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扩大的监管网络 在神木医改最初的制度设计里，如何防范公共资源被滥用是重中之重。神木县政府为此设计了至少4道防线；第一是医院在病人治疗期间的自查，第二是在医院合疗科报销时的审核，第三是县合疗办在每个定点医院长驻的1～2名检查员，第四是负责全盘控制的“康复办”，这个目前增加为6个人的部门也会参与抽查。但神木县自2009年3月1日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以来一整年，一共报销了住院患者3.71万人次。面对3.71万份需要审核的病历，神木县的监管网络还是显得势单力薄。而且县城内狭小的人际网络也会影响监管人员的工作。兼任二医院合疗办主任的高旭霞经常也会面临人情关系与监管原则的冲突。采访过程中，她就接到医院报销处的电话，内容是一个被诊断出院的病人，要求再住两天，甚至为此找到了县卫生局的一位领导出面给医院打招呼。 一些新的监管力量被投入进来。2009年10月，监察局加入到免费医疗的防线中，由一位部门主任——李杰负责这项工作。李杰是一位做了16年纪检工作的老监察员，以前是负责案卷审查，这些工作经历为审查免费医疗的病历也提供不少借鉴。监察局的工作是监督免费医疗的管理机构——医院和合疗办的审核工作是否到位。除此之外，这个部门的设立还有一个更有中国特色和人情味的作用：“以后，合疗办面对说情的人，监察局可以成为他们推脱的一个说法。” 2009年底，神木县的住院人数又出现一个新高峰。根据“康复办”提供的月报，12月的总住院人数达到3943人，创下全年最高。“这一情况延续到了2010年初。”县康复办主任张波对本刊记者说。虽然张波分析的原因是，“因为接近春节，很多在外打工的神木人回家过年，也顺便来医院把积累的病看了”。但结合11月审计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政府仍然决定加大对医院的监管。2010年初，李杰的工作扩大为一个6人队伍：全民免费医疗纪检监察大队。为了保证监察的独立，招聘的6名队员绝大部分都来自卫生系统外，其中有中学的化学老师、小学的数学老师、县城的代课老师，还有一个煤炭系统的员工。队伍中还配备了一个卫生系统的人员，以弥补监察大队在审核病历时专业知识的不足。每个稽查员负责1～2个定点医院的核查，平时每天去医院出勤。监察大队每半个月还要集中抽查一次，他们构成了免费医疗监管的第五道防线。 对李杰和他的队员来说，最大的困难还是监管对象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行业”。“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工作监督，这次是真正介入一种业务。”李杰对本刊记者说。他们的工作内容包括查处虚挂病床、胡乱用药、冒名顶替等程序上的漏洞。因此，除了传统的纪检方法，比如收集社会舆论、取证、谈话、形成调查报告外，李杰还要求队员们必须恶补医疗知识，“至少一些基本的药品和病种名称应该要了解。还有作为免费医疗价格参考的《陕西省医疗价格表》，里面各项药品和医疗服务的最高限额，都要求监察队员大致清楚”。下一步，监察队还要去省外的定点医院进行核查，“虽然外地定点医院医生的行为管不了，但可以监察外地就医病人购买假发票的行为”。 李杰确实表现出了一个老纪检的专业素质。他带领下的监察大队，以作风强硬闻名。高旭霞对本刊回忆了一次大抽查的情况：“从早上8点查到11点，先是让医院自己查，一个病床一个病床地核对病员身份，然后合疗办查第二遍，最后监察大队再查一次。发现有两张病床的病人不在床上，就怀疑是虚挂病床。我们赶紧下去找，原来两个病人去楼下取东西。但监察大队仍然怀疑是不是随便叫的两个人上来，过两个小时后又来查这两个病人的床。我们现在要求住院病人尽量不要下床，24小时待在医院。而且一定要随时带好能证明身份的4个证件——户口本、合疗证、身份证、参加医保的条款收据，差一个都不行。”高旭霞对本刊记者说。 严厉到对医院产生挤迫感的工作也确实有所成就。2010年5月，监察队在县医院查出了一例冒名顶替。这被认为是免费医疗中最不可饶恕的、对政府资金侵占最大的行为。一位监察队的稽查员对本刊说起正在调查的冒名顶替案，“还需要病人的口供。如果他坚持不配合，我们会请公安部门协助取证，甚至可以立案侦查”。在国际经验里，警察系统也确实是一支可利用的力量。美国曾经为了应对越来越多让保险公司不堪重负的保险欺诈行径，而专门设立了保险犯罪预防协会，里面的成员大多是警察出身，专门负责侦查全国范围内的保险欺诈行为。 2010年11月，审计局也派出了由副局长带队的一支5人队，专门负责追踪免费医疗资金的流向。“我把他们的所有其他审计工作停掉，专门做这个事情。而且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审计局局长焦彦林对本刊记者说。这支审计队伍在一个月时间内熟悉了免费医疗文件和全国的医改政策，并利用一种审计软件AO系统抽查出了87份有问题的病历，负责此项工作的副局长郝亚军因此还得到了局里500块钱的奖励。“我们秘密请了两位专业医师来审核87份病历，为了不暴露他们的身份，我们租了一个宾馆房间作为他们的办公室。”焦彦林对本刊记者说。 监察局和审计局这些新的行政力量的加入，填补着监管体系的漏洞，但也侵犯到医疗服务的专业性。李杰也承认医疗是一个非常精微的行业，“甚至不同的医生对同一个病人的用药和治疗方案都不同”，而新的监管力量是“用行政手段来面对医疗手段”。当两者产生冲突时，行政权力和医疗权力，到底谁服从谁？神木县最高领导的态度决定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学者张秀兰认为这是神木模式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医疗服务的供方太强大了，主管的政府部门又各有各的利益。卫生局管医院，希望政府所有的钱都给供方，我管着，我花着。药监局肯定希望我这些药厂都大发展。如果政府不出面，我们就永远解决不了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政府的直白含义就是“最高领导人”。 虽然并不参与具体的细节，但是在这一年里，县委书记郭宝成无疑还是免费医疗最大的推动力。审计局局长焦彦林告诉本刊，针对审计报告中的问题。“郭书记在今年初又召集专项会议，甚至在大会上对各个部门的工作效率发火了。”张波告诉本刊记者，当面对制订的费用控制指标被医院频频突破时，也是领导拍板，“停掉它的定点”。 2009年11月，连续排名费用违规第一、5项指标统统超标的大兴医院被停掉了定点资格。 大兴医院的难处 大兴医院院长李增厚说自己的人生也有想实现的“五个一工程”：一家酒店，因为出差住的酒店总觉得不够干净，不够私密；一个助学的基金会；帮助儿子建立一家公司；一个可提供源源不断财力反哺其他理想的煤矿；还有一家符合自己理想的医院。李增厚也是一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内科医生，他希望自己的医院能发挥自己的特长，走“小综合，大专科”的路子。总结起来，李增厚希望做好两个角色：一是成功的投资人，二是一名好医生。
在免费医疗实行前，这两个人生角色，他多少已经做到了。2003年，李增厚和朋友们筹集了1200万元建起大兴医院，他在神木经济尚未起飞前就坚定地看好这块市场，因为“道路状况好，车辆多，跑得快，道路交通事故比较多”。这是神木县第一家代表大资本进入的民营医院。成立至今，李增厚每年都为原始股东们分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