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团发展------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必然选择二 -----------合股 钢丝合股机

抱团发展------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必然选择(二)

-----------合股经营的现实可行性

前不久,一些朋友同我议论过成立合作社的事。许多事情都谈妥了,最后在商议如何出资的问题上卡了壳。主要原因是谁都不愿出钱投资,既然不愿出资,没有原始启动资金,合作社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事后,经过了解,我发现朋友们不想出资的原因有以下四种:第一、产权不明,创建的合作社产权是大家的,凭什么让我个人出资?第二、网上商议可靠吗?彼此都没有见过面,中间有没有网络骗子,骗取大家的感情与钱财?不可信。第三、不少朋友的经济收入都很低,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如何承受起建立合作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合作社是否接受外来投资?融资渠道是什么?第四、我们商议的合作社方案是否可行?在市场竞争这个大环境中能否生存下来?大家的投资会不会打了水飘?等等实际问题最后都浮出了水面。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我们谈论集体(或合作)经济的时候,大谈公有制优越性什么的,力求方案怎样完善,一旦涉及到社会实践,具体投资的事情,又往往会习惯性地计算自已的个人利益是否得失。这是我亲自经历过的事。

现在,社会上又客观要求我们必须研究“抱团发展”的问题。有诸多的问题要求必须解决。因此,我想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如何实现“抱团发展”需要的“公”与现实生活中的“私”有机结合就成为社会实践的关键

毫无疑问,我们左派的理论与社会现实具有很大的差距。如何将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事。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理论是否经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曾经提出了“抱团发展”这个概念。既然需要“抱团”,大家接下来就需要考虑“抱团”应从哪里开始,以什么方式进行。有人和我说,要“抱团发展”可以,但是必须是公有制的。我说,你可以拿你的理论到社会大众中去和他们说说,看可行不可行。前面我们所说的例子证明这种说法不全被社会大众接受。也有人说核心人物必须以信仰为基础。的确,我们需要有大量信仰坚定的人作为中坚。可是社会上究竟有多少位左派坚守信仰呢?并且不少左派网友都是社会上的弱势,他们的经济财力都有限,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展“抱团发展”的社会实践呢?更何况,“抱团发展”最先是从工商界提出的,在工商界中提倡“公有制”,在目前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上合适吗?

由此可见,我们倡导“公有制”,只限于左派群体的理论探讨中,这是理想,而社会大众却是追求个人利益,“私”字当头,这是现实问题。如何让社会大众接受我们的公有制理论,不仅是宣传方面的问题,更是做大众思想工作的问题。在“抱团发展”的过程中又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社会实践问题。

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进一步扩大,国际资本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市场来了,大家普遍感到了冬天的寒冷,“抱团取暖”势在必行,更加剧了解决理论与实现相结合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二、合股经营是抱团发展的出发点。

通过我个人的反复思考,觉得我们应当借鉴西方社会正在流行的“股份制”来实现“社会大众的抱团”问题。股份制的实质就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合作”的有机结合。首先需要承认社会大众追求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也就是承认社会大众普遍拥有的“私心”。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合股经营”的方式,将不同个人利益的私人投资集合到一个共同占有财产的股份公司中来。这样就建立了两种所有制:首先是确保个人利益的“股东所有制”,这是个人利益是集体合作事业中的自然延伸,其次是建立全体股东共同拥有的“公司所有制”,这带有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同时用股份制原则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原则”:即为了实现更大的个人利益,需要引导大家参股合作,合作经营,而股份公司的整体效益如何最终决定个人利益的实现。通过这种方式,就把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个人利益的扩大化与最终保全实现有机地结合起来。

可以这样说,承认个人利益,承认追求个人利益并最终保全个人利益是我们进行抱团发展的底线,而充分发挥合作经济的优势,集体经营的威力是最终引向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的出发点。两者只有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的“抱团发展”才有与社会大众建立对话的共识。

抱团发展的主体是经济。经济的问题要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就象毛主席当年初上井冈山时军事问题依重军事手段来解决一样。当年,即使毛主席通过三湾改编做了许多重大制度改革和调整,但是遵循基本的军事战争规律则是必须的。我们今天的抱团发展也是一样。依靠股份制以及股份公司的运行规律来发展合作经济,这也是必然的。股份制遵循的财产管理原则、利益与权利分配原则、生产与技术管理原则、集体决策与股东监督等原则资本主义股份制运行了多年,积累的丰富管理经验则是我们进行抱团发展最初必须遵循的基础。概括起来三句话:合股有产有权,分配有利均享,有权监督管理。

当然,仅建立股份制公司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对资本主义股份制公司进行必要调整与改造,使之朝着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方向发展:其一,在尊重股份公司对个人权利保护的基础上,改变公司股东结构,通过现金投资、劳务投资等方式,将公司股东成员由原始的资本投资者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司员工等方面扩展,推动公司员工股东化,最终形成人民股份公司。其二、需要借鉴大众民主的管理经验,在充分才使股东权利的基础上,加强公司员工对股份公司的管理监督,促使股份公司朝着“民主管理与依法运行”的方向发展。其三,充分发挥文化兴企的优势,利用毛泽东红色企业管理科学,调动公司主人的积极性,加强对合股企业的经营管理与经营。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三、股份制能够凝聚人心吗?

这也是不少同志提出的问题。他们虽然对运用股份制的原则“抱个人利益的团”免强同意,但是对于股份制能否凝聚人心表示怀疑。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话。

欧美国家是股份制公司的老祖宗,已经有几百年的实践历史了。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是股份制公司的老祖宗。现在虽然说东印度公司早就不存在了,但是它创立的原则却被坚持下来,并没有随着东印度公司的消失而消失。其间,有的公司消失了,也有的公司兴起了,只到现在,西方的股份制公司越来越大,大的股份制公司已经拥有几十万以至上百万股东,本身也成为公众持股公司。无论哪个具体公司兴盛或消失,都没有改变股份制这种凝聚个人投资与集体经营的机制。你说股份制凝聚人心吗?如果这种机制不能凝聚人心的话,那么它还能在一个公司凝聚上百万的股东吗?从欧美各国的股份制实践看,它是能够凝聚人心的。

而从中国目前的现实看,股份制公司显然不能够凝聚人心。其原因不在于股份制本身(因为股份制只是一种管理工具),原因就在于,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几千年的国家,个人专断与个人经营企业(经济实体)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习惯上就是老板个人说了算,大家也习惯上把企业认为是老板个人的。即使现在中国不少企业在形式上是股份制了,但实际上还是个人经营。不少股份制公司的员工并没有过问公司经营管理的意识,不认为自已是公司的主人,更谈不上监督。这就属于文化差异的问题了。因此,这里就需要对中国股份制公司进行真正的民主改造才行。而我们现在提倡的合股经营正是对中国原有股份制公司的民主改造。而进行这样的改造,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如果能在抱团发展过程中成功地完成由“老板个人说了算”向“大众集体决策、监督管理”转变,那么中国社会则会由“封建专制”向“政治民主”前进一大步。

现在,我们需要认清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不但由社会主义滑向了资本主义,而且滑向了封建资本主义。与前三十年相比,我们不但大步后退了,而且与真正的西方资本主义也有很大差距。现在不是提倡“开放倒逼改革”吗?那么我们也可以学一点西方,将他们股份公司的民主管理与股东监督原则学过来,不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吗?

四、树立维护个人利益就是维护集体利益的新观念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解放战争》。其中说到,1946年东北停战后,共产党集中力量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动员大量部队、干部下乡,发动东北农民进行土改,大量的农民分到了土地。这件事对以后的解放战争走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大量的农民为了保护自已刚到手的土地,纷纷参加东北民主联军,使东北民主联军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得到了大量的兵源,以及后方勤务支持,为打败国民党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我们现在的左派朋友,一直拒谈“个人利益”,好象一谈“个人利益”就象得了瘟疫一样,很快“私有化”起来。事实上,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与“个人利益”与“私有化”有关。土地改革是变“地主阶级的私有化”为“农民的私有化”,发动翻身农民参军参战,是在保护农民已经到手的“个人利益”。当年的共产党正是在“参军保田”的号召下,号召农民参军参战,“保护农民已经分到手的胜利果实”免被蒋介石政权以及反攻倒算的地主老财夺去,因此才动员了广大农民群众参加人民解放军,集体反抗了蒋介石反动派的政治压迫,维护了自已的正当权利,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新中国。

当年的农民“参军保田”行为也正回答了一些朋友们的疑问:即只要引导正确,“维护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就是维护工农群众集体利益”是有可能实现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现象:

现在,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对于资本集团的强拆强征反抗激烈。而30年前,当他们通过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集体企业和财产被分拆、掠过的时候,则显得无动于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建立集体化企业时,并没有明确工农群众的个人利益,当集体经济被改革,集体财产遭遇惊人流失时,他们认为那被分拆、掠夺的是公家的,无主的,与自已没有关系,因此,不但没有多少人站出来维护集体利益的安全,而且不少人还以“不捞白不捞”的方式参与了抢劫。相应地,只有在近十年来,当农民已经分到手的土地被强征、市民明晰产权的房产被强拆,大家明显感觉到自已的个人利益被侵犯时,才激起了强烈反抗。

大家可能对社会大众这种心态不以为然。我们再来看现在 社会大众对于国企命运的态度就能说明问题。分拆国企也是当代重大市场化事事件之一。可是社会上除了一些左派关注外,又有多少人对它进行关注呢?有许多人抱着冷淡的态度看待国企。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国企与自已的个人利益没有关系,不值得关注。

由此可见,维权就是维护个人利益之权。只有把维护个人利益之权与维护集体利益之权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维护大家共同的权利。

而股份制正是有效地把“维护个人利益与公司集体利益相结合”有效机制。因为股份公司的公司利益(集体利益)正是全体股东的个人利益之和,而股份公司的集体利益不能保全,股东的个人利益自然也会跟上受损。因此,股东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集体利益就密切地联系起来。又因为公司内的个人利益权限分明,一个股东过分占有公司财产,便是对其它股东的财产侵犯,因此,股东之间相互维护自已的权利,便是对其它股东或公司管理层之间的监督与制约,因而有效维护了公司利益、股东利益之间的平衡。又因为,一个股东,特别是大股东过分侵犯其它股东的利益,不但会引起其它股东的奋力维权,而且会导致他们“用脚投票”,影响了公司的资本合作,并进而影响公司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因此,股东们多半会遵守相应的游戏规则,相安合作。

这便正确处理了维护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正因为这样,因此,在抱团发展时代,我们便形成了这样的价值观:第一,维护自已的个人利益(维权),第二,尊重他人的个人利益(履约),第三、守住集体的共同利益(公心)。有了这三者,我们的抱团发展才能真正开展起来。

五、从弱势工商业之间的社会协作开始抱团

抱团发展是工商业者最初喊出的口号,也是他们改变目前不利市场状况的迫切需要。因此,抱团发展自然也就需要从他们中间开始,然后依次向外扩展。

弱势工商业者需要抱团,是因为他们个体的力量太小了。而抱团的方式最初可以从“社会协作”开始。即各个具有独立财产与经营权的工商业者通过签订协议在业务上建立协作,首先形成一个松散的合作体。通过这种合作不但改善各自的经营环境,安全环境,而且可以提高各自的经营效率。这种协作可以通过扩大交流、签订协议、相互配合、利益均享的方式实现。加强交流、相互配合、利益均享与恪守诚信是最根本的原则。在工商业者加强社会协作的基础上,社会大众不断聚合,朝着联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方面发展。

而我们能够在这种抱团发展中发挥作用,就在于选择恰当的方式介入他们这种抱团活动,通过不断关注、研究与帮助这种抱团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逐渐将我们的活动伸进工商业者的抱团发展中。

事实上,社会上到处存在着这种抱团发展的行为,如各种合作社、产业链等都是抱团发展的偿试。去年《新华网》曾经发表过《是什么力量让“分田到户”多年的农民又重新“合”起来?》的文章。就是反映黑龙江省讷河市这个产粮大县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和市场竞争的合力引导下,引导农民在自愿基础上组建合作社,将分散的耕地自发集中起来,运用大型农业机械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耕作,收获的粮食交由合作社统一销售的事。社会上象这种抱团发展的事还很多。我们可以通过自已的眼睛,通过相互联系补充,将社会上这些事例发掘出来,集中整理起来,作为榜样引导社会大众。并不断总结他们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与模式,再用于引导其它人进行抱团。这种来自于实践的经验与做法更有说服力。

通过这种方式,将社会上大多数人引导向有组织的抱团发展。并在引导的过程中不断渗入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重新树立集体主义的思想观念与协作配合的大局观念。这也是眼睛朝下的观察问题。

我们的左派也要在抱团发展的理念下联合起来。这种抱团首先在理论认识上形成共识、增强氛围,而且可以形成体系,建立平台,同时还可以形成相互沟通、相互讨论、相互协作的知识支援体系。我前些时候,曾经提出过“意见整合”的思路,后来又学习与吸收了美国人“头脑风暴”的做法。这些理念的创新与方法的改进都会强化我们左派之间的抱团,使我们的思路更加清晰,想法更为科学,办法更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发挥的力量也更为强大。更能对社会弱势群体改变现状提供理论与知识支持。

就象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一样,只要我们从弱势群体中找到突破口,通过引导、组织弱势群体进行抱团,形成局部优势,就可以对社会形成一种示范作用。因而不断扩大抱团的范围,进而建立范围更大的利益共同体。就象当年毛主席建立的根据地不断扩大一样。等到“解放战争后期”,我们便有力量与国际资本在中国市场上一决雄眦。

这也是我个人的思路与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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