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和现实 柳传志们的理想与现实



诞生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柳传志,身份复杂。

  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言谈中总以打造民族品牌为己任,话语中充满着对这个国家未来政治、经济的期许,也关心着这个国家的民族品牌未来在国际上的排名。

  联想控股董事长、总裁柳传志,更像是一个多元化的投资家。如今的联想控股,旗下除了在香港上市的联想集团、神州数码之外,联想投资、弘毅投资和融科智地,已经成为联想控股另一部分盈利的中心。联想控股2008年的营业额为1152亿元。柳传志已经不再是造电脑的柳传志,更主要是搞投资的柳传志。

  创业家柳传志,是中关村(000931)年轻创业者模仿的对象。2009年9月12日,在阿里巴巴十年庆典的演讲台上,创业家柳传志的演讲,引起了场内3万人的阵阵掌声。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也给予柳传志以前辈之尊的礼遇。

  股权改革者柳传志,更成为多少民营企业家心中难以企及的偶像。2001年,柳传志为联想职工取得股权,将起初民营企业看似无法实现的梦想变成现实;2009年9月8日,在科学院和国科控股的支持下,柳传志引入民企泛海集团,收购了联想控股国有大股东29%的股权。此举奠定了联想控股民营化的基石。更重要的是,这两步的操作,都极为透明。

  作为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起步的一代人,柳传志身上刻满80年代知识分子的烙印。他除了关心企业利润,还关心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建设。在一封写给100年后的信中柳传志写道,“我总体感到社会空气是相当干燥的,不小心容易着火。年轻的孩子比较自我,谈不上理想,谈不上信仰。在西方人们信仰基督,在东南亚人们奉信佛教,中国的这种状况,短期恶果也许还看不出来,时间长了恐怕将是中华民族将来要延续、要发展的最大问题。”他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当经济改革到了一定阶段,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

  柳传志这十年来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不停地在现实之中寻找边界,突破自我。但是,在坚守一种理想化精神的同时,他能够把握住现实的底线,并在其中腾挪转折。除非已经谙熟于市场建立初期的种种规则之间的微妙平衡者,很难在其中全身而退。而柳传志之所以能够成为商界“常青树”,跟这种把握的能力和其阳光化的态度,有极大关系。

  柳传志一代人

  柳传志代表的不是他自己。凡提及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业的中国制造,人们必提及三个人,张、柳、任。张是海尔集团的张瑞敏,柳是联想集团的柳传志,任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任正非。这个三人一统的中国制造江湖,多年来已经形成一种默契。柳传志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张任二人的评价极高。他认为任是爬珠穆朗玛峰北线的人,而他,步骤正常地按照自己的路线爬了更和缓一些的南线。

  三个人能够共同超越什么?柳传志认为他们那一代创业企业家,“实际上做了两个不同性质的事”。第一件事,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移的过程中,法制法规不配套,在这种情况下,“要不然就是完全裹足不前,要不然弄得不好就会犯大的错误”。所以,“在我这一代的人真的存活下来的人实际上并不多”。而活下来的人,比如张、柳、任,主要干的是第二件事,就是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存活下来以后,没有老去钻政策的空子,利用政府去赚钱,而是认真研究了企业的发展规律,研究行业规律和外国企业展开了竞争”。

  在中断商业传统、标准晦暗未明的中国,柳传志和张、任等寥寥数人,能够依靠内心的力量和强大的自控能力,不断学习和超越自我的能力,不但把握政策的边界,并且坚守商业的伦理和基本价值,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柳传志所创的“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的管理模式,以及独特的处事方法,都极难为外界所模仿。回顾同代创业人中的幸存者,的确寥寥无几。此种寂寞一方面展示了柳传志的不凡,另一方面,则暗示着创业者在中国的创业,究竟潜伏着多少凶险,一着不慎,就可能失去前行的权利。

  在美国硅谷创业多年的舒建华在《中关村》杂志上如此谈及柳传志:“在80年代初开始创业的同学、同事、同行、同龄人中,在海外尤其在硅谷,事业有成者不少。但与柳先生相比,总是若有所缺。因为柳先生是在一个初始、混沌、无序甚至无助的环境中创业的,不像硅谷那样成熟、明晰、有序和互倚,他是在荆棘丛中创出路来的,其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IT产业上的启示意义更大。”

  中国创业的民营化转身

  中国的企业最难明确的,是产权,尤其是原本属于国有投资的产权。创业者的劳动、贡献和积累应该在其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是近10多年来中国公众探讨最激烈的话题之一。一个企业的产权理顺之后,不但有利于效率的增加,而且对企业的传承有莫大的作用。在这10年中,能够很好地以阳光化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者,只有两人,一是李东生,一是柳传志。

  早在1997年,执掌TCL集团(000100)总裁之职的李东生便与惠州市政府签订了为期5年的授权经营协议:核定当时TCL集团的净资产为2.43亿元,每年企业净资产增长不得低于10%;如果增长在10%~25%,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15%的股权奖励;增长25%~40%,管理层可得其中的30%;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得其中的45%。改制方案获得到了广东省政府、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认可。整个20世纪90年代,TCL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0%以上。到2005年,惠州市政府所持国有股从100%下降到58%。到2006年4月,李东生与其团队合法分享了TCL集团资产的25%,总价值4亿元。

  这种“增量资产奖励股权”,与广东省国资委对待企业经营者的开放态度分不开。同样,柳传志的民营化股权改革努力,也得到了来自大股东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简称国科控股)的支持。

  1993年,联想从中科院计算机所的所办公司变为中科院的院管公司。联想向中科院提出,由管理层和员工占有35%的分红权的方案。1994年,中科院同意对联想股权进行划分,确定按照中科院占65%,联想集团的管理层和员工占其余35%股权的分红权,从1995年实施。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支持。红利的多少完全取决于企业的效益,这使得联想的职工和经营者都关心企业的发展,而不只是一味地关心个人的利益得失。同时,它为联想的新老交替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由于认识到自己的创业已经通过红利权的形式得到了认可,联想的创业者非常愿意并支持让年轻人进入新的领导岗位,这为联想的有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2001年,联想在完成了从分红权到股权的转变,管理层和员工组成的职工持股会35%的分红权,顺利转化成了股权。联想在集团内部推行员工持股计划。这个员工持股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员工持股会所持35%股份的分配:第一部分是创业时的骨干,将获得其中的35%;第二部分主要是1988年6月1日以前的老员工,将获得其中的20%;第三部分是未来的骨干员工,包括现在的联想员工,获得其余的45%。这一方案的最大特点,是兼顾了企业的过去和未来,既妥善地解决了早期创业人员的历史贡献问题,又恰当地考虑了企业的发展前途。

  而到了2009年9月4日,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的披露,联想控股的大股东国科控股已将其旗下联想控股公司29%的股权,挂牌转让给中国泛海集团,交易价格为27.55亿元。此次出让后,国科控股仍以36%的股份为联想控股第一大股东,其次是占股35%的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第三便是中国泛海集团。

  从1993年成立联想员工持股会,到股权流通,联想用了8年,这也是联想产权改革的第一步;从2001年到2009年引进泛海集团,又用了8年。联想控股的股权民营化,至此走完了第二步。

 理想和现实 柳传志们的理想与现实

  柳传志带领下的联想,不仅要做跨国企业,还要做百年老店。而做百年老店,不明确所有者权利,明晰经营者和职工的贡献,则难以长久。在众多产业国进民退的当下,联想的“民进国退”,也只有柳传志一般的人物,才能完成。而柳传志个人的产权,与李东生等创业者相比,则寥寥无几。较之股权改革的深谋远虑,以65岁之龄复出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对于阅尽沧桑、改革时亦步亦趋、爬山稳扎稳打的柳传志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如柳传志所言,联想是他的命。而对于创业者柳传志们来说,对于企业发展这种珍惜如命的交付,也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宿命。原因则是,“在我那个年代里边,大量的人充满了活力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全都被绳子捆着,当把绳子刚解开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大的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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