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应当考虑如何放宽准入，引入更多的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以真正的市场化竞争来改变垄断性投资的低效；城镇化战略也不能继续过去“土地城镇化”的老路，而应当把户籍制度改革、“人的城镇化”列为突破口；在资本投向方面，要解决投资过于集中、产能过剩的痼疾，有赖于政府改变过去出口导向时期对产业政策的迷信，让企业成为市场的决策主角，政府则应着力于建立和完善投资的退出机制。 “十八大”前后，各界曾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普遍抱有乐观的预期。2012年第四季度GDP增速达到7.9%，似乎也验证了中国经济已企稳回升。不少经济观察人士预计，今年一季度的增长率有望达到8%。但国家统计局4月15日公布，这一数据仅有7.7%。 对经济增长率再度掉头向下，在坊间的原因分析中，被频繁提及的两个因素包括节俭运动和楼市调控：新领导层要求收紧政府在奢侈品方面的支出致使消费增长减缓，房地产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因楼市政策收紧而放缓。 但相比外界预期从乐观到悲观的“过山车”式波动，政府方面的态度要淡定得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当时市场对经济复苏的预期比较积极，但从“十八大”到今年两会，政府对增速的定位并未变调，最终确定为7.5%。4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也强调，综观全球增速，7.7%的增速并不算低，实现全年增长目标“比较乐观”。 经历了超过10%的高速经济增长期之后，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中速增长阶段”。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开始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40%。2012年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9000国际元，东南沿海地区已经达到了国际人际收入水平。中国近两三年增速已经开始回调，未来潜在增速也将稳定在7%左右。换言之，7%-8%的增长区间（甚至有些时候低于7%），将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相信正是基于全局的判断，中国政府才确定了介于上述区间的增长目标，不再片面追求增长率的“好看”，而着力于结构调整—而这注定是项艰巨的任务。应当说，这是一种较为稳健和实在的态度。从一季度的统计数据看，有迹象显示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正在进行当中。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表示，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的7.7%中，最终消费贡献了4.3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贡献了2.3个百分点。 面对当下状况，尤其要警惕的是，在增长率下降的背景下，地方乃至中央政府的方向出现摇摆，投资刺激的诱惑再现，各地又频频祭出大项目、大手笔。而这，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潜在风险。此前，海关总署称发改委去年四季度批复了高达7万亿的项目，后来证明是“虚惊一场”。但种种迹象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却是有实实在在的投资冲动。在地方融资平台问题频现的当下，这无疑是巨大的隐忧。 过往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经济滑坡往往会促使政府大举放松政策，企图通过政府支出和信贷大幅扩张来提振经济，但这一治标难治本的策略代价过高，只能延缓事实上更加急迫的结构转型。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对于“中速增长期”的客观现实，从政府到民间都需要有足够的认识，并扭转过去宏观政策“保增长”的简单化思维和操作方式。具体到投资方面而言，不能简单地上大项目、投巨资，而应当考虑如何放宽准入，引入更多的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以真正的市场化竞争来改变垄断性投资的低效；城镇化战略也不能继续过去“土地城镇化”的老路，而应当把户籍制度改革、“人的城镇化”列为突破口；在资本投向方面，要解决投资过于集中、产能过剩的痼疾，有赖于政府改变过去出口导向时期对产业政策的迷信，让企业成为市场的决策主角，政府则应着力于建立和完善投资的退出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