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北京纪委书记叶青纯在北京市两会上表示，“网络反腐我们欢迎，将腐败问题揭露出来，提供了反腐线索，这是好事情。当然，个别有不实，现在看来大部分是实的。”对于网络反腐是否应纳入法制化，叶青纯认为，将来一定要纳入法制化。
十八大后，中国新领导人大力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互联网上也群起云涌地出现很多网络举报，尤其是“房姐”、“户多多”等层出不穷。最新一桩是，重庆官员淫秽视频不断在网络出现，正在搅动更大的风浪。 这些举报大部分是准确的，有据可查的，但是也有少部分存在信息错误。 网络反腐在过去十年早已存在，不过在微博这一社交媒体出现之前，网络反腐材料只能在一些不够那么公共的BBS内张贴，只有在传统媒体发现和报道之后，才会形成社会舆论。由于传统媒体对此类举报的谨慎以及需要真实可信的依据，所以，大部分网络举报都不会被传统媒体报道放大，而是悄无声息地淹没在网络世界。 当类似于推特（twitter）的微博在中国出现之后，三教九流才汇集到同一个舆论平台，对于事物的判断，尤其是网络举报，不再像传统媒体那样谨慎而有选择，微博用户通过转发和评论数量形成舆论热点，传统媒体则不需要去核实举报本身的真实性，而是报道举报被关注的现象。 网络反腐兴起的背后，是中国传统反腐举报机制的弱化。在传统的举报机制中，绝大部分举报人举报的信息在给纪检监察机关之后，不会得到实质性的回应。因为在中国体制内，任何一个官员的腐败举报，都可能牵连到更多的官员，因此，很多纪检部门不会贸然启动调查，自找麻烦，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通常只有两种情况才会做反应：其一，举报被公开而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上级要求不得不给公众交代。其次，举报本身被体制内的权力斗争利用。 所以说，网络反腐是传统反腐机制弱化的产物，人们无奈才借助于公共舆论给予纪检部门压力，才有可能实现反腐败的目的。这是个体制软肋，而且即使形成公共舆论压力，纪检部门也不一定给予反应，比如“表哥”杨达才事件至今仍无处理，这意味着体制的败端。 目前最紧迫的不是考虑将网络反腐纳入法制化的问题，而是要反省传统的举报机制为什么失灵，如果传统举报机制高效的话，也就不会有网络反腐的高潮，更不会有网民对腐败举报不加鉴别的一致支持。人民群众好不容易有一个能够监督政府与反腐败的网络管道，如果急着立法管制，反而让人民群众认为有堵嘴巴的嫌疑。面对网络举报的此起彼伏而且几乎弹无虚发，相关各地纪检部门难道不需要承担责任吗？尤其是一些举报在网络公开前，已经提交给当地纪检部门。 相当程度上，网络举报者之所以能够拿到翔实的腐败资料，是因为举报者是当事人或者有利害关系。他们或者是具体事件的受害者、行贿者或者权力竞争者，很多有私人恩怨，这种反腐结构对传统体制构成了触动，或许会让每个官员都小心翼翼、忐忑不安。但是，让官员腐败如坐针毡的状态，不正是反腐机制的目的吗？ 我们认为，因为目前对造谣中伤、侵犯名誉的现象都有了具体的法律规定。根据已有的法律打击那些造谣者即可，未必要再制定一部法律或法规针对网络举报。相反，也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立法保护“深喉”这类举报者，因为他们可能是内部人而不是利益相关者，仅仅是为了公共利益和厌恶腐败。这类“深喉”很容易被打击报复，对他们的保护是推动反腐事业的必要前提，因为大多数没有具体受害者的腐败，除非内部人提供资料，几乎不被人知，更不会有举报和调查。 如果传统媒体能够接受反腐举报、进行反腐调查，则也许可以核实举报的真实性问题，因为相对于网民自由的发言或举报，传统媒体有实现客观真实的专业要求和能力。正是传统媒体调查腐败报道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举报者才借助于网络。应当说，网络举报是互联网时代的天然产物，也是有效的反腐渠道。在反腐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该用心去做的，是合全社会包括网络之力，将权力关进笼子，切实反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