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历经沧桑》,以“口述历史”展现世纪中国:历史需要持续



     从唐德刚开始,中国人开始知道“口述历史”:采访历史当事人,记录他们回忆的细节,以期还原历史。邢小群的新书《我们曾历经沧桑》同样主打“口述历史”,记录了五个人的人生,合起来正好是一个世纪内中国的不同侧面:

  灰娃(著名画家张仃之妻)、何方(中共党史与国际问题专家)展现了延安的革命与日常生活;杨乐(数学家,中科院院士)从科学家的角度回忆了改革开放前后国内数学界的状况;贺延光(著名摄影师)、李大同(《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创刊编辑)都是邢小群的同龄人,他们回忆了在狂热的“文革”年代,先是盲从投入、后又自我觉醒的心路历程。

  邢小群希望尽最大努力还原自己听到的、看到的历史,最终目的是“激起读者的反思”。“历史是容易重复的”,她说,“因此才要反思,持续深入的反思”。

  老先生们的“突发状况”

  邢小群原本研究文学,从文转向史,她的人生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机缘巧合。1993年,邢小群在一家经济类杂志当编辑,做了不少经济学家的专访。湖北一家杂志找到她,希望她在北京采访一些名流。邢小群从自己熟悉的人开始,依次做完了唐达成、邵燕祥两篇人物访问。采访中,她发现这两个人都曾经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于是产生了做一个“右派”系列采访的念头。

 《我们曾历经沧桑》,以“口述历史”展现世纪中国:历史需要持续
  上世纪90年代初,以个人之力,要做这样的题目并不容易,邢小群经常碰到老先生们要求删改稿件的“突发状况”。她曾给曾彦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华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做过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访问,《百年潮》杂志表示想要刊用,但临了曾彦修却坚决不同意发表,甚至还给邢小群寄去一笔钱,说是“让你辛苦写了那么多,费时费力,不能发表,聊补歉意,用作买书吧”。邢小群哭笑不得,又把钱如数寄还给他。

  这些当年做起来困难、发表起来同样不易的文字后来集结成书,书名定为《凝望夕阳》(青岛出版社1999年1月版)。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凝望夕阳》还是一本较为深度的人物通讯合集,但那时的邢小群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口述历史”了:“向史学方面靠拢,以挖掘历史的素材、真相为目的。”

  90年代中期,邢小群去历史杂志《百年潮》当了两年编辑,和一众史学家如郑惠、杨天石、杨奎松等共事,他们进一步影响了邢小群对历史的兴趣,她撰文剖析过去的人物采访:“我原来做的人物专访只是一种新闻报道的体裁,开始还想带一点文学的笔意。编辑史学刊物使我意识到史学的力量,采访也可以运用‘口述史学’的方式,挖掘和呈现历史当事人原汁原味的记忆,本身就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因为原来的兴趣是文学,因此,当邢小群决定展开“口述历史”时,她把第一个目标对准了由丁玲创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趁着当年文学研究所的学员还都健在,邢小群决定还原文学研究所的兴衰。这些采访后来集结出版为《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版)。

  历史不要“一锅烩”

  在邢小群“口述历史”的对象中,有不少早期“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在青春最红火的时候投奔了延安。邢小群的父亲是写作《平原游击队》的作家邢野,作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之一,父亲维护自己年轻时的人生追求。

  当年的进步青年到底为什么会选择“往左走”?这些年,从民间到学界一直都有讨论。邢小群的理解是:“国民党统治确实让国民感到非常失望,腐败、专制、军警特务、物价飞涨。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立起来之后,宣传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共产党是为了工农大众的解放!另一方面,‘往左走’也是当时爱国青年的抗日诉求。其实,国民党、共产党、抗战……谈什么问题都要分时期、分层次,不要‘一锅烩’。”

  很多人习惯把历史简单划分成两块,“非黑即白”,邢小群说,包括自己在内,很多国人受的教育方式就是“非黑即白”式的:“沾一点国民党、沾一点旧社会,全是不好的。当事情复杂化的时候,不仔细研究历史,只看到简单的两方面。”在邢小群看来,这种思路延续至今,比如一提到红卫兵,有人的印象就是“青面獠牙”:“其实红卫兵也分很多层面和不同团体。不同时段的红卫兵,对当时社会革命的理解程度不一样,对领袖的崇拜程度和接受程度也不一样。不能做很绝对的判断。”

  口述历史是为“反思”

  做了这么多“口述历史”,邢小群回看自己的人生,也毫不讳言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的狂热状态。

  邢小群看过卡玛(Carma Hinton)拍摄的大型“文革”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她觉得片中表达的是自己接受某种教育的经历:“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好’和‘坏’,‘敌’和‘我’。我们是红色少年,我们的身边有敌人,我们要向刘文学、雷锋学习,对敌人要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对领袖无限崇拜。当领袖告诉你谁谁是敌人,自然就激起了万般仇恨。“文革”开始了,我们自认为是在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都愿意充当先锋,充当革命的栋梁,成为领袖所说的八九点钟的太阳。”

  “文革”开始时,邢小群正上初一,“不可能直接参与特别残酷的斗争”,但是她觉得自己有错,“因为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时代情绪是认同的”。

  邢小群个人的狂热情绪在林彪坠机事件之后开始冷却。“林彪是副统帅,永远健康,作为接班人都写入了党章,这么神圣的事情,他怎么能叛逃?我对很神圣的事情开始反思了。那些语录,真的是一句顶一万句吗?”但邢小群也说,反思并不是那么容易,虽然当时心中有疑问,却不能很深入地思考,因为有些口号是她那一代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精神依赖”。随后,邢小群历经“四五运动”、改革开放,从前教育留下的思想印迹慢慢被改变,“跟我同龄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邢小群说。

  因为出版《我们曾历经沧桑》一书,邢小群跟读者做了几次交流。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好多年轻人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们也想从家里的长辈口中得到“口述历史”,但长辈们不愿提起往事。“十年动乱,八亿人卷入。许多人既受别人的迫害,也跟着去迫害别人,至少在精神上是参与的。这段历史需要深刻反思,但是它又真正触动了很多人的精神伤疤,这可能是很多老一代的人不愿意谈的原因。”邢小群解释。

  邢小群看过龙应台写的有关德国历史教育的文章,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德国人对二战和纳粹法西斯的那段历史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思,当年的影视和文字记录,现在随时可以查阅观看。老师们坚持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讨论过去:“孩子们没有从祖父母那里得到什么,但是他们对历史并不陌生。”

  “口述历史”需要先设立场

  时代周报:唐德刚是中国最早做口述历史的,你对他的作品有什么评价?

  邢小群:唐德刚有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他写的那些人,例如胡适、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是他同时代的人,比他年长的不是太多。在谈话过程中,唐德刚的提问很重要,跟传主有互动和补充。另外,他本身是史学家,他更会用自己的史料完善传主的记忆偏差和不足。最著名的就是他和胡适的对话,他的注释文字量比胡适口述还多,价值非常高。

  对我来讲,我做采访的对象不少是我的长辈,他们经历的事情我没有经历过。我只能尊重他们的记忆,如果和事实有出入,再设法订正。

  时代周报:现在凤凰卫视也做口述历史,崔永元也有《我的抗战》,港台也有很多个人搜集历史回忆的工作,你怎么看口述历史的热潮?

  邢小群:谈历史和写出来的不一样。口述带着人的情感,表达自然、生动,不像用笔写,更容易规范化、概念化。同样的历史,自己用笔写,能写得更缜密,但也许就没有了谈话的气氛、花絮、人的精神气儿及喜怒哀乐的情绪。

  时代周报:在你做口述历史之前,需要首先对某段历史预设立场吗?还是先把现有想法清空,单纯地听传主还原事实?

  邢小群:口述历史跟新闻报道有区别。新闻着重于对现实的报道,口述历史着重于对历史的回顾。口述历史的确有一个对一段历史怎么看的问题,需要意在笔先,先有个立场。

  比如我曾经请一个老同志谈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他说你怎么能提出这种问题?意思是“讲话”岂能有质疑?没有“讲话”怎么会有我们这样的作家,怎么能有我们的那些作品?他觉得“讲话”是文艺创作必须遵守的原则,连问他有什么看法都反感,还能谈下去吗?我做口述历史,都需要事先认识人,知道他们的看法。

  虽然我是先有立场,但是我不干扰事实,事实是存在的,我愿意客观地记录下来,以期让事实去填补、印证这段历史的真实性、空白性。

  时代周报:你对年轻人了解历史有什么建议?

  邢小群:我发现年轻人对生活和历史的看法越来越自我,这跟社会大潮有关系,商品化、市场化、消费主义的主流化,都使得年轻人的历史承担越来越淡,这是客观现象。但是,其中也不乏少数人对历史有兴趣,有兴趣就读书,越读越明白。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有人担心年轻人没有疑问,你没法启发他。这个倒不要紧,历史在前进,所有人都会和现实发生碰撞,一旦有矛盾,他就会反思,反思深了,就会涉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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