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现代化无需熟读《曾国藩家书》



     钟叔河先生家住二十楼,名为“念楼”,即“廿楼”之谐音。念楼中挂有沈从文、钱锺书、黄苗子、黄永玉、丰一吟、沈鹏的书法。闲谈中,我提起在香港采访过罗孚和鲍耀明先生,钟先生说他认识罗孚就是通过鲍耀明介绍的,曾托出版社寄赠《周作人散文全集》给鲍、罗二位。“罗孚先生最近还送了我一帧梁漱溟1948年写给他的条幅,托人带到我家里。他那时候不叫罗孚,叫罗承勋。”他想让我看这条幅,在书房中寻找,却未找到。

  我就是个有话就说的人罢了

  几天后,钟先生告知条幅找到了,请我再去念楼。但见条幅挂于客厅:“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卅七年元旦写杜诗为承勋乡兄之属。梁漱溟。”同座欣赏这幅书法的是钟先生的老朋友朱正先生。

  同为爱书人,钟叔河和朱正的命运有点相似。1949年参加工作,任职《新湖南报》,1957年划为“右派”,1970年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钟叔河说:“有人曾经两次约我一起去自杀。一次是1957年;一次就是‘文革’之后,被捕入狱以前。他觉得厌倦了,不想活了。我跟我老婆也都是‘右派’,我有句话是跟自己老婆讲的:‘饭还是要吃的,书还是要读的,要我们死我们是不得死的,我们得坚持活下去。’”

  1979年,钟叔河平反出狱,由朱正介绍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编辑《走向世界丛书》,影响深远。关于“走向世界”,钟叔河回忆:“他们原来提出的书名,我都不满意。后来我想出一个形象的题目。中国原来文化对别国也有辐射力,东亚文化圈基本是汉字文化圈。但是,后来中国闭关自守了,我们要走向世界,走向外部世界。”

  朱正以研究鲁迅闻名,钟叔河则以编辑周作人作品著称。作为出版家,钟叔河力争出版《周作人作品集》和《曾国藩全集》曾轰动一时,当时周作人与曾国藩都是有争议的人物。1986年,钟叔河为“重印周作人著作”撰写广告:“人归人,文归文。”1989年,钟叔河将《曾国藩与弟书》称为中国的《将相篇》,与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相提并论,但他指出:“现代化无需熟读《离骚》,当然也无需熟读《曾国藩家书》,因为它决不能指引我们走向明天的世界。”

  离休后,钟叔河写作颇勤,著作不断,不时接受媒体采访。他笑道:“采访很多,对我有害,别人会以为我喜欢作秀,其实我从来就是个有话就说的人罢了。”

  我的要求就是北京奥运会口号

  聊起文坛,钟叔河表示不喜欢跟别人打笔墨仗:“我也劝过朱正先生,跟别人论战的文章可以少写,自己写自己的文章就好了,何必浪费精力和时间,这有必要吗?这一般都是意气之争,没有必要。”

  而对中国的未来,钟叔河说:“走向世界是一个过程,走向的世界就是全球文明的时代。中古的世界是划分为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都是独自发展起来的,当然文化之间有接触、有交流,但是基本是作为不同的地区独立发展的。

  进入近代以后,世界的特点就是全球文明,一个地球,一个世界。如果全国人民真正接受了普世价值,中国的问题就好办了。我的要求并不高,就是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走向世界是追求共同的世界。你们都应该看到走向世界的曙光,我就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了。但是,我对于这个前景还是乐观的。”

  “几千年的影响不是几十年能够轻易取代的”

  周作人的罪过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对周作人这么感兴趣?

  钟叔河:我喜欢他的文章。很小就看他的文章,在1945年以前,我只能从我哥哥战前的国文读本上看到,抗战以后周作人的文章就不选了。抗战开始,父亲把我一个人送回湘北老家,老家的书都是线装书,白话文的书就是我哥哥的初中国文读本,我就这样接受周作人。那时候,我连哥哥的历史读本、地理读本、生物读本都读。抗战胜利,我读高中,语文程度也提高了一些。那时候也不再新印周作人的书了,但是老的书在旧书店还是有,发现了就买来读,慢慢喜欢上他的文章。像《故乡的野菜》,作为散文,似乎还没有叶圣陶那么轻灵,但是它能引起你思索。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经得看,它有思想高度,有文化内涵,能够满足我的求知欲,我的要求读书明理的期望。他的文章和别人的不同。我喜欢周作人,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最本质的原因就是这一点。

  严格来说,周作人的大部分文章都不是文学散文,而是一种文化随笔,包含了很多社会文化史、科学史、文明史的材料,能够使人对人生、对世界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看法。他很重视这一点。另外,他还很重视写文章要合乎情理,合乎常识。他说,世界上很多反文化的东西、反民主的东西,往往都是违背科学、违背常识的,也是不合情理的。旧中国是一个专制的中国,鲁迅和周作人都对它采取不调和的批判的态度。对于旧的文化,他们是最彻底的批判者,这一点鲁迅和周作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周作人和我的思想是合拍的,我认同他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观点。我认为,前一代人在认识的深度上来讲,还很少有人超过周氏兄弟。当代的学者有些新的观念,会些新的名词,讲的很多话可能比周作人新一些,但实际上没有达到他的认识水平。因为后来人对于旧中国和旧文化的认识并不深刻,所以他们的批判不可能到位,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1937年周作人留在北平的这种行为?

  钟叔河:那时日本侵占中国,周作人没有跟国民党退到西南大后方去,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很多人劝他南下,他却没有南下,这应该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系。鲁迅死后,“左联”一派的人不依不饶地批评他。不仅批评他,也批评所有的“京派”文人,就是非“左联”的人。左翼的文艺青年对周作人采取敌视的态度,他也对这些人是反感的。当然,左派的文人也并不完全等于重庆政府,但对于重庆政府、对于国民党,周作人也从来没有好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周作人在北京应该是属于进步的一方面,他在《晨报副刊》上写的文章,他在北大“出入《新潮》中”,对当时的北洋军阀统治者如张作霖、段祺瑞以及他们的御用文人章士钊之流,一直都采取批判、不认同的态度。开始周氏兄弟没有闹翻,两兄弟闹翻以后,还是在一条战线上。

  北洋军阀杀掉李大钊,那时候周作人也完全站在同情李大钊的立场上。左联周扬来管文艺以后,鲁迅对他也是有意见的,而左联对周作人则更加不依不饶。周作人也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要来“领导”文艺,他们自己的“文艺”却根本不行。左联批判梁实秋、沈从文,梁沈他们倒还有文学作品,至今仍然存在,他们也从不说周作人不好,包括冰心和巴金都是承认周作人的。所以,那时候周作人不可能跑到蒋介石的统治之下去,也不可能到延安去。再加上他的家累负担比较重,老婆是日本人,周建人遗弃的那个日本老婆就是周作人老婆的妹妹,也在他家里,要他养着。鲁迅的前妻朱安和母亲住在一起,虽然鲁迅是寄钱回去养家的,但是母亲需要人照料啊,不光是钱就解决问题的。抗战开始时鲁迅已经死了,许广平不到北平去,住在上海租界里,老太太和嫂子还是要周作人管。一家子人,老人、小孩、妇女,只有周作人一个成年男人,不容易逃难。

  关于周作人,蒋梦麟讲过:当时他还是北大指定的留北平的四教授之一,这四个教授是学校委任他们留在北平管理学校的教产,蒋梦麟后来给他证明了。但周作人自己不愿意走是一个事实,并不是他要走,蒋梦麟强要他在这里坚持。但蒋梦麟毕竟也认可了学校要留人照料。当然,后来周作人当督办,就不是一般地办教育了,那是做官了,而且是大官,性质就不一样了。

  完全肯定曾国藩没必要

  时代周报:现在对曾国藩的评价也跟以前完全两样了。

  钟叔河:到现在慢慢地有另外一种偏向,完全肯定曾国藩,我认为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曾国藩毕竟不能够使我们现代化。曾国藩的政治经验,特别是对传统政治里面的谋略和权术的运用,确实是一种遗产。他有很高明的处世哲学,怎么样教育儿子,怎么样练字、读书,这些经验都是可取的。但曾国藩毕竟是过去了的人物,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时代周报:曾国藩是不是对毛主席和蒋介石都产生过影响?

  钟叔河:可以这么说。毛主席和蒋介石都承认曾国藩是自己的老师,毛主席亲笔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承认他自己对于近代的人,只崇拜一个曾国藩。他把曾国藩和孙中山、袁世凯、章太炎都作了比较。蒋介石也是这样,崇拜曾国藩。

  时代周报:为什么有一个说法是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钟叔河:这是后来的说法。当官就要看《曾国藩》,经商就要看《胡雪岩》,看两本小说。这种说法充分暴露了如今官场和商场的文化之低。

  曾国藩是集中了中国专制时期的为官之道,他对于官吏的政治权术了解得很透。我有个比方,马基雅维里不是写了本书叫做《君王论》嘛,我觉得曾国藩写的可以叫《将相篇》,正好可以和《君王论》作为兄弟书。马基雅维里讲的是君王的统治之道,曾国藩讲的是将相的驾驭之术。曾国藩跟他弟弟写的那些信尤其是赤裸裸的,跟弟弟讲话不需要什么避讳,讲得露骨,属于私房话。研究旧时代中国的官僚文化和政治哲学,这些很有价值。曾国藩是传统中国崩坏前的“最后的巨人”,却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领袖。中国要现代化,用不着读曾国藩;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却非要看曾国藩的书不可。

  时代周报:你对中国走向现代化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感兴趣的?

  钟叔河:我如果不感兴趣,就不会有《走向世界丛书》。但我虽感兴趣,对现代化问题的钻研仍然是有限的。我的职业是一个编辑,你知道编辑也好,记者也好,是没有办法很“专”的。比如你今天来做一个专题,你要写湖南的曾国藩和毛主席,你明天可能又要搞另外一个专题,你不能一辈子研究毛主席,研究曾国藩。我编完曾国藩又要编周作人,这是两个不同的课题。我不可能像学者那样专门研究曾国藩,搞一辈子,不可能那么专心。所以我的学识是有限的,最怕别人吹嘘。

  传统思想为何根深蒂固?

 钟叔河:现代化无需熟读《曾国藩家书》
  时代周报:中国在晚清以来,特别是1919年以后,很多知识分子都提出中国得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不管是向欧美学习还是向苏联学习。但深入到社会里观察,为什么国人的传统思想还是根深蒂固?

  钟叔河:传统中国几千年的影响深入骨髓,遗传因子不易改变。即使是对传统持批判态度的人,即使是我,骨子里流的也是祖父的血,中国人的血。我们看的小说,读的诗词,看的戏剧都是旧的东西。这几千年的影响不是几十年的影响能够轻易取代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包含有自由民主东西,虽然不是主流,有还是有的,民主自由这些名词也是翻译来的,最初将民选的总统翻译为“民主”,它是相对于“君主”而言的,后来才翻译为总统,实际上,总统是明清两朝给武官的一个职别。自由一词则古已有之,有个皇帝特爱搞女人,天天要换新鲜,皇后想管一管,他勃然大怒,曰:“朕贵为天子,不得自由?”这意思和现在的意思不同。但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是有过政治自由和文化自由的。古代文人相当自由,除了少数民族统治的康雍乾三朝,写什么文章,是没有人来找你算账的,写小说不会查禁的,《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都有讽刺的成分。先秦时期,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秦汉时期有廷议,李斯可以建议焚书,淳于越也可以建议“师古”。一直到清朝,慈禧太后也是允许发表不同政见的,李鸿章主张要签和约,你可以反对,甚至可以公开请朝廷“斩李鸿章之头以谢天下”,不负法律责任,而平时宣扬杀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宣扬杀人,雇一个杀手去杀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讲杀李鸿章以谢天下,可以不负法律责任,因为那是政治上的主张。康有为公车上书,他提出来中国要变法,要学日本变法,快变还可以重振,慢变则可以缓亡,不变就必亡。他可以危言耸听,可以上书皇帝,这就是言论自由的传统,民主的传统。

  时代周报:胡适晚年在美国用英文作演讲,就指出中国的传统里面也有自由、民主这些观念。

  钟叔河:胡适和康有为都是伟大的思想者,却都没能成为成功的政治家,这是中国的不幸。我们远没有康有为那样的气魄,更没有胡适那样的学养,但总还希望能有人继起,引导大家多思索一些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要认真地、深层次地解决中国的问题,的确要很好地清理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很好地回忆总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接受经验教训,才可以少犯错误。比如“文革”中打死了人,都应该追究,使其负法律责任,该判刑的判刑,该判死刑的判死刑,以后才会少几个杀人凶手。很多事情如果公开报道,道听途说自然就收敛了。比如这个物体,我看到是这一面,你看到是那一面,必须是多维的空间,才能看到这个物体的全貌,如果只一方面解读,其他人不准说,那怎么行呢?任何东西公开了、透明了就不会出大问题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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