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榘上将家的两件大案 陈士榘 邓小平

文革前授上将军衔的将军共57名,毋庸置疑都是百战名将。但是,有的名将家里也像老百姓一样,有着自己家庭的烦心事儿。

从井冈山就跟着毛林征战的陈士榘上将,家里就连着出了两件大事。

一、文革前大儿子被怀疑叛逃苏联

陈士榘上将的儿子陈人康写文章回忆说:

父亲说,林彪这个人不爱交朋友。虽然父亲很早就认识林彪,甚至林彪担任115师师长时,父亲还担任过他的参谋长,但1949年后林彪从没找过父亲叙旧谈心,在军队会议上偶尔见面也没有交流。

但由于一个意外的事,父亲内心还感激过林彪。

60年代初期,我的大哥陈华刚上大学,由于他儿时接触过苏联专家,又喜欢苏联歌曲,苏联情结很深,希望能到苏联的大学求学。于是,少不更事的大哥在假期坐火车到满洲里打听如何能去苏联。

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加上大哥是军事院校的学生,一身军装很惹人注意。他被当地公安机关拘留,并送回北京。这件事基本断送了大哥的前程,也给父亲带来极大麻烦。那时苏联已成为我们的主要敌人。父亲在军队里受到极大的质疑,不仅不断受批判,而且要让父亲承认是儿子打前站,为自己出逃铺垫。

父亲感到很冤枉,说自己跟了毛主席几十年,怎么可能背叛毛主席,怎么可能去苏联呢?但父亲就是过不了关。事情闹到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那里,林彪下了指示,对父亲要“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信任、狠狠地使用”,这件事总算有了定论。

二、文革中结发妻子反对江青入狱被迫离婚

陈士榘上将前后有过两个妻子。

陈上将的结发之妻范淑琴,总参离休干部,1925年5月25日出生,山东省日照市奎山乡付疃村人。范淑琴祖上是农村贫农家庭,2012年4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陈士榘上将家的两件大案 陈士榘 邓小平

范淑琴的父亲范景蘧早年加入党组织,曾任第一任日照县委书记,是日照地区抗日领导人。1936年,范淑琴同志11岁就跟随父亲在当地参加革命宣传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和演出活动。1946年,任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事、通讯教导员,参与了淮海战役的全过程。1949年渡江战役时,她跟随八兵团渡过长江,解放南京。1958年参与大西北我国“两弹”基地工程建设,任酒泉市委交际处处长。“文革”中惨遭迫害,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3年,后又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数年。范淑琴1955年9月被授予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红星功勋荣誉章。

陈士榘1995年逝世时,享年86岁。1927年9月9日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10月15日在湖南酃县叶家祠堂在毛泽东主持下,与其他5名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28日,担任党领导最早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代表,被毛泽东戏称为“县太爷”,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红30军代军长,抗战期间,率343旅参加平型关大捷,第一个俘虏了活着日本兵,担任山东滨海军区司令,在东海前沿开辟了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统领陈唐兵团,解放洛阳、开封古城,参与淮海战役指挥,统领八兵团参加渡江战役,率先指挥部队攻入总统府,担任南京市第一任警备司令。新中国成立后,陈士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党的八大、九大、十大代表,党的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军委委员、军委顾问,任军委工程兵司令25年,与肖劲光二位是军兵种司令员一职任职最长的司令员。陈士榘是国防工程的奠基领导人,1958年率领10多万工程兵部队进入甘肃酒泉、新疆罗布泊建设导弹试验场、核武器试验场,被毛泽东主席戏称为“造了窝”的司令,毛泽东主席1968年称陈士榘同他是一个山头的人。

罗荣桓元帅是陈士榘的老领导,1941年他牵线搭桥,在山东鲁南抗日根据地成全了陈士榘与范淑琴的婚姻大事。范淑琴与陈士榘有6个子女,2个女儿、4个儿子。“文革”之前,范淑琴到黑龙江呼兰县参加“四清”工作团,有3人揭发她污蔑、攻击江青,“文革”开始后,军委工程兵造反派定范淑琴是“三反”分子。江青1967年3月20日军委会议上讲: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这二位患难与共的革命夫妻,走过了枪与炮的战争年代,度过火红的新中国建设年代,却未迈过惊涛骇浪的“文革”动乱年代,最终走上离婚的道路,酿成了令人惋惜的家庭悲剧。范淑琴虽然逝世了,但人们对她为革命做出的贡献,面对坎坷的顽强革命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开国上将傅钟之子傅晓钟特赠书法作品一幅,上书:“八路女英豪,佐夫功德高。教子心血扬,儿女皆栋梁。”恰如其分的评价了范淑琴的革命人生。

陈士榘将军的儿子陈仁康写道:父亲和母亲是我们的双亲,他们的结合才使得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应该说,父亲和母亲从恩爱到分手,从患难之交到反目成仇,从和睦之家到妻离子散,经历了一个我们都不愿看到的地地道道的家庭悲剧。他们走到这一步,原因太复杂,有性格的,有政治的,有外界的因素……

父亲和母亲在1941年结婚,那时候父亲已经30多岁,因为父亲转战南北,实在没有时间考虑婚姻问题。后来是在他的上级罗荣桓关怀下认识了母亲。他们结婚的时候母亲才16岁,是一个小女孩儿。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他们除去相濡以沫也别无选择。

父亲虽然是指挥员,但在战场上常常冒着炮火进进出出,母亲除去担忧就是担忧。那时候母亲做为随军家属,一直跟在父亲的身后。我的两个哥哥都是战士用筐子挑着他们颠簸。解放战争中,父亲的部队率先冲进南京蒋介石的总统府,我们家成了住进总统府的第一户共产党人。当然有些战士也曾经住在这里,后来找到住处很快就离开了。

父亲从那一天起就成了执政党的一名高级干部,母亲也成了高干夫人。不管怎么强调“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所处的位置也和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和平的年代已经不同于战争年代,各种诱惑面对着他们。父亲进城,没有追随当时的风潮,他没有同母亲离异。一来当时他们的感情不错,二来母亲很漂亮,不像有的干部的原配夫人,文化很低相貌很土。

文工团出身的母亲很喜欢打扮,穿衣很时尚,中式的旗袍苏联的布拉基,她穿起来都很得体。在军队高级干部中,都知道陈士榘的太太很漂亮。据说50年代跳舞,不少高级将领都争着和母亲跳舞。

解放初期,组织上曾经想把母亲做为调干生派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她和父亲商量,父亲不同意,说已经有4个孩子了,你去学习谁来照顾孩子。其实父亲从心里是不愿意母亲去读书的。母亲虽然在工程兵也有工作,但特殊的“司令员夫人”的身份,她感到根本没有自己的天地。后来母亲执意到酒泉基地工作,离开了父亲和我们,在那里呆了一年多。她宁可艰苦点也想过独立自主的日子,后来是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回来的。

他们尽管吵架,闹过不愉快,有时甚至气得父亲摔东西,但是毕竟没有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尤其有六个孩子,他们还是能够在磕磕碰碰中白头偕老的。

可是,1966年突如其来的那场文革风暴,终于把他们之间的裂缝变为不可弥合的鸿沟。

一切都是那样凑巧,恰恰是在文革爆发前几个月,母亲到黑龙江呼兰县搞四清。做了多年“司令员夫人”的她一点都不知道保护自己,她当着工作队的三个人大谈江青在上海演戏的历史。还说江青嫉妒王光美,她们两个人不合。母亲叙述江青在上海演戏以及嫉妒王光美的话终于惹了祸。1966年江青从多年隐居变成大露峥嵘,她带领一群批判棍子在中国的政坛呼风唤雨,毛主席的威信庇护也让她有相当的人气――1966年呼唤人们造反的江青并不同于1976年万民所指、臭不可闻的江青。那几个听了母亲述说的人马上向上汇报,母亲想不认帐都不行,因为她是面对三个人讲的,三个人都证明母亲“诬蔑”了江青。更为复杂的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工程兵夺权斗争也愈演愈烈。父亲的对立面抓住母亲的问题大做文章,将母亲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工程兵机关召开批斗逮捕大会,想借此达到“揪范倒陈”的目的。这个时候的父亲已经别无选择,只能从快与母亲划清界限,并表态服从对母亲的任何处理。那个时候对我们家来说真是灾难,我三个哥哥都在部队,都为母亲的“问题”受到株连。我也因为给中央文革贴标语被关进公安部。听我的小妹妹陈小琴讲,她看到工程兵到处贴着:“打倒现行反革命范淑琴”“范淑琴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罪该万死”,陈小琴顿时吓哭了。从来在女儿面前都是刚强铁汉的父亲也很难过,他对五妹陈力和六妹陈小琴说:“你们的妈妈是现行反革命,你们要和她划清界限,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能选择你的母亲,你们可以选择走革命的道路。”

给今天的年轻人说没有人会相信,作为一个井冈山时代参加革命的军种的司令员,会连自己的夫人被送进监狱都保护不了,仅仅是因为他的夫人说过江青当过演员,而江青本来就是上海滩绯闻不断的三流演员。

这源于工程兵的一场权力斗争。一位领导一直觊觎着父亲的位子,当时要打倒父亲的大字报也不少,而如日中天的林彪与父亲关系一般,因为父亲历来遵循的原则是无条件地服从毛主席,而不与其他首长有较多的私人交往。所以父亲绝对不像黄永胜、吴法宪那样受宠。父亲又不是第四野战军的人,所以一度也岌岌可危,如果陈士榘家再有个反对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离倒台也就更近了。

母亲是个直筒子脾气,加之是司令员的夫人,平常说些过火话别人也不敢说什么。但政治上并不成熟的母亲恰恰忘了,那是个恐怖的非常岁月,陶铸同志作为中央文革顾问有过一句曾被全党接受的话:中南海里除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可以反对,都可以炮轰。这也为整人的人壮了胆儿。有人系统地搜集了母亲讲过“江青是上海滩的三流演员”、“毛主席同江青结婚前党内有很多不同意见。”。她讲过在延安她怎么追毛主席,材料递到江青手里,无法无天的女皇当然怒不可遏,因为老革命知根知底,必须封住嘴。她亲自下令让公安部长谢富治逮捕母亲。这一下的确让父亲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此时,他应该了解母亲,至少在心里应该同情母亲,但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拜,使他对母亲说的话很生气。他认为江青毕竟是主席夫人,不能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其实,凭主席对他有着较好的印象(他在文革中始终未被打倒过),他至少可以作些努力。文革中毛主席让父亲当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当时这10个成员共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次在中南海开会,毛主席当着总理、叶帅对父亲说:“陈士榘,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华东战场上的几个大仗,打得不错。”主席作为大军事家和领袖,对干部的评价是很慎重的,他很少当面夸谁的仗打得好,这对父亲来说是少有的殊荣,他完全可以为母亲的冤案申辩一下,但他没有,同时迫于压力,他要求和母亲离婚。由于当时公检法也乱哄哄,手续始终没办。母亲在狱中度过了数年,受尽了残酷的迫害,有时几天几夜不让她入睡,有时刑讯逼供,有时用饥饿折磨她。母亲不仅身体坏了,神经也受到很大刺激。身心上的病态至今也常常显露出来。前几年,风烛残年的父亲得知当年策划这一迫害的老同志不久于人世,去医院探望了他,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位老同志对自己的行为造成陈家妻离子散表示歉意:“我对不起你!”父亲说,咱们都已走到人生的尽头,不要再想不愉快的事了。这位老同志流下了泪水。母亲出狱后问题并没有解决,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父母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也还不能团圆。而母亲在狱中的几年时间,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军人闯入了父亲的生活中,这在文革中也许并不鲜见,文革结束时这类故事还是个热门题材。但真正轮到某一个家庭时,确实是很痛苦的事。父亲有地位,人高马大,很有军人的英武气,难免有些女性会对他有好感。出狱后获得自由的母亲很生气,这更加剧了他们感情的裂痕,如果母亲理智些,可以用妥善的方式解决。但在狱中受到强烈刺激的她已不懂得什么克制了,她也向有关部门写信揭发父亲,而且不止一个部门,这使他们的关系雪上加霜。

父亲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革命高于一切。然而时代的进程又对革命有了全新的解释。父亲至死仍认为只有毛主席的学说才是最正统的革命思想。为了维护毛主席的思想,他可以赴烫蹈火,可以大义灭亲。对母亲的“反革命”罪行,他大义灭亲,对子女他同样大义灭亲。1966年,我们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带着小妹妹陈小琴到海军大院门口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打到首都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标语。后来有人说我们那时就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英勇的抗争,我并不这样看,我们只是眼见父辈一夜之间就要成为敌人而忧心如焚。真正应该同情的是仅仅因为出身而被侮辱为“狗崽子”的青少年,是那些像动物一样被红卫兵推来搡去、剃头殴打的所谓“黑七类”,是那些一夜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就被赶到乡下的所谓“地富反坏右资”,是那些被打死或自杀横尸街头的冤魂。他们受的迫害与屈辱才是深重的。因为贴标语,我被民警抓住,经过审问,知道我父亲是仍然是一个军种的司令员,便把我送到工程兵保卫处,暗示我可以放了。工程兵保卫处当然不愿扣压司令员的儿子,也要把我放了,并问父亲:“教育一下让他回家吧。”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秉公处理,移交公安部门。”

一心忠于毛主席的父亲认为必须对我进一步审查,把我送回公安部,我又被关了40多天,多次受到审问,只是没挨打。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扬了父亲,还写下“大义灭亲,立场很好”的批示,这是父亲感到骄傲的事。

记得我从公安部被放出回家那一天,父亲既是责备也有些欣喜地说:“小人康,你这是到哪里去了?你不得了啊!毛主席都知道你了,还为你的事做了批示。”他当时满脸激动。我曾经对很多朋友说过,默默无闻的我说不定哪一天会成为一个被注解的人物,因为毛泽东全集总有一天会出版,总会原汁原味而不是后人修修补补、删删改改地出版,在注释“大义灭亲,立场很好”中,会写上“1966年12月,一些共产党高干子弟不满父亲被冲击的现实,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抗。陈人康是时任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的儿子,陈士榘把他送进监狱,得到毛泽东的表扬”。

1968年,江青有个“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单行本就印了几千万册。其中有一段她问父亲:“陈士榘,你把儿子管起来没有?”父亲回答管起来了。这在一段时间内使我成为反面明星。但我不到17岁时,又当上那个时代年轻人最梦昧以求的解放军。70年代被送到南开大学读书,这终归还是父亲的面子吧!不管怎么说,这也是特权,这一套在那个时代就有了,只是拿到今天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

陈士榘将军的后妻为李峥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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