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柴静《看见》这本书? 柴静 看见

【秦春山的回答(31票)】:

太过喜欢的东西总是不敢轻易评价,我只说一下我在这本书中看到的自己。

如何看事情:有人和我说过换位思考,有人说穿上人家的鞋子走路,但是真正实现起来很难,因为你受过的教育,你所处的环境,你站的位置,你的性格,这些都决定了你看事情的态度,也决定了你的态度,柴静在书里写到,老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和陈虻发生了种种矛盾,就是这个原因。我以前老觉得自杀的人很愚蠢,后来看到一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自杀,就如他们不知道如何活下去一样。”柴静在书里写道:“你要完全跳出这些条条款款,作为一个人的本质,去看这件事情。”虽然我没有达到这一步,但随着慢慢成长,也在时时自我提醒,比如看到再黑白分明的新闻预告,我也不会轻易评价,因为还没看到主角自己是如何说的,没有看到事件的全貌,和里面一个个具体的人。

如何说话:柴静在书里说:“我花了好多年才学会平常说话。“ 以前看了些书,又刚创业,自己觉得肚子里面有很多干货了,和人说话,说事情,便总要争个输赢,引经据典。平常也好为人师,以语出惊人,一棒子打死对方为乐,现在想起那时的嘴脸,是多么可憎。

如何写东西:

如何坚守:

下次补充....

【GayScript的回答(43票)】:

我在看这本书时做了很多笔记。个人觉得这本书的最大特色在于:

让我们看到更多真实发生的事情。没有因为某些事情不重要、不被重视就被忽略。孰是孰非,大家自己判断,柴静作为一名记者只是把所有的真相展示给我们看,比如药家鑫、虐猫女、卢安克、非典护士、奥运会运动员、两会会员、社区百姓……不因为内心的激烈情绪就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大家有理由愤怒、鄙夷、不耻、震惊、感动,但更有理由知道事情的真相。

这本书写的不仅仅是柴静和她的成长,更多的是她身边的同事(包括一些我们熟悉的央视主持人)和她所采访的人。各色各样的英雄、罪犯、贩毒、拉皮条、普通百姓,作为这个社会发展的一员,展示了真实的自我,让我们看到了无数人的内心世界。

书里有很多各行各业的人关于生活、社会以及成长的对话,比如我摘录在笔记里的这些——

我问一个哈佛的老教授,社会上这么多问题,改起来有很多惰性,怎么改?他说,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它“不得不”改变。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您认为媒体有偏见,是的,可能媒体会有偏见,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这样,但纠正偏见最好方式就是让意见市场流通起来,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去唤起理性。

如果我们对一只猫的死亡漫不经心,我们也会同样漫不经心地蔑视人的痛苦和生命。

“有的人觉得,如果一个人可以直接对动物做出很残忍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语言来攻击他呢?”他说:“当初他做出这样的行为以后,就已经是错了,既然他都错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跟着他一起错呢。”“你说的这个错是指什么?”“他攻击了动物,而我们攻击他。”

他(崔永元)说现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这些抗战老兵:“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没有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情都特别淡。”

“人怎么才能宽容呢?”“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吗?”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他(胡适)本是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学者,却花了大量时间去考证《红楼梦》、《水浒传》这类通俗小说。舆论责备他不务正业,他后来解释: “我是要借这种人人知道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方法……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盲目主义,可以不受人欺骗,不让人牵着鼻子走。”

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子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滴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胡适说过做事情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原以为下笨功夫是一种精神,但体会了才知,笨功夫是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

现在华南虎事件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照片的真假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诚信、社会道德底线的问题,我们说一个不关注真相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追求真相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堕落的社会。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八日节目播时,新闻时效已经过去了。但播出的反应之强烈,让我觉得,人们不会忘记没有答案的事情。在真相面前,这世界上不存在特殊的国民性,人性本身想要了解万事原由。

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才有资格说,我理解你。

二十出头,在湖南卫视时,我采访黄永玉,问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他说两个字:“寻常。”我心想,这也叫哲学吗?“天上那么多高干子弟,七仙女为什么要下凡嫁董永?”他说,“因为她什么都有,只缺寻常。”

二十三岁的达娜,穿着从约旦买来的二手跑鞋,鞋帮是裂的。教练是她的未婚夫,每天接她去巴格达大学操场上训练,都要穿越两派交火的地区,她躺在汽车后座上躲避子弹。但大学的灰泥跑道是露天的,有次屋顶上的狙击手向她开枪,子弹擦过她,打在旁边的一棵树上,她晕倒后,第二枪打在了地面上,泥溅在她脸上。一刻钟后,她擦了一把脸,又回到场上:“如果坐在那里不训练,就会不停地回想起枪击的情景。当你训练的时候,才会忘记所有的一切。”

他(钱钢老师)说,别太急着回答对还是不对,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向《纽约时报》的老编辑Clark发牢骚:“他们根本不管你做了什么或者试图做什么,只说你乏味。”他看着愁眉苦脸的我,笑得咳呛起来,以老人的宽厚拍拍我肩膀,说:“不要去听那些声音,你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

我问他:“你将来想干什么?”小伙子听坦率,“当制片人。”“当了制片人呢?”“当台长。”“当了台长呢?”“影响别人。”“影响别人什么呢?”“……这个还没有想。”我说:“你还是给我一个宾语吧。”一个动词总是比较简单的,但如果没有宾语,它不知会落脚何处。

“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也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压在我肩膀上的。”“改变不是目的?”“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但你不怎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己发生。”“那我们做什么呢?”“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

他(卢安克)在信中提到一个在非洲塞拉利昂参加内战的十二岁小孩,杀了很多人,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觉,他天天吸毒。后来这个孩子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解释:“我们加入部队的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可以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时盼望着安全,盼望着自己属于什么,在这个所有归属都垮下来的时代。”

节目播后,也有一些人在我博客里反复留言,说:“你为什么要播一个杀人恶魔弹琴的样子?让他父母说话?”宋打断我时说过:我知道张妙是无辜的,但你现在的疑问是,药家鑫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在告诉你这个。二十三岁的宋尝试着以他的人生经验去理解同龄的药家鑫,并不一定对,但他打断我,是觉得,如果带着强烈的预设和反感,你就没办法真的认识这个人。也难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在发生。

看守所里,一直不知从哪里来的小猫,每天会从冲热水的小窗口里露出头来,人人都省下馒头争相喂它,“那个猫是个特别大的安慰,你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还能喂别人。你会听到,隔壁的那个黑社会本来特别厉害,能听着他在隔壁骂人,特别凶。就那猫一区了,他也叫,‘喵’,特别那个。”都是人,也只是人。

何帆曾是一名刑事法官。他说,自己刚进法院时,血气方刚,豪情万丈,认为刑事司法的真谛就是主持正义、荡涤邪恶。但是,他第一次亲临刑场,观看死刑执行时,临刑前,死囚忽然对法警提出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曼联迷惑地看了看在场监刑的法院副院长,副院长点一下头:“给他挪挪。”对在场所有人说了一句:“即使在这一刻,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

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三岁之前,母亲把她寄养在别处,带着姐姐生活,重逢后她觉得母亲不亲,觉得母亲更喜欢姐姐。五十年过去了,她养两条狗来修复自己的创伤,“因为那个不公平的感觉一直在”。原来那只养了六年的狗叫小妹,总是让她抱,趴在怀里,新来的流浪狗妞妞在旁边眼巴巴看着,她想放下小妹来抱妞妞,但小妹不肯让出位置,她放不下来,也就体会了“当年一直跟着母亲长大,突然加进一个成员时,我姐姐的难受劲”,知道“在每个角色里待着的人,都会有很多不舒服”。她说,知道了这一点,“我就原谅了我母亲”。

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台摄影机在场?但只有一位拿了奖,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间,他转过身来,拍的是人们惊恐的表情。谁都可以作选择,区别在于你的选择是不是有价值。

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因为真实。没有人都有自我声明的权利,哪怕是罪犯,柴静给了大家一个机会。不管好的,坏的,她都写给我们看了。她没有强加评论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她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真相后,自己评论。

【陈珊的回答(9票)】:

经朋友介绍看柴静的<<看见>>,新书到手,厚厚的一本很有质感。400多页,一天半时间,我已读完一小半。

柴静写自己,我看到了自己。

柴静写别人,我看到了社会。

柴静写自己:写出初茅炉时的浅薄,写自已如何在各种人的点播下成长成现在的样子。人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不一定哪天,突然就开了窍,不经意就成长了起来。只不过有些人长着长着就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柴静写别人:她自己的节目叫"看见",书也叫看见。也许对她来说,做为一个新闻记者,她只能把看见的原封不动不加任何观点的传递给观众。所以她写书,把电视上不能表达的,以纸媒的方式表达出来。她让你知道,哦,原来你可以这样,原来你可以那样,原来社会上有这样一些人存在,原来事情背后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

读<<看见>>,让我了解,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柴静是个好姑娘,我也是个好姑娘。

【成长的回答(3票)】:

没看。但是对那么多人喜欢柴静这个现象感兴趣。

看到一张柴静跟老罗等人的合影,碰巧前看过一张林徽音当年跟泰戈尔等人的合影。当年也是公知吧。

是不是每个时代都有个知名的沙龙夫人?

如何评价柴静《看见》这本书? 柴静 看见
除了鱼玄机、林徽音、柴静,中国历代还有哪些知名的沙龙夫人吗?

【陈诣文的回答(4票)】:

看到一个一直在成长的柴静,不断对自己的定见,提出疑问。

在看关于非典的那一章时,险些掉泪。

尽管她的观点,对于社会和新闻的理念,我部分保留,但是谁都愿意和一个追求心中理想,并且不断践行的人好好聊聊。

尽管是以书的方式。

【Shawn的回答(2票)】:

换个角度看,个人认为这本书不只记录了柴静自身的成长历程,还记录下了当前的中国。

这种记录,不是波澜壮阔式的描绘,而是从柴静的每一次采访,做的每一个节目中反应出来。

非典,农村征地,留守儿童,家庭暴力,正龙拍虎,汶川地震,北京奥运,药家鑫事件…

这些事件难道不就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吗?柴静从在这些事件中收获了个人的成长,她在面对这些事件时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同时通过她对这些问题的探寻,思考,也表现出她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忧虑和关切,没有豪言壮语,却又在字里行间。读的时候始终有这样一种沉重感压在心头,但柴静又会让你觉得仍有希望,就在不远的前方。

作为一个非媒体人,能学到的东西也是挺多的。这里只摘录几句比较触动我的句子(读的太投入了没怎么做摘录Orz。。。以后有空补充)“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惟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人其中,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吴思的回答(6票)】:

看完这本书,看到了一个成长着的柴静。

她从一个同情他人的与事件无关的角色,转换成一个在矛盾与争斗中战士的角色,逐渐变成自己人生事件的主角,向自己内心探索答案,从采访中探索答案的哲人,变成一个能够准确感知,深刻理解的人。首先她是个人,不必是个记者。作为一个人她很优秀。好好做自己的工作,仿佛一场修行。

如三表兄所说,好好做自己的事,都可以这么成功。柴静的成功不在于她被我们知道,被人们追捧。在于她好好做自己的事,过自己的日子,满足了自己的追索。

她自己内心实现了战争之后的和平。让人深深感动,爱上的和平。

【魏畅然的回答(1票)】:

看见,看见什么

看见别人,还是看见自己?

我每天都在看见别人。大街上、天桥底,到处都有别人的身影。

只是在照镜子时,才能偶然瞥见自己。黑发、戴个眼镜、鼻梁有些塌、嘴唇厚却不性感。不是阿汤哥,也不像刘德华,甚至还不如院儿门口摊煎饼的小伙儿。

虽然深知“知人易,知己难”,但抛开了镜子我又究竟如何才能看见自己。我看得清前路,却看不见自己,再回头望望后路,也还是众里寻他。

于是我问朋友:“嘿,你看见我了吗?”

“当然看见了。”

“为什么我看不见?”

“因为你只能看见你能看见的东西。”

“那我到底能看见什么?”

“你能看见我呀。”朋友大笑。

恍然大悟。

虽然我看不见自己,但却能够看见你,也就是“另一个我”。只有通过看见别人,我才能看见自己。

如果我的面前只有一种人,那么我只能看见从他们身上投射出来的一个自己。但如果我的面前有一千种人,我就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一千个自己。所以我必须要走更多的地方,去见更多的人。然后从他们身上找到“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最终答案。

她是记者

她完成了我的愿望。她走到了许多我走不到的地方,见到了许多我见不到的人,她用脚丈量了自己与世界间的距离,然后用她温柔的笔触告诉我:“朋友,在探寻自己的道路上,你并不孤独。”

于是我的生命被拓宽到了央视,来到了非典现场,走到了同性恋者面前,站在了大雾锁城的山西,亲历了六级余震的汶川。歌德让他的弟子去参加一个贵族的聚会。年轻的弟子说“我不愿意去,我不喜欢他们”,歌德批评他:“你要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你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

她热爱这世界,并且为它战斗。

记者的自我修养过了好几年再看这期节目,提的问题还在其次,那个坐在台上、一头短发、雪青色套装的女主持人,脸上都是凌厉,眼内都是讥诮。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已经下了一个判断。

回到北京,从来不理我的节目策划陈耀文在食堂里端一盆菜坐我对面:“现在终于可以跟你说说话了,节目有人味儿了。”

他笑:“你是文学青年,还是记者在发问?”“有什么区别么?”“像我们在急诊室,实习的医生都很同情受伤的人,会陪着他们难受,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只是握着病人的胳膊,泪水涟涟,这帮不了他们,冷静询问才能求解。”我有点强词夺理:“你说得对,但我还做不到,也顾不上,我就是那个刚进手术室的小医生,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伤口。我有我的反应。”

这个镜头后来争议很大,还产生了个新名词,讨论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小鹏瞪着大圆眼来问我:“你为什么要给他擦眼泪?”“那你怎么做?”“什么都不做,这才是记者。”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我没思量,有一句话浮上心头,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会不会太文艺腔,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

有位观众曾经在博客里批评过我,我觉得说得真好,女人酒局上,说给她们听:“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老师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因为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

实习生跟着我,练习写解说词,写到“遒劲有力的大手”,被我删了。他说这不挺好吗?我说:“我们不要形容词,少点修饰。”他说:“你不是说要有感情吗?”我说:“写东西的人不用带着感情写,写得客观平实,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涵的感情。”

晚上回到家,宋发了一个短信,说他在查一些关于我的资料,看到网上讨论“双城的创伤”时,记者是否应该给小孩子擦去眼泪,有人说这样不像一个记者。他说:“我想告诉你,如果你只是一个记者,我不会跟你说那么多。”

我每每和老范吵架,分歧都是,她时时处处要为我们采访的人着想、开解。而我担心这失于滥情,不够冷静,觉得工作应该有铁律,必须遵从,不惜以冷酷来捍卫。

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这之后我觉得世间有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人其中,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以上11处以时间顺序排列,划横线的有6处,此6处为柴静认为记者应该理性,不应该在采访中掺杂自己的情感。剩下5处为柴静认为即使是记者也应该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融入报道之中,而且如果真得可以打动被采访者,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十年里,她一直在纠结,也一直在探索。客观与人性之间的那个点,她始终没有找到。但这并不可怕,因为就在这样一次次地推翻、建立、再推翻、再建立的过程中,她已经越来越接近那个出发时的目标:看见自己。

重庆森林回到酒店,收拾东西回家,小音箱里放着Skinny Puppy的音乐,站在高楼的窗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北京。看了一会儿,我回身把耳机扣在头上,拿头巾用力一绑,把音乐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在风暴中厉喊。

兀自想起《重庆森林》中最单纯的王靖雯。

【张允浩的回答(3票)】:

看了一半,我觉的看这个书是心灵洗礼一个过程,由于柴静给我们的感觉是冷静、睿智、正义……所以她的书犹如一部3D电影,我们就在她身边一点一滴体会,可以让我们清醒的看到自己,看到社会,看到真实,看到良知……面对环境的污染、面对儿童集体自杀、面对家暴等问题,不得不让我们反思,让我们每个普通公民一起思考,唤醒主人翁精神,拒绝冷漠,让我们的世界变美好!

【Zen Ting的回答(2票)】:

从文字中,我看见了久违的自己。

昨天晚上开始看的,还剩50多页。

【LSin的回答(2票)】:

今天刚看完。觉得很好。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人群的,也不是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都可以客观没有偏见,柴静安静地告诉我她采访时的故事和她的感触。我也就明白了无知与偏激是我的弱点。从中看到那个不完整的自己,是我阅读的意义。

【纥豆陵的回答(3票)】:

每天晚上回家收拾完了看一章《看见》是这段时间每天期待的事,即便昨天刚拔了牙,疼的晕晕乎乎,还是看了一张,这本书是天天惦记但不舍得看太快的那种。

评价谈不上,我可以说一下我为什么喜欢。

1,是一本很真诚的书,能感觉的到她很诚恳地记录下自己当记者成长的过程,这本书不光是写给别人,也是写给她自己,一个人很认真地总结她的过去,呈现出来的文字就是很负责的,不是应付读者的。

2,柴静的很多采访总是围绕着敏感和边缘的话题,有人也说他作秀,做的节目不关注时政,关注些“盲区”。可是盲区总要有人看见的,特别是在中央电视台这样主流的平台,如果她做了这样的节目,播出了,多少都会对盲区里的人有所帮助,被看到、被尊重、被在意。而从她的书中,也可以看到她的出发点不是顾意报道偏门的东西,是她从潜意识里就对弱者有种亲近,一个记者能首先承认自己内心的东西,跟随自己内心的东西,做个活生生的人,本身就挺了不起的。何况,所谓的“盲区”也并不遥远,我们正正常常的生活,但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某个方面或者某种程度上,是孤独的,或者有“难以诉说”的苦,是希望被认知被了解的,她有时候就是说出了那些我们想说而不能说的话。反正,有一个章节,我读的哭了。

3.她采访的内容都是这个社会最激荡的部分,可是文字却很平静,就像她的声音和名字,安安静静的。读起来很舒服,你会跟着她投入,跟着她探内心的底,但还是冷静的,可以思考的。

我还没有读完这本书,但我向大家推荐。

【徐雅可夫斯基的回答(1票)】:

看了一半,觉得真实。彻底读过后再来讲好了。

【梦水依眸的回答(1票)】:

昨天买的,今天刚刚到货,粗略的翻了一下,字很多,不是像《幸福了吗》那种水书,应该蛮有料的。

【陈波的回答(2票)】:

说实话,我、不、大、喜、欢、总觉得很别扭的感觉、

【徐鹏的回答(2票)】:

第一次写读书笔记,练手。纯属打酱油!!!

1、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 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蒙昧就是我自身,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坝。 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这才是活着。

微评: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缺少什么,我们以为自己懂得很多,只是有一点我们总是恐惧,不敢去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也许正因如此,活着的我们不仅在蒙昧中挣脱,也渐渐的变成了我们曾经不喜欢的摸样。

2、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入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到了几个层面?

微评:本书中我对陈虻的印象很是深刻,他像是一个大哥哥的角色却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智者,他批判、犀利、成熟、理性、正直......几乎能形容一个好男人形象的词他都能搭上。我不是做新闻的,但我深信这不是一个自行决断的行当,你应该充分利用你的资源去提供有益的信息(收集筛选),从不同层次深入浅出的表达出来那些事件本来的模样(传播),让观众自己去理解去思考去判断,这点让我想起了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记住,你是个传播者,而不是决断者。

3、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

微评:小时候,我很内向,特怕陌生人,也不喜欢见人就问候这样,不仅算不上一个讨喜的孩子,还特别遭人嫌。所以父母时不时就说我,说我以后要学会做个讨人喜欢的孩子。那时还小,只是听听,但是做不到。现在想想如果父母从不说我,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强烈的意识到这点,我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的自己。批评时常发生在你亲朋之间,亦或是工作关系中,我们怕被批评,更怕沉默。好像说的没什么太大关系哦。

4、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微评:记得2003年那次非典,我还是个农村的小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非典,只知道放了一个月的假好开心。很多外出打工的人也都回来了,但是村子里或是变了清冷了很多,人与人少了些交往。有人说,真实的数据可能会引起群众的恐慌,中国10几亿人口,乱起来可不得了;也有人说,我们连知情权都没有,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会更可怕。而我更偏向于后者,也就是说上海市的官方微博处理这次H7N9的做法我很赞同。没有为什么,我只是觉得,我应该知道些什么,而政府也应该这样做。

5、(1)人总是要分开的,但有的东西永远在的,就像书本身那句话,“天涯若比邻”。

微评:即将面临毕业的我看到这话甚是有感触,若真是的想念一个人到一定的程度,你会去找她,就像那些孩子们去另一个世界去找她的同伴一样。而毕业后我们若还是想念,交通如此便利,找一个人还是问题吧,只是,只是这种感觉已不是你可以道明的了。

(2)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要的是轻蔑。(双城的创伤)

微评:我不知道这句话当时那孩子能不能听懂,若是我,我肯定不懂。这话分量很重,但对于现在的我们理解上没有问题,只是懂得多了,不代表你就能做到,若是我,我做不到。

双城的创伤,最大的谜,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每每看到孩子,我都想到了教育。

6、第五章: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火溶于水中。

微评:关于同性恋。和朋友几次聊到这个话题,上个月去英语角碰到一个美国大汉,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问我们:“你们认为同性恋是一种选择还是别无选择”我记得好几个男生说了是一种选择。曾看过一篇文章,也是说同性恋的,说道:这个问题绝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他们并不是主动选择去做一个gay,而是基因决定了他们的爱情是同性,别无选择。我们这一代也许更能去接受同性恋,去容忍,但我知道上一代的人很难做到。有些爷爷奶奶级别的甚至对此深恶痛绝,比性教育更为难以启齿,而且绝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每当我们听到安全套,我们第一反应想到的是性而不是安全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败了,下一步还很艰难。我再次想起学校澡堂里留下的那个“帅哥搞基,详情联系......”有些东西对同性恋来说比生命还重要,那就是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空间。不能够提供,这种痛苦、压制、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成为社会一个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顽疾。让人自由爱吧,越自由越纯洁。总有一天,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火溶于水中。希望这一天比共产主义来的早一些。

7、第六章:沉默在尖叫

“人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愿望一样,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只是她生在这儿,这么活着,我来到那儿,那么活着,都是偶然。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

微评:这章写的是监狱的女人。看过的人都知道这里面的女人其实很多都不是“坏人”。她们有些是受丈夫虐待,有些是看到儿女被虐,而后选择了不得已而为之的绝路。总之,都有苦衷。我说说李阳。我曾参加过疯狂英语的培训,也曾觉得李阳是个很牛逼的人,从自卑到自负,他的路也算是艰难,我喜欢他说的做事要学会厚脸皮,也就是enjoy losing face。直到家暴事件发生后,我对的他看法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也许我们根本不应该去评论一个人,我们要评论的是这件事本身。他公开在媒体上说他不爱妻子,结婚为了“中美教育的比较”。他说自己代表的是中国文化,Kim代表的是西方文化。而孩子只是实验品,也是牺牲品,为了“大爱”要要牺牲的“小爱”。我不会去说他的选择是对是错,本身这种做法是违背伦理的,而我再去说他家的事对与不对,似乎自己也被套进来反伦理的牢笼,但我还是反对对人性的一种不尊重,也极度反对甚至厌恶他说他代表中国文化,这是对中国文化的践踏与强奸。

其实柴静本身想要说明的可能是关于人对人的一种尊重,去探求人的内心真实的想法。为什么这些女人会如此“出格”的去杀害别人,是什么她们可以这样做等等......

8、“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不需要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精神。”

微评:老实说,独立和自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字眼,但我到现在还不是很明白。特此百度了一下:独立是单独的站立或者指关系上不依附、不隶属,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做某事;自由,有政治上自由、法律上的自由、哲学上的自由,基本解释是由自己作主,不受限制和约束,顺天道而行之。看完了还是不明白。从一个角度说,一个人除非是独立的人,否则不可能是自由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人最终的独立,包括人格的坚挺,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充分的自由。自由使自主的选择成为可能,自由使我们能够服从于内心的召唤而不是屈从于外部的压力。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句话听了多少遍,多么有力量,可是尼玛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

9、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微评:有了恐惧,有了痛苦,有了失望,才会有希望;有了缺乏,才会去弥补;有了软弱无力,才会去坚强。

10、第十七章:无能的力量

(1)曼德拉说,如果因为怕别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把它隐藏起来,那就等于说谁都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来并让别人看到,那就等于说谁都可以这样做,然后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2)从世俗的意义上说,卢安克做的事情没用,没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广,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种令人内心惶然震颤的力量。

(3)这些痛苦也不是没有用,从痛苦的经历中我得到将来面对问题时需要的力量。

(4)如果自己作为老师,想象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象就好像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象。

(5)这奇怪的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一旦了解了卢安克,就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人们不由自主地要思考,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卢安克并不是要打翻什么,他只是掀开生活的石板,让你看看相反的另一面。

(6)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7)青春期的孩子是通过行动得到感受,从感受中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导行动的,所以他说,说话是没有用的,让他们一起进入,共同完成那个“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的故事,感受会像淋雨一样浸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缓缓滋养。

【吴洲的回答(1票)】:

很好看的一本书,如果以这本书为蓝本拍成电视剧的话就是一中国版的The Newsroom。看这本书时候代入感很强,也很让人感动。这种阅读感受,首先来源于书中描写的都是真实的新闻事件,我们对于这些新闻时间也算是见证者,比如像“非典”、“汶川地震”,但我们却未必会认真思考这些事件,看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再去重温和思考。其次,就是作者对细节的描写实在牛逼,所以在阅读的时候会有一种在看电视节目的感觉。

除此之外,还可有了解到一些新闻制作幕后故事和记者的日常生活状况,很有趣。

【苏克的回答(0票)】:

好看。我是先在《一个》上看到的其中一章<山西山西>,然后买的。慢慢看,一章一章看,快看完了。学到不少。

【陈伟彬的回答(0票)】:

刚看完这部书。我还是挺喜欢记录生活的书。每看一个人的成长和心路历程,都会有所收获。

看完柴静的书,一个记者的成长历程,也只有柴静有这些机会接触这些人,当中提及到的很多事件很多人物,背后带来的思维方式的思考,是我看完书后最大的感悟。

不过这本书最近炒得很火,感觉也没必要说出太多太多的所谓特别和精彩,不带目的,让读完的人客观地评价。真好。

【何文思的回答(0票)】:

这本书是每天一章慢慢看完的,作为一个正在成长正在拓宽对世界的认知的高中生来说,我觉得这是一本很棒的启蒙书——暂且叫它启蒙书吧。她在书里不停地强调“真实”二字,“真实自有万钧之力”“真相会流失于涕泪交加之中”这两句印象很深刻。看过全书后,再看新闻,再看时事的时候,会摒弃之前所明显表露出来的愤青的言辞,开始从不理智,不求真相的幼稚中脱离出来,也开始更多的关怀别人,更主要的是,有了更多的思考,关于正能量的思考。

【Bob李的回答(0票)】:

第一遍读完恍然大悟。

强忍着没拿笔勾画。

怕勾的太多,误了分析和阅读。

第二遍,一些不熟悉的人物形象化。

像一部纪实电影,分十几个场景,尤其是汶川、双城、非典。

高考完后还会继续研究。

【叶斌的回答(0票)】:

因为真实,充满人情味,所以喜欢

【栾越的回答(0票)】:

某个片段让你的人生投射她的故事中,这样你就喜欢了。共鸣少,涤荡小

【张朝的回答(0票)】:

通过记者的角度,向读者展示了被大部分人所忽略的社会现实。。。但是每个片段都会打动人心。。。读的时候,心情一直是很沉重的。。。千万别把它当成一部消遣时间的作品。。。有点像一部长篇电影,将最近十年的画轴慢慢打开,只不过呈现的大都是被我们所忽略的。。

【李帅的回答(0票)】:

说说自己的感受啊,上学的时候看到柴静一个说独立思考的视频,留下了颇好的印象。邻座的同事买了一本《看见》,借来看了前面的一点内容,没看下去,原因有二:1. 文章写的一般,有点太流水帐;2. 写的内容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收获不了什么。

【式微的回答(2票)】:

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这些不多的原文节选应该足够了。

(P.S:如果你的专业有关新闻,有关媒体,这本书值得一读再读。

序言节选——

十年前,当陈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这一句话,把我推到今天。话很普通,只是一句常识,做起这份工作才发觉它何等不易,“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

正文节选——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他偏做生僻的,有一期叫“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有位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专业人士和普通人都觉得可笑,但这人在节目中说:“小人物也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别人笑,史努比只自嘲,从不反击,也没见他对人凶恶,我有时觉得他有点近于怯懦,他只说:“道德,不是没有弱点,而是看清它,然后抑制它。”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我没思量,有一句话浮上心头,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会不会太文艺腔,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这场官司关于五毛钱。郝劲松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收这五毛钱不合理,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他是个普通的学法律的学生,连个律师证都没有,以“公民”的名义打官司。两年多,他打了七场──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列车员都笑了:“火车自古没有发票。”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贏,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钱数这么小,很多人觉得失去它并不可惜。”我说。“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但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当三K党对黑人的攻击威胁到人身安全时,以暴制暴按理说是人最本能的反应,纽约的黑人领袖马克西姆·X说:“非暴力是在火药桶上放上一块掩人耳目的毛毯,现在我们要把它掀开。”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忍受着攻击、殴打、被捕、被泼上一脸的西红柿酱,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坚持多久,没有得到任何政治上的承诺,他们不可能嬴得声名,也不知道能不能有结果。科学家说:“仇恨,是一些初级神经组织,深深栖身于人脑最新进化的外部皮层之下。”可为什么在一九五五年,他们的选择并不是最原始的反应方式──忍气吞声?或者,战斗?焚烧?抢掠?破坏?一九二九年,当马丁出生的时候,美国黑人的中产阶级已经渐渐形成,虽然有很多种族不平等的条规,但是他们享受着宪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马丁可以在南方的黑人大学里,读到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在波士顿读博士前,已经熟悉了甘地“非暴力抵抗”的观点。再小一些,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可以与白人孩子一样,从课本里读到《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当一个人的本能要求他逃避或是还手的时候,他能留在原地、忍受着攻击的前提是,有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并且深信对方会回到游戏规则当中来。

郝劲松打贏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但后来他乘车时,乘务长认出了他,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采访郝劲松时,我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张洁给了我选题的权力,有些题目他想让我采访,但我选择不做,认为有些采访对象臭名昭著,想离他们远点儿。张洁这人宽容,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样子,就作罢。《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我转着手里杯子笑而不语,心想,各有各趣味。

我认为只要掌握的事实并无错漏即可,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说过:“电视就是瞬间,要有戏剧性。”他出道就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著称,对老布什总统的采访几乎演变为一场争吵,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九一一”之后他坐在地上含泪朗诵《美丽的美国》,这些都为他赢得“勇敢无惧”“富于感情”的声名。但总编袁正明审片时提醒我:“不要不能自持,你有时忘了在采访。”我对袁总说,观众没人批评啊,还挺喜欢,觉得“性情以对”。袁总黑着脸:“你别让观众看出你的喜好来,生活里你怎么样是你的事,上了节目你就不能有这个。”

采访华侨公司老总时,他说服从法律判决,也可以接受媒体的“豁免权”,但他说有一个疑问:“你也是做记者的,你说说,只听了一方的言论,没有另外一方的言论,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公正的新闻呢?”我问过当时杂志社总编为什么不采访华侨公司。他说:“大多数批评报道,无论你怎么征求意见,结果都是一样。材料比较可作为证据,那就不必再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全部都反映出来。”《中国改革》被起诉时,多家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只有对杂志社的采访,没有华侨公司的声音。大机构在当下往往能决定一篇报道的存废,媒体当然有警惕,有同仇敌忾之心,我也是记者,听到总编拒绝交出线人来换取调解,说:“我不能放弃我的职业道德,让我下狱我就下狱。”会感到热血激沸。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采访中浮了出来,我把它按下去,又浮出来——“给每一方说话的机会”,这不是我们自己鼓呼的价值观吗?如果实在不能采访,要不要引用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证据或背景?很本能地,我想,强力者剥夺别人的发言权,当他们的发言权也被剥夺的时候,就是对他们的惩罚,惩罚就是一种约束。但我又想:“这样一来,我们和当初压制打击举报职工的华侨公司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劝说自己“我们是正义的”。可是,正义好像没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同的标准,不管我做什么节目,我博客底下总有人留言自称正义,说“凡CCTV赞成的,我必反对”。还有次与一位美国同行谈到中国内地的一个问题,他下了一个绝对的判断,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他打断我:“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记者。”“真正的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我说。“你们是没有信誉的一方。”谈不下去了。二〇〇六年,四十八岁的安娜·波莉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四年之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女记者进人七百多人质被绑架的莫斯科剧院,充满敬佩。车臣绑匪要求她充当与政府之间的调停人,绑匪信任她,因为她在报道中一再公开批评普京的决策给车臣造成的痛苦。她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有争议,普京和车臣武装都被怀疑。去世前不久,车臣武装的负责人巴萨耶夫曾约她采访自己,她拒绝了,说在人质事件后,“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与他谈的,这世上没有英雄,只有受苦受难的人民”。她是十五年来,这个国家第四十三个被暗杀的记者。当时我写了一篇博客:“杀害记者的人是想让人们恐惧——为需要真相和想要思考而感到恐惧。”有张照片是一位老妇人把白玫瑰放在她遗像面前。我写道:“俄罗斯的人民用花朵纪念她,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比什么都柔弱,但比恐惧更强大。”我被这支玫瑰深深打动。后来遇到美国政治学者Ann,她在莫斯科待了十六年。我以钦敬口吻谈起安娜,Ann迟疑了一下,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为什么?”我有点意外。“因为她的报道中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我说安娜说她的原则就是“批评是记者唯一的语言”。她摇头:“这样的报道很难客观。”我认为她是美国人,不理解俄罗斯的记者要承受什么,“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她说:“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我依然尊敬并学习法拉奇和安娜,但也开始重新思量采访,她们甘冒枪林弹雨,为一次采访可以倾注生命,性烈如火,同情心极深,但也容易将世界分为掌权者与被侮辱者,将历史的发生归功或归罪于某一个人,容易将好恶凌驾于事实之上。法拉奇在“九一一”之后写《愤怒与豪》,说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写下这本书——那不是报道,甚至不是文学,用她的话说是“训诫书”,这篇檄文里用的都是“坏蛋”、“强奸犯”、“蛆虫”这样的字眼。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想起在“百家讲坛”采访易中天,他反客为主,问我,“新闻调查”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你说说,什么是真相?我想了想,说:“真相是无底洞的那个底。”有观众看了这个节目,在我博客里留言:“那你说说,什么是探寻?”底下有另一位观众替我写了个答案:“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探寻’。”采访完重庆这期,我给钱钢老师写信,说这期节目让我不敢轻易再对任何事物直接发表评论。“我对一方缺席的采访抱有疑问,哪怕技术上来讲证据没有任何问题,也必须让他们说话和解释。即便这些解释会让我们本来简单的是非变得混沌,会让我被动,让我在采访中陷人尴尬,让我可能必须放弃一些已经做完的不错的采访段落,会带来节目被公关掉的风险,也必须这样做,不仅是对他们负责任,同时也让我们自己完成对世界的复杂认识,哪怕这个认识让我苦苦难解,让我心焦,”钱老师回信说:“追求真相的人,不要被任何东西胁迫,包括民意。我们要站在二〇一二、二〇二二,甚至更远的地方来看我们自己。”信的最后,他说:“不要太爱惜你的羽毛。”我明白他的意思,做调查记者最容易戴上“正义”、“良知”、“为民请命”的帽子,这里面有虚荣心,也有真诚,但确是记者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现在如果要把帽子摘下,有风雨时也许无可蔽头。

转变看上去突兀,但在最初面对大量反对声音时,晃动其实已经开始,人往往出自防卫才把立场踩得像水泥一样硬实,如果不是质问,只是疑问,犹豫一下,空气进去,水进去,他两个脚就不会粘固其中。思想的本质是不安,一个人一旦左右摇摆,新的思想萌芽就出现了,自会剥离掉泥土露出来。采访不用来评判,只用来了解;不用来改造世界,只用来认识世界。记者的道德,是让人“明白”。

那位朋友看到的节目中,我采访的官员批评上级政府财政决策失误,说了四十五分钟,很坦率。采访完我问他:“您这个性怎么生存?”他说:“官僚系统是一个复合系统,只有一种人就玩不下去了。”“那你靠什么直言不讳还能让人接受?”他说:“准确。”我想起问过Ann如果你认为安娜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方式,那什么是?Ann说:“Doing the right thing is the best defence。”——准确是最好的防御。无论如何自制,人的情绪是根除不了的,有时松,有时紧,永远永远。我让老范编辑时把我表情过度的镜头掐掉,她不听,有时还要强调出来,加点音乐,觉得记者有情绪才能带动观众。我拿她没办法,只能自责:“你给我做一个牌子,采访时我再不克制就举牌子,上面写两个字:‘自重’。”没办法,方丈说得对,和尚和记者这两个工种,都要求人“能持”,持不了,或者不想持,只能别干了他送我那本《金刚经》里,有一句“念起即觉,觉即不随”,人是不能清空自己的情绪判断的,但要有个戒备,念头起来要能觉察,觉察之后你就不会跟随它。有位观众曾经在博客里批评过我,我觉得说得真好,女人酒局上,说给她们听:“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老师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因为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他写道:“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有天翻书,看到斯宾诺莎在《伦理学》里说:“嘲笑、轻蔑、愤怒、报复……这些情绪,都与恨有关或者含有因恨而起的成分,不能成为善。”初做记者,我有过一个习惯,问那些被指证的人:“你不对这件事感到抱歉吗?你要不要对着镜头对当事人表达一下?”总觉得这样才能收场。袁总有一次批评我:“媒体不能介入,只能在对方有需求时提供平台。”这个界限细如一线,但决不能迈过。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一个片子里的人,心里有什么,记者只要别拿石头拦着,他自己会流淌出来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斯宾诺莎还说过一句:“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这话太硬了,我消化了好久。他界定“观察”的实质是:“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陈虻某天在楼下碰到我,说:“我今天琢磨出来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要服务,不要表达。”这话没头没脑,我也不知怎么搭腔。他说刚才在讲课,有个人问他:“我们这工作,如果只是记录一个人的生活,跟着他走,我们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没有意义啊?”他生气了:“他活着,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达思想的一个道具,他活着才没有意义呢。别在生活里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里发生的东西。”他说:“别瞧不上服务这两个字,描述复杂比评论简单难多了。”九六年他去日本考察时,曾与《朝日新闻》的人讨论如何写评论,对方说:“现在早过了我提供观点让别人读的年代,我们只提供信息,让人们自己作是非对错的判断。”

做新闻调査后,遇到热点事件时,我常与同事讨论,“我们的落点在哪里?能有新意么?价值观能高于别人么?”但慢慢觉得,你有一千个漂亮的第二落点,有一个问题还是绕不过去:“真,还是假?”。美国的新闻人克朗凯特在世时,他的老板希望他在晚间新闻的最后五分钟加上评论,他拒绝了:“我做的不是社论,我做的是头版,最重要的是为电视观众提供真实客观的报道。”他的同事抱怨他过于谨小慎微了,但他说:“如果我一会儿想不带偏见地报道,一会再就同一题目发表一篇鲜明的社论,观众会把整个广播业看作持偏见的行业。”他每天节目的结尾语都是“事实就是如此”,这也是他去世前最后一篇博客的名字。对虎照的调查中,几乎每个人物的采访,我都用了三个小时以上,交叉询问时间、地点、人物、证据、相机、速度、距离……知道节目中用不了这么多,有些东西也不便放在片子里。但疑问一旦开始,逻辑自会把你推向应往之地。采访时局长脸露难色说:“要不我们不愿意接受你采访呢,你问得太细可是,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胡适说过做事情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原以为下笨功夫是一种精神,但体会了才知,笨功夫是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我担心过观众对技术性的东西会感到厌倦,但是后来我发现,人们从不厌倦于了解知识——只要这些知识是指向他们心中悬而未决的巨大疑问。现在出发前,我只敢问:“我们能拿到的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经过验证吗?从这个事实里我能归纳出什么?有没有跟这个归纳相反的证据?他们能不能被足够呈现?”

年底节目最终能够播的时候,我们采访了郝劲松,他对周正龙提起诉讼。我问他:“你是以公益诉讼知名,这次为什么要介人虎照事件?”郝劲松说:“我觉得这次仍然涉及公众的利益。”“指什么?”“现在华南虎事件巳经不是简单的一个照片的真假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诚信、社会道德底线的问题,我们说一个不关注真相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追求真相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堕落的社会。”“为什么我们一定需要一个真相呢?”“真相是一个民族发展最基础的东西,即便将来你査到有华南虎,这个照片真假你仍然不能绕过,因为这是民意的要求。”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八日节目播时,新闻时效巳经过去了。但播出的反应之强烈,让我觉得,人们不会忘记没有答案的事情。在真相面前,这世界上不存在特殊的国民性,人性本身想要了解万事原由。

美国有一个得普利策奖的华人记者,叫刘香成。作为曾在美联社、《时代》周刊任职的记者,他拍了四十年的中国,被认为是反映中国政治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他说:“其实我从来不拍政治,我只拍普通人,只不过普通人的生活反映出了政治。”我后来琢磨,这期节目中,陈锡文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这样。他不从意识形态或者某一概念出发,也不刻意站在它的对立面,说出事实时无所顾忌,也不故作惊人之语。他只是关心普通人的生活,他要解决这些生活中的具体矛盾。矛盾解决的方式,自然指出要走过什么样的路。审片时,我跟袁总谈:“我在这个片子里学到不能用道德眼光看待经济问题。”他一笑,说:“不能用道德眼光看任何问题。”

我问过卢安克:“你写过,中国农村和城市的人,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太着急了。怎么叫‘太着急了’?”卢安克说:“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我说:“会有人觉得那就太漫长了”——那人就是我,那人就是我。他说:“小学老师教了一批一批,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我当时一惊,担心他坠人虚无:“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压在我肩膀上的。”“改变不是目的?”我喃喃自语。“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己发生。”听他说话,内心长久砌起来的砖石一块块土崩瓦解——不是被禅悟式的玄妙一掌推翻,是被严整的逻辑体系,一步步,一块块,卸除的过程。我问:“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没有。”“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是我的困惑。“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那我们做什么呢?”“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对原有的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是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从哪儿去找到不害怕的力量?”“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他在这次采访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我曾以为卢安克有信仰,我直接问了,他笑了一下,说:“为了自己的灵魂和需要向神倾诉吗?太自私了吧。”

采访完药家鑫和高晓松。编导和我都讨论过,要不要把舆论对他们的各种疑问都积累出来,再一一回答。我说:“我觉得还是只陈述,不解释吧。”老老实实地说出知道的那一点就可以了。何况我们知道的并不完整,不敢说这就是结论,我只知道他俩身上携带的病菌,人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王开岭是我的同事,他说过:“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他还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你太偏激,就是你们说的愤青。”他接着说,“偏激就会傲慢,无礼。你很想做事,但要改掉这个毛病。”我想辩解,还算咽下去了,说:“那怎么办?”“多读书。”老爷子说,“另外,存在即合理,你要接受。”

先前一直想为这本书写些什么,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写。有些东西,都是悟在心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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