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率 梦幻般的城市化



     但凡经济转型时期,很多人都会对所谓城市化怀有一种特定的情结,似乎只有城市化达到一定的标准,才是一个发达的国家。殊不知对很多国家和地区而言,城市化不过是一套奢侈的名牌服装,穿上并不等于就成了有钱人。

  但就是有很多人执着于此,学者也好,官员也好,都成了城市化的粉丝。这就如同眼下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其实并不高,但私家车已经开始在很多城市普及,奢侈品也卖得很火,连说话不夹带两个英文单词都不显得高端。而其实呢,好多人都是省吃俭用才混得一辆四轮,穿着阿玛尼啃着窝头美其名曰健康饮食。如此的城市化带来的恶果就是啃老、月光,实在入不敷出,只好牺牲未来。

  对家庭和个人而言,城市化就是悲催的工作、洋气的生活;而对政府而言,城市化就是开着洋车,住着洋楼,做一个理直气壮的债务人。

  几年前美国就是这么制造出一个次贷危机的,而眼下我们在制造什么?经济陷入困境,我们在鼓励消费。对大多数人而言,现期的可支配收入相对较低,且预期的可支配收入也不确定,经济不景气会加剧悲观预期,于是居民自然会选择谨慎消费。

  如果政策制定者明确地懂得这一点,那么就不会在经济低迷的时候还鼓励居民消费。如果仅仅看到中国家庭高储蓄,就意味有能力高消费,就大错特错了。高储蓄对应着未来的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居民通过储蓄来实现自我保险,实际上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而如果因为看到高储蓄,就采取各种办法降低储蓄,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增加债务风险。

  为什么经济不景气时期刺激消费会加剧经济的债务风险?道理很简单。假定经济中有两类人,一类是储蓄倾向较高的人群;一类是消费倾向较高的人群。我把前者称为传统居民,后者称为城市化居民。传统居民习惯用高储蓄来实现自我保险,因而未来越是不确定,这类居民越会坚守高储蓄行为准则,甚至还可能提高储蓄率。而城市化居民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形成了高消费倾向,当经济变得不确定,这类人不是通过提高储蓄来防范风险,而是通过啃老或者借债来平滑时间风险。结果刺激消费政策会鼓励这类人提高消费倾向,导致这类人对家庭或者银行的负债增加,从而导致总体经济的债务风险增加。

  这就是现在出现的代际差异。中老年人辛辛苦苦赚钱,都变成了子女的消费,于是中老年人的养老出现了问题,而青少年群体未来的风险也并没有因此化解。实际上这种风险因养老的压力反而增加了。

  家庭中城市化居民部分实际上不仅不能拉动内需,反而可能增加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过家庭的城市化居民带来的这种问题还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来看看政府。当经济出现不景气时,政府立即想起了凯恩斯,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凯恩斯幽灵时隐时现。其结果就是,大兴土木已经成为刺激经济的最直接、最平常的手段。问题在于,建这些公共工程都需要花钱的,钱从哪里来?地方融资平台被创造了出来,通过银行借款、发行债券,来满足资金的要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出现了。作为债务人,债迟早是要还的。通过什么东西来还?

  从理论上说,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财政收入;二是通过使用者付费。前者依赖当地的税费收入。如果经济不景气,且预期可能持续不景气,那么这块收入恐怕难以保证。后者依赖使用者的情况。比如家庭使用煤气需要交煤气费,那么煤气公司通过收取这笔费用来维持公司运营,并偿还相关债务。道路也如此。

  对于繁荣的大城市而言,似乎使用者付费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城市经济的聚集效应,使得城市人口迅速扩张,城市公共设施使用率快速提升,能够达到规模经济,那么使用者付费就很容易实现。因此,繁荣的大城市并不害怕债务风险。

 中国的城市化率 梦幻般的城市化
  但对于经济发展状况一般、甚至比较差的城市而言,公共设施的现金流就无法保障了。由于公共设施经常使用不足,或者家庭收入不足以承担足够高的费用,使得这些公用设施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因而也就很难通过使用者付费来化解债务风险。而这些地方往往财力也是不足的。这就使得城市化的热潮之下,这些拔苗助长的城市凸显出较大的债务风险。并且这种风险往往会通过银行传递出去。因为投资者预期到这些城市的公共设施的现金流匮乏,所以不会购买这些城市的债券,使得这些城市难以通过债券来实现融资,而更多地依赖银行贷款。

  结果我们看到,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两极分化:繁荣的大城市看似拥挤,却具有较低的债务风险;而欠发达的城市看似空旷,却隐藏着较大的债务风险。所以,当你走在一个城市宽阔的马路上,享受之余,也别忘记,这条马路给后代增加了多少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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