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海家化创始元勋与平安集团“内斗”的启示
上海家化董事长葛文耀力主平安信托成为上海家化的第一大股东后仅几个月，彼此出现的“内斗”，以葛文耀的退休了事。反思起来，为得到“5年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寄菢”于平安集团的财力求发展，葛文耀的决策似乎没有错；后来之所以感到事与愿违，是彼此的博弈使然。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目标选择而言，目标的实施过程同样重要。由于内部博弈的存在，重视管理过程的意义并不亚于重视结果。
博弈过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过程”作为现代组织管理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任务在于将资源的输入转化为输出。按照这种理解，管理无疑是一个资源流动的过程；但这绝非一种自然流动，与管理人员的利益取向的实现、变现过程息息相关。相比较而言，葛文耀获得“5年全方位的金融支持”更像是一个预想的结果；而过程则体现为彼此围绕着资源支配权的博弈。这种实际支配，相对于资源名义上的所有权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平安信托入主上海家化之初，无疑与葛文耀为代表的管理层形成了一定的共识。然而彼此利益取向的实现，在具体途径、时间节点上毕竟有所不同，如果各自力图按照自己一方的意志行事，必然会在资源流动的操控上产生博弈。比如上海家化管理层更需要平安信托加大投入时尚领域；而平安信托更希望加快资金回笼，便有了变卖上海家化资产之说。双方的意志在法理控制与实际控制间互有短长，都有与对方进行较量的一定实力，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发生在管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博弈、权力不对等博弈、时间不同步博弈等等，和在市场上与竞争对手的博弈相比较而言，具有以下的一些特点：
博弈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理性，以实现寄托式的特殊利益。博弈者局部、个体的特殊利益的实现离不开企业的整体目标，类似于“寄菢”。如小杜鹃、筒鸟等寄菢性鸟类，把蛋偷放在其它鸟的巢中，让其它鸟的雌鸟来替它孵化、育雏。葛文耀所谓靠“擦边球”的股权留住人，是寄托在企业整体利益中的；而它以“擦边球”的形式出现，表明葛文耀对这件事的处理是理性的，是在斗智。
特殊利益变现的寄托方式决定了博弈与公开对抗的区别，管理者作为企业整体利益的实践者，不会承认自己在与企业整体利益博弈。即使是在进行利益输送，也会认为是在公事公办。博弈起初是隐蔽着的，看起来不像有博弈的存在。平安信托所谓的“账外账、小金库”都是事后发现的，之所以如此，无疑进行了一定的包装，形成了一定的假象；即使明知为平安信托所不容，那也是一种暗斗。
博弈出现“对抗性表述”后，往往会贴上政治化的标签。暗斗的博弈在利益格局方面总有明朗化的趋势，对这种趋势是问责还是试图保持下去，就成了博弈双方的明争，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内斗”。如果博弈者争取的不纯粹是个人利益，至少可以代表一个派系或者非正式组织的利益，那么总会认为自己的做法更公正，不甘示弱。
尽管博弈过程并非不可调和，但在利益格局的改变上确实存在着零和关系。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不管谁胜谁败，一方特殊利益的增加就是另一方特殊利益的减少，形成一种零和关系。假如任这种博弈态势保持下去，虽然对外界来说属于利益之争，但是在企业内部，会打破原有的平衡，带来力量对比的变化，体现出博弈的决定性作用。
多元化诉求导致多层次博弈
一般说来，管理过程中的博弈是由管理层或者内部人操控的。而管理队伍本身具有层次性，有一定的金字塔结构。处于金字塔结构顶端的管理者往往是企业的核心人物，最具有挑起博弈的强势，往往也会认为自己足以主导博弈的进程。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如果说普通员工实际上也在参与管理、行使一定的管理职能，那么处于金字塔结构低层的普通员工也会在管理过程中参与博弈，体现出博弈的层次性，博弈者被博弈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于职业经理人来说，因为有治理机制的存在，即使自己处于管理金字塔的顶端也并非至高无上，管理权受到大股东、合作伙伴的制约。问题在于，管理者在寻求合作伙伴，试图利用合作关系并与之博弈时，对方也会出招，也有可能正在为管理者的“寄菢”而“挖坑”。其中的关键，是对方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对管理者的“寄菢”博弈能够容忍到什么程度。葛文耀去年在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上获得了连任资格，依照上市公司有关条例的规定，其任期将延至2015年。,葛文耀利用这种制度进行博弈，原本以为平安信托不可能将其边缘化。但是平安信托可以行使审计权，“账外账、小金库”即使“莫须有”的罪名，也可以让葛文耀交出对管理的实际操控权。
当管理者惯于和上级或者治理机制博弈，多有斩获之际，也不能认为从此天下无敌手。当管理者在与公司治理机制或者大股东等进行博弈时，难免需要下级配合，那就是在给下级进行博弈的“启蒙”，传导博弈的思维方式。管理者可以信誓旦旦地强调规则意识，要求下级执行“没有任何借口”，但言教的效果远不如身教，下级同样会像他对待上级或者规则那样，与之进行博弈。葛文耀指出，国企要吸引人才，分配奖金却要通过职代会，艰难中才搞了擦边球。且不说此举是否正当，擦边球之风一开，很难说不会上行下效。如果说葛文耀与大股东之间是一对一的博弈，那么，一旦下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管理者的对手远不止一个，将会形成成一对多的博弈，难免疲于应对，同样事与愿违。
如果把管理者与大股东、合作伙伴的博弈称之为上层博弈，与被管理者的博弈称之为下层博弈，那么管理者的“寄菢”往往并非纯粹是为了个人利益，是在为一个团队、派系或者小圈子代言。而这个团队、派系或者小圈子并非铁板一块，一方面，管理者的“寄菢”利益涉及的范围时大时小；另一方面，即使在同一范围内，也会出现利益分配不平衡的情况，引起小圈子内部的不满。这些不满的成员完全可以利用上层博弈、下层博弈的存在推波助澜，使得这两种博弈相互渗透、相互转化，表现出更加复杂的层次。葛文耀的“共享费”并非所有团队成员共享，按照2012年推出的股权激励方案，获益的员工只占总数35%。平安信托的发力动因之一，就是源于葛文耀的“账外账、小金库”被内部员工举报。
正当性与科学性应并行不悖
从上市公司“内斗”曝光或升级引起的股价跌落来看，博弈导致的内耗对企业的整体利益和发展显然没有好处。在没有触及刑律的情况下，除非双方放弃合作，则表明彼此的博弈仍然是非对抗性的，有必要相互妥协、让步。或者承认力量对比的变化，或者恢复应有的平衡。当然，处于管理金字塔结构顶端的核心人物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毕竟解铃还须系铃人。上海家化创始元勋与平安集团的“内斗”以葛文耀退休了结，显然是必要的。
首先，管理者应当充分估计管理博弈中事与愿违倾向的存在，严格自律。如果说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享有的强势使得“寄菢”行为具有一定的自发性，那么由此诱发的上层博弈和下层博弈足以引起自己的警惕，应当努力避免成为“内斗”的始作俑者。“寄菢”行为中违规获得的特殊利益是不正当的，无论用什么样的“科学”方法包装也无法正当起来，因为在零和关系中的博弈在本质上挤占了其他相关主体的应得份额。相关主体的利益分配固然需要科学的加以解决，正当性标准同样重要，需要管理者一身正气，抑制博弈的自发倾向。
其次，防止以科学的方式“减负”，绝不能在以邻为壑的博弈中求发展。在管理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管理者鼓励博弈的情况，那当然不是鼓励与自己博弈，而是在遭遇资瓶颈时，明示或者暗示管理对象去与第三者博弈、与环境、规则博弈，以便在资源的投入上“减负”。当主人既要马儿跑、又很少给马儿喂草时，马儿只好越界偷吃别家的草。管理者的这种“减负”是在以邻为壑，或许可以得逞于一时，但肯定缺乏可持续性。由此可见，科学的管理必须建立在正当管理的基础之上，否则后果可能比明显的不正当管理危害更大。
再次，不能把科学管理当做应对监管的藩篱，在消除信息灰箱的同时警惕信息孤岛的出现。科学管理不仅容易在观念更新上被博弈者用来混淆正当与不正当的界限，而且在技术手段上也容易被博弈者用来应对监管。只要管理者应对监管时试图保留“寄菢”的灰箱，就会给潜在的对手准备好形成信息孤岛的技术手段。一方面，管理者自己不能心存侥幸，低估市场规则的净化能力；另一方面，在明知不正当博弈存在的情况下，不能试图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进行忽悠。只要在“寄菢”博弈中存在不正当因素，就无法找到彼此的“发展公倍数”。
另外，把决策的落地看作一个博弈的过程，逐步完善应对博弈的预案。驾驭管理过程必须经过系统思考，推出一个管理举措时，应当充分考虑到相关主体的合法利益，以便因势利导。管理过程虽然不能全是博弈，但必须承认博弈的存在；在推出一项管理举措时，为防止在执行中变味，应当充分考虑被管理者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尽可能提供一组包含“所有可能的形势的所有选择”，保持权利与责任的对等匹配。如此说来，没有事先提出应对各种对策的管理不能算是好的管理，因为那往往是一厢情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