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不少人的潜意识里是对立的，正如会有西医一听到患者询问是否可以去看中医，便会厉声制止，也会有痴迷中医的人，觉得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永远不会治本。
要讨论线装本的《本草纲目》是否能与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兼容，背后的本质无非是东方传统文化特有的哲学与价值观，以及围绕着这套体系搭建起来的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活习惯，是否能顶得住西风东渐的冲击。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著作《万历十五年》里，认为中国古代管理的问题在于无法数字化，这个命题的真伪早已经被无数学术青年激辩到情绪激愤。 其实事实胜于雄辩，即便是曾经激进主张“脱亚入欧”的日本，菊与刀的性格仍未湮灭，料理与西餐通吃，相扑与足球、棒球并行不悖，老百姓生活中很多传统的繁文缛节丝毫未减。在我国台湾，上至政客下至村民，遇到难解之事，先想着去村里的庙堂掷筊问神，寻求指引，但这丝毫不影响台湾一度近乎垄断全球IT产业代工。 商业化可以托起一个产业，资本也能让一个行业急功近利。基本医疗保障在现代公共管理学里，早已经被划为由政府开支承担的社会安全的三道保障底线之一，世界各国医保体制不一，道理各异，但疾病预防机制必是其中之一。我们曾经将医疗负担抛给市场，至今医改方案接二连三，还无法厘清各种医疗乱象，在这种焦头烂额的背景下讨论中医在医保体制里适用的范围，以及产业的未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现行医疗体制建筑于割裂传统文化的体制之上，加之学贯中西的“大家”与专业人士的稀缺，让一直与时代欠缺兼容感的中医，成为一个急需梳理的事物：作为一种疾病预防体系，它可以进入政府的医保体制，与西医互补；作为一种相对稀缺的专业服务，它也可以成为市场上的高价商品，为少数精英私享。没有什么传统不能与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兼容，在中国目前这个集体缺乏安全感的社会，事关衣食住行与生老病死这样“刚性需求”的行业，随时可以脱颖而出、异军突起，体制的束缚终究可以通过改革解决。 中医越热，越有人将其看作为一个商机。然而有投资就有投机，由于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粘性，很多人对待中医的态度，都附加了一些非医学因素。在西方，医生与律师，由于与当事人在专业知识领域具有的高度信息不对称，一直被视为需要高度自律的职业，对执业者的道德情操要求苛刻——对医德的怀疑也是中国现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而在中医领域，医生的成长期更长，如果投资者动辄用文化符号“包装”和“催熟”这个市场，而非就医言医，那么李道士、张专家和马仙姑还会再现。 中医现在需要撇开偏见，也需要撇开迷信。一个耐心坐了20年冷板凳的医生拿不到高薪固然不合情理，但一个做不到“医者父母心”的郎中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商业化的工具。我们讨论中医的价值的同时，不能忽略它仍属于医疗这个特殊性质的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