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兴黄桥 黄桥“二丁”、文理交融与泰兴教育品牌发展

 泰兴黄桥 黄桥“二丁”、文理交融与泰兴教育品牌发展


一、泰兴教育品牌概况

业界说——泰兴教育品牌看洋思。

天星,长江下游江苏泰兴的一个小镇。教育圣地般遐迩闻名的洋思中学,就诞生在这个江北小镇上。从1980年创办、1981年开始招生,今天已成为江苏省模范学校、全国初中教育的“一面旗帜”。

但是,以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合格率等为衡量标准的洋思中学式的“教育名校”,不仅与国际上真正的优质教育有距离,与民国的教育成果来比,也是自愧不如。同为泰兴境内的黄桥镇,晚清民国时期培养出了两位文理交融的大家——丁文江、丁西林。

二、文理交融的泰兴黄桥“二丁”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黄桥镇人,地质学家、社会运动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胡适先生1956年为其亲自作传(《丁文江的传记》)。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台湾译作傅乐诗)著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将其置于近代科学起步阶段和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充分表现了丁文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该书由丁文江的侄女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等人译成中文。

丁文江出身富绅,1902年留学日本,后赴英国,研究动物学和地质学,于1911年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1931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34年6月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6年,他在湖南勘探煤矿时煤气中毒,在长沙湘雅医院逝世。

除了地质学领域的成就外,丁著《梁任公年谱长编》为研究梁启超之重要参考书;整理了《徐霞客游记》,完成《徐霞客年谱》,并制成“游记地图”;丁文江还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彝文的人。此外,丁文江还是一位有代表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倡议创办《努力》周报,积极参与《独立评论》的编辑工作,是著名的“玄学与科学”论战的发起者。他还将统计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1923年发表了一篇《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

当然,作为文理交融的大家,丁文江也有其弱点所在,这就是自由主义大师胡适所分析的,丁信仰的“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有滑向共产极权的危险。前提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当为个体内部自愿而非外界对个体的要求。(虽然丁也说“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所以,后来丁提出的“新式的独裁政治”,如果只是限于凯恩斯式的调控还好,再往远处走,很可能成为哈耶克所说的“通往奴役之路”。

除了丁文江,泰兴黄桥古镇还有一位文理交融的大家,这就是丁西林。丁西林(1893-1974)中国剧作家、物理学家。原名丁燮林,字巽甫。江苏泰兴黄桥镇人。1913年毕业于上海的清政府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914年入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1920年归国,历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

丁西林曾以热电子发射实验直接验证麦克斯韦速度分布律;设计新的可逆摆测量重力加速度值;研究不同空气压力对摩擦起电的影响及电网络行列式的一般性质;对中国传统乐器——笛进行了改进;主持创办南京地磁台;晚年研究“地图四色问题”。在建设北京大学物理系、中央研究院及创建该院物理研究所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除了物理学,丁西林自幼喜爱文艺,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欧洲戏剧、小说名著。归国后从事业余戏剧创作,成为“五四”以来致力于喜剧创作的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丁西林发表的剧作共10部:《一只马蜂》(1923)、《亲爱的丈夫》(1924)、《酒后》(根据凌叔华同名小说改编,1925)、《压迫》(1926)、《瞎了一只眼》(1927)、《北京的空气》(1930)、独幕喜剧《三块钱国币》(1939)、四幕喜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1939)、《妙峰山》(1940)、《孟丽君》 (1961),其中7部是独幕剧,丁获得“独幕剧圣手”的美誉。

三、民国时期“二丁”之外的部分文理交融名人

林徽因(1904—1955),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出生于浙江杭州。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诗人、作家。1923年赴美国留学,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后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三十年代初,同梁思成一起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文学上,著有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

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夏,徐志摩毕业于浙江一中,接着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沪江大学前身,现为上海理工大学)。1916年秋,生性好动的徐志摩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1917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随着转入北大就读。1918年赴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银行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同年,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http://china.aihuau.com/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林徽因的《悼志摩》一文写道——志摩的兴趣是极广泛的。他始终极喜欢天文,他对天上星宿的名字和部位就认得很多,最喜暑夜观星,好几次他坐火车都是带着关于宇宙的科学的书。他曾经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写过一篇关于相对论的东西登在《民铎》杂志上。他常向思成说笑:“任公先生的相对论的知识还是从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

四、新时期高校合并、综合性大学兴盛与泰兴教育品牌发展

上世纪50年代启动的大学院系调整尤其是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院校。这一轮院系调整,主要是加强工科院校和单科性专门学院的建设。除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少数综合性大学得以保留,其他综合性大学都被解体为单科性或多科性的工科大学。到1953年,又加强和增设了工业院校并适当补充师范院校,对政法、财经大学进行适当集中。

大学严重的文理分科教育导致的人才创新力不足,可以说是1952年院系调整引发的后遗症。也正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又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从1993年开始,我国对高等教育进行了重大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此轮调整中,一种现象份外显眼:高校频频合并更名,由“学院”改为“大学”。而一些大学也从学院内部分科系扩建为学院。这些变革举措,都旨在完善大学的综合性。

从2000年以后,包括北大、复旦、中山大学纷纷启动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2012年,清华大学恢复文科传统,成立人文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而上世纪20年代,清华四大“国学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均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和教育心理学系的建立,在当时均是开社会科学研究风气之先,涌现出费孝通、陈岱孙、钱端升等一批学术大师。

在此背景下,江苏泰兴教育品牌不应再打什么洋思牌、吴贻芳牌(吴贻芳为泰兴籍的中国第二个大学女校长),而应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黄桥古镇的“二丁”为由头,深入挖掘文理交融教育的优良传统,重塑自身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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