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刘先胜 怀念父亲的文章

怀念父亲刘先胜

刘 强


怀念父亲刘先胜 怀念父亲的文章
在我的心目中,他既是位威严的父亲,又是位慈祥的父亲。作为老红军的他,作为开国将军的他,一辈子低调,从不炫耀自己的革命历程,在开国将军中,参加过安源路矿大罢工、1924年入党,参加秋收起义、上过井冈山、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参加了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长征、从八路军到新四军的将军恐怕没几个;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值钱的遗产,但是,他却教会了我怎么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从小家教甚严,父亲不让我们因为他是高级将领而搞特殊化,对搞特殊化的人,父亲是非常反感的。在他110周年诞辰之际,收集整理了一些资料以示纪念。

刘先胜(1901~1977.10.12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名刘为,曾化名刘诚。湖南湘潭人。1901年6月出生于湘潭县石潭区一个贫苦农家,家里很穷,只有几间草房,草房周围有一点菜地,其他一无所有。后来到他们三兄弟手上,只剩下三间草房,没有其他东西了。他们三兄弟从小和父母生活,二个哥哥到八、九岁就给地主放牛,做小工,长大一点,就给地主做工,到了十七八岁时,生活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到安源煤矿做工。他九岁入私塾读书。十岁给地主放牛。十四岁到江西省萍乡县安源镇一家小鞋厂当学徒。1917年到江西省安源路矿当工人。他们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工资很少,做一天还买不到二升米,生活非常艰苦,吃不饱,穿不暖,还要经常受工头的打骂。资本家为了更多地榨取工人的血汗,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没有安全设备,因此,工人随时有被瓦斯爆炸烧死的可能,有被水淹死的,也有被塌方压死的,二个哥哥先后死于煤矿瓦斯爆炸和塌方。

安源煤矿时期

1922年参加刘少奇、李立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并当工人纠察队长,被选为每10人联成一团的“10代表”,后又被选为10个团的“百代表”。1924年7月,他在安源煤矿经左震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打入矿警队,协助党组织做争取和改造矿警队的工作,后任安源路矿矿警队排长,组织矿警队参加罢工斗争。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曾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排长,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第二团三营八连连长。

1927年9月,毛泽东受湖南省委的委托,到达安源和铜鼓,向当地中共党的组织和军事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把在湘赣边界地区的革命武装5000余人,统一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第—、第二、第三团。第二团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醴陵、萍乡等五县的部分农民军组成。按照起义计划,9月11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举行起义。第二团在进攻萍乡城未成后,12日转攻老关,在农民配合下,攻占醴陵城,击溃敌一个营。14日,长沙之敌两个营经株洲向醴陵反击,第二团向北转移。在袭占浏阳城时遭到追敌的突然袭击,第二团大部损失。9月20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向南转移途中,再次遭到敌人袭击。此时,刘先胜所率连队与上级失去联系,他毅然独当一面在株洲渌口地区领导一支游击队,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

红军时期

1929年春,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新的混战,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都卷入了这场内战。因此,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先后撤退。为了集中力量乘机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中共湘赣边特委决定集中边区的红色武装,以井冈山、九陇山为中心,将王佐、袁文才率领的一部分红军和永新、宁冈、茶陵等地游击队合编为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下辖两个营(五个连)。由此,刘先胜所率株洲渌口游击队被编人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团,刘先胜即在此时参加了工农红军。1930年10月6日,湘东红军独立师成立,刘先胜任第三团连长,稍后任第三团营长。1931年1月,因湘南地区敌人力量薄弱,湘东红军独立师出敌不意地歼灭了驻茶陵县守敌第五十七旅一部,次日又袭占酃县县城,全歼守敌一个保安团。湘东红军独立师在湘南的行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统治,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湘东独立师改为红军湘东南独立师。不久,刘先胜调入红八军,在军长何长工领导下,任红八军军部副官主任。1933年夏,刘先胜被调到中央苏区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他被分配到1933年10月组建的中央红军第九军团(辖红3师、红14师)。在军团长罗炳辉、军团政治委员蔡树藩领导下,他先任军团直属队党总支部书记,后任红三师第八团政委和第九团政委。1934年4月,他率部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4月10日,敌人集中了11个师向广昌进攻。当时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从单纯保卫广昌出发,不顾红军连续作战、伤亡很大和急需休整的情况,集中红军九个师的兵力,要在广昌地区同敌人决战,并且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了保卫中国革命而战”的错误口号。在广昌保卫战中,刘先胜身先士卒,和广大红军战士一起,对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和反击,历时18天,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红军本身也付出很大的代价,阵地相继失守,红九军团在作战中伤亡过大,撤销了第14师番号,部队分别编入红3师和红三、红五军团。中央红军经过防御作战后,于同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在长征途中,在中央红军长征转战贵州期间,有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红军,它在贵州西部地区的行动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经常采取巧妙的办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这就是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战略轻骑兵”光荣称号的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

1935年2月下旬,中央红军四渡赤水重返贵州遵义地区之后,准备南渡乌江,绕过贵阳直逼云南。为了继续迷惑敌人,进一步隐蔽自己的战略意图,3月27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九军团暂留乌江以北地区,钳制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掩护主力红军行动。红九军团接受任务后,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的率领下,从仁怀马鬃岭分兵两路向长干山、枫香坝运动。红九军团一会儿折东,一会儿转西,还在行军中拉长距离,多打旗号,并在马鬃岭西北的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主力。就这样,使敌人追剿中央红军的2个纵队6个师跟着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捉迷藏”,等到敌人发觉上当时,红军主力已渡过乌江,打到贵阳城下。红九军团完成掩护主力南渡乌江任务后,未能按时赶到渡口,于是向黔西地区开进,继续策应红军主力行动。

1935年4月初,红九军团经过两天两夜的行军,于4月3日到达黔西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老木孔。这时,黔军犹国才部3个团(后查明实为7个团)由遵义鸭溪气急败坏地追来,红九军团得知情况后,决定打击尾追之敌,于是主动撤离老木孔隐蔽于老木孔至鸭溪路上的灌木丛中,利用山道地形设置了一个伏击圈。次日,当敌人大摇大摆向老木孔进发时,红九军团按计划放过前面的敌人,等到敌指挥机关进入伏击圈时,红军战士一跃而起,敌人被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晕头转向,顿时乱作一团,被分割包围在几块洼地中,只得乖乖地束手就擒。红九军团老木孔伏击战,共俘敌1800人,缴枪1000余支,取得了单独行动以来的重大胜利,使以后的行动更加自由。

在上述的行动中,刘先胜作战英勇,作为团领导,总是冲锋在前,以他的行动感染着红军战士们英勇杀敌。他在贵州西部地区的作战中英勇负伤,不能走路,也没有民夫抬担架,当时情况很紧张,所以把伤病员都寄养在老百姓家里,最后剩下他一个,组织上也准备把他寄养给老百姓,由于他坚决要求继续跟部队走,后来叫他跟军团卫生部走,他顽强地跟随部队行军并疗伤,艰难地爬过雪山,穿过草地,于1935年9月伤愈后,就在军团卫生部当政委。10月,他随第九军团在左路军行进途中,冒着被枪毙的危险,坚决抵制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张国焘虽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但在会后又反对北上。1936年7月,红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改称)编人红二方面军序列。红二方面军是在1934年4月26日由贺龙、关向应、夏曦率领的红三军和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整编建立的。刘先胜重新调回由肖克和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第十八师担任第五十二团政委。1936年10月,经过长征的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至此,胜利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先胜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后奉命随陈毅奔赴江南抗日前线,参加新四军,开展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他于1938年初被分配到新四军工作,2月任新四军南昌军部第一期教导队第三队(政治队)指导员;4月任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党总支书记兼第三队指导员,9月任军部教导总队政治部组织科长。他为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的创办、教学和党政工作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1939年5月,刘先胜被调到苏南敌后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任组织科长;9月,被派往江南抗日义勇军(“江抗”)任政治部主任。1939年10月,“江抗”主力西撤到扬中,与管文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合编,辖4个团,共3600人。刘先胜任挺进纵队第一团政委。部队北渡长江,执行发展华中、开辟苏北的任务,在泰州、扬州地区开展抗日斗争。1940年5月下旬,新四军挺进纵队在反击日伪军1000余人的进攻后,转移到泰州西北部的郭村休整。6月28日拂晓,国民党顽固派李明扬、李长江部13个团突然从四面包围郭村,对新四军发动进攻。当时刘先胜和团长乔信民率第一团主力及第四团的一个营坚守郭村,—天后于夜晚向国民党军反击,将顽军逐出数里之外。7月2日,国民党顽军集中所有兵力和火器再次向郭村进攻。刘先胜、乔信民率部英勇阻击,顽强反击,战至下午3时,国民党军对郭村的围攻宣告失败。此次郭村保卫战历时八天,共歼国民党军3个整团,俘700余人(内团长两人)。

1940年10月初,刘先胜调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后改为第一师第三旅)政委,与司令员陶勇率部先后参加了黄桥决战、曹甸战役、泰州讨李战役、苏中反“扫荡”、苏中抗日反顽斗争。黄桥战役是新四军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重要战役。陈毅和粟裕坐镇指挥,刘先胜和陶勇率领第三纵队担任黄桥的坚守任务。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军于10月5日发起对黄桥的猛攻,其一部已突入东门。第三纵队进行了顽强的反击。在第一、二纵队的配合下,经过一昼夜激战,全歼国民党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在逃跑时失足落水溺毙。此役历时四天,共歼国民党顽固振军队1.1万余人,俘师、旅、团军官十余人,下级军官600余人,士兵3200余人。黄桥决战的胜利为创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子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日新局面。

1941年7月,刘先胜调华中党校学习。1942年1月结业后,他仍回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任政委并代旅长,同时又兼苏中第四分区(南通、如皋、海门四县)政委、军分区司令员、四分区的军政党委员会书记。他为领导四分区军民的反日伪军大“扫荡”和反“清乡”斗争,为巩固和发展南通、如皋、海门、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942年10月中旬,由于敌人在苏南地区的残酷“清乡”,敌伪疯狂窜扰,原在江南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的新四军第六师控制的地域已不利于大部队迂回。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部队北渡长江,进入苏北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暂归新四军第一师粟裕指挥,由此;增强了苏中的作战力量,同时为反“扫荡”斗争作好准备。根据苏中地区的实际情况,苏中地区新划定为四个分区和一个特区,江都、高邮、宝应三县为苏中一分区。12月,刘先胜调任新四军第一师第十八旅旅长兼苏中一分区(江、高、宝地区)司令员,直到1944年夏。当时苏中一分区环境险恶,日寇疯狂“扫荡”,采取“三光”政策和封锁政策。1943年2月,日寇进攻,韩德勤弃地逃跑,日寇兵不血刃,占领了宿迁、泗阳、淮阴、淮安、涟水、沭阳等县及韩部巢穴曹甸地区。是时,刘先胜率分区新成立之高宝独立团两个连击退顽县长杨仿四百余人对我临北地区的进犯,3月又奉命率五十二团、龙潭大队(一旅二团)、广东大队(三旅七团)收复曹甸地区,不到三个月就开辟了大望、黄浦、张桥、石塘、曹雨、安丰六个区,建立了宝应县政府,为苏中一分区的扩展与巩固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和旅政委兼地委书记韦一平,在军事上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共同领导全区军民坚持斗争。刘先胜亲率第五十二团奋战10个月,作战66次,歼灭日伪军700多人,攻克敌伪据点10多处,建立了淮(安)盐(城)宝(应)边区办事处和各区乡民主政权,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连成一片。这一胜利,为以后第一师主力进行车桥战役,为苏中党政军领导机关移驻宝应地区创造了条件。仅1943年,新四军第一师第十八旅和分区各县独立团对日伪作战140多次,民兵、游击队对日伪作440次,共毙伤敌伪1500多名,俘虏敌伪2300多人,攻克和逼走敌伪据点20多处。江高宝抗日民主根据地由此得以逐步巩固和扩大。

1944年3月,刘先胜奉命率第五十二团及江都独立团、高邮独立团各一个营参加车桥战役。车桥地处苏中地区的敌中心地区,是日伪军控制宝应地区的重要据点,驻有日军40余人,伪军500余人,构筑有深沟高垒及大小土围子和53座碉堡,还有许多暗堡,设防十分严密。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决定集中五个多团主力,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采取攻坚和打援并举的方针,决心不惜牺牲,坚决攻占车桥镇。刘先胜奉命率部在车桥南面官田、崔河、大施河一带作宽大正面防御,准备阻击来自曹甸、宝应方向之敌。车桥战役于3月5日凌晨1时50分发起。先是第三旅旅长陶勇率第七团,趁着夜深从南北两个方向突击,仅用20几分钟,就突破车桥敌人的深壕、高垒,冲进车桥镇内进入街巷,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经过一天激战,车桥镇53座敌人碉堡被全部攻占,500余伪军和日军被歼,残余日军固守挣扎。正当车桥战斗激烈之时,担任打援任务的新四军第一旅第十团在车桥西北12里处芦家滩预设的地雷阵地前,将三批增援车桥的日伪军大部歼灭。与此同时,刘先胜率部在大施河将曹甸、塔儿头来增援的日伪军100余人击退。至此,车桥战役取得了攻坚与打援的双重胜利,整个战役歼日军山泽大佐以下日军官兵460余人,其中生俘日军24人,歼伪军500余人,是华中敌后战场歼灭日军和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车桥战役的胜利,使淮安、宝应以东纵横50余公里的地区全部解放,打乱了日伪军“扩展清乡”、“强化屯垦”的计划,打开了苏中西北局面,沟通了苏中、苏北根据地的联系,扩大了新四军第一师的作战机动范围,锻炼与增强了部队攻坚与野战的作战能力。同时,为苏中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进入淮安、宝应以东地区,创建了一块稳定的战略基地。

1944年7月,刘先胜调任新四军第一师参谋长。1944年9月,他辅佐粟裕师长成功地组织、指挥了讨伐陈泰运部的战斗。盘踞在苏北东台、泰县、兴化地区的国民党税警总队陈泰运部,勾结日伪军进攻新四军联抗边区,残暴屠杀抗日军民,公开配合日伪军向新四军苏中根据地第三、四分区进行“清乡”,使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它还封锁根据地运盐交通线,断绝新四军南北交通联系。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决定集中六个团,采取对陈泰运部长期围困、对壕作业的战法,讨伐陈泰运部。战役从9月21日开始,经过40余天的围困和攻击,共歼国民党税警总队和前来增援的伪军2300余人。由此,新四军重新控制了东台、泰县、兴化三角地区,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

1944年秋,国内外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9月27日,中共中央绐华中局关于《发展苏、浙、皖地区的方针》的指示称:“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作战的条件,对苏浙皖地区的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华中局决定以新四军第十师主力渡江南下,会同在苏浙皖边坚持抗日斗争的第六师第十六旅执行南进任务。12月5日,成立了实际上是南下司令部的练兵司令部,以第一师参谋长刘先胜为司令,具体组织部队行动。在这之前,预定南下的各部队已分别在三仓、曹甸等地集中整训了两个多月,开展军事大练兵,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整顿了组织,补充了兵员和武器弹药,补发了服装和全新的皮子弹袋,做到齐装满员。12月中旬,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派参谋长刘先胜先行,为部队南下沿途进行具体部署。12月下旬,粟裕第一师师部和苏中主力一部7000余人和地方干部300余人,到达浙江长兴县仰蜂岕地区与第十六旅会合。1945年1月13日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先胜任参谋长。刘先胜协助粟裕成功地组织和指挥苏浙军区部队在浙西天目山地区进行了三次胜利的自卫反顽战役。尤其是第三次反顽战役,粟裕决心在攻取顽敌筑碉防线的新登城后,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我根据地腹部孝丰地区进行决战,力求成建制地围歼敌军。为此刘先胜领导苏浙军区司令部机关和各参战部队进行“一让新登,二离临安,三撤天目山”和粟裕指示“将计就计,加强战役伪装,诱顽深入,将顽军引向预设战场”的各项作战准备,取得了天目山第三次反顽战役的重大胜利。此战共歼灭顽军6800余人,俘敌近3000人,彻底粉碎国民党聚歼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驱逐新四军出江南的狂妄企图,为坚持孝丰、莫干山、杭嘉湖敌后新区,打通与浙东联系扫清了障碍。

浙西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结束后不久,国标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德国法西斯已经投降,日寇也已危在旦夕。8月8日传来苏联对日宣战消息,毛泽东于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中共中央来电指出: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因此,苏浙军区决定,迅速尽一切可能,尽一切力量,力求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内占领尽可能占领的城镇,坚决消灭日伪军。苏浙军区部队当即全力出击,从8月16日起,在浙东、浙西、皖南、苏南,从日伪手中先后收复大小城镇100余处及广大乡村。9月19日中央指示苏浙军区部队撤出江南“向北发展”。刘先胜组织司令部机关进行为部队渡江北撤和部署留守工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保障工作。至11月中旬,苏南、浙西、浙东的主力部队和地方干部共6.5万余人,分别渡江北上到达苏北、山东和兄弟部队会师,共同担负起新的战斗任务。

10月26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苏皖军区,不久苏皖军区改称华中军区。此时,刘先胜任军区参谋长,以后又组成华中野战军时,粟裕兼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刘先胜兼参谋长,钟期光兼政治部主任,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纵队、特务团、炮兵团等四万余人。

1945年11月,新四军在完成战略转移和整编后,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结合当时华中的形势,决定集中华中野战军三个纵队先攻取高邮城,歼灭盘踞高邮的拒降日伪军,以阻止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从扬州、泰州一线向北进犯,确保华中解放区的完整。为争取高邮的日伪军缴械投降,华中军区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并多次发出通牒。但日伪军凭借高邮城地形险要和坚固设防,又有国民党军的支撑,不仅拒不投降,态度骄横,甚至出城对解放区进行骚扰。针对高邮当时的敌情,新四军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召开作战会议进行了周密的部署。12月中旬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刘先胜签发了《高邮战役作战命令》,要求各参战部队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一往无前的攻击精神,猛打、猛冲、猛追,迅速解决战斗,彻底消灭敌人。各部队受领任务后,积极进行战前准备。12月19日夜,高邮战役按计划进行,在南北40公里,东西20公里的战场上,各部队同时发起攻击。第八纵队各团向高邮外围各卫星据点进行猛烈攻击,将敌人逼至城内,三个团都打到高邮城边,将守敌严密包围在城内。第七纵队从丁沟向邵伯进攻,次日攻占南街,追歼逃敌,占领邵伯,切断了高邮日伪军南逃的退路;同时构筑了对扬州、泰州国民党军企图北援的阻击阵地,从而保障了第八纵队对高邮的攻城作战。在第七、第八纵队进攻邵伯的同时,苏中军区部队全力作战,击退了由扬州出援的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的1个加强团和一部分日伪军。另一部在扬泰公路沿线发动进攻,拔除日伪据点十余处,歼伪军4000余人。华中野战军三个纵队经过十天激烈的战斗,至29日,整个高邮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日军1200余人,伪军8000余人。高邮战役的胜利,拔除了残留在华中解放区中心最后一个日伪据点,牵制了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北犯的行动,使华中解放区的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地区完全连成一片,大大鼓舞了解放区军民反对内战,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信心。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开始后,任华中军区参谋长,1945年11月任华中野战军参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对实行政治改革,走和平建国的道路毫无诚意,而把国共停战协定当作准备发动内战和欺骗人民的外衣,表面求妥协,暗中大布阵。凭着军事上的优势,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内战。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决策,以其正规军80%的兵力计193个旅(师)约160万人,在大量地方部队、还乡团的配合下,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在华中,蒋介石凭借占绝对优势的兵力,采取“多路向心突击”的战略,兵分三路,会战两准,企图消灭华中野战军,或逼迫华中野战军北撤山东,一举攻占苏皖解放区。他的第一作战目标是攻占苏中、苏北。因此他在苏中南部集结了5个整编师(军)15个旅12万人的兵力,还在江南集结了2个整编师(军)7个旅作为第二梯队,随时准备加入战斗。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刘先胜协助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面对四倍于我的蒋军,充分利用苏中根据地的优势,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3万多人对付蒋军12万余人,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捷的胜利,首创一个战役歼敌5.3万余人的记录,歼敌总数为华中野战军参战兵力总数的1.76倍,粉碎了蒋介石3个星期足以收复苏北的美梦,打出了人民解放军的神威,创造了战争史的奇迹。受到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起草,于八月二十八日致各战略区首长电中指出:苏中前线“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八月二十六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二十七日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毛泽东还写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文,专门举了苏中战役的例子。之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内容。1946年12月参与指挥了宿北战役。之后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南(麻)临(朐)、沙土集、挺进豫苏皖、陇海路破击战、平汉路破击战等战役和战斗行动,日夜操劳,不遗余力,是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得力助手之一。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在孟良崮战役中,不顾自己积劳成疾,以顽强的毅力,组织参谋人员日夜深入前沿阵地,周密侦察敌情,争分夺秒协助粟裕等首长研究作战方案,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此役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师长张灵甫,粉碎了敌人企图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的阴谋。

1948年四五月,鲁西南濮阳整训后,刘先胜奉命调返苏北,任苏中、苏北合并后的苏北军区副司令员,协助司令员管文蔚、政委陈丕显统一指挥苏北地区八个分区和独立旅的地方武装,并配合由第十一纵队、第十二纵队和韦国清的第二纵队合编的华中野战军苏北兵团主力,击破国民党军的“清剿”和胜利地进行了陇海路东段攻势和涟水战斗。在此期间,他发动苏北军区各级地方武装广泛出击,取得了许多胜利。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党中央决定继续在长江以北等地区加强反攻,加速夺取全国胜利。华东军区已拟集中兵力组织济南战役,并命令苏北军区部队牵制南线敌人,不使它去增援济南王耀武部。苏北军区党委决定在沿江地区和运河沿线,发起主动攻势,在长江以北地区攻击国民党军据点,更多地歼灭敌人,使敌江南防线十分紧张,保障了“攻济打援”取得很大胜利。淮海战役中,徐州的敌人撤退后,刘先胜随即指挥军区地方部队收复了淮阴、淮安、宝应等城。渡江战役发起前,他有力地完成了东集团军开进和作战后方的保障工作,为解放华东地区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任苏南军区司令员、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配合地方党政部门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搜剿残敌,打击匪特,保障各级政府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1952年12月任江苏军区司令员,1960至1969年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任军区军事工厂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军事工厂工作,注重军代表队伍建设,狠抓军工产品质量,扭转了多年亏损的局面,新产品试制取得很大成绩。由于战争年代积劳成疾,长期患病,多次主动提出退居二线,1969年8月再次提出退休并获得批准。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是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作为一名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终身保持着工农本色,为人诚恳、和蔼、谦虚,深得干部战士的尊敬。1977年10月12日病逝于南京,终年76岁。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党委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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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04 17: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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