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美国大银行家 “官银行家”之痛



对于中国商业银行的股东来说,他们有理由对于“旋转门”的频繁转动感到担忧

 重生之美国大银行家 “官银行家”之痛

  作者:汪洋

  随着各地方党委换届的相继落幕,北京金融街各座大楼之间的“旋转门”也开始转动起来。6月20日,中国农业银行已经在领导层小范围内公布,原央行副行长项俊波调任农行行长,并将在股改后出任公司董事长,原行长杨明生转任保监会副主席。而同日,中组部在光大集团宣布,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将接替王明权出任光大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并担任光大银行董事长。此外,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三部主任徐风则将赴上海履行浦东发展银行行长之职。有迹象表明,此番金融业的人事大洗牌将远不止于此,看来到明年两会召开之前这扇“旋转门”还将继续转上一段时间。

  今天是政府高官,明天就是银行家;今天是监管者,明天就成为监管对象,这一进一出,正是“旋转门”现象的生动写照。其实这扇政商之间“旋转门”并非中国特产,美国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旋转门”就一直都在旋转。去年7月,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董事长鲍尔森正式出任美国财政部长,而副国务卿佐利克则于此前三天离职加入高盛。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选拔机制,基本上没有走上市场,而是以干部官本位化方式进行。国有银行既是企业、又是行政机关,还是事业单位。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事业单位,追求人事级别化;作为政府,高级管理人员追求行政级别最高化。即使在交行、建行、中行和工行这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完成股份制上市之后,其董事长和行长仍非由董事会决定,而是由中组部任命和考核。在这种干部行政化体制下,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完全是企业经营者与政治家一体化,这种“官银行家之痛”与“旋转门”的频频转动掺杂在一起,使原本清晰的商业银行改革目标蒙上了一层阴影。

  值得注意的是,与上次(2000年)金融业的人事调整更侧重于从商业银行内部提拔干部不同的是,这次高层明显加强了监管机构与商业银行领导之间的交流任职。究其原因,首先是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的顺利推进,高层对银行业的注意力开始从加强银行业风险控制、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向控制信贷投放和贯彻宏观调控要求上转移,对于这点,在客观上监管机构的领导比一直奔走于商业法则和赢利压力上的商业银行高管有着更切身的领会;同时,由于股改上市后各家商业银行高管的薪酬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高,董事长、行长的年薪基本上都在百万元人民币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这些职位的吸引力。

  事实上,从世界范围上看,人们对“旋转门”的评价可谓是毁誉参半,支持的人认为“旋转门”让政、商、学等各界间的人才得以充分流动,使政府管治更具活力,而反对的人则坚持“旋转门”将创造种种官商勾结的机会,败坏吏治。当然,现阶段金融企业中“党管干部”的原则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可是对于中国商业银行的股东来说,他们恐怕更有理由对于“旋转门”的频繁转动感到担忧。因为对以信贷作为主要赢利来源的中国商业银行来说,这一轮的行业景气尚未经历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的考验,而董事长、行长的任期过短,不仅不能考察出他们真正的战略眼光和管理水平,反而有可能助长他们的短期行为,为银行未来的危机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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