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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商业领域还是政治领域，投机者要想获得主流价值和法律体系都无法容忍的收益，都必须在体制的大墙内外搭建人梯。这些人梯成员的相互接连，不仅可以使投机者翻越体制的大墙，甚至能帮投机者规避牟利过程中的风险。
晚清的落第士子刘鹗，就是依靠着这样的人梯，逐渐从家乡江苏镇江走入北京城的。他的权位、声望和利益，以及外企买办的身份，都与他在社会各界蹚出来的这些“关系”有关。
与其他买办不同，刘鹗既没有傍着洋行、专在中外物流贸易中谋利的商业经历，也不是由外企打工仔慢慢历练出来的白领。他没有钱，经商也屡战屡败，更缺乏与洋人搭上关系的机会。他没有官，只是靠捐纳搞了一个候补同知的虚衔。这种没有钱袋子、印把子和洋面子的“三无”局面，决定了刘鹗的买办生涯只有从空手套白狼开始，他唯一能够依赖的工具，是权力寻租和搭建关系。
血亲和姻亲，是刘鹗的买办关系网中的重要一环。虽然不一定管用，却最可靠、最贴心，在关键时刻甚至成为刘鹗自保的“防火墙”。
作为镇江的一名落魄文人，刘鹗能够摇身一变，成为总理衙门的官员，与亡父刘成忠的关系资源有很大关系。刘成忠不但与晚清重臣李鸿章和王文韶均为同年，而且曾在河南做官，同僚甚多。当刘鹗在郑州河工效命期间，他父亲的故交、山东巡抚张曜把他咨调至麾下，并推荐他到总理衙门任职。而在刘鹗为英国福公司谋取中国矿权的关键时刻，清朝高官李鸿章和王文韶则因为与其父有同年之谊，对刘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
亡父的关系资源固然使刘鹗受益不浅，但最可依赖的还是在世的官亲。刘鹗被保荐到总理衙门不久，就担任了福公司华经理。其首要职责，就是贿通清廷高层，为福公司谋取矿业权和铁路修筑权。在此期间，刘鹗的亲家毛庆蕃、妻舅高子谷都曾经居中帮忙。毛庆蕃是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的亲信下属，刘鹗与翁同龢的交往，由他承转。翁同龢对福公司的态度，他也随时向刘鹗透露。高子谷虽然是刘鹗在总理衙门的同事，但他身为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孙女婿，其能量自然非刘鹗可比。王文韶以军机大臣身份兼管外务部之后，高子谷掌管着外务部的电报密码本。清廷高层关于福公司事务的机密文电，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知刘鹗。
除了京师有亲戚照应之外，在河南的福公司矿区，也有姻亲支持刘鹗。他的侄女婿江伯虞是福公司的高级职员，精通英文，刘鹗与福公司高管的日常交流和信息往来，均由他翻译承转。刘鹗的亲家程恩培更为重要。由于刘鹗此前在山西谋取矿权受挫，所以就让程恩培做他的“白手套”，代他出面向河南地方官“公关”。
官场上下的亲戚关系，不但使刘鹗手眼灵通，而且也能在最大程度上为刘鹗规避政治风险。1907年，刘鹗因为浦口地产一事，被冠以“汉奸”罪名受到弹劾。时任山西布政使的丁宝铨，是刘鹗儿媳的从舅父。在得知庆亲王奕劻在追查此事时，丁宝铨立即出面以“全家相保”，刘鹗因此暂时解困。次年，刘鹗再次因案被劾，行将被捕。他的结义兄弟王孝偊，时任两江总督的电报局总办，信息灵通，在得知刘鹗案发后，立即找人通知了刘鹗家人。虽然刘鹗因故未能免祸，但他另一位亲家毛庆蕃时任陕甘总督，事前多方营救，事后沿途护送，使刘鹗在新疆的流放生活并无不堪。
除了血亲和姻亲关系之外，同乡、同门也是刘鹗买办活动的人事基础。地缘关系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借乡谊行事往往事半功倍。自入买办生涯开始，刘鹗的关系网成员就以苏籍官员或浙江、江西、安徽等江南人士居多。而江浙地区的相对开放，也使得刘鹗的买办活动更容易得到江南人士的共鸣。
苏籍同乡马建忠是刘鹗的买办导师，正是他推荐刘鹗做了福公司的华经理。他还帮助刘鹗与晚清重臣李鸿章及其两个儿子搭上了关系，获得了足够分量的政治支持。曾在山西与刘鹗携手经办福公司矿务的方孝杰和贾子咏，也是他的苏籍同乡。其中，贾子咏时任山西商务局总办，后进入庆亲王奕劻幕府，成为刘鹗对奕劻进行“公关”的主要中间人。刘鹗的买办活动受到舆论指责之后，同乡狄楚青的报社成为刘鹗为自己声辩的主要阵地。他的上海《时报》、《南方日报》，都曾为刘鹗的买办言行“鼓与呼”。
刘鹗系太谷学派的弟子，该学派兼有学术团体和政治团体两种性质，成员之间按照师承关系上下排列，等级甚严。除了他的亲家毛庆蕃、程恩培等人之外，不少辈分较低的太谷弟子，都因为师承关系而成为刘鹗进行买办活动的援手。其中，丁问槎、常伯琦、江伯虞尽管各有官方职务，但暗地里都在福公司兼职领薪。丁问槎早年赴英留学，归国后即由刘鹗推荐，成了热心洋务的肃亲王善耆的秘书。善耆与刘鹗之间的私人往还，多是由他中介。因为帮刘鹗运作有功，福公司为其“薪水加至百金”。
共同的牟利企图、共同的志趣和理念，也是刘鹗交结关系网的材料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材料。
刘鹗喜好收藏，在鉴赏和买卖古玩、古籍方面造诣深厚，这一癖好也成为刘鹗交游官场而又不伤“斯文”的公关手段。
当然，刘鹗更多的朋友，主要还是来自于赤裸裸的利益联系。为了搭上王文韶，刘鹗不止一次地给王文韶的子侄王稚夔和王钧叔“借款”。而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和李经迈，也都是曾与刘鹗合办实业的生意伙伴。为了回报福公司的利益输送，他们经常向刘鹗透露清廷高层对于涉外经济决策的最新动向，尽管他们知道这是清廷的国家机密。
不可否认，从刘鹗早年结识的马建忠，到后来诸多因利为友的高官子弟，刘鹗关系网的成员，大多属于主张对外开放、富民兴国的洋务新人。他们“参股”或支持刘鹗的买办活动，不乏开通风气、发展实业的考虑。但作为政府官员，却在私下里与外企之间存在着如此之多的利益输送，无论以什么爱国言辞予以粉饰，都遮盖不住背后的矫情和虚伪。
刘鹗的关系网虽然是自己搭建的，但他却是关系网中最弱的一环。他的官员朋友愿意和他一荣俱荣，却不愿一损俱损。所以，刘鹗因案被捕之后，只能作为高官们断尾求生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