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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的北京已完全褪去了秋天的味道，但上班高峰期的景象却仍然是老样子：在位于城市核心区的国贸地铁站里，一群群衣着时尚的年轻人大多嘴戴口罩，密切关注着头顶悬挂电视中正在播放的城市空气质量播报。“又是重度污染，这已是第三天了！”不远处的小伙子微声自言自语着。
彼时，同样是在北京，《环保法》正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三审，在业内人士看来，这部已许久未动的大法与中国的环保事业息息相关。在这个秋末，两张紧密相联的考卷一起，正在检验着这个国家的政府、社会和公民对环境的态度。
“如果仅仅是单就污染源本身来看，北京状况并不是非常严重，由于产业经济以服务业为主，北京除了尾气排放外并没有主要污染源，至少和中国许多地方相比，要好多了。”达尔问环境研究所所长赫晓霞的话超出了许多人的意料。
达尔问再出发
也许正是上述这种不同于公众普遍观感的角度和眼光，使以达尔问为代表的环境类NGO（非政府组织）成为了我国环保事业一道独特的风景。
1990年代初期，一位老人经常蹬着自家的三轮来到北京三义庙，叫上一个叫做杨东平的年轻人去不远处的紫竹院公园长谈。这位老者便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而杨东平，后来的著名教育学者，得以和梁从诫一起参与了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发起。
据相关学者调查，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其实早已存在。从最早扶贫济困的“善堂”、“善会”，到乡村共济、邻里互助的各种“合会”、“义庄”，甚至是崇尚风雅、交流同道的“诗文社”都可算在该范畴里，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非政府组织却是在改革开放后才渐渐兴起的。截至2012年，全国仅环保类NGO已超过4,000家，有类似达尔问这样已正式在区级民政部门注册的，有尚未注册自由生长的，更有很多学生社团、草根组织加入进来，精确数字难以统计。“就北京甚至全国来看，自然之友无疑是一股重要力量，现在很多做得不错的组织当初也是从他们分离出来的。”赫晓霞解释道。
但达尔问却并非如此，它的故事更像是中国众多社会组织成长的缩影。2008年，赫晓霞刚刚从北大环境学院博士毕业，大学时的她就经常参加环保类社会调查，毕业后赫晓霞索性来个无缝对接，并没有找工作递简历而是继续自己大学时的兴趣。在活动中，她慢慢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普遍有感于中国社会环保力量的薄弱，于是决定成立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北京市朝阳区达尔问环境研究所，Green Beagle）。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继续探索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一方面可以进行环境科普以激发公民意识。在这些最初的发起人中，有媒体记者，有高校毕业生，也有企业家，赫晓霞则继续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自己最感兴趣的农村环保调查中去。
初期的民间环保组织被批评者认为是“种树、捡垃圾、开讲座”——甚至是“周末郊游式组织”，他们的发起者基本是一批环境记者，只因为“他们关心到环境问题，有自己的资源”。达尔问也不例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9年。“政府和社会对NGO的包容还是在逐渐变好，09年北京市朝阳区集中放开了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不仅是我们，很多环保类社会组织都是在那个时候注册成功的。”赫晓霞回忆道。
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项目总监施鹏翔也向记者表示：“在我们刚进入中国内地时，很多人都觉得绿色和平除非抛弃国外的工作手法，否则不太可能在中国生存很长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放弃机构的DNA，坚持独立，坚持批判，坚持行动带来改变，并且很好地生存了下来。我觉得，是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开放度。”事实上，我国95%以上的环保民间组织遵循“帮忙不添乱、参与不干预、监督不替代、办事不违法”的原则，寻求与政府合作，认为存在一些矛盾的只占3.3%。
2010年，达尔问逐渐开始走向了正轨，但赫晓霞坦言现在的他们仍处在摸索转型期，这种转型最明显的部分莫过于涉及领域和参与方式上。“我们更加希望采取的方式是渐进性的根本解决之道。”赫晓霞相信，多传播一些积极、科学、正面的东西会更有利于中国环境问题的真正解决。而在参与方式上则主要是环境调查的偏重：几年前，中国有些地方曾经谈电磁色变，只要建高压电站便经常会出现群体性事件。发现问题后，赫晓霞决定亲自带队，在大量的实验、研究和专家采访后，她发现，高压电站产生的电磁对于普通人并没有很大影响。近年来，经过达尔问不断的普及教育，因电磁而引发的冲突开始慢慢变少。
“很多事情无法轻易判断对错，实际上只是自己的选择，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方法却不尽相同，最后也不一定殊途同归。具体到我们，就像达尔问的口号一样：主动求知，自我科普。”赫晓霞如是说。
中国困境
学者普遍认为，2008年“汶川地震”的发生，是中国社会力量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举国震惊之后，更多的人开始希望用自己手中的力量帮助需要的人，那些早已存在的环保NGO也开始逐渐认清方向。自那时起，在社会力量壮大与中国环境污染加剧的双重背景下，环保类社会组织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一场全社会的环保运动也开始酝酿。
然而在采访中，多位环保专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在中国环保事业的主体中，政府和社会并不缺乏动力与目标，但企业却截然相反，由于成本约束与监管缺失，企业往往认为自身实力不济无法承担责任而倾向于转移或隐藏矛盾。慢慢地，环保事业的发展逐渐演变形成了三方一分为二相互角力的“中国困境”。
“环保的责任企业并非无法承担”，赫晓霞认为，即使企业不承担环保责任，也一定会有其他的负担需要背负。“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相关负责单位收了钱、企业付了钱，而环境遭到了破坏。”而对于小微企业来讲，因为成本限制，更好的选择也许是政府能够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应该包括为中小企业提供环保补助。“污水处理厂是政府建的，垃圾处理厂也是政府建的，但现在很重要的问题是许多基础设施都无法运行。”特别是在广大农村，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农村用于环境保护的人、财、物严重不足且仅有的资源也并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前两年的一则新闻报道，某省，在当地，环保部投资八千多万建设的大型污水处理厂，根本就是豆腐渣工程，投资款项的用途也已无从查证。而在另一些省份，虽然国家会投资建立一些垃圾桶或垃圾池以存放垃圾，但却并没有给予收集、处理垃圾的资金，很多农村空有基础设施，但没有配套项目跟上，到最后还是垃圾满天飞。”赫晓霞这样对记者说道。而在施鹏翔眼里，三无企业的大量存在和无序发展也是农村的重要问题之一。
归根结底，环境问题仍是发展问题，而发展则必然有先有后。包括赫晓霞在内，许多民间环保组织都希望走专业化道路，以小规模专业化团队为火车头，带动社会这列大车厢，但现实的世界却总是残酷的。
和类似专业化这样的道路困境相比，经费问题也许更是中国所有社会组织都不可避免会遇到的首要问题。事实上，前两年，由于经费不足，在NGO组织中，96%的全职人员薪酬在当地属中等收入及以下水平，四成多的全职人员不领薪酬，超过一半的全职人员没有任何福利保障。其中民间自发组织和学生环保社团中拥有固定经费来源的仅为两成左右。甚至有人统计，81.5%的环保NGO筹集的经费在5万元以下，76.1%的环保NGO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
“主要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中国的环保NGO发展得太不健全。”赫晓霞认为，中国NGO组织太不成熟，经费困难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很认真地想，对所有非政府组织来讲，你必须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晰，看你自己能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认为只要事情做好资金也不是问题，现在NGO在国内遇到很多困难，原因的很大一部分也在于自己的不够成熟、不够强大。”
发动一切力量
大自然保护协会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环保组织，1998年进入中国。2010年5月，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卸任阿里巴巴集团CEO职务，出任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主席。在就职仪式上，马云对记者说，“可持续发展是全球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为了减缓自然世界面临的种种威胁，我们要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我们共同的努力将实现保护地球的目标。企业家要负责效率，科学家要提供正确的方法，社会科学家应能更加巧妙地将信息传达给更多人知道。”
和马云转型环保事业几乎同步，阿里巴巴集团也兑现了将每年营收的千分之三投入阿里巴巴基金的承诺，该基金在多个省份资助了旨在恢复清洁水质的系列非营利项目“清源行动”。
另一方面，即使环境问题如今已如此深刻地影响着这个社会，众多环保类NGO却并没有明显感觉到春天的到来。风起云涌的民意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公共事件解决的成败，但不易把控的方向却让所有参与者望而却步。
对于公民的作用，各方历来争议颇大，但发生在上海的一个环保事件却成了这场争论的一个有趣注脚。几年前，上海启动排海工程，该项目在设计之初本已充分考虑到环境承受力，而采用直接排入大海的方式。但住在大海周边的商户和居民在没有调查的前提下，认为这会严重威胁到他们的健康和生意，于是进行了大规模抗议。最终迫于维护稳定的压力，地方政府决定将废水直接由少人居住的地方排入长江，而这更糟。表面上，公众的参与改变了政策制定导向，但实际上却并没有为环境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
赫晓霞告诉《中国新时代》记者，与公众的关系远近是达尔问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许多项目需要最先考虑的，但她并不赞成公众过度参与公共事件，“公众除了直接抗议还是有很多参与机会的，比如污染源监督。行政监管部门人力、物力、财力很有限，尤其是当下政府配置资源的倒金字塔结构，导致基层部门没有能力完成众多职能。如果渠道畅通，公民应当能在环保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另一方面，NGO与政府的关系也在持续改善，特别是2013年3月中国新一届政府履新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问题提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央巨额的资金投入与地方政府大量政策的密集出台。山东省环保厅厅长张波就称，“山东的环保建设要以主流民意为出发点，充分发挥民间环保力量的作用。”
绿色龙江总干事张亚东告诉记者，他们现在的环保公益行动已经和政府进行了有效的合作，特别是环境教育等，这都取决于大环境对环保NGO认知度的提高。包括做企业信息公开申请以及调查工作，环保部门都给予了大力的协助。现在不光是环保部门，到社区进行宣传等工作时，当地政府也给予帮助。“因为他们明白你在做什么。现在比前两年阻力小了。”张亚东欣慰地说。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相关数据，在世界范围内环境问题的一大趋势在于以转移代替治理，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由沿海转向内地、由城市转向农村。而如果单纯从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角度看，现有的环境问题都能被解决，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为何发达国家一般环境问题相对很小的原因。“公民素质整体的提高，往根上讲要从教育上抓，单纯的喊口号没用，应从根本上解决一代人的观念问题，这样即使这一代人无法解决问题，下一代也有希望。”iearth-爱地球项目经理郭雪峰解释道。
实际上，在现实语境下不论是环保事业还是以推进环保事业为己任的非政府组织，虽然整体向好，但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像达尔问这样已登记在册的环保NGO则更需要政府更进一步的支持。“前段时间我看到新闻说某市政府希望购买该市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却找不到符合条件的非政府组织。这时我会更希望政府可以进行培训，而不是遇难而退，我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建设我们的美丽中国嘛。”赫晓霞笑着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