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决策模式 理性决策走出高成本增长怪圈



     貌似职能部门之间的政策冲突,却突显出决策思维的日趋理性——据《中国经营报》10月27日报道,国土资源部已经确定从明年开始,终止带有违规用地补票性质的“6?30”政策(这一政策曾规定,地方政府在2012年6月30日前,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并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或消除违法状态、复耕到位的违规用地,不计入所在地政府的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

  从表相上看,国土资源部对违规用地豁免权的剥夺,所显示出的“抑制用地需求”,似乎与国家发改委近期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密集批复,所彰显出的“放大用地需求”,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突。但是,跳出线性思维的窠臼,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之于我国的耕地安全,还是之于集约式发展的产业转型,国土资源部此番终止违规用地的“补票”政策,并非如表相所呈现出的政策冲突,而是亡羊补牢的必要之举。

  事实上,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经济总量与耕地占用近乎成同比例的增长态势。在改革开放早期,呈星火燎原之势的乡镇企业,对耕地的占用自然是不言而喻;进入到90年代之后,一浪高过一浪的开发区建设热潮,则造成了更为严重的耕地占用现象;而在2000年之后,在开发区建设圈地仍未退潮之际,更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即已全国铺开,其对耕地占用则更是“不同凡响”,圈地造城一度是其形象的代名词。

  对此进行客观辨析,固然,我们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的早中期,面对其时资本和技术的过于稀缺,通过土地和人力等资源优势进行对接,应该说相对符合“比较优势”理论,因此,这一阶段通过相对牺牲耕地以换取经济增长,应该说具备一定的相对合理性。但是,在度过这一阶段,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并奠定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之后,仍然痴迷于资源(包括耕地和其他自然环境)消耗型的经济增长,则不仅难保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可持续发展,更为我国资源(包括耕地)所无法承受之重。而对于2000年之后兴起的房地产开发浪潮,我们同样不否认,适度开发建设对于改善民众居住条件、集聚城市主体功能,均是极为必要的,但是过度超前的房地产开发,则在滋生出高房价泡沫的同时,不仅日益触及我国的耕地安全红线,更由此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群体性征地纠纷。

  为了防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造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耕地的过多占用,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环境隐患,决策层早于2003年即已启动了开发区圈地整治和房地产调控,此后历年亦均强调不断,2006年更将18亿亩耕地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列入到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之中。而对于民众关心的环境问题,决策层早已三令五申,要求信息公开,及时与民众沟通,实现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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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的是,在确保经济年增长8%以上的潜意识以及地方政府难以抑制的投资冲动之下,诸多初衷良好的调控政策,在实践中,却往往异化为地方政府的偷梁换柱、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监管的形严实松。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经济突遭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时,为了缓冲压力并尽快复苏,其时令全球所瞩目的投资刺激计划亦被瞬间推出,对此我们姑且不作实际成效的评估,但客观上却对此前的耕地保护政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个别地方罔顾中央精神,藐视民意之行为,也如症候一般不时发作。

  可喜的是,在我国经济持续下行之当下,面对新一轮已然启动的地方投资刺激计划,国土资源部此番不仅真正回归职能本位,及时终止此前通行的违规用地“补票”政策,国家发改委亦将兼并重组作为新项目的审批前提,以期减少重复建设以及过多占用耕地等乱象,从而避免新一轮投资刺激引发与耕地保护的矛盾冲突。

  经济增长切莫以牺牲耕地为代价,切莫以牺牲自身后代安身立命的家园为代价。这不仅因为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久,更因为我国耕地安全以及由此延伸的粮食安全已处于警戒线。之于当下而言,我们希望相关职能部门能够令行禁止,切实扭转以牺牲耕地、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此同时,决策层更应相对淡化投资刺激稳增长的重要性,而应通过制度性改革激发经济的内生活力,并以此避免对耕地保护的阶段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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