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刘真 刘真妍

刘真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早生或晚生二十年,刘真都会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倒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刘真,也不愧为中国二十世纪杰出的女作家。她是那个时代作家的另类,当大家都戴上面具,煞有介事地歌颂光明,宣传阶级的力量时,她却能素面朝天,任情任性,面对光明时还敢揭开黑暗的一角,张扬个性和人道主义,这正是刘真的价值所在。刘真没上过小学,只在革命队伍上过三年初中,她是个创作的天才。天才是在逆境中,带着自己的灯火,寻找自己的道路的人。
  丁玲、杨沫之后,刘真和茹志鹃是战争孕育的一代女作家的代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对耀眼的文学并蒂莲。刘真的《英雄的乐章》、《长长的流水》,茹志鹃的《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影响了一代文学青年,包括我自己。二人几乎有着相同的经历,少小参军,文工团生长大,从战士到作家。茹志鹃在新四军,刘真在八路军。
  当我还是中学生时,就从《人民文学》上认识了刘真,《春大姐》、《我和小荣》中、那个九岁当兵,剃了光头的小交通员。行云流水的叙述,天真烂漫的情调,让无数读者着迷。我自己还有地域上的亲近感,她的家乡夏津与我们同属冀南,她入伍的朱德青年团,正是我父辈们创建的滏西抗日模范支队发展起来的。(这支部队的第一批隆尧籍战士大部分牺牲了,剩下的一个闫长林,当过毛主席的卫士长,写了《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他在部队上过太行联中,正是我就读的邢台市一中的前身。《我和小荣》中提到的尧山县大队,冯村车站,交通员老天爷,汉奸李天奎,都是我们县真实名字。我曾在邢台地图上,用笔勾画出一条路线图,猜想她趟过哪几条河,路过哪几个村。
  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太行整风的残酷斗争,刘真都经历过,只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无拘无束的生活,自由自在地成长,养成口无遮拦的习惯,外号“歪把机关枪”。十三岁进文工团,演《白毛女》,亭亭玉立,浓眉大眼,人长的黑,便有了个黑玫瑰的雅号,所到之处便会刮起一股黑旋风,弄得青年战士神魂颠倒。我的音乐老师看过她的演出,课堂上说刘真嗓音清脆,要不是当作家肯定是一位优秀的歌唱家。刘真跟着秦基伟的兵团,挺进大别山,解放大西南,抗美援朝回来上了东北鲁艺,最后到武汉作协当了专业作家。1957年她的《论鞭打》、《在我们村子里》被定为“毒草”,只是因为住院开刀,才侥幸没有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湖北省武汉市的主要领导王任重、李尔重是冀南区南下干部,了解这个红小鬼出身的女作家。
记刘真 刘真妍
  1958年我到天津上大学,《蜜蜂》编辑部临清籍的钟铃告诉我,咱们老乡刘真调来当专业作家,报到后就要求到徐水县当乡党委副书记去了。几乎同时,康濯调任省文联副主席,也选择了徐水,任县委副书记,徐水县是全国农业大跃进的典型。康濯在文学讲习所熟悉刘真,劝她管住嘴。无奈本性难易,“歪把机关枪”变成了迫击炮。
  县委推广密植山药,要求株距行距都小于二寸。刘真农村出身,上来就放炮:“这样不但长不了山药,连种花生的土壤都不够,就算种苜蓿也长不高,黄个屁了。”县委书记张国忠是1958年大跃进的急先锋,听说刘真胆敢拦路,广播大会大吼一声:“辩论她!”当时一种刑罚,把批斗对象围在中间,指鼻子骂脸,推来搡去“摇煤球”。刘真是二十八岁的女书记,没人敢动手,张国忠说那就批臭她!
  第二次电话会,要求各乡当场报三年粮食跃进指示,不少乡顺竿爬。这个报(亩产)五万斤,那个报八万斤,最后抬到二十万斤,张国忠哈哈大笑:“好!奖两车化肥。”刘真她们磨蹭到最后说:“我们乡一致通过,今年八百斤,明年一千,后年争取两千斤。”张国忠气得声音都变调了:“你们是跃进还是跃退,存心捣乱,扯全县后腿。会后书记副书记马上到县委来!”
  刘真他们赶到,张国忠并没骂个狗血喷头,狰狞一笑后,发给他们一面黑旗,五尺多长。这比骂祖宗还厉害,是对这个保持十几年的模范乡彻底否定,从此刘真又多了一个绰号:黑旗书记。刘真是个年轻的老八路,不怕这个,回去把那五尺黑旗扯巴扯巴,偷偷给一名孤儿做了一条裤子,一顶帽子,还缀了一个红五星。张国忠怒气未消,宣布刘真就地改造,撤职前还得执行一项任务,把那面黑旗传递到另一个乡去。那个乡效法刘真,不服从命令,拒不拔掉玉米苗插山药秧。县委派人把全乡干部集中起来去接黑旗。刘真大摇大摆地来了,当众变戏法一样抖出一面红旗,还大声讲:“学习你们敢于实事求是,抵制瞎指挥。”县委的人跳起来吼叫:“反了反了,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刘真你作乱犯上,等着瞧吧!”
  康濯也没法救刘真,没几天她就被召回省文联,天津马场道五十八号,迎接她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这个刘真,都三十岁了还没过完童年。像高宠挑滑车一样,分开白花花的大字报阵,爬到楼顶一间屋子,摸着一架钢琴,乱弹乱唱,泪流满面,唱的是她九岁入伍学到的第一首歌:第一杯茶呀,来敬我们妈,儿去当兵娘看家。第二杯茶呀,再敬我的哥,我去当兵你干活……有人要上去,怕她寻短见,主持工作的刘某说:“别管她,这个女子心眼大得很哩。”
  刘某是外省人,整人可下得去手,他知道黄鼠狼抓鸡,叼膆子,作家的膆子就是作品,批臭了它就不扑楞了。他把刘真刚刚完成的,《人民文学》约稿《英雄的乐章》骗到手,强行在《蜜蜂》发表,组织公开批判,“乱棍打死”。调门越来越高,“私情的哀歌”,“宣传温情、调和、投降”,“挂着歌颂的幌子制造悲剧”,“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赞歌”,“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刘真满不在乎,戏说这是“打龙袍”。不由分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察看一年,发配宜兴埠农场喂猪,吃住条件与猪相差无几。刘真感叹,从湖北到河北,本来是回娘家,不想落到后娘手里了。直到1963年夏天周扬到天津,才为她平了反。对省文联负责人说:“人家还没有发表的作品,你们拿去批判,这是不道德的。”并对刘真说:“党需要你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尽快成熟起来,你是有才华的。”事后刘某被降职三级调出河北,中国作协安排刘真和艾芜到云南散心。刘真在革命队伍中学会不记仇,感觉浑身松了绑,在秀山丽水感染下,才思泉涌,写出了《密密的大森林》、《大山里的笑声》等一批优秀的小说散文。
  1966年春末,大家都回机关参加文化革命,我才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刘真本人。尽管三十六岁了,青春的瓦质消退,光彩依旧,情绪常常挂在脸上,高兴时阳光灿烂,烦闷时一层愁云,总起来还算淡定。老运动员了,“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正帽子摘与不摘,定性甄别与否,都是一样。正像林冲脸上的金印,一旦刺上便抹不掉了,一概划为牛鬼蛇神,统统置于横扫之列,丑化她的大字报、传单满天飞。与田间、梁斌不同,刘真在青少年中有一批铁杆读者,北京一批中学生成立“捍卫刘真战斗队”,还特意来保定串联,在省文联安营扎寨,绿军装、红袖标,翻毛皮鞋,拉开架势要决战一场的样子。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机关造反派退避三舍,刘真也着实逍遥了几天,常跟何建平去盲人诊所按摩。那里是三教九流,是平民百姓的“众议院”,天长日久也便形成了“观点”。
  “观点”是文化革命时期的产物,指对当前路线斗争的认识和态度。当时路线斗争取代阶级斗争,成为政治生活第一要素。中央一批又一批实权人物被打倒,刘邓陶、王(力)关(锋)戚(本禹)、杨(成武)余(立金)付(崇碧),全国人民都要跟着一次次的表态、站队。还有本省的,拥护刘子夏还是林铁,站在省军区还是三十八军一边。站队决定命运,有的从一而终,有的跳来跳去。刘真、何建平和省文联多数站在三十八军一边,因为他们在省文联“支左”。1968年陈伯达元旦表态,全省半数群众被定为“反动组织”,被另一派打、砸、抢、抄。驻军组织抗暴游行,武斗讯速升级。八月省革委甩开千年省会保定,在石家庄另起炉灶,省直干部都要到新省会办学办班,不来的开除公职。石家庄与保定“观点”相反。几家欢喜几家愁。
  刘真、何建平不敢去,害怕新账老账一起算。何建平是省文联副秘书长,1938年春上到延安,整风时被“抢救”,政治嫌疑像鬼魂一样附在身上。文艺学习班设在原日本占领时的西兵营,军工宣队视不同观点的人为俘虏,一天到晚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铭等投降书》。列队训话时,副指挥员威协说:至今还有人通敌,与保定暗中联络,还神秘兮兮的念了一段“证据”。会后何建平抽疯病犯了,洗碗时对刘真说,信是他写的,可并没寄出,团巴团巴扔到厕所了。日本兵营茅坑在墙里,粪池在墙外,难道“证据”是从粪池捞上来的。当晚何建平吃安眠药逝世了,天明刘真也不见了,派人四处去找,正拿着绳子,像要上吊。
  几天后一个晚上,突然紧急集合,会场灯光阴暗,像舞台上《夜审潘洪》一样恐怖,副指导员眼放绿光,宣布现场要揪历史反革命,限五分钟自首,抗拒从严,罪加三等。会场静的可怕,手表秒钟跳动的声音都能听到。刘真沉不住气了,觉得这回与历次运动不同,群众专政,什么都干得出来。她站起来走到副指导员身边,附耳说了几句,被挥手轰走。刚坐下又站起来,二次交待。副指导员火了,大声嚷:乱弹琴,什么偷吃老乡的核桃,尿了房东的炕,放烟雾弹,掩护真正的敌人。四分半钟,剧作家王文德站起来:“报告:我是一个真正的狗特务。”然后声泪俱下交待自己的“罪行”,时间地点,上峰下线,情节细节,说的真真切切,听得副指导员侧耳凝神,眉飞色舞,仿佛座山雕见到了联络图。会场群情激愤,只有管档案的小于知道,这是1946年武安师范肃反时搞的一个冤假错案,早已否定,挡案里有结论。这个写剧本的老王,又把戏重演一遍,戏弄了他们一次。
  1969年春,学习班驻地让给山西省办班,把我们连窝端到栾城农村,不久又转移邢台劳改农场。搬家时发现多了一个人,学员以为是工宣队,工宣队以为是学员,没太在意。后来发现这个志愿者专为刘真一个人服务,一审问才知道是刘真搞的对象,这个刘真不好生接受改造,身陷囹圄还搞儿女情长,公然向军工宣队的权威挑战。本来以为会有一场好戏看,没想到一两个回合军工宣传队就偃旗息鼓了。一来刘真从王文德事件看透,军工宣队也是纸老虎,“歪把机关枪”又响了。二来男方也是工业干部,颇有学识,《婚姻法》条文背得很熟,军工宣队也就默认了。一年后刘真在学习班生了一个男孩,一声婴啼宣布三年学习班破产。孩子取名豆豆,有人写做斗斗,有人写做逗逗。
  1972年刘真被宣布“解放”,分配到邯郸地区文联,回到母亲身边,从九岁参军,母女聚少离多,三十年才回到老母的膝下,享受久违的母爱,同时又把它传递给小儿子。粉碎四人帮,终于熬过那漫漫长夜,文革十年,和她从参加革命到共和国成立时间一样长。在那个金秋十月,枫叶红了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重回太行山,来到漳河边,步量那长长的流水。来到黄崖洞,重温那英雄的乐章。她流着泪水奋笔疾书,写出了《寻找》,写出了《哭你,彭德怀副总司令》。经过时间和痛苦的磨练,她的战争回忆作品有了新意。1977年《解放军文艺》11期的《知更鸟》,1979年《上海文学》3月号的《黑旗》,传递出一个信息,刘真开始对社会生活进行深远的思考,视野变的开阔,思想更加深沉,笔锋越发犀利。几乎同时,菇志鹃发表了《剪接错的故事》,这对美丽的姊妹花不在新时期争艳绽放,在中国文学娘子军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刘真不是个恋家的人,她离不开火热的生活,在葛洲垻一呆就是几个月,在成安农村一住就是几年。1984年在抚宁县下乡时我去看她,刘真夹在农民中间,吸九分钱一包的荷花烟,喝八角钱一斤的二锅头,没有半点大作家的样子,像一个地地道道的社员大嫂。1979年四次文代会,当选中国作协理事,创作空前活跃,连续出版了散文集《山刺玫》,短篇小说集《英雄的乐章》、《刘真小说选》、儿童文学集《三座峰的骆驼》、《童年纪事》、《刘真儿童文学选》,纪实文学《参天大树——彭德怀的故事》。一个人的作品,同时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小说卷、散文卷、儿童文学卷、报告文学卷,在全国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正当刘真创作走到顶峰时,不慎因为一篇作品重重地摔了一跤,再没有爬起来。
  1985年,《女子文学》12期,发表了刘真的《好一朵蔷薇花》,标的是纪实小说,写的是抚宁县一位妇女不光彩的事迹,用的是真实姓名。发表后有些反响,有几家报刊转载。为此引来一场大火烧身。1987年一家大报读者来信栏大半篇幅刊登了当事人来信,《作家刘真在<女子文学>撰文侮辱、诽谤我》。起初刘真没当回子事,因为文章是抚宁县委授意写的,内容基本属实。但是当事人显然受到高人指点,不管事实如何,只拿文中“骗子”、“怪味鸡”等二十个名词、定语说事。
  官司在省会一家法院开庭,因为是中国第一起作家被告案,全国几十家媒体记者云集石家庄,舆论偏向刘真一边。刘真没有到庭,《女子文学》主编萧振荣作为连带被告,昂首提胸,毫不示弱的站在台上,认为没错。法院透露,调查取来的十盘证人证言录音带,证明纪实小说中情节属实,也可证明那二十个名词、定语不是作者发明,是引用的群众语言。但是原告只用一本杂志就够了,二十个侮辱、诽谤的字眼,白纸黑字,使用者是刘真。法院也没有因为舆论压力而手软,宣布刘真败诉,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3000元,会场哗然,多数人不服,因为大家都还不懂法。还有人大声讲怪话,要不要判施耐庵、罗贯中的罪,《水浒传》、《三国演义》对西门庆。曹操用了那么多侮辱、诽谤的字眼。难道《击教骂曹》、《打严嵩》的唱词、道白也要改!然而法律是无情的,从此开创状告作家先例,北京、福建都有作家相继落马。
  最不服的是刘真。解放初在大名县下乡,发现一位全国劳模为非作歹,她把他拉下了马,写了小说《我们村的故事》。1958年在徐水,反浮夸,斗倒县委书记功劳也有她一份,乡亲们给她送了个外号“刘青天”。今天刘青天栽了,栽到那二十字个字眼上,这对一生经营文字为天职的作家是个天大的讽刺。几年前在《童年纪事》开场白刘真写道:“作家的劳动,尤其像我这种没有多少文化水儿的人,创作劳动总像纤夫拉着沉重的货船在逆水而上。每写一篇,都像走着一条新航道,脚下道路的崎岖,江河的深浅,每走一步都要重新探索。不管难易,能迈步行走就算是幸运,最怕是船儿的搁浅,怎么也推不动,拉不起了。这样,一时间,作家的艺术生命就像是完结了,终止了。”大江大河都过来了,小河沟里翻了船,从此我再也没看到她的作品。我们敬重的刘真,真是让人想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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