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月4日，当记者来到北京21世纪饭店参加全国政协教育组的分组讨论会时看到，会场内，有委员慷慨陈词，有委员要即兴发言；会场外，有委员在过道内被各路媒体围堵。 无论是学生减负、应试教育还是教育公平、高考制度改革，抑或是高校的去行政化……哪一条都可以让委员们滔滔不绝。 对于这些话题，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前副部长赵沁平又会怎么看呢？在会议的间隙，《中国经济周刊》专访了赵沁平。 取消高考不可行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中国的高考制度需要改革吗？我们是否考虑过取消高考制度？ 赵沁平：坦率地说，高考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但怎么改有待深入探讨，必须要慎重从事，必须考虑我国的国情、社会发展阶段和国民的承受、认可程度，容不得半点草率。笼统地讲“取消高考制度”，我认为并不可行。我国不是没有过取消高考的先例，结果证明怎么样呢？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教育培养了那么多人才，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伟大事业提供了人才支持，我们不能对高考制度全盘否定。如果你在网上发个帖子，宣布取消高考，我想可能会遭到80%的网友反对。 公共考试（在国外是社会机构组织的社会考试，我国是政府组织的统一考试）的出现，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进步。其作用有三，一是保证基本的公平性，二是具有交流和共享性，三是降低全社会高考招生的成本，包括考生的开销。 目前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还相当大，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实现高等教育公平，首先要确保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再就是选拔过程的公平合理。 目前的高考制度存在一些问题，但仍然是现阶段相对公平的一种方式，如果取消，会导致更严重的、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在于选拔标准太单一，只看高考成绩。 高考并没有“一考定终身” 《中国经济周刊》：那您怎么看中国高考制度的“一考定终身”？
赵沁平：我不太能理解“一考定终身”的说法。就拿一个高考学生来说，如果今年考得不好，可以明年再考；明年没录取，后年还可以再考，并没有“一考定终身”。 《中国经济周刊》：美国的高考制度设计会让学生多考几次，取最高值。您不认为这种设计比中国的一次考试要合理得多吗？ 赵沁平：这其实也是我们要考虑改革的方向之一。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机制办法可以借鉴，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和已进行的试点情况可以总结，稳步推进。 《中国经济周刊》：那您怎么看美国高考制度中的综合评价机制，除了考试成绩外，还有其他因素的权重呢？ 赵沁平：突破高考成绩单一评价，采用多元评价。比如像美国大学录取学生时，不同类型的大学采用不同的社会考试成绩，此外还参考中学成绩，参考中学校长、学校校友推荐，有的还可面试等等，这在美国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通行做法，是我们今后改革可以借鉴的。 再过10年、20年会得诺奖的 《中国经济周刊》：您不认为美国的高考制度比中国的更为合理吗？ 赵沁平：大家都愿拿美国的教育制度与我们相比。的确，美国的教育制度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研究、借鉴，而且我们有不少教育制度、措施是借鉴了美国的，比如我国的学位制度、博士后制度等。 但是教育发展是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是与民族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有些教育制度在美国合适，但搬到我国就行不通，或者起码现在行不通。比如，美国大学经费中校友捐赠占相当比例，我国大学则微乎其微。 教育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与经济发展不一样。我国经济建设可以30年走过发达国家100年的经济发展道路，但如果追求30年教育成就、30年大学建设走过人家100年的道路，在某些方面就会发生问题。百年树人，教育需要严谨、需要循序渐进，教育不宜“跨越式”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创新性人才”引起国人深思；迄今为止，中国内地还没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赵沁平：钱老提出一个令国人和政府深思的大问题。我国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社会、科技等各个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没有一定数量的创新人才是不可能的，但确实培养的创新性人才不足。 至于诺贝尔奖，我们可以关注，但不必太过在意。我们致力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致力于创新人才培养，致力于科学发现和科技创新，致力于做好我们的事情，再过10年、20年，我们会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