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喜欢张养浩，是从那首简单、朴实、明白而又对劳苦大众充满深切理解与同情的散曲开始的。在勘破人生无常，富贵功名转头空的同时，道破了寻常百姓永远的悲剧定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二
我敬佩张养浩，是缘于他的高风亮节，无论何地，官居何职，均为我们做出了优秀榜样：
在监察御史任，他上《时政书》，直斥当朝皇帝元武宗十条罪状：一曰赏赐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轻；四曰台纲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号令太浮；七曰幸门太多；八曰风俗太靡；九曰异端太横；十曰取相之术太宽。
在堂邑县尹任，他拆毁淫祠、感化盗贼、捣毁黑社会团伙、“三年之间，田者嬴，工贩者足，老幼服于礼节，强者不得病夫弱细矣；智者、谲者、饕餮顽暴者，戢而不得肆矣。得尽其才，得尽其力，庻几以道养民者也！”（《县尹张养浩去思碑》）“去官十年，犹为立碑颂德。”（《元史·张养浩传》）
在礼部尚书任，他首开科考，既为元王朝网络人才，又为有志于报效国家的优秀士人提供了晋升之阶。
在参议中书省事任，他面对元英宗登基后的第一个元宵，“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毅然决然，上疏谏阻：“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之严，宫掖之邃，尤当戒慎。今灯山之构，臣以为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浅，所患者深。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元史·张养浩传》）阻止了这一奢靡之举。
三
我崇拜张养浩，是缘于他身居高位，却于51岁的大好年华辞官侍亲，足足十年，六征不出。却于“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的时候临危受命，赴陕赈灾。并于行前作好一去不返的思想准备，“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一路上饿赈、死葬，在灾区真正地做到了想灾民之所想，急灾民之所急：
打击囤积居奇，杜绝发灾难财；
拿出私钱，三处鬻粥；
“检库中未毁昏钞文可验者，得一千八十五万五千余缗，悉以印记其背，又刻十贯、伍贯为券，给散贫乏。命米商视印记出粜，诣库验数以易之，于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因上章请行纳粟补官之令。”
最好地做到了“乡村良善全性命，廛市凶顽破胆心”（［中吕·喜春来·《江城都道好官人》］）。
在全活了一方生灵的同时，却置自己的身体性命于不顾，“到官四月，末尝家居，止宿公署，终日无少怠。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元史·张养浩传》）最好地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典型的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死。
四
我更叹服于张养浩的不断总结、反省，“在守令则有守令之式，居台宪则有台宪之箴，为宰相则有宰相之谟”（[明]张纶《林泉随笔》）。形诸文字，供普天下为政者参考借鉴：“己为令长，得牧民之道，欲使天下牧民之吏，人人尽其道。己为宪臣，能振纪纲，慎举刺言，人所难言。欲使天下为宪臣者，人人皆然。公其心於天下而不私其身，虽令尹子文之忠不及此也。”（《[元]林泉生〈风宪忠告序〉》）留下了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三事忠告》。
《三事忠告》即《风宪忠告》与《牧民忠告》、《庙堂忠告》的总称。
“明洪武二十二年广西按察司佥事扬州黄士宏合为一卷刻之，总题曰《为政忠告》。”
“宣德六年，河南府知府李骥重刻，改名《三事忠告》”。
受到历代执政的高度肯定：“养浩为县令时著《牧民忠告》，……为御史时著《风宪忠告》，……入中书时著《庙堂忠告》，……其言皆切实近理，而不涉于迂阔。盖养浩留心实政，举所阅历者著之。非讲学家务为高论，可坐言而不可起行者也。”（《四库全书·〈三事忠告〉提要》）为我国政坛留下一份宝贵的执政资料。
以下让我们对《风宪忠告》略作赏析，以期与纪检监察工作者共勉。
五
《风宪忠告》大致可分为相互关联的三大类。即修养类，有自律第一。工作类，有示教第二、询访第三、按行第四、审录第五、荐举第六、纠弹第七、奏对第八。节操类，有临难第九、全节第十。
不能自律，谈何约束？大千世界，无限诱惑。把握不住，必然堕落。诸如较为普遍的古今官员的贪污腐败，确是不能自律的必然结果。
诸如寻常所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貌似官场正常现象。但是，严于自律如南宋杨万里、杨东山父子，不仅不贪，相反的还用私俸济贫，真正做到了在官场一腔正气，归故里两袖清风。
又如张养浩，上陕西行台中丞任之前不仅“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上任之后，“恳悃率倡，务用仁术，官币不继，倾己囊橐。”（[元]《归田类稿原序》）
决不是一时兴起的偶然性行为，而是长期修养的结果，是严于自律所使然。
作者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严”字，从下往上，层层加码：“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则当严于士焉；有言责者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对监察官提出了人品修养的最高标准：士，固然要严于律己，一般官员得严于士，监察官员又得严于一般官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监察官是“执法之臣，将以纠奸绳恶，以肃中外，以正纪纲，自律不严，何以服众”！一如我们今天所谓打铁还须自身硬。只有自己过硬，才有资格管人，才具备了管好别人的基本资质。
张养浩采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请所有纪检监察工作者务须记着，严于自律应该要达到一个怎样的水准：“严如处子之居室，一行、一止、一语、一默，必遵礼法，厥德乃全。跬步有违，则人人得而訾之矣。”要像古代待字闺中的女孩那样，每一动作，每一停顿；每一句话，每一沉思，都得遵守礼教规定。这才算合乎道德标准的好女孩。如果半点违背，所有的人都会看不起你。说白了，监察官员要经得起任何意义的严格挑剔，不致因自己行为的不检点而落人口实，唯其如此，才能维护自身的威信，才能做到无私无畏，才能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
六
在监察官员具体工作实施的系列活动中，张养浩把示教放在首位。
所谓示教，一如现代所谓将事件消弥在萌芽状态，或曰防患于未然。
他认清了为官的普遍心态：“苟非其所惮，虽耳提面命，则亦不足发其良心。”当官的最怕监督：“所畏服者莫如风宪。”合格的监察官员必须用好这一畏服心理，上任伊始对监察对象提出忠告：“彼之官重者廷授，次者省授，又次则吏部授。大小虽殊，无非国家臣子。为人臣子，奸污不法，人孰汝容？夫纳贿营私，所得甚少，所丧甚多。与其事败而治，曷若先事而教之为愈哉！吾之此言，虽曰薄汝，实厚汝也。虽若毒汝，实恩汝也。”苦口婆心，谆谆诱导，使心存不良者幡然醒悟：“率德改行，易凶恶为良善”。
“刑罚不足以致治，教之而使不犯”是其指导思想。
第二，询访，换成现代语言就是调查。“悉心询访。小而一县、一州，大而一郡、一国，吏孰贪邪，官孰廉正。何事病众，何政利民。及豪横有无、风俗厚薄，既得其凡，他日详加综核，复验以事，其孰得而隐哉！”管理一方，就一定要对所属的人、事心中有数，了如指掌。
“苟廉矣，即优之、礼貌之，荐之、举之，则善者劝矣。”奖其所当奖，劝勉作用不可小觑。
“苟贪矣，虽极品之贵，即蔑之、威拒之、纠劾之，则为恶者惩矣。推而至于待士、遇吏，亦莫不然。”罚其所当罚，惩戒效果昭然若揭。
只有做到无善不奖，无恶不罚，才能树立监察官员的威信，才能对贪腐官员产生惊慑作用。
第三，按行。就是现代所谓巡视、视察。
“廉司所莅之处，一方官吏皆惕然不自安。其所不安者，由彼为恶日久，恐人有以发而讼之一旦故也。”为了逃避严惩，“必多方以求司官所亲之人而解之”。即想方设法接近监察官的亲信。如书吏、奏差、总领、祗候等，亦如现代官员身边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之流。“为人弥缝私罪，则何求不得？何请不遂？”因此，务必小心这些“所亲之人”与地方贪官之间的交易：“苟不深防预备，严为禁切，万一连己，悔将何及！”
对比当下，颇不陌生。多年来一个个高官落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所亲之人”先行一步。可见古今奸贪，大同小异，古为今鉴，不谓不妥！让我们和张养浩一道重温一遍中华民族清廉的楷模吧：“昔端州出佳砚，包孝肃公出判于彼，及其代也，徒手而归。李及知杭州，丝馈缕谒不逮门，犹有《白乐天文集》，终身以为歉。”肃奸惩贪是包公永久的佳话，敢作敢为正源于自身的清正廉洁。
第四，审录。即审理案件。张养浩说：“毫厘或差，生死攸系。”
他因此不允许严刑逼供，特别强调人文关怀：“有疾，则医药之，疾革，则释梏，入人而侍之。”
他要求分清不同情节、不同身份：“均之为盗也，而有长幼疏戚之分。均之为奸也，而有夫亡夫在之殊。”
这里有一句关键语：“夫莅官之法无他，口威心善而已矣。”其目的在于“口威则欲其事集，心善则不欲轻易害物。”最好地体现执法的“仁恕忠厚”。
第五，荐举。人人都知道弹劾是监察官的天职，往往忽略了荐举也是其主要任务。张养浩这里专门一提，并且放在弹劾之前，有意突出的用意特别明显。只有将铲除贪官污吏与选拔高士贤才紧密结合，才会形成良好的官场风气，进而出现中兴气象。
对此，张养浩的认识尤其深刻：“夫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后能举天下之贤。盖天下之士非一人所能周知，亦非一人所能独成，必兼收博采，治理可望焉。故前辈谓‘报国莫如荐贤’，真知要之言哉！”
他以田求良农，货求能商，牛、羊求善豢者的最佳组合为例，生动地说明了“受天下之寄，任天下之责者”必须要“求天下之才共治之”的道理。
为了广罗人才，监察官员必须做到心胸阔大：“廉而且干，虽有不共戴天之仇，公论之下亦不得而私焉。”是所谓国家事大，个人事小，精忠报国，性命且不计，遑论私仇乎？同时提供了一条成功的经验：“大抵求而后举，不若不求。而举之为公，识而后荐，不若采之舆论之为博。”即是说还要不拘于个人的发现，而要善于从广为流传的舆论中了解人才、推荐人才，最好地做到野无遗贤。
第六，纠弹。在寻常人眼里，似乎这才是监察官员的本职工作。作者仅把它放在六项工作的第五位，大概也是要突破这种认识的局限吧——它不过是许多工作中的一项。
纠弹是监察官员的天职。无所不管，无所不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夫台宪之职，无内外远迩之分。凡有所知，皆得尽言，以闻于上。虽在外，苟知居中者非人，纠而言之可也。虽在内，苟知外官者不法，纠而言之亦可也。大率期以至公无私，斯得之矣。”
张养浩特别提醒我们，纠弹时有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那就是从本质上区分君子、小人。对于小人，“虽有所长，亦不必举。”为的是杜绝小人干政。对于君子：“君子之过苟不至甚，殆不宜轻易加之，使数十年作养之功扫地于一旦也。”只要错误不大，则尽可能保住。作者引用了赵清献公的两句话：“小人虽有小过，当力排绝之，后乃无患。君子不幸而有诖误，则当为国家保持爱护以全其德。”
一切从大处着眼，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这是监察官员纠弹的最高准则。
第七，奏对。即“奏对于殿廷之上”，向皇帝陈述考察结果，提出自己的处分意见。
当官易，当一个合格的监察官难。张养浩的体会特别深刻。请听他开首一段话，说绝了监察官的风范与责任：“中外之官莫难于风宪，莫危于风宪。曷谓难？人之所趋者不敢趋。人之所乐者不敢乐。人之所私者不敢私。所谓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非难而何？何谓危？入焉与天子争是非，出焉与大臣辨可否，至于发人之奸，贬人之爵，夺人之官，甚则罪人于死地。一或不察，反以为辜，则终身无所控诉。非危而何？”是非有胆有识无私无畏者不能充此任。这也正是监察官员骄傲之所在！
“居其官，则思尽其职，所谓危且难者固有所不避焉。竭忠吐诚，置死生祸福于度外。”何等阔大的胸襟，何等恢宏的气派！是国之所倚，亦民之所赖。
缘于此，无论是面对帝王，面对大臣，面对巨奸、巨恶，“奏对于殿廷之上”，也必须“平心易气，惟事之陈”。
“慷慨杀身者易，从容就义者难。”这才是所有监察官员普遍的行为准则！
七
古代的中国士人，最强调个人气节。但在张养浩看来，监察官员的气节要求，比寻常士人理应更高。他为此提出临难第九、全节第十。
所谓临难，指遭遇“刑辱之事”，也就是面对危难的时候。
监察官肩负监察百官、甚至帝王的重任，时刻准备犯颜直谏，必须有随时为此献身的准备。
直言忤君，没有牺牲自己甚至全家乃至全族的思想准备可不行。如张养浩之上《时政书》，事先就作好了最坏打算。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请元武宗怜其忠心可嘉，只罪及本人，而不株连家族。
检举权臣，结果一样。一个个都受皇帝宠信，倚为腹心，说到他们的不是，也就等于打在他们的身上，痛、羞在皇帝的心上、脸上。再说，他要倒打一耙或者根本否认，胜算的几率相当的高，其结果与直言谏君并无差别。仍以张养浩本人为例：“议立尚书省，养浩言其不便；既立，又言变法乱政，将祸天下”！批评丞相自己任命御史大夫是“使盗自选”，直接得罪的既有权臣，又有皇帝本人。归根结底，作主的不还是皇帝！
就因为风险太大，监察官员尤其需要有一个坚定的信仰：“为国为民而得罪君子，不以为辱，而以为荣。虽缧绁之、椎楚之、斧钺之，庸何愧哉？”为国为民而死，也算得其所哉！
所谓全节，即保全气节。“非其义则不死，所以重于泰山也。”他这样论述死的必然性：“人之有死，犹昼之必有夜，暑之必有寒，古今常理，不足深讳。”他这样论述死的崇高意义：“若为子死于孝，为臣死于忠，则其为死也大，身虽殁而名不殁焉。……夫人以眇然之身，倏尔之年，使之山岳耸而日星揭者，非节义能尔耶！”
张养浩的意思是：为了人间的道义，就得做到什么也不顾，把生命看得比鸿毛还轻。监察官员当面廷争、直接上书，指斥时政、参劾权奸，受到不公正的处分甚至于被杀，显然是有价值的。大丈夫对此就理应把生命看得比鸿毛还轻。
最后，张养浩提出标准的儒家气节观与监察官员们共勉：“故节义者，天下之大闲，臣子之盛德。不荡于富贵，不蹙于贫贱，不摇于威武。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彼依阿淟涊，枉己徇人者，所谓徒缺雅道，正使获荣宠于一时，迨夫势移事去，其前日之荣电灭风休，漠无踪迹。其昭在人耳目者，奸佞之名，千古犹一日，其为辱也，庸有既乎？呜呼！宁为此而死，不为彼而生，以是处心，庶无愧于古人矣！”这是一个充满凛然正气的封建士大夫的生死穷达观，他们显然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与骄傲，他们留给我们的这一份“非其义则不死”、“如其义则一切无所顾”的崇高气节观，理应是我们代代相传并不断发扬光大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八
张养浩一生三进御史台：
一、“献书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为礼部令史，仍荐入御史台。一日病，不忽木亲至其家问疾，四顾壁立，叹曰：‘此真台掾也。’”
二、堂邑县尹任满后，“仁宗在东宫，召为司经，未至，改文学，拜监察御史。”
三、“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
为台掾、为御史、为中丞，历基层、历中层、历高层，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归纳总结，源于实践，对于历代监察，具有直接的借鉴指导作用。对于今天的纪检监察，亦有借鉴参考意义。
张养浩和他的《风宪忠告》，是中国监察史上的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