师专调入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李育中的关系不错。虽然五四运动过了几十年,但康白情那种自由散漫的味道都没有改,他教古典文学,可以随便说出屈原的种种罪状:无父无君,楚辞淫荡,楚辞代表南方的东西,不是正宗的文学,使文学走歪路。在一次座谈会中,康白情说:“民主党派想争权,是争不过共产党的,共产党有军队。”结果就当了“右派”,学校算是“宽大处理”,要求康白情回四川老家,就在路上去世了。

  李育中不仅爱教书,也喜欢写文章。他笑道:“说我是个学者专家或戏称杂家,我觉得不大相称。又如说作家吧,我常说只不过是写家,更或者,不过是报屁股的写家而已,算不得什么。”他曾在《香港风情》等报刊写专栏,很关注港台的文化现象。由于对海外文学一直很关注,李育中很早就向学生推介卡夫卡、乔伊斯、尼采、萨特等人的作品。他说:“我接触外文方便,一路都有选择性地介绍外国新的东西。1941年我在桂林,就介绍乔伊斯,最早的应该是叶灵凤在香港介绍乔伊斯。上世纪30年代内地稍为介绍过毕加索,1946年我在南方第一次向国人系统地介绍毕加索,我用了整大版图文介绍,后来写了很多文章继续介绍他。我介绍了很多现代派画家,当时可成一本书的。战后就开始介绍萨特,萨特从抗战到战后在青年中很有影响,我当时有材料,就介绍萨特,那是1946年。我对尼采早就很有兴趣,我有英文本、日文本及早期中文本。尼采是一个多面体,他是什么样的思想家,到现在还没有认真解决,还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以前他的研究都是一个禁区,在1980年左右,我已经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谈他,文章本来是谈鲁迅有没有受尼采影响。王元化早期的文章就完全为鲁迅辩护,说一点影响都没有。”

  在李育中晚年结集的《南天走笔》一书中,有“鲁迅门”文章一辑,李育中研究鲁迅有独特的视角,写过《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厨川白村》、《鲁迅与尼采关系新探》。李育中认为鲁迅受过小泉八云的学生厨川白村的影响,他在华师上课时对学生讲:“认识小泉八云是中学程度,认识布兰兑斯便是大学程度,认识别林斯基才算研究生程度。”

  李育中在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几十年。许多学生回忆,李育中上课别开生面,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在华南师范大学女生对老师的排位中,李育中曾被排为第四偶像,前三名都是30多岁的年轻老师。李育中说:“我教书还算平平稳稳,我教外国文学、文学理论,后来教过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在这个学校里,在中文系上课没有问题,外语系我上过课,美术系上过课,历史系没有请我,如果请我,也可以教历史的。我主持过很多教研组,最长时间的是外国文学教研室,近代文学教研室是我带头的。我当过文艺理论教研室代主任。我在广州教苏联、西欧文学比较早。打倒‘四人帮’之后,历史弄清楚,让我当系主任,我不当,行政的工作我不做。一般旧学术界的教授不愿意当系主任的,当教授比当系主任更高尚、更超然。系主任的事务又会得罪人,工作量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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