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我20年环保工作经验的总结，今天全都告诉你了。”
12月14日，在中、日、韩三方共同召开的“东亚大气污染治理与环保产业国际合作峰会”上，现任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的骆建华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阐释了包括能源利用、产业规划、立法计划以及财税政策在内的一套系统的环境治理路线图。
刚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其中提到将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提到“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提到“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这些政策之所以能写入《决定》，则与骆建华的长期呼吁密切相关。骆建华曾在全国人大环资委工作，2013年年初撰写了《未来十年中国环境战略年》，受到李克强总理的批示。同时也暗示了骆建华在这一领域所建立的研究高度及话语权。
“控制增量 消化存量”
“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不合理，煤炭占到了总体能源消费的68%左右，而在发达国家，煤炭的占比不超过25%。”骆建华告诉记者。
煤炭的大量使用，直接造成了我国每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高达2100万吨，氮氧化物的排放量高达2300万吨，占全球比重26%和28%，位居世界第一。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108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排名中，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城市的排名都在1000名以后。
由此，“打造经济发展的清洁版”成为当下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既定计划，到2015年，我国二氧化硫要比2010年减少8%，二氧化氮要减少10%。在今年出台的《大气十条》中，到2017年，主要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其中京津冀地区PM2.5要减排25%，长三角要减排20%，珠三角要减排15%。
但是，如何减排却是一个问题，企业的节能减排喊了很多年，但污染物不减反增。对此，骆建华给出的策略是“控制增量，消化存量”。
“在控制增量方面，由于能源消耗会带来新的增量，要有方法控制住。但要控制能源消耗，核心是控制煤炭的消费量。当前，我国煤炭在能源中的占比高达68%，我们的计划是到2020年，这一比例要降到55%，到2030年降到 40%。”骆建华告诉记者。
“煤炭降下来，能源填补主要靠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到2020年，天然气在能源使用中的占比要提高到10%，2030年提高到15%。”骆建华说。
如此巨大的天然气需求量从哪里来，骆建华给出的方案是，“一方面加大勘探开发，包括常规天然气和非常规天然气，非常规天然气包括自煤气、页岩气、煤层气。另一方面加大进口，2020年前，我国每年要新增10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进口，从2020年到2030年，每年要新增2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进口。”
除了能源消耗的增量以外，电力方面的排污增量也需要控制。当前我国火电占总体发电比例的80%左右， 不仅如此，来20年，我国电力需求非常大，这与GDP发展密切相关。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专家预测GDP增速维持在7.5%没有悬念，这意味着能源的消耗规模也将继续。资料显示，在此前20年，我国能源消耗占GDP的比重为0.59%，电力消耗占GDP比重的 0.98% 。
这意味着，在改变能源消费结构的同时，控制火电（通过燃煤发电）所占发电比例同样必不可少。
“要实现火电占比的下降，就要超常规发展核电，把核电和风能、太阳能建立起来。超常规发展就是速度必须要更快一些，现在我国核电的装机容量是1200万千瓦，到2017年发展到5000万千瓦，将来要更加快进度。核电技术的安全没有问题，我们的核电技术比日本要领先很多。”骆建华说。
之所以要大幅度提升核电消费比重，是因为核电的效率更高一些，当前我国核电装机容量是1200万千瓦，风电是1500万千瓦，但两者发电量相当，而风电还存在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对于消化存量，骆建华认为主要涉及工业产业，比如淘汰落后产业，加大监管力度，要用“重典”。“对于造成严重污染，捏造虚假数字的，都要坐牢。同时强制企业进行环境信息公开，由全社会来进行监督而不仅仅是环保部作为监督者，让每个人都成为监督者。”骆建华说。
骆建华告诉记者，“制定单纯的浓度目标根本不靠谱，根本是把造成PM2.5的这几种污染物的排放量降下来，这就需要把浓度的下降与污染物的减排挂钩。”
据骆建华披露，“我国当前很多环境数据的统计是有问题的，以二氧化硫排放为例，我国目前每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是2200万吨，事实应该远远高于这个数字。通过化学公式就很容易计算出来，我国现在每年消耗41亿吨的煤气，这将产生6000万吨的二氧化硫，如果排放量只有2200万吨，那么脱硫就要去掉4000万吨。”
“但事实是，有这么高的去除率吗？现在很多企业虽然买了脱硫设备，但实际上并不运行。因为运行这些脱硫设备的电价很高，每吨需要1分5厘钱，现在一吨钢只有40元的利润，一旦运行这些脱硫设备，钢的利润就没有了。更何况目前钢铁企业运营上都举步维艰，更是造成了大批脱硫设备的闲置。”
推动立法计划
“我们正在酝酿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将其改名为《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清洁土壤法》，以此推动调整我们的能源结构。应该说，从立法原理上，前者偏于被动，是污染之后才治理，而后者则更主动，从一开始就要求本着清洁的目标出发。”骆建华说。
“这三大立法计划要尽快启动，同时设计一个到2030年中长期计划，到 2030年要消灭雾霾。”
此外，骆建华还告诉记者，“我们正在起草一部专家版的立法，引入美国、日本的立法，将污染环境的行为引入刑责。今年 6月18日我国已经将污染环境的严重行为入刑，确立了环境污染犯罪的罪名，未来我们要进一步降低污染环境犯罪的门槛。”
不仅如此，骆建华提出要改革诉讼制度，“我国现在缺少一部法，叫《环境损害赔偿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已经写入了要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我们还要呼吁《环境损害赔偿法》能够尽快进入立法程序。”
同时，还要尽快修改《环境保护法》，进而把那些经常因为环境问题而出去进行散步，变成环境诉讼。比如以北京市为例，2002年，北京每10万人肺癌发病率为39人，到2011年每10万人肺癌发病率则提高到了86 人，对于这一问题，公民可以联合起来提起诉讼。因为在现行法律条件下，环境受害者组织提起诉讼，而法律也规定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负责，这都是有法律依据的。
在环境治理问题上，除了“用重典”“亮利剑”的制度设计外，骆建华建议还要引入价格、标准和财税等经济手段。
价格方面，骆建华建议，“在政府定价的领域将环境治理成本内部化，将污染治理的成本打入电价、水价，未来把污水处理费提高到1.3元。”
“在不是政府定价而是市场定价的领域，推行反向治理，征收环境税，同时税率一定要高于治理成本。比如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污费（税）提高到每公斤2元，目前，我国每公斤二氧化硫的治理费1.95元，但排污费仅征收0.65元，根本不能扼制企业的排污行为。”
“环境税我们喊了十年，现在要尽快开征，事实上，环境税的开征还将有利于推进经济和产业的转型，将让该死亡的死亡，不是用行政的手段关停并转，而是要用经济的手段来让它淘汰。”骆建华说。
同时，骆建华还建议建立一系列环境治理的基金，比如由中央批示建立“清洁水基金”以及“清洁空气基金”，他表示，“过去财政每年治理污染的钱不少，大概有1000多亿元中央财政，但都是简单拨款到地方政府，没有配套基金，建议新的基金规模每个在1000亿元左右，以给企业治理污染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为主。财政资金有放大效应，可拉动3~4倍的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