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一个5月下旬开始的一个话题，甚至连全国上下最关心的抗震救灾主题也无法掩其“光芒”，那就是电信重组。其实，我想问一句：重组是寡头央企的重组，与我们百姓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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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成都。512地震发生后的半小时之内，无论手机还是固话，无论移动还是联通网通，全都无法接通；惊恐之余，身边所有人都为不能及时联系上家人和亲友而焦急万分。我的一些外地朋友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才打通我的电话，才能道一声问候，报一声平安。
成都市主城区并没有房屋跨塌，所有的电视台电台都正常工作，那么在成都市区应当也没有基站和主要通信设备受损。所以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无论哪一家服务商、甚至整个通信行业，都没有为应急状况留出信道余度。
除了自己切身的感受，我也看到通信业界知名观察家项立刚老师，地震后第二天的一早，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出倡议：“少往灾区打电话，为灾区空出救命线!”感谢项老师，他的这个倡议至少为救灾行动贡献了一份真实的力量。但这也是一个无奈的倡议，从另外一个角度充分表明了信道的极为有限性。
迄今为止，通信业作为国内一个没有开放市场的行业，无论是重组前还是重组后，都始终处于国有控股的央企寡头格局。
应该说，地震之后，各大通信公司派出优秀员工奋力抢修重灾区通信设施和减免救灾人员通信费用的举动深得人心，也值得赞许。但是我们都知道，保证充分的信道余度意味着牺牲利润来换取社会抵抗自然灾害等应急状态的能力；不只是地震，应急状况随时可能发生，洪水、雪灾、台风、甚至一场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或者战争。信道余度的远远不足，反映出通信企业集体的社会责任感贫乏。双向收费、月租费、频率占用费、漫游费，作为寡头央企，通信服务商在享受了太多不合理不公平不透明的利润之后，是否应当多承担一点社会责任？
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在其《丰裕社会》一书中提出了“社会平衡”的概念，他主要是指社会生产投资的平衡和社会消费的平衡。在我看来，在这两种社会平衡之外，还应该考虑第三种社会平衡：社会责任的平衡。
社会生产和投资之间需要寻求一种平衡，供应与增长之间需要寻求一种平衡，第一种社会平衡目前已经被广为接受。消费与互补消费的平衡也已经作为一种实用性的市场理论而发挥作用。但是企业从社会收获的利益与责任之间是否需要寻求平衡呢？
民营和外资企业已经在不断强调“企业公民”的理念，在我看来这是他们寻求社会责任平衡的一个自觉行为。而寡头央企却在这条路上远远地掉队了；不仅通信营运商，我们看到同为寡头央企的民航三大骨干企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延伸航线管理混乱，飞行员情绪波动甚至消极怠工；拥有通信企业一样的寡头垄断优势，却始终不能提供优质的航空运输服务，旅客怨声载道。国有寡头垄断体制下的社会责任缺乏在各行业都是相通的。
在我看来，电信重组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仅仅因为这是一场对重金豪利进行重新分配的盛宴；其实无论联通、铁通、网通，即或是搞出个新的神通、互通，或是合并成什么全通，如果不能增加社会责任的承担，如果不能对曾经数次“听证”的漫游费长途费有实质性的改善，对于老百姓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
电信重组的好处据分析有三点：减少重复建设、减少恶性竞争和解决市场失衡。且不说同为寡头央企的三大骨干航空公司如何恶性竞争，如何假道伐虢；且不说同为寡头央企的石油石化如何胁民生、谋私利；即使我们承认电信重组这三点好处，我们仍然没有理由相信它们能够承担足够的社会责任，能够寻求社会责任的平衡。亚当.斯密虽然发现了市场这只神奇的手，但它的理论始终只是围绕“国富”而言，国富或者说总财富的增长和分配是很容易落实到国有寡头垄断企业的财富的，但是对于它们的利润来源——全社会、所有的消费者、老百姓，是否享受到总财富增长带来的好处，则完全取决于企业是否找到社会责任的平衡点。
寡头央企因为特殊的市场地位而获取到自由竞争所无法拥有的高利润空间，这部分多出的利润空间原本就应该是他们承担起足够社会责任的成本来源。自由竞争可能真的是缺乏“减少重复建设”的动力，但是自由竞争能够产生服务种类和服务质量的竞争，从而导致更好的应急反应能力；这是寡头竞争最缺乏的东西。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对立物，不管是完全垄断还是寡头垄断。如果不能真正承担起足够的社会责任，老百姓就永远从他们的盛宴上，分不到一鳞半爪的好处。
面对不能承担社会责任的现代性反馈和改革挑战带来的危机，电信重组也许是电信行业的一次假面妥协。但是如果不能肯定而真实地打破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寡头垄断格局，谁会赞赏这样的重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