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安修的晚年生活 浦安修 浦安修-人物生平,浦安修-婚姻生活

浦安修(1918年7月――1991年5月2日),上海嘉定人,1918年生于北京。原全国政协常委、彭德怀元帅原夫人。1979―1987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8年3月任全国政协常委,1991年5月2日在北京逝世。青年时代,她就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妇女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她先后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延安参加组织群众,为保卫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陕甘宁边区陇东土改工作团和晋西北土改工作团,其后,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工作。全国解放后,先后任纺织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轻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的夫人。

浦安修_浦安修 -人物生平

青年时代她就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妇女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她受党的派遣,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组织群众武装训练以及部队政治工作。1938年4月去延安,任陕北公学党总支妇女干事和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秘书。1938年11月,再赴山西抗日前线,为保卫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1943年秋,她回到延安,任中央妇女委员会研究员。

解放战争时期

她先后参加了陕甘宁边区陇东土改工作团和晋西北土改工作团。其后,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工作。

解放后


浦安修

全国解放后,她服从组织分配,先后担任西北局国营企业党委副书记,纺织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轻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1957年她调至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担任政治

教育系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学校党委副书记。

作为彭德怀同志的夫人,彭德怀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后,她受到株连,被免去党委副书记职务,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浦安修被列为全校批斗的重点对象,遭受迫害。她提出与彭德怀离婚,但组织上未获批准,彭德怀病重去世前想与之见最后一面的心愿也未实现。

改革开放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获得彻底平反,恢复了学校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党中央为彭德怀同志平反以后,她积极协助组织为受彭德怀同志株连的冤案平反,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她参与彭德怀同志史料的收集工作,到老根据地访问老党员、老干部、老房东,在她的主持下,将彭德怀同志在受审查和“文革”时期写的生平简历和材料,整理成《彭德怀自述》一书,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彭德怀同志光辉的一生,为向青年一代进行传统教育,提供了珍贵史料。她还把彭德怀同志平反后补发的部分工资和《彭德怀自述》稿费、分别捐给彭德怀同志家乡和左权县、武乡县的学校建设校舍、购买图书,把自己的稿费捐给中小学幼儿教师基金会。

浦安修_浦安修 -婚姻生活

庐山惊变


浦安修与彭德怀

彭德怀和浦安修是二十多年的患难夫妻,从来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却因为庐山会议的问题,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彭德怀为民请命,犯颜直谏,使他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其中包括他与妻子的爱情。这还要从庐山会议说起。

浦安修和彭德怀结婚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来不干预丈夫的工作。战争年代,两个人聚少离多,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们才有了个家。彭德怀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从来没有和妻子一起外出过。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正好浦安修有了几天假期,她听说有的中央领导家属乘送文件的专机上庐山,就心动了。她从来没有机会游览名山大川,“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匡庐实在对她有太大吸引力了。浦安修破例给彭德怀挂电话,不料话筒里传来丈夫沉重的声音:“你不要来了!”“还是别来了……”

浦安修兴致颇高,坚持要去,最后,彭德怀说了句:“噢,那你来吧。”电话就挂断了。

一上庐山,如临仙境,浦安修神采飞扬,跟着沉默不语的景希珍跨进了彭德怀住的176号别墅。彭德怀不在,屋子里空旷又安静。她环视一周,款款地走到办公桌旁坐下来,玻璃板桌面上空空荡荡,一尘不染,只有桌子正中间端放着一份红头文件。

那份文件好像是有人故意摆在那里的,专等浦安修来看。显眼的文件上似乎有她熟悉的文字,她情不自禁地挪挪身子去看那排粗黑体标题,真是太残酷了,体质文弱的浦安修好像遭受了一次电刑,她分明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讨论稿)。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浦安修在一个最不该来的时候,看到了一份最不该看到的文件。

晴天霹雳!浦安修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很快她清醒过来,一把抓住那份烫手的文件,低头细读,边看边哭。

庐山上狂风大作,乱云飞渡。那边,彭德怀正在被康生、陈伯达和柯庆施等人围攻,舌战群“左派”;这边,浦安修自投罗网,胆战心惊,饮泣吞声。夫妻俩还没有见面,两颗心就同时在受煎熬。

彭德怀很晚才回来,他默默地看着浦安修,妻子的双眼已哭得红肿。他只淡淡地说了句:“你都看到了吧。”

两天来,浦安修躲在屋里,以泪洗面,正在接受批判的丈夫没有时间向她多解释,只是表白道:“我这个人毛病很大,但我没有反党,没有反毛主席,更没有组织什么俱乐部。”

感情裂痕

浦安修惶惑不安地跟彭德怀回到北京。在永福堂,彭德怀有了时间,就把给毛主席写信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浦安修只是哭泣,她不相信丈夫会反党,可那是党说的呀,毛主席说的呀,能错吗?她少不了要埋怨彭德怀:“你是国防部长,为什么要管经济上的事?”

彭德怀耐心地向她解释:“我是政治局委员,看到大跃进出了那么多的问题,我能不管吗?”

当时,彭德怀正承受军委扩大会议的万炮齐轰,猛烈批斗,他的心情极度苦闷焦躁,虽然泰山压顶,但他那刚烈性格决定了他宁死也不折腰屈节的态度。他对妻子那种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的萎靡样子很不满意,不免把话说得重些:“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干吗那么紧张,天塌不下来!”

举家搬到吴家花园以后,浦安修上班太远,就住到北师大宿舍,隔一两周回家一次。此时,北师大党委对浦安修施加了沉重的政治压力,要她揭发批判彭德怀,和彭德怀划清界限。身为校党委副书记的浦安修满脸愁云地回到家里,她试着“追查”丈夫的重点问题:“说你组织‘军事俱乐部’,这是怎么回事?”

彭德怀不听还好,一听这个问题,就激愤地拍着桌子说:“什么‘军事俱乐部’?根本没有这回事!军委扩大会议上逼我交代,我怎么能交代出来?我宁愿毁灭自己,也不能干有损解放军的事,决不能随便瞎编。”

浦安修认为丈夫的厄运缘起于那封信,她几次问彭德怀:“你为什么要写那封信呢?不写不行吗?”

彭德怀沉默一阵才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这不是写不写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共产党员不说真话,党中央怎么了解真实情况?多少次,老贫农拉着我的手,要我把问题带给毛主席。我只有反映实际情况的义务,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权利。阿谀奉承是可耻的,无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且极端有害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彭德怀长叹一声,刚毅的面容透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他反问浦安修:“安修啊,我不过就是写了那么一封信,给毛主席作参考,你说,为什么成了这么大的问题?”

彭德怀真诚地望着浦安修,期待妻子的回答。浦安修转过脸去,抹掉涌出来的眼泪,心想:你问我,我去问谁呢?

彭德怀望着窗外,浓眉蹙起,凝思半晌,自言自语道:“我写了这么封信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今后党内要多事喽!我们的党啊,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极度的紧张使浦安修的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她不仅爱哭,也爱抱怨和唠叨。她经常重复着相同的问题:“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情呢?”“你骄傲自满,就你对,难道别的中央领导都错了吗?你要向毛主席检讨认错!”

彭德怀开始是默然置之,时间一长,实在不耐烦听她的抽泣和埋怨。有时他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去说话?”

有时彭德怀也生气了:“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

二十多年的患难夫妻,从来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竟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周末的见面常常是话不投机,不欢而别。

从1961年开始,浦安修很少回吴家花园。

夫妻“分梨”

这年暮秋,彭德怀获准去湖南农村调查,浦安修也不来见彭德怀,只通过侄女彭梅魁带信。

彭德怀曾苦涩地对侄女说:“唉,你伯母怕成了这个样子呀……”。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她决心与彭德怀离婚。彭德怀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一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梨”

七千人大会之后,浦安修陷入新一轮的矛盾和恐惧之中。“里通外国”成了彭德怀第一大罪,巨大的阴影投在他们夫妻之间。北师大又对浦安修加温加压,在“彻底交代,放下包袱”、“无事不可对党言”、“忠于毛主席要落实到行动上”这些标准化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面临随时崩溃的可能。

回到吴家花园,浦安修好像中了邪,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彭德怀,追问“里通外国”是怎么一回事?

正赶上彭德怀怒火中烧,从来没有对妻子发过脾气的好丈夫也咆哮起来:“你不要再问了,这个‘里通外国’,莫须有的‘里通外国’哟,杀了我的头也没有!为什么要给我加上这个丑恶的罪名?为什么?”

素来温文尔雅的浦安修也失去常态,她朝丈夫大声喊道:“你究竟和赫鲁晓夫说了些什么?你说呀……”

“我连一句外国话也不会,我能和他说什么?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难道你是和一只大老虎睡在一起吗?”

这是少有的周末团聚啊,战争年代那种苦中有甜,温馨甘美的氛围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争吵和哭泣。浦安修一脸泪痕,低头紧走,到北京大学西门上32路公共汽车;彭德怀默默地跟在后面送她,看到妻子上的车开走了,他才回转身,低头背手,怏怏而归,跨进那扇警卫森严的大门。

再次见面,彭德怀先安慰妻子:“都是我连累了你,请你原谅。你很单纯,对党内的事情不清楚,还是不知道为好。”

然而,浦安修心中的迷惑、凄凉和痛苦好像疯狂生长的肿瘤,学校传达中央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件,不许她这个老革命去听;不久,又取消她听所有中央文件的资格。这说明她已失去党的信任。人们都躲着她,用警惕的目光睨视她。浦安修知道自己变成了鲁迅笔下祥林嫂式的人,是个令人晦气的不祥物。

彭德怀夙兴夜寐,赶写他的“八万言书”。浦安修回家时,彭德怀请她看看,这一回浦安修没有说什么,默默读过后,帮助改了些错别字。她也从心里盼望这封长信能帮助中央澄清问题,为彭德怀洗刷罪名。有一天,她忽然忘情地说了一句:“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问题,和彭德怀的意见也差不多嘛。”这一下可坏了,她被学校批判了多次也过不了关。

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浦安修很少回家,被党和学校抛弃的她,在孤独中作出最后的抉择:要党还是要丈夫?要毛主席还是要彭德怀?青年时代就忠诚于共产党的浦安修,在无限崇拜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红色天地间,她没有保持中立的立锥之地。

彭梅魁被伯母的信召到北师大。浦安修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彭梅魁落座,喘息稍定,她马上开门见山地说:“我要和你伯伯离婚。”

声音清晰,没有带哭腔,一句话就戛然而止。

彭梅魁好像被大黄蜂蜇了一口,她稳住神,看看对面端坐的伯母,知道她是下了决心的,这对她来说可真不容易。可她想过伯伯的感情了吗?二十多年的老夫老妻啊,伯伯正在危难之中,她这一击会让伯伯雪上加霜,伯伯能承受得了吗?

“伯母,你听我说,”彭梅魁强作笑颜,“你还是不要离婚为好,你想,离了有什么用呢?他们照样会说你以前是彭德怀的老婆……”

浦安修打断彭梅魁的话,扬了扬手里的信封说:“我给刘仁书记的信都写好了。你走吧,你走吧!”

彭德怀听完侄女的叙述,紧闭着嘴唇,一声不吭。他终于慢慢地垂下花白的头颅,两滴混浊的泪珠夺眶而出,顺着眼角边密密的皱纹淌了下来。

沉默好久,彭德怀才开口:“我有预感,浦安修早有准备。我前些天到她的卧室翻书,发现她的书柜差不多空了,凡是经她手买的书,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样地拿走了,平常回来是为了搬书的。她的用品也没了,钱也拿走了一半。唉,她的致命弱点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会振作起来了,太脆弱了。”

彭梅魁不甘心地说:“伯伯,我明天晚上下班后再去劝劝伯母,她可能是一时糊涂,想明白了能回头的。”

彭德怀说:“也好,我给她写封信,你顺便带给她。”

彭梅魁把伯伯的信默读了一下,大意是:你决心分离,我不反对,但相处二十四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算是生死与共,一旦离别,竟无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拣送给你,请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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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早早去见浦安修,她苦心婆口地劝说,还是慎重考虑,别离了,伯伯很难过啊。

浦安修不接受劝说,对彭德怀的信也不满,她有点烦躁,不客气地撵彭梅魁:“你走吧,你走吧!”

几天以后,彭梅魁去看伯伯,两个人分析浦安修闹离婚的原因,彭梅魁说:“伯母怕受牵连,我每次去她那里,她都哭着说‘株连九族’,‘还不如在抗美援朝时死了’……”

彭德怀知道破镜难圆,复水难收,他说:“事已至此,梅魁,你再帮我跑一次,约她到我这里来一下,把问题说清楚了再走,不能一声不吭地走了呀。”

那是1962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秋高气爽,碧空如洗。浦安修按约来到吴家花园,她和彭德怀关起门谈了好久。彭德怀安排了一餐不错的晚饭。饭后,彭德怀拿来一个黄澄澄的鸭梨,小心翼翼地削了皮,再把梨子一切两半,放在盘子里。他看了看坐在饭桌对面的浦安修,她已吃完饭,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彭德怀的声音亲切、温和、轻柔,宛若是一对情人间的贴心话:“安修,你要离婚,咱们今天就分梨,这个梨,你吃一半,我吃一半,好吗?”

彭德怀拿起一半梨,三口两口就吃掉了。浦安修没有说话,拿起另一半梨,一口一口地慢慢吃了。

在场的彭梅魁看得好心酸,天底下还有这样温情脉脉、高雅文明的离婚仪式,伯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伟丈夫,他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这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梨”。

浦安修把她过去的学习和整风笔记整理好,又坐了一会儿,小声说:“我对你没有帮助,我们在一起也处不好,今后有机会每年来看你一两次吧。”

浦安修要回学校了,彭德怀送她到北京大学西门32路车站前。夕阳下,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彭德怀紧紧握住浦安修的手,说声“再见”。他的目光一直跟着浦安修的身影上了车。他伤感地发现,那个身影背着他,没有回过头看他一眼。

在乡间的土路上,彭德怀踽踽独行,他突然感到自己的两条腿十分的沉重……

浦安修的离婚报告由北师大党委转北京市委,市委书记刘仁又转呈中共中央。杨尚昆闻讯叹道:“划清界限并不一定要离婚嘛!”

报告送给周恩来,周恩来说:“彭德怀同志同意吗?离不离应由他们自己定。离婚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

报告又转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也不看,摆摆手说:“我从来不管这种家务事!”于是,这份离婚报告就此搁浅,以后再无下文。

“文革”相见

“文革”中,江青决心整点新花样来折磨彭德怀。彭德怀在批斗会上看到浦安修被蹂躏,发疯似的呼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吧!”

“文革”中,对彭德怀的残酷批斗给江青一伙带来浑身通透的快感,她觉得还要弄出点新花样才够味儿,对了,浦安修不是在北师大吗?她乐得合不拢嘴,和戚本禹精心研究了一番后,再传来北师大的造反女首领谭厚兰面授妙计。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五大三粗的红卫兵从“牛棚”里押解到校内一栋教学楼前,她目光凄惶茫然,抬头望着眼前乱哄哄的人群。骤然间,她看到一个老人被押在一辆三轮车上,尽管那人衣貌全非,她却一眼就认出是分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竟是咫尺天涯,两人都痛苦地低下头。

当晚7点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几个彪形大汉反扭着双臂,以文革标准的“喷气式”押进会场。陪斗的还有张闻天和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等老干部。

在批斗台上相逢的老夫妻都想多看对方一眼,然而,“喷气式”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浦安修只觉得眼前一片昏暗。只是在那些粗大胳膊松懈的片刻,浦安修才看到彭德怀不屈的头颅。那是曾经被湖南军阀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头,那是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以万金重赏购买而买不去的头,那是在枪林弹雨中千百次冲杀而仍然高昂的头,如今竟以“革命的名义”被强按到地面。浦安修五内如焚,听不清批判者罗织的她和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是什么,突然,她热血上涌,惨叫一声,昏倒在地上。随即,几个红卫兵上来拳打脚踢,硬是把她脚不沾地地架了起来。

彭德怀看到浦安修被蹂躏得失去形体,心如刀绞,发疯似的呼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吧!”

彭德怀的呼喊声淹没在“打倒彭德怀”的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里,跟着背后飞来一脚,把他踹倒在地,几个人按住他,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彭德怀挣扎着坚决不跪,他两眼通红,嘴唇咬出了血,殷红的血滴在胸前的大牌子上……

这一幕“史无前例”、亘古未见的悲剧,成为彭德怀和浦安修二十多年夫妻的最后一面。

最后时刻

1974年7月21日,彭德怀已经病危。

有一天,专案组的人问:“彭梅魁,你们家还有什么人来看彭德怀吗?”

彭梅魁摇摇头。

“不是有浦安修吗?”那人显然自视甚高,“彭去三线,浦安修不是到车站送行了吗?”

彭梅魁纠正说:“他们离婚了。她也没有去送行过。”

既然专案组有那个意思,当天晚上,彭梅魁还是跑了一次北师大,把专案组的原话转告了浦安修,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很久以后,彭梅魁才听说,1974年9月份伯伯病危的时候,专案组真的去过北师大,工宣队奉命来问浦安修:“彭德怀病重住院,你是否去看他,由你自己决定。”这句话让浦安修心生疑虑,她又害怕了:为什么要我自己决定呢?什么意思呢?工宣队是不是又要考验我的立场问题?什么事情都要依靠“组织”拿主意,一日无“组织”就惶惶然的浦安修,想了又想,最后嗫嚅地说:“我还是不去吧。”

浦安修还没有意识到,她这个决定为自己铸成终身的悔恨。

1974年11月29日中午,彭德怀满怀冤屈地离开了人世。

犹豫了好半天,彭梅魁还是到北师大找到浦安修,告诉她伯伯的死讯,问她是否去看看伯伯的遗体。

浦安修沉默了一阵,面无表情地摇摇头。

晚年忏悔

“四人帮”垮台以后,浦安修开始反思自己和彭德怀晚年的关系,她越想越深感内疚和羞愧。一天她去看望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大姐,刘英说:“彭老总临终时你应该去看看他,不去是不对的,夫妻一场,这点感情要有。你看我和闻天同志,要死要活都在一起,绝不分开。”

浦安修流下悔恨的泪水,在刘英大姐面前她感到无地自容。

她想了解彭德怀自谪居吴家花园到“文革”下狱以后的情况,就去找彭梅魁,让侄女写材料。后来听说彭梅魁手中有一批彭德怀的手稿,她想要来看看。彭梅魁以沉默回绝了她,浦安修知道彭家的晚辈对她意见不小,回去痛哭了一场。

彭家的晚辈虽然对浦安修有意见,但念在她和伯伯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而且1959年以后,她一直遭受着种种精神折磨,“文革”中她备受摧残,却没有在高压下揭发过伯伯一个字,最后大家还是谅解了这位不幸的伯母。

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是在特殊年代里的人生悲剧,本来就没有任何正式法律手续,党中央自然会同意浦安修要求恢复彭德怀夫人身份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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