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系列《撼天记》(5-7) 撼天记全集在线观看

中国航天系列《撼天记》第五部:《心比天高》
  当初到美国的中国火箭专家怀里揣着新型火箭的图纸,正在满大街寻找可能的火箭客户时,休斯卫星公司也在推销其新研制的休斯601型卫星。虽然此时的“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还没有出生,但双方共同的利益却先把中美两家航天部门捆绑在了一起。
  1988年9月,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和美国休斯公司组成一个联合代表团前来中国。休斯公司特地专门聘请在美国航天界德高望重的火箭专家史密斯先生作为评估中国火箭计划的总顾问。
  美国人认为中国航天人到时候造出来的到底是“啤酒罐”,还是真能把卫星送入太空指定轨道的高科技火箭还很难说,必须事先经过一次实际检验。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规定,“长二捆”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之前进行一次成功的试验飞行,否则,用户有权终止合同,选择别的运载火箭。这就意味着,这种新型火箭必须在20个月内研制出来,并且发射成功。
  用“长二捆”火箭发射“澳星”的方案最终得到了“准生证”。但这时的航天人才发现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在挡着他们。手中没有造火箭的钱。
  刘纪元:“后来我就下来跟林部长说,如果费用实在不行,我们就贷款。因为当时他们调查组分析是拿了六个合同,就可以把这个贷款收回去。当时预计有十个到十二个,这样一些可能性。”
  等到必须的基本条件具备时,离合同规定的第一次试验发射时间,只剩18个月了!
  一张看了让人吓一跳的时间表摆在火箭研制者面前。它要求设计部门在100天内解决火箭捆绑连接等20项技术难题;要在400天里设计生产出5000多套特殊工装,生产出几十个部段和十几万个零件;要在180天内做完大小300多项地面试验。而按常规,完成这些任务至少需要6年以上的时间。
  为此他们创造出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按行话叫“并联法”,而按老百姓的话说叫“遍地开花”。
  粱子垣:“设计员就在设计图纸。那边给一些初步的条件,这边就设计。这边设计图纸的时候,工厂就开始准备,各个方面就开始弄了。工厂在准备,试验场地就在准备试验了。”
  从1989年1月起,研制“长二捆”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在全国迅速展开,几乎半个中国都在为这枚还看不见的“龙子”兴师动众。
  捆绑式火箭对设计师们来说,难点在“捆绑”二字上。要在一枚大型火箭上再捆上四个助推小火箭,这种结构之前他们只在国外的一些画报上见过。
  王德臣:“当时那一个就是20个技术难题,比如说你这个捆绑以后的分离技术,还有捆绑以后整个火箭的稳定技术,动力学特性。”
  因为没有捆绑的实物,构思时他们只好用纸叠成模型,细心地观察各种力的传递途径,再进行分析、计算。当时打印出来的草稿摞起来足有1米多高。
  1988年夏天,位于中国陕西秦岭山脉里的一个神秘地点,首次向来自美国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卫星通讯公司的专家敞开了大门。这些下车时还以为来到一座普通山村的专家们惊讶地发现,眼前这条乱石遍地的山沟就是中国航天系统中代号为“067”的火箭发动机生产基地。当他们看见那些出入简易工棚的人们被介绍为中方高级技术人员时,认为中国人是在欺骗他们。
  在火箭研制的同时,兴建大型发射场的工程在这时还是一片荒丘的场地破土动工。当时正值冬季。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数千名冻得瑟瑟发抖的施工者昼夜开始了施工。
  18个月后,当运载火箭进场的车轮碾在西昌的土地上时,卫星发射场在人们眼前显出了魔术般的变化--昔日碎石遍地的山凹里耸立起高达97米的发射塔架。
  但是昔日仅仅是草图一张的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却没有严格遵守合同规定的时间。
  王永志:“原来我们的军令状是6月30号竖在发射台上。我也是特死的安排,我非叫他提前一天不可。就是提前了一天,6月29号竖在发射台上。全部结束。然后就进行测试。”
  这枚型号为CZ-2E的中国火箭家族里的新成员简称“长二捆”,是一枚大型两级捆绑式运载火箭。这枚实验火箭上除搭载了一颗巴基斯坦的科学试验卫星外,为模拟真正发射时的状态,人们在火箭前部的卫星座位上安置了一个与“澳星”重量相等的“铁疙瘩”!
  随着原定发射日期的临近,火箭在向主人们报着平安,测试一切良好。
  “听话的乖孩子”让专家们决定将原定的发射日期提前到7月8日。7月8日,火箭按时加注燃料,准备发射。但由于雨季潮湿,指挥员担心出现故障,又推迟到9日。然而就在第二天准备发射的时候,人们发现出了问题。
  1990年7月16日北京夏令时9点40分,在魏文举牺牲的第三天,中国第一枚捆绑式大型运载火箭,终于进入了发射程序。
  这次发射,将巴基斯坦搭载的卫星准确地送入了预定轨道。
  结果并非是尽善尽美,由于装在火箭第二级电路中一根插座的连线错误,未能将模拟的“澳星”送入预定椭圆轨道。
  同年9月19日,“澳星”公司与休斯公司联合组成了一个有18人参加的庞大代表团来到中国。
  当这些在国际航天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对中方“长二捆”火箭的总装质量以及调装定向系统修改试验情况进行了全面而严格的评审后,终于写下了“满意”二字。
  航天人付出生命代价的第一枚实验火箭发射成功后,激动的人们投入了赶制定型火箭热火朝天的工作之中。然而,谁也没有想到,4个月后的那次举世关注的发射,会成为又一次痛苦的磨难。对中国航天人来说,一场更大的危机在前面等着他们。
  公元1992年的3月22日下午6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50米高的“长二捆”火箭在电视镜头前如同站在起跑线上。让航天人满意的是,火箭到了发射场之后在地面做过300多次试验,显示一切正常。
  陈寿椿:“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就是矗起来打第一颗澳星的时候,很有信心。”
  6时40分,展现在亿万电视观众眼前的是火箭喷火后一动不动的画面。从火箭点火到紧急关机,只有7秒!这7秒钟,把在场所有的人和电视机前的几亿观众惊得目瞪口呆。
  指挥所里的人们正在流泪,而发射现场的抢险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因为一个可能毁灭整个基地的巨大危险已经显现在人们眼前。
  发射站地面营长丁贤俊带领战士王宝剑、李文刚首先出现在毒气弥漫的现场。
  指挥大厅里,一片肃静。长城工业公司总经理唐津安,以低沉的语调,宣布此次发射受挫。
  航天人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住价格高昂的卫星、运载火箭和发射场的重要设施,当务之急是要迅速消除任何危及卫星和火箭的隐患。各个系统的人员们迅速奔向自己的岗位。
  过去的火箭发射台面一般都是完全平面的。但这次在设计“长二捆”的发射台时,设计人员鬼使神差般地在圆平台的周边画上了一圈几毫米厚的高棱。极有可能就是这一不经意的设计,在1992年3月的那一天,挽救了西昌发射场。
  周载学:“这个边比它站的地方稍微高出一点来。所以它一转以后呢,就碰到边上去了,把发射台边就磕了个印子,明显的印子。所以那次如果没这个边呀,说不定可能有一个腿转到外面去了。”
  孙凝生:“当时没有想到说,会不会伤人,就急着赶紧上去,赶紧查清楚原因。当时大家一条心都在查清原因上面,赶紧找出什么问题。别的想的,好像空了,没有了。”
  人们冒着浓烟和灼热迅速采用钢丝绳捆绑加固的方法,暂时稳定了危在旦夕的火箭。并随即合拢固定塔摆杆和平台,展开各种抢险作业。
  凌晨5点种,天已渐亮,发动机喷管还在不紧不慢地喷撒着的火焰。
 6点钟抢险队接到了上塔指令。
  卫星被抢救回来了。
  3月28日,在夕阳的余晖里。“长二捆”箭体从发射塔上徐徐吊下。
  火箭的燃料刚一卸出,张贵田便带着人马迫不及待地开始检查发动机。检查结果却没有发现任何故障。于是负责设计和生产火箭点火控制线路的研究所和工厂,又一下紧张起来。因为点火控制线路决定着燃料的供应状况。最后果然发现控制线路上的配电器出了问题。
  4月14日故障分析审查委员会得出了结论,在程序配电器的第四、第五导电触点之间,有一丝重量仅为0.15毫克的铝质多余物。这让搞了一辈子火箭的专家们仰天长叹。
  1992年5月,中国、美国和国际保险公司三方代表,汇聚美国洛杉矶,对中国这次发射“澳星”一事,进行反复磋商后做出了最后的裁决。
  休斯公司和长城公司双方法人代表认可了把这次事故定义为“发射终止”。中途停止发射,火箭修复后继续发射,在合同上不计入“失败”记录。保险公司因此不用赔款;中方不用担心“长二捆”就此夭折;美方也不用再去重新制造卫星和选择新的发射火箭,而中国同胞一直担心的赔款问题也不存在。
  但返回研制生产岗位的中国航天人却被注定要承担来自同胞无形的压力。这也许让他们理解了有时为什么战士希望能在战场上光荣战死的无奈。
  由于火箭已经实施过点火,第一级火箭已经烧得遍体鳞伤。不能再启用、也不敢再启用了。中国必须再造一枚新的“长二捆”火箭!有人说这时的“航天人就是哭,也得边干边哭”,因为他们执行的是严格的国际商务发射合同。失败后的中国航天人最重要的,是要拿出闪电般的行动来。
  从3月22日失败这天起,到6月30日这天止,100天之内中国的航天人必须重新造出一枚“长二捆”火箭!
  事故发生后2天的3月24日,航天部确定了下一枚火箭的研制计划。排下了不容置疑的时间表:5月配齐零部件,6月装配出厂,8月发射。
  2天后,对外发射总负责人刘纪原对火箭发动机厂的负责人张贵田下令:不许讲任何条件,不许带任何质量问题,按时拿出8台新的发动机,保证火箭按时总装!
  6月24日至25日,中外三方专家在北京进行了第11次技术协调。并到车间参观了刚刚总装完毕的“长二捆”火箭。
  4天后的6月30日,一列载有新的“长二捆”火箭和试验队的专列又一次从北京出发了。从3月22日到6月30日,正好100天。有人讲,这枚火箭不是干出来的,而是逼出来的。
  1992年7月4日晚9时40分,专列经五天五夜的长途奔波,抵达西昌漫水湾车站。
  “3.22”之后,美国人也有一种担心,担心中方的王德臣总师会受到上司的处罚,会被挨整。直到这次来亲眼见到王德臣总师后,才放下心来。为了“澳星”,选择中国航天作为合作伙伴的美方和澳方,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承担着不小的压力。
  3月22日受挫后,经三方多次协商,决定把再次发射时间选在8月20日左右。鉴于各项准备极为顺利,三方商定将发射日提前到8月14日。而此时又让人们担心的是,这次发射又偏偏赶上了雨季。
  这一次发射将再次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直播。
  1992年8月14日清晨,离发射还有一个多小时,所有仪器都显示各个系统的程序全部正常,标志着无论美方的卫星还是中方的火箭都处在良好状态。这时更令人惊喜的是,让人心烦意乱的坏天气此刻也变得正常起来。
  7时整,号称“神秘峡谷”的西昌卫星发射场和“长二捆”火箭又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历经沧桑的“长二捆”点火了。
  从火箭发射到卫星进入轨道要经过约680秒的过程。对背水一战的航天人来说,那是死去活来的680秒!任何人都无法体会那一刻他们的心态。
  唐津安:“说实话,我当年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就是说凡是有心脏不好的,或是神经有点儿什么毛病的,进入发射指挥室以后受不了的。”
  “长二捆”这次不负重望,顺利将美国休斯通信公司制造的重达7.6吨的澳大利亚通信卫星澳星B1送入了预定轨道。
  星箭分离后14分钟,即7时25分,各项参数都大大优于规定值的入轨参数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到西昌的指挥控制大厅。数据表明,火箭发射远地点只误差四公里,远远低于允许误差范围。成为休斯公司的卫星在东西方历次发射中精度最高的一次,打破了先前中国人自己创下的亚星入轨精度的世界记录。
  这颗卫星的拥有者、奥赛特公司总裁鲍勃·曼斯菲尔德说:“就我而论,这简直是个奇迹”。
  也许正是因为这次发射经历了太多的曲折,才使得它的成功带有不寻常的意义,成为让那些航天人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记忆。
  8月26日,一份新的中美航天技术合作备忘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订。
  1992年8月17日,即第一颗“澳星”发射成功的第三天,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又召开了全院动员大会,拉开了发射第二颗“澳星”的序幕!又一个普普通通的“100天”开始了。
  第二颗“澳星”发射的准备工作进展十分顺利。1992年10月20日,第四枚“长二捆”火箭安全抵达西昌。11天后的10月31日,第二颗“澳星”也从美国洛杉矶飞抵发射场。
  中美空间合作,这已是第四次了。发射场上的专家们都说,一次比一次顺利,尤其是这次卫星和火箭的测试工作,顺利得几乎没有故事。双方经协商后,最后确定将于12月21日发射!
  为了增加现场气氛,卫星中心专门从成都请了16位“佳丽小姐”来到发射场,待发射成功之际,专门为“澳星”功臣献花敬酒。
 12月21日晚,中美双方准时进入发射程序。
  19时20分,点火令下达。
  19时50分,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来报告:“澳星”已于19时31分被火箭送入距地球近地点200公里、远地点1050公里的椭圆轨道。各种测量数据表明,“澳星”入轨轨道参数,符合合同规定要求。中美双方代表分别在有关文件上签了字。代表着合作双方认可中方至此全部完成三年多以前签订的“澳星”发射合同的全部内容。
 然而仅过一天,这一切就统统消失了。只有从外电报道中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那颗价值1.38亿美元的卫星谜一样地失踪了”。
  最后调查出来的结果竟然是一场灾难,又是一个奇迹!
  专家们经过科学的判断后,揭开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火箭发射后47秒时,托在顶部的卫星发生突然爆炸,将前部整流罩炸开脱落。而在卫星爆炸产生震动、运载重量突然减轻的情况下,“长二捆”火箭自动调整好姿态后仍按原定程序正常飞行,将“澳星”爆炸后的剩余部分送入了预定轨道。
  到1995年12月28日,“长二捆”火箭共进行了7次发射,在第3、5次发射中,都出现了卫星爆炸的现象。在双方随后的故障调查公报中,认为故障的出现是由于星箭双方的技术协调不彻底,存有隐患,双方均应采取措施,分别加强卫星和整流罩的设计。
  一年多后的1994年8月28日,随着中国航天人终于成功地把澳星B3送上太空,“长二捆”成为人类航天器中的新成员。
  由于这一型号火箭首次采用助推器捆绑分离技术,大幅度提高了运载能力,使日后中国发展载人航天成为可能。

中国航天系列《撼天记》第六部:《太空没有梦》
一位作家说得好:“灾难是在你忘了它的时候降临的”。
 人类每一次摆脱地球引力奔赴宇宙的过程,其中都隐含着巨大的风险。今天的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一幕又一幕的航天灾难。
  1993年2月11日,中美两国政府于北京举行了《关于卫星技术安全协议备忘录》的签字仪式。航天人经过10年的努力终于挤进了国际市场。在那段时间里,中国长城工业公司和各兄弟单位互相配合,与外商签订了多个发射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的合同。
  90年代中期,中国的火箭制造业异常繁忙。1993年2月1日,国家主管部门正式批准CZ-3B火箭立项研制。这种又称“长征三号”乙的火箭是以长征三号甲为芯级,采用“长二捆”的助推器捆绑与分离技术研制而成的中国当时推力最大的运载火箭。
  这一时期,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还研制了另外一种型号:长征三号丙。它也是采用长三甲火箭作为芯级,但在一级周围只捆绑了两个助推器,其同步转移轨道的运载能力为3700公斤。
  这样,长征三号、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三号丙火箭就形成了发射同步转移轨道卫星的一个系列。基本上可以“速配”发射当时国际上常见的各种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
  厉建中:“九六年用我们新研制成功的长征三号B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国际通讯卫星组织的一个,在当时来讲在国际上应该是最大的卫星重量,而且我们是第一次跟国际卫星组织合作,那么这次发射成功对我们影响非常大。”
  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在发射第7、8代卫星时,决定用第一发长三乙火箭发射该组织的708卫星。人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将身处中国航天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惊心动魄的事件之中。
  平台是火箭上的中枢神经---陀螺仪的又一种称呼。不知什么原因,这枚火箭在平台的检测上不太顺利,让专家们费了些力气。
  贺祖明:“但是最后换了个平台,测试来讲都挺好。整个测试都很顺利,没有感觉到,都还觉得挺有把握的。”
  离春节还有4天的2月15日,中国第一枚“长征三号”乙型火箭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点火了。
  但仅几秒钟后人们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倪海龙:“我们当时看呆了。我当时在家里看的是实况转播。当时我一看这火箭,‘唰’起来了。起来之后,‘呜'就拐过去了,就没了。远处它有一个镜头跟过去,就横着飞了。最后大家现场人都呆了,完了,完了,肯定完了。”
  正是由于火箭上新更换的控制平台失效,使得保证箭体飞行平衡的信号出错,才出现了人们眼前的场景。
  失控的火箭让现场的专家们意识到一场灾难已经无法避免。许多人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让他们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恐怖场景。
  火箭爆炸的地点正好在航天工程技术人员住的宿舍附近,强烈的气浪瞬间冲垮了钢筋水泥的建筑。本来应该是昂首飞上太空的火箭,此时却变成一场是实实在在地“飞来的横祸”。
  与火箭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航天人第一次看到了身边的死亡。事故中一位专为火箭设计飞行弹道的高级工程师不幸成为失控火箭的牺牲品。
  在这枚长征三号乙型火箭点火前,中国航天界以及世界上关心中国航天的人们,都在翘首期盼它能像它的前身长三甲型那样首战告捷。当时从向全世界转播的发射实况荧屏上,可以明显感受到这种气氛。然而点火后22秒的结局,使这一美好的期望灰飞烟灭。与失控火箭一起粉身碎骨的还有那颗国际卫星组织价值连城的“国际708”卫星。
  航天人在惊心动魄的恐怖过后,又面临着失败带来的沉重的精神压力。本来要随后发射的那枚“长征三号”火箭也因发射场设备受损而暂停。
  失败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信誉的损失。客户在惨重的事故面前不能不对中国火箭的可靠度产生怀疑。本来好不容易才打开的国际商务发射市场开始产生了危机。
  首飞失败,3个月后,专家们找到了失败的原因。又经过约4个月的时间,提出并且基本完成了44项256条改进措施。
  4个多月后,又一项事先签订的发射合同眼看就要临头。1996年执行发射“亚太一号A”卫星任务的一枚“长征三号”火箭即将出厂。
  在1996年“黑色”的日子里,希望中的成功变得更加宝贵。航天人却被一个非技术的难题所困扰。尽管外出宣讲的人们费尽了口舌,但直到火箭已经树立在发射架上眼看就要点火了,国际上还是没有一家保险公司答应承保。人们往往在最后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能体会到,世上只有当妈的最疼自己的孩子,心急如焚的航天人想到了国家。
  不到5个星期后的1996年7月3日,4个多月前因事故而推迟发射的那枚“长征三号”火箭,把香港的“亚太一号A”通讯卫星送上了太空。
  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多少驱散了几个月前2·15事故的阴云,成功的喜悦开始浮现在航天人的脸上。一系列事先签订的商务发射合同又快速运转起来。然而,1996那一年弥漫在中国航天人周围的不祥气氛并没有就此烟消云散。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正在悄悄地卷土重来。

  1996年7月3日,4个多月前因事故而推迟发射的一枚“长征三号”火箭,把香港的“亚太一号A”通讯卫星顺利送上了太空。中国航天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失利后,终于有了一次成功的转机。一个月后的1996年8月18日,这是一个按照中国民间传统习惯在许多人看来最吉利的日子。也在这一天,西昌基地的发射塔上矗立的又一枚被称为“美男子”的“长征三号”火箭,已做好一切发射前的准备,正在整装待发。在它头上顶着一颗即将上天赴任的中星七号通信卫星。
  在此之前“长征三号”火箭保持着10次发射中只有一次失败的良好纪录。但这一次又让他们失望了,火箭起飞后没有多久便出了故障,没有飞到预定轨道的火箭把价值连城的卫星扔在了半道,变成了一个新的太空垃圾。
  几乎连在一起的两次失败,使中国航天在国际上的信誉丢失殆尽。一时间长征火箭在国际发射市场上几乎成为失败的代名词。这是对中国航天对外发射服务的一次几乎毁灭性的打击。
  陈振官:“我们底下人称它为‘黑十年’,就是我们的航天已经进入了低谷,连续发射几次失败,咱们一院还能不能经得起这个考验?这支队伍还能不能爬起来?”
  一系列严格的措施出台了,一系列苛求的规章下达了。这是中国航天工业内部的一次大手术,它使从仓库看门人到火箭设计总师都明白无误的知道了自己的职权和责任,甚至细致到每一根电线和每一颗螺丝钉。在中国航天工业内部颁布、实施的“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生效、举一反三”的质量问题归零五条标准,成为航天人必须执行的生死令。
  1997年5月12日,继一年前的8.18发射失败之后,“长征三号”火箭再一次树立在发射架上。这次担负的任务是要把一颗国产“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轨道。
  贺祖明:“这一发在五月十二号打成了,大家都开玩笑。长三乙死了一次是“2.15”,长三甲第三发发射成功,恰恰是“5.12”,把它反过来。”
  俗话讲,人逢喜事精神爽,然而当眉飞色舞的人们坐到会议室里,准备好好享受一下表扬与赞美之词时,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就有“以成败论英雄”习俗的国度里,事情的结局却出乎几乎所有人的意料。
  此时身为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的刘纪原所以给正在兴头上的部下们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是因为他再也不能容忍部下的失职。
  刘纪元:“第一处理的不是因为技术上的问题,是因为工作责任心,或者说是工作马虎造成了损失的。你比如说它一个伺服结构漏气,送回来了。送回来他也没检查,盖个戳子,又送回去了。”
 尽管刘纪原也深知台下坐着的每个人眼中红红血丝的来历,和此时本该享受的来之不易的快意,但火箭生存的现实让他必须在铁的纪律和人之常情中间做出抉择。
  此时的航天人奋力阻止着似乎是势不可挡的信誉大滑坡。然而,要想再让已经心存疑虑的国外合作方重新相信中国的“长征火箭”,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试图恢复人们对中国长征火箭信心的所有尝试中,最难的莫过于说服已经如同惊弓之鸟的国际保险公司。
  如同司机要是有出事理赔的记录,就要被“另眼看待”一样,犹犹豫豫的保险公司尽管被说服接受保单,但还是开出了他们认为值得冒险的价钱。
  厉建中:“对我们是非常苛刻的,但是为了我们的火箭再度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再度占一份额,恢复它的发射,那我们也得忍着,也就接受了。后来我们连续成功之后,这个费率又下降了。”
  距离上次发射场大爆炸一年半以后,1997年8月20日,第二枚“长征三号”乙型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再次起飞。驯服的火焰把美国劳拉公司为菲律宾制造的“马步海”卫星顺利送入远离地球数万公里的轨道;2个月后的10月17日,第三枚“长三乙”火箭又把劳拉公司生产的“亚太2R”卫星非常精确地送入了同样的轨道,在中国航天的史册上连续写下了两笔至关重要的成功。

  到1998年3月26日,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经进行了50次飞行。而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在长征火箭飞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实施了15次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协议,还提供了5次国际搭载服务。
  1993年4月28日,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和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在北京签订了使用“长征二号丙”改进型火箭发射多颗铱星的合同。这是一次世界级的航天技术的舞台展示。
  4年后的1997年9月1日晚10时,中方用改进后的“长二丙”一箭发射双星,成功地将两颗铱星模拟星送入预定轨道。3个月后的12月8日,长二丙改火箭首次将两颗铱星成功送入太空。并随后连续按计划进行了三次发射,将6颗铱星送入了太空网络中的预定位置中国航天的“一箭多星”技术,随即开始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航天工业步入了良性发展的道路。一切都变得更加稳定,也更加成熟,连续三年取得火箭发射枚枚成功的骄人成绩。
  90年代末,当中国航天人终于摆脱了失败的阴影,准备重整旗鼓的时候,世界航天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实让他们意识到,先前的估计有些过于乐观。
然而,羽翼变得丰满起来的中国航天人已经是久经风雨了,10年的对外发射服务让他们受益匪浅。不断向外太空的进军使得他们的目光已经在浩瀚的宇宙中延伸得更加遥远。当他们历经磨难一次又一次驯服着奔腾的火焰飞出家园、探索人类认识的未知边缘时,他们传奇般的经历也在向世人一次又一次地宣布:太空真的没有梦。


中国航天系列《撼天记》第七部:《上帝的眼睛》
  2000年9月出版的《原子能科学家杂志》刊登美国科学家埃德华•泰勒的一篇文章,披露了50年前一个令人震惊的内幕:美国空军和陆军早在50年代末就打算在月球上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并且宣布月球归美国所有!
  当时美国与苏联之间的航天竞争已经进人白热化,谁能抢先实现载人航天对两国的国家形象、人心士气等等都有重大意义。
  自从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几乎立即就转入了让卫星搭载“试飞”狗进人太空轨道的实验。
  1957年11月3日清晨,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技术人员为小狗“莱卡”安上一种专用带状装置后,然后把它放进狭窄的加压舱内。指挥中心开始倒计时。
  “卫星2号”和它上面的“莱卡”准确地进人到了预定的地球轨道。运行在一条近地点212公里、远地点1660公里的椭圆形轨道上,每102分钟绕地球一圈。
  近年来公开的一些资料却表明由于卫星飞行的故障使得“莱卡”可能只飞行了13个小时、在绕地球飞行了9圈后就被活活烤死了。
  科罗廖夫与其他科学家商议之后,决定采用非常规的办法,即飞船的设计与制造工作同步进行。这种方法带有相当大的风险,但是科罗廖夫明白要想抢在美国人的前面,只有这一条路。
  事后看来,他的这步险棋走对了,苏联从载人飞船的可行性研究到1961年4月实现“东方l号”载人飞船上天,前后只用了2年半时间。最终使苏联又一次领先美国人10个月实现了载人航天。
  然而在随后进行的实验飞行中,失败考验着这些初学者。8月19日,进行了第三次发射试验,这次飞船的密封舱内不仅有两只名叫贝卡和斯特列卡的小狗,还有包括有50只老鼠和苍蝇、植物种子、小球藻在内的生物。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次发射中出现了一件“宇航员”“冒名顶替”的事情。在这次发射前的遛狗过程中,专门训练的小狗斯特列卡临阵脱逃,试验人员们情急之下将错就错,从野狗群中随便捉来一只充数。假斯特列卡同真贝卡一起飞上了太空。
  这让后来才知道真相的科罗廖夫和他的技术人员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即使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生物也能在太空飞行。
  在载人飞船的一切技术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之后,苏联开始在全国挑选第1名上天的航天员。选拔称得上是万里挑一。
  当时苏联人选拔第一批宇航员的具体条件是,身体健康适于飞行,年龄不超过35岁,体重应不到75公斤,身高不超过1.75米,当然后两项都是为了适应当时宇宙飞船的载重量和座舱尺寸的需要。
  历史上有许多巧合,在1934年3月9日,科罗廖夫第一次与苏联第一颗卫星的主设计师吉洪拉沃夫谈起了载人宇宙飞行的前景,甚至谈到了谁将第一个飞上太空,而尤里·加加林正好在这一天出生。
  公元1961年4月12日上午9时7分,“东方”号运载火箭顶着世界上第一艘载人飞船腾空而起。与此同时,透过发动机的轰隆声,清晰地传来了加加林激动的道别声:“我去了!”
  10时25分,当加加林向地面指挥中心报告飞船已经打开发动机时,指挥中心顿时沸腾开来。
  事实正如科罗廖夫一直担心的,飞船在返回大气层时真的出现了问题。由于故障使座舱与仪器舱不能及时分离,制动火箭的推力使飞船座舱疯狂地旋转打滚。此时“东方”号飞船正在以惊人的高速度疾速下坠。照这样下去将是飞船会像熊熊燃烧的流星一样高速砸向地面、宇航员被烧成灰烬和摔成肉酱的结局。指挥中心的人们都束手无策,科罗廖夫当时甚至都已经不敢看飞行的显示屏。
  也许是幸运之神总是站在强者一边。10时35分,密封座舱终于与仪表舱在飞速旋转中分离开了,但这时已比预定的时间整整晚了10分钟。危难中加加林显出英雄本色,他以惊人的毅力和意志战胜了死神的威胁。
  当加加林在7000米的高度顺利跳伞后,科罗廖夫立即给赫鲁晓夫打电话报告说:“降落伞已打开,正在着陆,飞船正常。”听到消息的赫鲁晓夫在电话那头向他大喊起来。
  穿着奇异的宇航服装落地的加加林吓坏了地面上的孩子,加加林一边挥手一边大声喊:“请不要怕,我是自己人,是苏联人,是从宇宙飞回来的”……
  只有宇航员安全地返回到地面,苏联人才算是成功地实现了载人航天飞行,才能真正地赢得这场美苏竞争的胜利。
  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的壮举使人类数千年的梦想成为现实,也使他从此获得了“宇宙哥伦布”称誉。为了纪念这个划时代的成就,“4.12”成了“航空航天国际纪念日”。
  资料证明,在加加林上天前后,苏联曾有两名航天员在训练中死亡。
  此后,苏联人又连续进行了载人航天的飞行试验。1963年6月16日,“东方”6号飞船将世界上第一个女航天员捷列什科娃送入了太空,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登天的女英雄。
  加加林飞行之后不到4个星期,1961年5月5日,美国的“水星”4号飞船把宇航员艾伦·谢泼送上了186公里的高空,作了一次亚轨道的试验飞行。两个月后,弗吉尔·格里索姆又乘坐“水星”号进入太空。1962年2月20日,“水星”6号飞船载着约翰·格伦完成了美国人第一次地球轨道飞行。他用了4小时55分钟围绕地球飞行了3圈。
  让美国人可以称道的是,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太空人的格伦,日后居然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宇航员,这一点恐怕加加林就不如他了。
其实,美国人的载人航天计划开展得并不比苏联人晚。苏联人接连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航天第一”,这一事实深深地刺痛了美国人。然而,知道内情的人知道,此时的美国正在构想的一个举倾国之力的庞大计划--20世纪60年代后期轰动全世界的“阿波罗”登月行动。

  加加林上天之后,面对苏联在太空咄咄逼人的态势,美国终于忍无可忍。1961年5月25日,肯尼迪来到国会发表演讲。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将要实施的雄伟的“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并在二战结束后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号召:“整个国家的威望在此一举。”
  这位国家总统,当时使用了一句拳击手常用的语言来向全体国民解释这次重大行动的目的,是要把“苏联人摔倒在月球上”。
  1967年11月9日,美国人为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而专门研制的一种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土星”5号巨型运载火箭进行了第一次试验发射。试验中,它产生的高达3000吨的推力甚至掀掉了发射场5公里方圆内房屋的屋顶。
  美国人在实施阿波罗飞船计划中并非一帆风顺。1967年1月27日,肯尼迪航天中心内的阿波罗-4号飞船进行飞行演练时发生了意外的火灾,3名航天员在几十秒钟内被活活烧死。
  美国人的不断进展对苏联人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无形压力。一切都以冲刺的速度进行,这不能不埋下一些隐患。4月23日,苏联著名的宇航员弗拉基米尔·科马罗夫驾驶着未完全建造好的“联盟号”升上太空。24小时后,返回地球着陆时因主降落伞没有弹出来,下降中的飞船以可怕的速度冲向地面。科马罗夫成为人类航天史上第一位在航天飞行中死亡的人。
  1968年12月21日,美国“阿波罗”8号被发射升空。4天后,也就是在西方各国欢庆圣诞节这一天,弗兰克·博尔曼和他的“阿波罗”8号乘员组在20小时6分钟内环绕月球轨道飞行了十次。在电视传送的实况中,飞行在天外的宇航员向地球上的人们奉送了《创世纪》中的诗句。
  美国人领先的消息大大地刺激了苏联领导人。要求苏联的科学家必须要抢在美国人之前实现登月飞行。然而接连发生爆炸的N-1巨型火箭,让苏联人几乎心灰意冷。在美国首先载人登月马上就要成为既定事实的1969年7月上旬,他们抢险声明“无意与美国争夺首先载人上月球”。
  1969年7月16日,在美国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场上,“土星”5号运载火箭承载着“阿波罗11号”飞船已经稳稳地竖立在发射架上。第一批代表人类奔赴月球的宇航员正在向地球上的人们告别。
  1969年7月19日13时26分,经过3天里38万公里的飞行,此时的“阿波罗”11号已经接近了月球轨道。地面指挥中心向宇航员发出了进入月球轨道的指令。
  15时12分,登月舱开始向月面实施降落。就在这时,一个小小的停顿让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当时在距离月面50英尺时,闪光灯突然停滞在一个地方不动了。多年以后,英国人的一篇文章揭露了真相,当时的“阿波罗”11号的登月行动实际上已经濒于灾难的边缘。
  在登月舱降落前的最后3分钟内,存在一个10秒钟的充满危险性的短暂时间段,这期间登月舱以很快的速度呼啸而下,倘若此时紧急刹车放弃登月,点燃上升引擎,那么整个燃料箱将会因下降惯性作用的冲力而报废。上升级将会因无法向上爬升而坠毁在月球上。这就是人们私下说的“死亡区间”。
  当此时登月舱的计算机发出“1202”警报时,距离“死亡区间”只有20秒。贝尔斯必须当机立断。
  事后,飞行控制员史蒂夫·贝尔斯因为挽救了“阿波罗”11号登月计划而获得了航天局颁发的荣誉证书和尼克松总统授予的勋章。
  在这场经历中,许多美国人都作好了登月失败的心理准备,因为毕竟这是人类的第一次。官方从白宫到美国航空航天局都悄悄地制定了一个应急计划,其中甚至有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为此提前写好的一篇悼词,以备行动发生悲剧时之用。
  有人说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悲伤的一篇演讲,一篇从来就没有公开发表的演讲。
  苏联工程师在登月竞赛失利之后,把精力集中于装配载人太空站。1971年4月19日,成功发射上天的世界上第一个试验性载人空间站--“礼炮1”号。曾有3名宇航员在站上生活工作了23天。但是,当这3位苏联宇航员完成任务驾驶“联盟”-11号飞船返回地面时,回收人员在降落下来的密封舱里看到的却是3具尸体。
  目前正在太空中边飞行边建造的“国际空间站”已属于第四代空间站。整项计划耗资600多亿美元,是人类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载人航天工程。它从最初的构想到最后开始实施既是当年美苏竞争的产物,又是当前美俄合作的结果,从侧面为这两个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在太空成为“冤家”的航天大国之间,画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
  1986年1月28日上午,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发射架上升空,73秒钟后突然爆炸,价值12亿美元的航天飞机在目瞪口呆的观众眼前被炸成碎片坠入大西洋。这是“挑战者”号的第10次飞行,也是美国航天飞机的第25次飞行。
  谁也不会料到噩梦在17年后会再次降临。
  2003年2月1日,当那7名宇航员的生命消失在没有痕迹的飞翔中时,在沟通全世界的互联网上流动着无数中国网友足可以刻在历史纪念碑上的语言:
  “在今天的天空,我们看到了毁灭和悲剧,但是在我们还未看到的地方,那里有希望和安慰”。
  最后,请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
  船长里克·哈兹班德,男,45岁,昔日空军中校,得克萨斯人。1994成为宇航员。
  威廉姆·麦库,男,41岁,昔日海军司令员,三个孩子的父亲。1996年成为宇航员。
  麦克尔·安德森,男,43岁,出生于军人家庭,1994年成为少数黑人宇航员之一。
  卡尔帕纳·楚拉,女,41岁,上世纪80年代从印度移民到美国,于1994年成为宇航员。
  大卫·布朗,男,46岁,昔日海军船长、飞行员、医生。1996年成为宇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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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瑞尔·克拉克,女,41岁,昔日海军军医,1996成为宇航员。
  伊兰·拉蒙,男,48岁,以色列空军中校。1997年成为以色列首位宇航员。
  什么也挡不住宇宙对人类的诱惑,人类继续在太空中飞翔。而在太空的轨道上飞驰的美俄两国旗手中,即将出现五星红旗的中国人的身影。唱了一千年“步天歌”、做了两千年飞天梦的华夏民族,也要飞出地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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