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个日本人的名字，在我的头脑里贮存已经30年了，不时会从潜意识中回复到我的意识中。他是我在大学时的日本同学。我们像星空中的两颗星星，有着各自的轨迹，只是在那个特殊的时段相交，走到了一起，成为了一时的朋友。
手代木有儿，你在日本好吗？一个30年前的中国朋友，向你问好了。你-----听到了吗？
我考取大学，我的初中班主任王冠通老师也很兴奋。他告诉我，到南京后，可以去找一位叫王淑兰的老师，她也是昆山人，在昆山读的高中，他们在高中就相识。王淑兰老师在东南大学任教，而她的先生孙应祥教授则在南京大学任教，他研究的是中国近代史。我上大学后，即去他们的家拜访，与两位老师相识，他们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待人诚恳，热情客气，让初到异地的我倍感亲切和温暖。大三时，孙老师开了关于近代思想家严复的选修课，我愉快地选修了孙老师的课。一次课间，孙老师将一名同学介绍到我的眼前，他就是手代木有儿。
手代木有儿年龄比我略大，一眼看去，他就是那种典型的日本人，他个子矮胖，深黑而茂密的头发，宽大的脸，厚厚的嘴唇。他个性上看去很稳重，也许与语言关系，或者初到中国，他的话儿不多。他是日本到中国学习中国历史的留学生，将在中国学习一段时间。孙老师说，手代木有儿初来乍到，对很多事还不熟悉，要我帮助他，我很快允诺了。
手代木有儿上课时很认真，他总是坐在第一排，认真地做笔记，还在书上细心地划着。但他显然对中文掌握得还不够好，说中国话并不十分流利，写的汉字也像是小学生写似的，还有点日本字的味道。我陪着他上课，就坐在他的边上，他不懂时不时地会问问我，我也会主动地告诉他一些知识。一次，手代木有儿希望我给他找一些近代史，尤其是关于思想家严复的资料，他说得很诚恳。这对他很重要，一则是写论文时要用，二则是他回日本后，占有了资料，在学界就容易成为权威。我颇花了一番心思，终于完成了他的要求。对此，他非常满意。
在交流中我知道，手代木有儿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中学老师。手代木有儿对中国历史很早就感兴趣，这可能与他的家庭教育有关。他告诉我，他的个性适合做老师，或者做研究，回去以后肯定做与中国相关的事儿。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手代木有儿学业完成，要告别回日本去了。手代木有儿告诉我后，我们都有点不舍。手代木有儿告诉我要聚一下，但他是个很含蓄的人，他并没有细说。
没想到，手代木有儿对聚会是那样的认真，他精心地设计了这次聚会，显示出他对我们交往的珍惜和留恋。
话不多的手代木有儿安排了紧凑的活动内容，那天下午5时左右，我们先是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晚饭，然后到了金陵饭店旋转餐厅观景，最后在那时的延安剧场看了一场演出，这一切显示，他是精心安排的，他是那样的细心。
那一年，我约20岁，是一个穷学生，学校给的助学金和父母给的有限的生活费，只能用于在校内的食堂消费，还没有在校外认认真真地吃过餐，那是奢侈的事了。手代木有儿的经济条件显然比我好得多，我们去的虽然是小饭馆，但条件尚可，鱼呀肉呀是肯定都吃到的，这让我在当时感到新鲜和兴奋，感受到了手代木有儿的热情。吃罢晚饭，我以为活动结束，他也不动声色，叫我跟着他走，快到金陵饭店的门口时，他告诉我要去金陵饭店顶上37层的旋转餐厅观景，这很让我意外。我1981年到南京时，金陵饭店正在建设，而没有多久，就建成了。不过，那个时候，中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作为南京的第一个五星级、也是唯一的五星级涉外饭店，一般中国人不能进入。金陵饭店在许多南京人的眼中颇为神秘。手代木有儿神情很平静地走过门岗，我紧随其后。我穿着那个时候国人最流行穿的黄军装，脚穿着球鞋，很瘦的模样，一看就是中国穷学生。果然，两个中国门卫看到我后便将我喊住了，阻止我进一步走入。手代木有儿见状，开口道，“这是我的朋友！”那门卫便不再多言，让我们一起往里走了。自卑的我那时并没有敢憎恨两个门卫，而是对手代木有儿增添了一份感激。我相信，手代木有儿完全清楚有机会进入金陵饭店，对于一个中国穷学生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也是很开眼界的事，也许对他来说这并不算什么。他还清楚进入这南京五星级饭店的经历及所见，将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心情。我当然是第一次进入这如此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厅，第一次乘坐如此快速的电梯，第一次在如此之高的旋转餐厅观景。手代木有儿为此花了门票钱，他还叫上了正宗的外国咖啡-----我又何曾在此前喝过的呢？半小时的旋转，一一俯看了南京的近景-----四周尽是低矮的民居和商店，暮色中远眺-----黛色的紫金山若隐若现。
大约到了晚上七时许，我们走出金陵饭店后，便沿着中山路向北走去，我想是要到告别的时候了，但手代木有儿准备的节目还没有结束，他要请我再看一场演出。到了延安剧场，他购了两张票，入场片刻，演出开始。是一场别具中国民族特色的音乐表演，有唱有演，手代木有儿看得有滋有味，其间并不多言，相当地投入，但我对他到底有没有看懂，并无把握。只是，他对中国艺术的喜爱，让我记忆深刻。
我们终于在夜色中分手-----是永久的分别了。而在此刻，我并没有在意，我以为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分手，也许真正分手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没有热烈的拥抱或祝福，自然，我也没有准备分手的礼物（这是让我至今引以为憾的）。此后，也许是第二天，手代木有儿走了，离开了南京。总之，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手代木有儿并没有留给我他日本的联络地址，回去后，他也没有给我来信。那次精心的分手，在他显然是视作永久的了。我多少有些伤心。也许在那个年代，中日经济差异太大，许多中国人当时和此后都想方设法要出国，去日本或欧美。手代木有儿的心中自然也明白中国人的这点心思，而他可能无意或无力帮助，所以索性不再进行后续往来。这些仅是我的猜想。
而此后，我对手代木有儿有了一份难以放下的牵挂。
手代木有儿现在在做着些什么呢？
手代木有儿是那种厚道人，不善言语，他能过得好吗？
1999年，我有机会去了一次日本，我的头脑中又涌现出了手代木有儿那厚道人的形象。我去了东京、名古屋、京都诸城市，乘坐在开往东京的悬磁浮列车上，行走在东京银座那拥挤而热闹的街头，在古色古香的京都寺宇前，名古屋超一流现代化的火车站内，我的眼前一再地浮现手代木有儿的形象，他仍然是那种含蓄而略带羞涩的笑，粗重而低声的话语声。
我没有见到手代木有儿已经有快30年了，他应该和我一样已经快是个半百的老头。其实，见现不见真是无所谓了，是一种重复而已，重要的是留下的记忆要美好和深刻，这样记忆将可用上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