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事件
外文名Prague spring
发生时间1968年1月5日
性 质政治体制改革
地 点捷克斯洛伐克
发起人杜布切克
布拉格之春(英语:Prague Spring 捷克语:Pra?ské jaro 俄语: 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是1968年1月5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直到当年8月20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才告终。
1968年1月5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运动。这场运动直到当年8月20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才告终。这次军事入侵导致了约有10万人左右的难民潮,其中包括了许多精英知识分子。该事件也影响了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宣扬列宁主义的左翼人士的地位,最终也导致了这些政党的部分崩溃。
布拉格之春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在苏联看来,此举有脱离苏联控制的倾向。
为了实行统一的“苏联体制”,苏决定对捷进行武装干涉。6月下旬,“华沙条约组织”在捷境内举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数日参演部队才撤离捷境。7月之后,局势有所缓和。1968年8月3日晚华约在捷签署联合声明,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了。
8月20日晚11时,布拉格机场接到一架苏联民航客机信号:“机械事故,要求迫降”,未予拒绝。客机一降落,数十名苏军突击队员冲出机舱迅速占领机场。几分钟后,苏第105空降师乘30架安-12型运输机,从驻地白俄罗斯的维捷布斯克起飞,在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下,以每分钟1架的间隔空运到布拉格。1小时后,一辆苏联大使馆的汽车引路,苏军士兵直扑布拉格。
与此同时,时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苏联陆军总司令的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巴甫洛夫斯基大将指挥[2] 4个苏军坦克师,1个空降师,1个东德师从波兰直捣布拉格(西方向第一方面军);驻德4个苏军师,1个东德师切断捷西部边界(西方向第二方面军);驻匈牙利苏军8个师,匈军2个师,保加利亚军一部从南部进攻(西南方向第一方面军);苏波联军4个师进攻北部(西方向第三方面军)。同时苏军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捷军开始全面电子压制。
21日拂晓,苏军占领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
在进攻开始6小时后,苏军控制了捷克全境。几十万捷军全部缴械,北约也没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
这次代号为“多瑙河”的军事行动是苏军的一次典型方面军群进攻战役。西方向主攻,西南方向配合,共动用4个方面军下属的1个坦克集团军和4个多兵种合成集团军26个师约30万人。但由于进攻过快,两个战略方向的后备坦克集团军均未出动,只动用了各集团军,师,团的直属坦克,共有900余辆坦克和约8000辆装甲运输车。
鉴于所有人都还没忘记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的悲剧,杜布切克并没有组织抵抗,在这次事件中仅有80个捷克人被杀,与匈牙利事件相比大大减少。
1969年4月,古斯塔夫代替杜布切克,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布拉格之春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国际政治事件,标志着华约内部的裂痕已经渐渐显现,可视为东欧剧变的前奏与导火索。
(英语:Prague Spring ;捷克语:Pra?ské jaro;斯洛伐克语:Pra?ská jar; 俄语: 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是1968年1月5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直到当年8月20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才告终。
在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领导下,捷克斯洛伐克显示出越来越强烈的独立倾向。杜布切克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方案,保留了部分旧有的传统。这个方案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的改革一样,“匈牙利十月事件”完全抛弃了旧有的传统。然而,苏联依然将这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也是对于东欧地区政治稳定的一种威胁。在冷战期间,这是华沙条约成员国所不能接受的。此外,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拒绝苏联的援助而宁愿屈服于希特勒的那段历史,都依然清楚地存在于苏联每个人的记忆之中。在捷共内部也存在有一部分少数派――尤其在高层领导中―拒绝放松党对社会的控制权,并且密谋在苏联的领导下推翻改革者的领导。
与中东欧的许多国家不同,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通过一场平稳的政治变革使捷共上台,并没有发生如同匈牙利一样的暴力革命和社会动荡。但是,苏联期望在其盟国中推行苏式的斯大林模式。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武力来强制实现。这种政策因为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而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其实这种政策最早从斯大林时代就开始存在,只是勃列日涅夫首次将其公之于众而已。苏联的这种霸权主义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被戈尔巴乔夫的辛纳特拉主义所取代。
捷克斯洛伐克的这段民主化进程,1968年在8月20日深夜开始的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的武装入侵后宣告失败。事实上,在入侵前不久,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大会已经准备支持改革派,并削弱新斯大林主义者的力量。在一个工厂里,捷共通过了改革方案,但是冷酷的入侵将这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
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中只有少数批评,因为在冷战时期,由于核对峙的存在,西方国家无法挑战苏联在中东欧地区的霸主地位。
这次军事入侵导致了约有10万人左右的难民潮,其中包括了许多精英知识分子。
这次事件也影响了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宣扬列宁主义的左翼人士的地位,最终也导致了这些政党的部分崩溃。
背景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的秘密报告中对于斯大林提出了批评,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共产党体制受面临了很大的危机。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进入60年代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兼总统安东尼・诺沃托尼的统治开始动摇。尤其在恢复50年代大清洗牺牲者的名誉问题、经济增长减缓问题、斯洛伐克的自治主张等问题上,诺沃托尼受到了很大的抨击。
1967年,在第四次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大会上,帕维尔・科胡特、米兰・昆德拉、伊凡・克里玛等作家开始批评共产党。在10月末,学生在布拉格市区又发起了关于学生宿舍设施的抗议游行,最终被党部派出的警察队伍镇压。此外,在共产党内部,斯洛伐克共产党方面对于诺沃托尼的政策也提出了强烈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非正式访问捷克斯洛伐克。诺沃托尼期望得到苏联的支持来平息事态,但是勃列日涅夫认为这只是捷共党内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表态支持(当时他说“Это Ваше Дело(这是你们的问题。)”)。结果,在没有消除党内对立的情况下,党中央委员会大会在12月召开,会上一致批评诺沃托尼的领导,他对第一书记和大总统的兼任的结束也在所难免。
结果
军事介入决定
布拉迪斯拉发会议后,苏联的媒体对捷克的改革提出了批评,但是总体来说局势似乎有所缓和。但是,关于切尔纳会谈中达成的共识的实行上,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分歧日益明显。勃列日涅夫在9日和13日两次与杜布切克举行电话会谈,迫使其实行共识的内容,但是杜布切克以准备9月的临时全党大会为理由,没有明确答应其要求。至此,苏联方面认为在杜布切克体制下,很难阻止这场改革运动的继续发展,只有通过军事介入才能打开僵局。在8月15日到8月17日这3日召开的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最终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军事介入,次日,华约各国领导人被召集到莫斯科,听取了这个决定,并表示一致同意。
军事介入
1968年8月20日深夜,以苏军为主的华沙条约盟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迅速占领了其全部领土。
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失败
军事介入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干部中的保守派建立工农革命政府计划的一个部分。但是,在武装入侵当天的干部会议忙于准备9月9日的党员大会,而保守派准备的情况报告以及替换杜布切克领导层、成立新的领导核心的请求被打乱了步骤。因此,军事介入的报告传达到党干部会议的时候,保守派尚未能占领会议的大多数,因此会议最终决定发表指责军事入侵的声明。这样,由于苏联宣称这次武装干预是应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两者的声明成了针锋相对的矛盾。但是,建立工农革命政府的计划依然在第二天于布拉格宾馆以及苏联大使馆内筹划。最终交涉的结果是,斯沃博达总统决定首先应释放杜布切克和与勃列日涅夫领导层直接交涉,拒绝了建立新政府的计划。
第14次临时全党大会
1968年8月22日,在布拉格的一处工厂内,匆忙地召开了第14次临时党员大会。这次大会是由布拉格党委负责人博夫米卢・西蒙向杜布切克建议的,并通过广播和党的机关报向全国宣布。这样。在军事占领的非常事态下,1112名(最终为1219名)党员到会(由于交通原因,斯洛伐克代表只有15人参加,这也是后来斯洛伐克方面主张大会无效的理由之一)。大会最终声明,指责非法的军事介入,并支持被拘禁的杜布切克为首的领导集体。
国民抵抗
军事入侵当天,国营电台除了播放国歌外,没有对外作任何广播。国际电话以及新闻社的对外电报也被封锁。只有唯一没有能被限制的业余无线通讯,将这个事件在全世界公布。
社会反应
对于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入侵,21日,应美国、英国、法国及加拿大等国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中,巴西、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圭、英国和美国提出“入侵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干涉内政行为,要求立即撤离”的决议案,最终10票赞成、3票弃权和2票反对,由于苏联行使了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该决议未能生效。此外,加拿大提议联合国秘书长向布拉格派遣特使。武装入侵当天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哈耶克外交部长在24日到联合国指责武装入侵。但是由于缔结了《莫斯科议定书》,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撤回了议题,最终在联合国的议论失去了实际效果。
此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方面认同杜布切克政府的改革运动,但另一方面却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这是因为这起事件发生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订、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开始以及对于改善美苏关系的期待”等背景之下,美国担心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导致了上述进程的中断。另外,由于当时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之中,对于提供北越武装的捷克斯洛伐克,约翰逊政府也无法作出积极的支持举动。因此,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相比较,更为重视同苏联的关系的约翰逊政府的反应,恰好说明了在冷战格局下美苏互不干涉其势力范围的不成文规则。
在克里姆林宫的谈判
苏联在入侵后,面对国际舆论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消极的抵抗之后,也决定接受斯沃博达总统的要求,从23日开始,在克里姆林宫展开双方谈判。但是,勃列日涅夫与以“反革命势力”罪名被拘禁的杜布切克的会谈遭到了非议。在莫斯科聚集的华约其他成员国首脑,始终坚持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并强硬地建议如有必要可以实施一定期限的军事占领。另外,在25日的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对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所采取的解决事态的方案,也有人表示异议。
莫斯科议定书
经过4天的会谈,26日,两个领导层签署了“莫斯科议定书”。其内容有15项,再次确认了控制媒体、更换改革派的切尔纳会谈的“共识”事项,同时明确宣布22日临时召开的全党大会的无效性。此外,对于干预军队的撤退问题,并没有明确撤军的时间。
勃列日涅夫主义
这次事件之后,西方社会将苏联此次为武装介入所作的正当化理论,称为“限制主权论”或“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个理论主要通过9月26日苏联《真理报》所载论文《主权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义务》以及11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5次全党大会上勃列日涅夫的演讲被明确化。主要内容即:“一国的社会主义危机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全体的危机,其他国家不能对此毫不关心,为了保护全体的利益,可以超越一国的主权。”这个理论从阶级的观点重新评价了主权,将保卫社会主义置于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之上。另外,勃列日涅夫主义并不是为了将军事干预正当化而在事后仓促形成的理论,在此之前的华沙信件和布拉迪斯拉发宣言中就有所体现。事实上,这个方针与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对东欧政策基本一致,虽然冠以勃列日涅夫之名,却不是他的独创。
正常体制建立从莫斯科归来的杜布切克领导层,对国民发表了继续改革的声明。但是,迫于苏联以及国内亲苏派要求执行《莫斯科议定书》的压力,杜布切克的回旋空间日渐狭窄。例如,在入侵军队撤退问题上,随着10月暂定驻留条约的签订,实际上将驻捷军队合法化(直到1989年东欧剧变才最终撤离)。另外,对于改革派的压力,最终也集中到国民爱戴的斯姆鲁科夫斯基身上,他被撤去了国民议会议长的职务。
另一方面,10月28日开始实施《行动纲领》中提出的联邦制。1969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
1969年1月16日,查理大学的学生扬・巴拉夫为抗议军事干预和改革的倒退,企图自焚。3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上,捷克斯洛伐克队战胜了苏联队,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后,众多的国民走上街头,拍手称快。此后,又出现了在布拉格围攻苏联航空公司办公点的事件。这一切都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民对于苏联的厌恶和仇恨。苏联将这一系列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势力的阴谋,要求杜布切克予以制止。
1969年4月,古斯塔夫・胡萨克接替杜布切克就任第一书记,继续实行“正常体制”,至此,“布拉格之春”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