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双城记》中，梅尼特医生的控诉只是一封信，他甚至“不能”站到台前来现身说法。在革命党人作出了严厉的判决之后，他又竭力想阻止这种血腥的复仇。梅尼特医生尽管深知封建贵族的罪行，且其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但又抱着一种不现实的幻想，妄图用一种乌托邦式的情感去化解一切。
我们来看《笑面人》，格兰古瓦在贵族院参加讨论是否增加女皇丈夫的封地时，勇敢、甚至有些让人觉得可笑地站出来发表长篇大论。声泪俱下地描述底层人民的苦难，痛斥统治阶级的腐朽和肮脏。最终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敲响吸血鬼们的丧钟。
二者在人道主义理解上的差异，不妨可以从历史上来分析。狄更斯的时代英国已经完成了“光荣革命”，政治结构趋于稳定。社会矛盾主要是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之间的劳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英国带来了开疆拓土、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另一方面这种发展的代价是无产阶级的血泪。这种矛盾对狄更斯来说是无法作出单一选择的。他的人道主义就是一种调味料，想通过理想的方式来调和这个矛盾。在其中前期的作品中，矛盾冲突往往是以富人发善心来解决的。这是他的局限性，也是那个时代英国文学的局限性。
19世纪的法国，王权、霸权更替。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舞台下面，是普通人永远都无法摆脱的悲惨命运。雨果是一面战旗，他从一个保皇党发展到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斗士的思想路程，正是那个时代法兰西民族的精神史。他对现实的无情批判造就了他那与众不同的浪漫主义神话。在我的辞典里，雨果的定义就是“伟大”。在英国近代文学史上，查尔斯·狄更斯（１８１２～１８７０）是惟一可以和莎士比亚媲美的伟大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高峰，狄更斯的小说则是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珍宝；英国人赞颂莎士比亚为“时代的灵魂”、“王冠上的明珠”，马克思、恩格斯称狄更斯是“时代的旗帜”、“出色的小说家”。狄更斯和莎士比亚一样，风靡英伦，誉满全球，是深受各国人民喜爱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所有讲英语的国家都熟悉狄更斯这个名字；家家户户都可以找到狄更斯的作品；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像匹克威克、奥列佛·退斯特、大卫·科波菲尔、密考伯先生等等，在许多国家已经妇孺皆知，家喻户晓。
一八七○年六月九日狄更斯逝世的消息传遍了世界，特别是传遍了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讲英语国家的每一个家庭，许多人不禁失声痛哭。当他的遗体在著名的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之角”安葬时，前来吊唁、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整个墓地摩肩接踵，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为失去一位可敬可爱的伟大作家而悲痛。据说伦敦有一个小贩的女孩这样吃惊地发问：“狄更斯先生死了吗？那么圣诞老人是不是也要死掉呢？”这个传说表明，狄更斯的名字多么深入人心，竟被人们拿来跟西方世界中善良、幸福的象征──圣诞老人相比拟。他的小说被译成世界各国的文字，并不断再版；他的作品正在制成录音带，改编为电影、戏剧和电视剧。一九○二年由狄更斯迷、学者、教授、文学家和研究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专家发起组成了“狄更斯联谊会”，如今它的分会已遍及世界各地。在众多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著作中间，还有《狄更斯辞典》和《狄更斯百科全书》。可见，狄更斯作为一个杰出的古典小说家的声誉，经久不衰，至今依然。
鞋油作坊留伤痕
查尔斯·狄更斯一八一二年二月七日生于英国南部朴茨茅斯市外的海港波特西地方。他的父亲约翰·狄更斯是海军军需办事处的职员。他工作勤奋，热情好客，性格爽朗，爱讲故事，却不善理财，薪金不多却要过绅士式的安逸、舒适的生活，结果弄得入不敷出，债台高筑。他和妻子总共生了八个孩子，查尔斯·狄更斯排行第二。小狄更斯长得非常漂亮，生着一对蔚蓝色的眼睛和卷曲的头发，又有异乎寻常的歌唱和朗诵才能。为此，他深受父亲的喜爱，经常带他出去旅行，给他讲述各种故事。一八一七至一八二二年期间，全家迁居到查塔姆一所简朴的宅子里。在这里，狄更斯度过了美好的童年。
座落在罗彻斯特通往葛雷佛赛德大道旁边的盖茨山，曾给小狄更斯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写到过的福斯泰夫爵士专门拦劫去坎特伯雷朝拜圣地的善男信女和来往客商的地方。福斯泰夫的故事使狄更斯听了非常神往。小狄更斯用十分欣羡的目光抬头看望座落在山上的那栋叫做盖茨山庄的漂亮住宅。后来他成为名作家以后，真的在盖茨山买下了新居，实现了童年时代的愿望。
在查塔姆，瘦小多病的狄更斯最初从母亲那里学到了一些英语的基本知识，后来还学了一点拉丁文，不久又和姐姐范妮去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走读。不过，真正成为狄更斯的老师、启发他的文学想象力的，却是家里楼上一个小房间里的许多文艺书籍。那里有十八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斯摩莱特的《兰登传》、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哥尔斯密的《威克菲尔牧师传》，以及法国作家拉萨日的《吉尔·布拉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古阿拉伯的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等等。这些小说和故事中的人物和事迹使狄更斯浮想联翩，他自己常常扮演着书中他所喜欢的角色。
这时的狄更斯贪婪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许多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扮演小说中的人物，体察他们的种种感情，因此他从孩提时起就培养出两种才能。一种才能是使他从小就喜欢幻想，爱好文学创作。他曾以《妖怪的故事》中的一个故事为基础，写了一部悲剧《米斯讷，印度的苏丹》，尽管这完全是模仿性的习作，但在小朋友中却出了名，他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神童”。另一种是培养了他的朗诵、唱歌和讲故事的才能。他随口就能讲出一个故事，而且讲得引人入胜；他歌谣唱得特别好听，很受父亲赏识。为此，不管在家中还是外出做客，他常常被人高高举起，或站在椅子上或站在桌子上，对亲戚、朋友表演各种节目。这两种从童年时代就培养起来的才能，使狄更斯后来成为杰出的小说家和著名的朗诵艺术家。
在这段时间里，狄更斯还在爱好戏剧的表兄詹姆斯·拉默特的支持和带领下，去剧院观看了一些莎士比亚的戏剧演出，进一步增强了他爱好文艺的兴趣。他的父亲还经常带他乘坐海军军需处的游艇去航行，在曼特威河上航行着的船只启发了他对大海的联想。
一八二二年，狄更斯由于父亲的调任而随同全家到了首都伦敦，结束了他在查塔姆的欢乐的童年生活。到伦敦以后，家庭的经济情况更为恶化，负债越来越多。为了节省开支，全家只能在伦敦郊区坎登镇的贝赫姆街租了一套又小又简陋的房子。周围环境的肮脏，社会底层人民的穷困，使幼小的狄更斯开始对穷人的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
不久，父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母亲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竟想开办一所女子学校来赚点钱。她在门上钉一块“狄更斯夫人学校”的铜牌，由小狄更斯挨户分送招生广告，历数这所学校的种种优点，可是始终没有一个人来报名上学。一八二四年，父亲终因无力还债而被逮捕，关进马夏西负债人监狱，狄更斯十分伤心，哭得两眼通红，眼泪汪汪地奔走于家庭和监狱之间。他要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到街上去采办生活必需品，还要典卖家里所剩无几的东西，又要抽空到监狱里去探望父亲。不久，家里的东西几乎变卖、典当一空，连他最喜欢的从查塔姆带来的诸如《兰登传》、《汤姆·琼斯》等等图书，也一本又一本地落入旧书商的手中。
家境的艰难，迫使狄更斯不得不离开学校，进入一所黑鞋油作坊去当童工。这家鞋油作坊座落在亨格福特旧码头左边的一所歪歪斜斜、快要倒塌的旧房子里。它的周围又脏又臭，里面在腐烂的地板上和楼梯上，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到处可以看见乱窜乱跑拖着长尾巴的灰老鼠。狄更斯的工作是给黑鞋油瓶子盖上封口，用细绳缚好，贴上商标。他衣衫褴褛，穿着破围裙，整天和瓶子、纸张、细绳、剪刀和浆糊瓶子打交道，工资一星期只有六先令。同他一起在地下室工作的，都是一些缺乏教养、衣着破旧的穷孩子。过了一段时间，狄更斯结扎瓶子、包装和贴商标的工作变得那样敏捷、熟练。老板觉得他长得五官端正，技术熟练，就把他放在沿街一个玻璃橱窗里面做活动广告。街上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都跑过来，一边吃着果酱面包，一边把他们的鼻子紧贴在玻璃上，津津有味地观看他的劳动。
狄更斯认为这次家庭破产、父亲入狱和他进鞋油作坊当童工，是他不应遭受的有失体面的沉重打击，是他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他不高兴谈起这些，甚至隐瞒这些事实，直到后来他有了饯，出了名，成了中年人，他还继续做着恶梦，梦见自己又一次变成了皮鞋油作坊中的那个流浪儿。这段生活在狄更斯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消失的伤痕。但是，这段生活也使他从社会的底层了解到了贫民的苦难，使他对无依无靠的儿童和饥寒交迫的穷人充满了同情，对富人和上层阶级充满了厌恶与愤恨。
家境仍然每况愈下，连房租也付不出，狄更斯全家不得不搬进负债人监狱。因为在当时，负债人监狱是可以出租房间给犯人家属住的。狄更斯独自一人住在外面，每逢星期日，他买一些吃的东西进监狱去和亲人团聚。
苦难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尽头，狄更斯的父亲依靠从一个亲戚那里继承到的一笔为数不多的遗产而还清了债，全家才结束了这段监狱生活。狄更斯也离开了这个使他终身感到屈辱的黑鞋油作坊，重新进学校求学。这时候，狄更斯还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可惜的是，他就读的威林顿学校的校长琼斯先生，是一个主张棍棒教育的又愚昧又野蛮的人。他一天到晚用一根手杖敲打着学生。狄更斯在这所学校里除了得到一些棍棒教育的生活体验外，在学识上收获很少。后来在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对萨伦学堂的克里古尔校长的精采描写，就有着这段生活的影子。
学习了两年多以后，家里又没有钱了，狄更斯只好再次停学，为糊口而奔忙。他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抄写员，还经常跑出去为事务所送信和传递消息。这差使使他走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看到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和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之后，他很快学会了速记，充当速记员。一八三四年，狄更斯应《记事晨报》之聘，充当记者，专门到法院、议会中去采访新闻。他的速记水平很高，既快又准，深受报社的赞赏；他生动的文笔和丰富的语言，使跟他共事的采访记者们感到惊叹。因此，每逢大臣或著名的政治家要作重要演说时，他们就派狄更斯去采访。
狄更斯在伦敦当记者时期，正逢一八三二年英国议会的改革时期。在这场风起云涌的议会改革斗争中，狄更斯看到了英国社会的真相和政治机构为有钱人服务的本质，进一步熟悉了伦敦中、下层各种人物的生活，也使他有机会了解了在政治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千百种黑暗、罪恶的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从而，丰富了生活，增长了知识，为他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社会经验，积累了不少有用的素材。
在进一步认识生活的同时，狄更斯仍旧不忘读书。他用自学的办法来充实自己，经常出入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阅览室，孜孜不倦地钻研书本，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以后，狄更斯开始获得比较优厚的薪金，摆脱了少年时代的贫困和屈辱生活，满怀雄心壮志，准备登上文坛。
初出茅庐震文坛
一八三二年某一天傍晚，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怀着恐惧的心情，战战兢兢地把一篇稿子偷偷塞进弗利特街一条漆黑的弄堂里的一家邮局的邮筒里，然后一直朝着威斯敏斯特教堂走去。快活和骄傲使得他泪眼模糊。为了不在大街上让人家看见自己的眼泪，他在教堂里足足呆了半个钟头。这个带着腼腆神情的青年，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大作家狄更斯。
一星期以后，青年狄更斯买了他投稿的那份杂志，高兴地看到自己的习作已经发表。这篇稿子标志着狄更斯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接着，他以“波兹”为笔名，又连续写了许多篇描写伦敦风土人情、城市风貌和各种人物的特写，分期发表在《记事晨报》上面。一八三六年二月七日，当他二十四岁生日那天，狄更斯把这些特写汇编成《波兹札记》出版了，年底又出版了第二集。《波兹札记》中的特写丰富多彩，内容有讽刺中小资产阶级的庸俗和趋炎附势的，有揭露议会、法院和慈善团体的黑暗与虚伪的，也有赞美当时的城市生活的；体裁有人物速写，有关于伦敦的市容、景色和风土人情的随笔，有农村生活的素描，也有短篇故事；风格有轻松的幽默，温和的讽刺，还有感伤主义的叹息。特写的题目也很吸引人，如《国会一瞥》、《公共马车》、《我们的教区》、《校长先生》、《街市之晨》等等。由于这些特写把城市的美丑、善恶、诗意的幻想，甚至把首都的浓雾、潮湿的神秘魅力等都一一描绘了出来，因而受到伦敦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这些成绩初步显露了狄更斯的写作才能，使他树立了做一个作家的信心，决心放弃记者工作，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一个当时已经很有名的通俗画家西摩先生看中了狄更斯的才能，向一家出版社推荐，建议由自己画滑稽连环画，而由狄更斯写文字说明。青年狄更斯不愿意就画作文，而要求由自己写文章广泛地描绘英国的风光和人物，由西摩先生根据作品的要求画插图。双方同意后，狄更斯写了关于匹克威克先生出外游历的文章，西摩先生根据作品校样画了一幅“匹克威克社”和它的创办人匹克威克先生的肖像：胖胖的身子，圆圆的肚皮；紧身裤和皮绑腿；一只手藏在燕尾服里，一只手在空中挥舞作演讲姿势，以及他那快活自在的神情，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从此，人们一看到那幅画像就知道是匹克威克先生，画像使匹克威克成为活跃在人们周围的真实的人。这就是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１８３６～１８３７）。杂志刊载了几期以后，作者突然发现自己塑造的“堂吉诃德”还缺少一个侍从“桑丘·潘沙”，于是为匹克威克先生加进了一个仆人山姆·维勒，从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第一期刊载《匹克威克外传》的杂志，只印了四百份，到了第十五期时，单单预定的已超过了四万份，该杂志很快就畅销全国。匹克威克和山姆·维勒变成了英国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匹克威克的故事变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课题，商人们纷纷借用匹克威克的名字作他们商品的商标，狄更斯也成了英国文坛的红人。
在《匹克威克外传》陆续发表、日益受到欢迎的日子里，狄更斯爱上了《记事晨报》出版人霍茄士的长女凯瑟琳。年轻人的热情冲动和过于性急，使他们没有顾到性格上、兴趣爱好上的差别，匆匆忙忙地在一八三六年四月二日结了婚。婚后却越来越发现两人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他的夫人并不了解他，感情上和他合不拢，狄更斯痛苦地说：“凯瑟琳是温柔而和顺的，但要我们做夫妻却是异常的不相配。”和他性格、爱好相合的小姨玛丽·霍茄士，却又在他们结婚一年多以后突然患急病去世。狄更斯十分悲痛，有好几个星期提不起精神来写作，以致《匹克威克外传》的出版不得不延期。玛丽的形象以后成为《老古玩店》中的耐儿、《大卫·科波菲尔》中大卫的意中人──真诚、美丽、温柔的艾妮斯的原型。
《匹克威克外传》的成功，使不少报刊、出版社纷纷向狄更斯约稿，要他写小说分期连载。于是紧接着，狄更斯第二部长篇小说《奥列佛·退斯特》从一八三七年二月开始在《边特莱氏杂志》上连载。
《奥列佛·退斯特》成书于一八三八年，是作者早期创作中最重要的一部社会小说。狄更斯在这里第一次把读者带进了贫困与痛苦的世界，展现了社会底层的可怕的生活画面，并宣扬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幻想。
成了作家以后的狄更斯，精力充沛，朝气勃勃，日夜不停地写作，却还赶不上外面的需要，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印刷工人跟在他后面等候要稿发排。
狄更斯保持着“夜游”的习惯。每到夜晚，不论刮风下雨，他总在伦敦街头漫步，观察首都街头巷尾的人群和五光十色的商店招牌和广告，细听人们的谈话，看到衣衫褴褛的人，就跟着他们穿过小巷进入下等公寓或旅馆了解他们的生活，事后把所见所闻和想到的一切记录下来作为素材。他用这样办法保持和下层社会的联系，不断从中汲取创作的养料，并广泛采集人们的口头语汇。
《奥列佛·退斯特》发表以后，狄更斯还写了《尼古拉斯·尼克尔贝》（１８３９）、《老古玩店》（１８４１）和《巴纳比·拉奇》（１８４１）等三部长篇小说。其中《老古玩店》的成功，使狄更斯的声望更高了。
《老古玩店》描写的是，在伦敦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有一家衰败老朽的古玩店。白发苍苍的店主人吐伦特和死去了母亲的十四岁的外孙女耐儿一起相依度日。吐伦特由于把从高利贷暴发户奎尔普那里借来的钱在赌博中输得精光，阴险奸诈的奎尔普趁机吞并了老古玩店，还企图霸占耐儿，做自己的姨太太。可怜的老人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带着外孙女偷偷地离开了伦敦，过着颠沛流离、乞丐似的生活。他们时刻提心吊胆，担心奎尔普跟踪迫害。他们有时与木偶剧团、马戏班子、卖艺闯江湖的流浪艺人为伍；有时与从事蜡像巡回展览的乍莱太太结伴。他们经常露宿草棚，墙脚，饿得头昏眼花。一天，耐儿正拉着一辆马车乞讨的时候，突然晕倒在地，幸被车上一个心地善良的农村教师救起，被安置在一所乡村教堂里，才结束了流浪生涯。但是，身心备受损伤的耐儿终因疲劳过度，精力衰竭而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吐伦特老头也心碎而死。通过小耐儿之死，小说控诉了黑暗的社会对青少年的摧残和迫害。
长相丑陋、心地狠毒的奎尔普，不仅从经济上逼得耐儿祖孙俩倾家荡产，被迫逃亡，而且他追踪的魔影时刻笼罩着她的心灵；她的流氓哥哥为了夺取吐伦特的财产，也指使一个无所事事的青年设法把耐儿骗娶到手；一些流浪艺人为了得到一笔赏金，也密谋出卖她和她的外公。人情的冷酷，环境的逼迫，终于吞噬了这个天真、善良、美丽的姑娘的生命。
作者深切地同情小耐儿，对她的美德和天真无邪竭力赞扬，为她的苦难、死亡而伤心、哭泣。这部小说是在狄更斯自己主编的《汉弗莱先生之钟》周刊上分期连载的，每期一发表，立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对小耐儿命运的关怀。不少读者写信要求作者笔下留情，保存耐儿的生命。狄更斯原先也打算像以前的几部小说那样，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来收尾，但他的好友福斯特却建议他，让耐儿在年轻时代就死去，以便保持她那娇艳的处女的身心，认为这样也许会比大团圆的陈旧结局要深刻得多。狄更斯接受了这个建议，但精神上十分痛苦，拖了很久才不得不以耐儿之死结束这部著作。这个结局不但作者感到难过，社会上一些好心人也感到伤心。狄更斯的好友卡莱尔看了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后，像孩子般地痛哭流涕；一位议员在火车上看到耐儿死了之后，啜泣着把书撕碎，并抛到窗外。
《老古玩店》除了揭露高利贷暴发户的凶狠以外，还讽刺了律师制造假证、栽赃陷害、司法界的腐败、黑暗和法官的胡审乱判，这些都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小说以简朴刚健的笔触、丰富有趣的想象，特别是人物性格的鲜明而为人们所喜爱。
狄更斯早期创作的《匹克威克外传》等五部长篇小说，表明了狄更斯一开始创作就把描写现实生活、揭露社会丑恶作为自己写作的首要任务。但是这些揭露往往停留在现象上，而没有深入揭示出造成这些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狄更斯把好人受欺负的责任归咎于个别坏人或某些法律条文，几乎所有受难的善良人物，总会得到好心人的搭救，除了耐儿和她的外公以外，都是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作为结局。在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他的早期作品深受两种古典文学──流浪汉小说和当时十分流行的情节剧的影响，善于抓住人物性格中的某一特点加以夸张，使性格突出，形象鲜明；幽默讽刺的手法运用得很熟练；悲怆、伤感的情调相当浓厚；结构上大小故事交叉，松散而逗人喜爱。这些特色给狄更斯带来了名作家的声誉。当然，狄更斯早期作品中对“好人”和“坏人”的划分过于分明，有简单化的倾向，受到不少评论家的责难。
访美归来话“天堂”
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的英国，处于宪章运动从发生、发展到衰落的历史时期。议会改革以后，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使工商业资产阶级大发横财，而无产阶级的贫困、失业、饥饿、疾病、死亡等灾难却恶性膨胀，独立自由的“人”则被折磨成动物一样的“人畜”。在这种情况下，劳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八三七年，伦敦工人协会通过了一份递交给议会的请愿书，次年以“人民宪章”的名义公布，历数人民大众的疾苦，提出了以成年男子应有普选权为中心的六点政治要求，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在宪章上签名。
这一汹涌澎湃、遍及整个英国的群众运动，以及运动过程中揭露出来的种种触目惊心的社会罪恶，不能不影响到狄更斯的思想和创作，从而使他对社会问题更加关切，观察更加细致、深刻。他非常同情工人的不幸和苦难，他在一封信中慨叹英国社会“苦难”的“深重”，“穷苦”的“猖獗”，并且说：“我清楚地了解到巨大改革的必要性。”他渴望社会有一个变革，并不断探索改变现状的途径。这时，大西洋对岸的新大陆美国，深深地吸引了他。狄更斯和十九世纪上半叶一些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人士一样，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新型的共和国。那里没有君主，没有封建制度，没有控制人们思想的国教，人人平等自由，是众人向往的人间“天堂”和“乐园”。狄更斯认为“新世界的英秀俊发”，一定会“纠正旧世界的欺诈和罪恶。”他还想在畅游美国回来之后写一部使英国人民喜爱的好书。这时候，狄更斯的名字已经誉满新大陆，特别是《老古玩店》中的耐儿之死，更使美国读者感动。据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矿工们夜晚曾在营火旁含着眼泪静听耐儿的故事；纽约码头上的群众看到进港的外国船，就对旅客高喊：“耐儿真的死了吗？”广大美国读者迫切希望《考古玩店》的作者能够来美国访问。于是，狄更斯在一八四二年一月三日离开英国海港利物浦，横渡大西洋。
一踏上美国波士顿码头，狄更斯就受到热心的美国读者的热烈欢迎。他收到的来信和请柬多到不得不雇请一个秘书来处理这些事情。在他住宿的房间里，挤满了来访的异国读者，甚至床上也坐满了人。他为自己的作品能在这块新大陆上获得如此强烈的反响而感到惊喜。
狄更斯在美国呆了四个多月，从波士顿南行，访问纽约、费城，进入蓄奴地区，经过巴尔的摩、华盛顿、匹兹堡、圣路易斯等城市，参观了中西部大草原和世界闻名的尼亚格拉大瀑布，最后由纽约乘船回国。归国后写出了特写集《美国札记》和长篇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
《美国札记》（１８４２）真实地记录了狄更斯在美国的见闻，反映了他对美国这个民主、自由的人间“天堂”由充满幻想到大失所望的思想过程。美国《独立宣言》中“人生而平等”、人人有“生存、自由及谋求幸福的权利”等名言，曾使狄更斯充满了对美国的憧憬，但一踏上新大陆，就发现这种民主、自由是虚幻的。集中体现民主精神的美国国会，竟是一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扼杀民主、摧残人权的政治机构。
最使狄更斯痛恨的是美国的奴隶制度。他到南方去，在所乘的火车上，见到黑人只能坐简陋的车厢。就在这种车厢里，他亲眼看到一个黑人妇女，带着几个孩子一路啼哭。原来他们是刚从奴隶市场被人买下来的，而她的丈夫却仍然留在原先的旧主人那里；买主坐在白人车厢里，每到一站都要跑去监视，生怕他们逃走。狄更斯从报纸上看到许多悬赏找寻逃亡黑奴的通告，更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奴隶制度的残酷。那些完全有权利和白人一样生活的黑人，有的只剩一只耳朵，有的被砸掉几颗牙齿，有的身上带着烙铁烫过的烙印，有的留着鞭打、刀戳的伤痕，有的缺腿、断臂。他还了解到某些城市里，在光天化日之下竟可以当众把黑人活活烧死，而那里的法官、律师、政府官吏却熟视无睹。在首都华盛顿，居然有一条明目张胆虐待黑人的法律：任何治安官吏有权在大街上逮捕任何黑人，只要他们认为这个黑人是逃亡的奴隶，而不要什么人证、物证。对以上种种丑恶现象，狄更斯义愤填膺，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但狄更斯只是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呼吁有理智的人主持公道，用道义力量制止这种残杀、迫害黑人的野蛮行径，而不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残酷的奴隶制度。
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出版后，受到美国不少报刊的诋毁和谩骂。纽约《先驱报》攻击狄更斯是“最浅薄、最幼稚、最没有价值、最可鄙视的人”。当时纽约有一家戏院正在上演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这个戏里有这样一个镜头：女巫们围绕燃烧着的巫锅载歌载舞，同时把蛇皮，蝎爪之类的秽物投到锅里。演员们异想天开，在围锅跳舞的时候，竟把狄更斯的小说一并丢入，当众焚毁。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诽谤运动，进一步激发了狄更斯的创作热情。紧接着《美国札记》之后，狄更斯又写出了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
《马丁·朱述尔维特》（１８４３）通过青年主人公马丁·朱述尔维特在美国游历时的见闻，进一步展开由《美国札记》开始的对美国社会的揭露。小说揭示出，在美国金钱崇拜高于一切的真相，指出那里的人们所有的兴趣、希望、快乐、感情和道德，似乎都融解成一块块的金钱。但小说意外地遭到了冷遇，按月刊载这部小说的杂志的销售数，由《老古玩店》的七万份下降到两万份。
当《马丁·朱述尔维特》的写作即将结束时，狄更斯又着手创作一组《圣诞故事集》（１８４３～１８４８），包括《圣诞欢歌》、《灶边蟋蟀》、《生命的战斗》和《着魔的人》等。这组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圣诞欢歌》。它描写一个吝啬、贪财的商人史克罗奇，他冷酷、自私、一毛不拔，连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也被他斥为“胡闹”。圣诞前夕，他原先的合伙人马莱的鬼魂来找他，并替他找来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圣诞节鬼魂”；带他去看他自己童年时代曾经怎样友爱、欢乐，现在怎样被利欲弄得灭绝人性，将来又将怎样落得悲惨死去的下场。他终于受到了良心的谴责，觉悟到把生命浪费在积聚钱财上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他热情地对人们讲“圣诞快乐”，他隐匿了姓名，把火鸡送给穷人，捐款给慈善机构，给职工增加薪水，变成“一个好朋友、好东家、好男人，好到不能再好”的慈善家。
这篇小说和《圣诞故事集》中的其他故事一样，集中反映了狄更斯的人道主义、博爱观点。它真实地描写了广大人民的困苦生活，鞭挞了除了钱柜、帐簿和发票以外没有任何人的感情的资产者。但小说竭力宣扬了所谓“圣诞节精神”，即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信任、互相爱护，要使人间充满欢乐、友爱和幸福。希望圣诞节的钟声唤醒富人的良心，要他们像善良、仁慈的圣诞老人那样关心穷人，慷慨而不吝啬，仁爱而不凶残，行善而不作恶。小说渲染了宁静、舒适的节日气氛：一家人和至亲好友围着壁炉快活地聊天，品尝美味的饮料，饱啖丰盛的菜肴，在严冬的风雪中造成一派诗情画意的牧歌情调。这些，反映了作者因《马丁·朱述尔维特》受到冷遇后逃避现实、缓和矛盾的思想情绪。
《圣诞故事集》流传较广，但没有获得狄更斯预期的经济上的成功。
他为了减少相当庞大的生活开支，也为了休养身心，他决定旅居国外，先在意大利（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后来又到瑞士和法国（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在巴黎，狄更斯参观了著名的卢浮宫美术馆、凡尔赛宫、巴士底监狱遗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皇家广场的一所很漂亮的房子里，狄更斯跟法国著名小说家维克多·雨果曾经会见过。这两位文化巨人对许多社会问题有着共同的认识和一致的态度，这些在狄更斯的《奥列佛·退斯特》和雨果的《悲惨世界》里都表现出来。例如，他们对社会黑暗的抨击，对穷人悲惨生活的同情，对善良、仁爱的赞美，对凶残、邪恶的憎恨，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宣扬等等，都促使两人之间有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友谊。
在旅居巴黎期间，狄更斯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董贝父子》（１８４８）。伦敦大商行董贝父子公司的老板董贝先生，为人傲慢，有着铁石般的心肠。他用“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思想教育儿子，希望儿子成为自己事业的继承人。他的女儿因不能继承父业而受到父亲的冷遇和歧视。儿子夭亡后，他借金钱势力续娶了美丽的贵族少妇爱狄丝，想再生一个继承人。后妻因不堪忍受他的冷酷，便和他的助手私奔了。董贝深受刺激，公司也在商业竞争中宣告破产。他孤苦伶仃，深感绝望，决心自杀。幸亏被董贝驱逐的女儿艾洛伦丝带着周岁的儿子回到伦敦，并主动向父亲表示挚爱，使父女和解，生活在一起了。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董贝这个资本家的形象。通过这个人物，讽刺了有产者傲慢自大、冷酷无情、惟金钱是图的丑态，最后他落得经济破产、生活孤苦、举目无亲的下场。尽管小说仍然拖上一条大团圆的光明尾巴，但它对资产者的丑恶本质的揭露，仍然是非常突出的。小说还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后社会生活的变化，如铁路的发达，城镇面貌的改变等等。
《董贝父子》出版后获得了成功，狄更斯重新定居伦敦，满怀信心地准备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