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正值三一重工高调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之际，一份不合时宜的网帖（《工程机械行业之耻：三一重工三爆商业间谍案》）爆出了三一重工之于同行业竞争对手的间谍行为。 在该网帖中有这样的表述，“2012年11月6日，三一重工市场部情报人员黄镜明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2012年11月9日，三一重工市场部副部长刘兵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相继被案发地的汉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2年11月5日，同案的甘翰宇被案发地的汉寿公安局移交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监视居住。此案正在深挖中。” 上述表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俱全，看起来并非空穴来风。 然而，对于这样一份关系重大的网帖爆料，案件双方，无论是三一重工，还是中联重科都对外保持了足够的低调。 11月21日，《中国经营报》记者收到中联重科品牌宣传部关于此帖的说明，在《网上有关“三一重工涉嫌派遣间谍和技术手段窃取商业秘密”帖子的说明》中，中联重科表示，“这是中联重科发布在OA系统上的资料，是我公司的内部资料，在OA系统对全体员工发布，目的是强化我司广大员工的保密意识，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我司任意一名正式的员工登录OA系统，均可看到该资料。” 而三一重工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则告诉本报记者，“这是有人在恶意炒作，我们也在等待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在此之前，不方便透露任何细节。” 反情报窃取正当时 11月21日有消息称，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在公司早餐会上宣布，公司最晚在年底之前将总部搬迁至北京。多家媒体的报道均称，三一此举目的有二：一是公司将开始第三次创业，瞄准国际化；二是因为在湖南不堪竞争对手之扰。 而据笔者多方核实，三一集团搬迁确已箭在弦上，但具体是“北上”进京，还是“东进”入沪，仍未有定论。“目前看，搬迁到北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三一内部一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层称。 梁稳根曾表示，三一将永远不会完全搬离湖南。这也是外界对三一此次搬迁尤为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原因促使梁稳根下此重大决心？ 三一集团董事、三一集团子公司三一重工（600031.SH）副董事长兼总裁向文波婉拒了笔者的电话采访，“因为可能涉及上市公司，没有公告前不便多言”。 早在1992年，三一集团实施“双进战略”——搬进大城市，由湖南省内涟源一个小乡镇搬迁至省会城市长沙星沙县；进军大行业，从事混凝土等工程机械的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和服务。 这让三一赶上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最好的时光，三一集团年销售额迅速由2007年的破百亿元向着千亿元狂奔。
但形势在2012年急转直下。随着国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高铁建设也趋于理性，三一重工等工程机械巨头不仅增速极大放缓，甚至多数企业出现销售下滑。 这般情形下，迅速增加国际市场营收，提升国内市场份额，培育三一重工之外更多的二级事业部，也成为三一集团扭转当下不利形势的三个途径。 “年初并购‘大象’，让三一深深感受了北京的行政效率。只要盖一个章就够了，而在湖南，不仅有国企竞争对手的纷扰，各种关系的平衡也让三一有口难言。”前述不具名高层称。 与长沙相比，北京除了行政效率、人才、融资等大环境的优势外，更关键的是，三一众多行业客户总部均位于此。包括神华、中煤、国电、中国环保节能等能源巨头总部悉数位于北京。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三一总部搬迁与此战略意图难脱干系。 此外，北京昌平的三一园区周边，包括北汽福田、康明斯发动机等企业形成的产业环境，也让三一少了后顾之忧。毕竟，北汽福田正是多年前由山东潍坊搬迁而来。 有消息显示，北京并非三一唯一的选择，上海亦是重要考虑之一。上海同样优势明显。三一此前投资的昆山、常熟、南通等产业园均围绕周边，结合上海的人才、金融等优势，三一集团总部若搬迁至此，将与卡特彼勒中国总部、振华港机等比邻而居。 但众所周知，三一集团一个如此巨大规模的企业，总部若要搬离湖南，政商关系如何平衡是搬迁能否成功的最大难题。 看起来，梁稳根搬离长沙的决心不小。多家报道均称，三一集团会将混凝土事业部留在长沙。2011年三一集团逾800亿元销售额中，有300多亿元来自混凝土事业部。这也算是梁稳根平衡湖南和长沙政界挽留三一以保税收的决策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网帖中，提到了三起分别发生于2009年10月、2011年6月和2012年11月的间谍案，而每起案件的间谍手法都凸显了在当前时代下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风险点。 网帖将这三起案件表述为：其一，三一重工设立所谓新洛普咨询公司，非法窃取中联重科等34家同行企业的商业秘密。 其二，三一重工雇佣黑客组织，攻击中联重科OA系统，窃取中联重科商业秘密。 其三，三一重工在本地高校毕业生中发展商业间谍，通过派遣间谍与技术手段窃取中联重科商业秘密。 对于这些网帖所表述的内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表示：“如果网帖内容属实，那么这些间谍手法无疑会涉嫌犯罪，而如果表述内容不实，中联重科则同样面临诽谤罪的问题，这将是一场针尖对麦芒的交锋。” 不难判断，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拉锯战已经如火如荼地上演，而事实上，这场战争早在双方竞逐并购“大象”（德国混凝土机械制造商普茨迈斯特）之前即已开始。 对此，著名劳动法专家梁智告诉记者，“无论上述事件是否属实，它都在向中国企业透露一个信息：随着市场化竞争的加剧，如何合法获取情报信息以及如何合理规避对手的间谍行为正成为当代企业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警惕！情报战正在逼近 中银律师事务所张铮律师告诉记者，“情报竞争的案例不胜其数，最关键的是企业要学会如何合法地获取竞争情报并合理规避竞争对手的情报攻击。” “在获取公开信息方面，中国企业通常使用的方式是通过媒体报道或专利局的专利材料，而在美国，由于民事诉讼的所有材料全部公开，这些诉讼程序中的材料往往包含大量信息，是获取竞争同行资料的重要方式，伴随中国企业全球化竞争，中国企业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情报获取工作。”张铮说。 除此之外，咨询公司同样是获取竞争信息的有效路径，“尽管咨询公司基于行业惯例不会给同行业的竞争对手同时提供服务，但是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通常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让该公司在同行业的竞争公司中更有竞争力’，由此咨询公司会研究大量的行业数据，而对于当事企业来说，通过咨询公司获取相关数据也将是免责的一个重要方式。”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咨询公司获取数据的方式有时也会涉嫌犯罪。 一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校友告诉记者，“一名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地质学博士就曾因向IHS咨询公司提供相关的石油（矿业）储备数据被中国执法部门抓捕。” 当然，合理的情报工作还包括聘请对方的离职雇员，“对于竞争对手的离职雇员，美国企业通常的惯例是12个月的竞业禁止时间，中国企业可能更多地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约定，有些企业如果没有给员工竞业禁止相关的补偿，则雇佣离职员工就变得更为简便。” 在微软状告GOOGLE的案例中，李开复从微软离职后就职于GOOGLE，从微软与李开复所签订的保密合同来看，李开复不得向GOOGLE泄露微软的商业秘密。 事实上，李开复也并没有泄露这些秘密，只是利用了相关的商业模式或者称作盈利模式，然而，从法律上来看，商业模式是不可以申请专利的，它并不是商业秘密，因而该案最终不得不以和解告终，但它同时也暗示了雇佣竞争对手高管来规避相关法律的空白地带。 不仅如此，国际性公司在获取竞争情报中通常使用的方式还包括直接使用对手的专利，但并不告诉你，也不向你交纳许可费用，尽管这属于非法行为，但被普遍采用，一个简单的道理在于这里面存在经济学上的博弈，即“我使用你30项专利，最终你可能只会发现2项，那么我就支付你2项的费用，最终我还是占了大便宜”。 当然，更高明地获取情报的人要算索罗斯，在其发动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人们惊讶于其如何掌握到韩国最核心最机密的经济数据，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数据全部来自于公开数据的搜集、整理、加工、分析。 而一位知情人士则向本报记者透露，“索罗斯专门雇佣了GOOGLE的一个专业小组为其提供数据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