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场特大暴雨，给北京等地带来的人员伤亡震动全国。截至7月26日，北京区域内共发现77具遇难者遗体，其中66名遇难者身份已经确认，11名遇难者身份仍在确认中。灾区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中，最终的死亡人数会是多少？依然是全社会为之心焦的核心问题之一。2012年7月23日，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表示：由特大自然灾害造成的因灾死亡情况，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排查核实，及时向社会公布。如《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微评论”所言：让死亡数字“脱敏”，人们才会看到敢担当、能负责的政府，才能相信政府痛定思痛、浴“水”重生的决心。
让每一个在灾难中死去的人都有名字，这本是政府最起码的底线。市委书记回应“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证实“社会”对政府的灾难应对可以发生切实的影响力。以往灾难，出现过一些地方官员躲避政治责任，瞒报死亡人数的情况，说到底，还是由于社会不够强大，未能促使部分官员遵守最起码的政治责任伦理。 灾难来临，社会的正常反应，一是体现为对政府担责救灾的强烈要求，二是社会自我救助的意愿。此次救灾，有私家车队自发前往首都机场救援，有民企负责人主动开放公司给受困者提供吃住、供应热水，甚至还有KTV公布门店电话，邀请需要的人去吃一顿免费热饭，在微博上传播各种避灾信息和逃生知识的网友更是多如牛毛。 社会并不缺乏最基本的恻隐之心。汶川大地震后涌现出来的巨大民间力量，已经刷新世人对中国社会的老旧认知。30多年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并未将所有人都带进金钱拜物教，义人照旧存在，善心依然不死，突破利害计算的逻辑，这个社会还潜藏着巨大的向善能量。 但是，仅仅有要求政府担责的强烈要求和守望相助的善意，还只是人心复苏、社会复苏的第一步。真正强大的社会，是能够将自己对政府的要求内化为政府行为的社会，是能够将自助助人的善意，转化为看得见的救助效果的社会。而这，需要建立起强大的社会行动网络。 一个具备强大行动能力的社会意味着，灾难刚刚来临，就有专业的信息收集组织和传播途径；一个私家车主的善意，能通过社会网络散播至全北京市有同样意愿的其他车主；一个民企企业主打开公司大门，榜样的力量可以立刻抵达其他企业主……在这座城市，在这个国家，只要你有助人的愿望，就可以得到充分的释放；只要你有助人的能力，这能力就可以依照你的意志自由使用。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我们不仅要让财富充分涌流，更要让善意充分涌流，让社会的力量充分涌流。 这不是要将政府的重担，转移给本已负担不轻的社会。恰好相反，只有建立起强大的社会行动网络，才能真正激活政府手中那些沉睡的资源。这次特大暴雨灾害，很多公共场所没有及时向受灾者开放，政府的公务车也未得到充分使用，有些2011年就经受积水之害的立交桥底，也未见显眼的安全提醒与路障设置，以致有人溺毙于车内……救灾意识和效率的缺失，几乎是一切庞大行政体系的通病。对治这样的组织病症，唯有依靠更灵敏更高效的社会网络，依靠社会对政府机构的督促与唤醒。强大的社会网络，在公共领域的触角理应无所不在，它不仅靠自己的力量填补社会运行的空白，更要依靠团体的力量，跟政府及时沟通，有效撬动政府力量。 这样的社会网络，奠基于个体的自由与善意，成型于各式各样的社会自组织，作用于与政府的沟通协商和社会的自我救助。它打通公民个体与庞大的政府机构之间的种种隔阂，不但可以更好地应对巨灾，更是不断督促政府公正有效治理的强大力量。 暴雨之后，城市的地下管道系统如何改造？谁来盯着政府将财政资金向城市公共设施倾斜？谁来督促政府公布每年财政预决算细目？谁来推动人大代表们肩负起市民重托？这一切，都有赖于专门的社会组织来常年努力。转型是一场持久战，而最重要的推动者，就是团结起来的公民，就是一个层次丰富领域齐备的强大社会行动网络。 有人说，那也得政府允许社会自行组织才行！汶川大地震后，有人打算建立一个松散但持续的民间救灾组织，聚合潜水、跳伞等各个方面的人才，找资金，办网站，介绍灾难教训和逃生方法，但未能成功。这固然说明建立社会行动网络的不易，但在执政者创新社会管理的思路下，2012年民政部对社团登记的改革已经扩展至全国。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行动网络的时机，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