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理论与研究的影响非常非常重要：
1．它代表着社会科学在美国的第一次重大的繁荣，就那些重要的欧洲理论来说，特别是就德国社会学家G·西梅尔的那些理论来说，它骑着思想登陆点的作用。
2．它使美国有关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了强烈的经验主义方向。
3．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
4．芝加哥学派构筑了后来的以媒体效果为重点的大众传播研究的模型。
R·E·帕克是这个学派最有影响的成员，也是开创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学者。其他芝加哥学派的学者，诸如C·H·库利、J·杜威和J·H·米德也将传播置于他们关于人类行为的概念体系的中心地位。
芝加哥大学的创立
面向美国的大迁移发生在1860年—1912年间，它是伴随着欧洲人逃离战争、革命和经济困境而奔向美国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所许诺的自由土地而发生的。但是这批移民中的绝大部分被困在迅速城市化地区中的贫民窟里（特征是人类剥削和其他社会疾病）。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芝加哥南部、靠近密歇根湖的地方清晰可辨，芝加哥大学就建造在那里。
A·W·斯莫尔在芝加哥大学创立了美国的第一个社会学系，它完全支配了美国的早期社会学。
芝加哥学派的关键人物
A·斯莫尔——社会学系的创办人，他在这个系的早期岁月中占有统治地位，为芝加哥学派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
W·I·托马斯——他认为：“如果人将环境限定为真的，那么它们因此就是真的。”知觉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构成了被托马斯称之为个体对于“环境的限定”的东西的组成部分。他与波兰社会学家F·兹纳涅茨基合写的《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的第一部伟大的经典之作，对于在美国建立社会学学科来说，这一研究是最重要的工作，它强调社会无序概念，因此在芝加哥社会学中引起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即使“学者们从对社会问题的人道主义兴趣转向对造成这些问题的无序的社会学过程进行分析”。社会无序使个体摆脱了团体的社会控制。
E·伯吉斯——家庭社会学家和人类生态学家，他提出了城市结构的同心圆理论：一个城市有一个商业区，周围是由下层、中层和上层居住区所构成的一层又一层的圈子。伯吉斯与帕克合作进行有关芝加哥的生态学研究，开辟了人类生态学领域，这一领域以个体和他们的环境的关系为中心，并且直接借助于达尔文的进化论。
J·杜威——他是实证主义的倡导者，实证主义认为关于信念的意义的解释应该根据信念的实际效果或内容、根据先进教育的实际效果和内容来形成。
G·H·米德——他的重要著作《心灵、自我与社会》是他去世后由他的一个学生C·W·莫里斯编辑的，其根据是在1927年米德的课上所做的课堂笔记。米德论证说，个体的个性是通过与其他人的传播而形成的，正像是借助于与他人的交往，自我形象得到发展一样。
R·E·帕克——他是最能代表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也可以被认为是大众传播的第一个大学研究者。
乔治·西梅尔和芝加哥学派
G·西梅尔和他法国的同代人E·涂尔干经常被描述为现代社会学的共同创立者。西梅尔围绕着社会进化、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生态学等问题从事教学和写作。他的理论成果直接影响了芝加哥学派，而对于西梅尔的思想概念化来说，芝加哥学派发挥着一种经验的实验室的作用。
西梅尔的工作范围特别广泛，如果西梅尔没有就如此范围广泛的主题——从交换的本质到陌生人的作用，再到影响人类行为的人际网络——写作的话，他就不会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事实上，西梅尔近乎就任何题目撰写论文。他能够通过运用他的社会学观点来使某个论题“西梅尔化”，而不管这个论题是时装，是资本主义，还是异化。西梅尔的工作本质上是纯理论的，他没有进行经验性的调查。
在西梅尔的重要著作中，有这样两本著作：《陌生人》——这部著作激励了芝加哥的R·帕克；《团体分支机构之网》——它导致了网络分析。西梅尔写到了三人组合，也就是一个由三个人组成的团体。他论证说，一个三人组合构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关系，因为三人组合中的两个成员通常构成了一个二分联合体，以对抗第三个成员。
西梅尔认为，社会学分析的进步是通过更深刻的思考、而不是通过积累和分析事实来获得更充分的理解。与之相比，E·涂尔干的社会学风格的构成有赖于通过经验研究而获得的统计资料，M·韦伯的方法围绕特殊的概念而构建了社会学分析。现代美国社会学追随涂尔干和韦伯，却偏离了西梅尔。西梅尔认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是对社会化的理解，这个观点由芝加哥学派的C·H·库利、J·H·米德和J·杜威推向前进，并将之系统地阐述为符号互动论。
R·帕克将西梅尔有关传播的理论观点反映在他的研究和作品中，这种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1．社会作为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由个体之间的传播所构成。
2．所有的人类传播代表着某种交流，这种交流对于所涉及的个体来说具有交互的效果。
3．传播在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不断改变的个体之间发生。
4．人类传播满足某些基本需要，诸如友情或侵略，或追求收入、教育或其他渴望达到的目标。
5．某些种类的传播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成为稳定的或固定的，因此代表着文化和社会结构。
西梅尔对于人类传播的关注以各种方式影响了芝加哥学派。
查尔斯·霍顿·库利
通过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观察，库利为我们对于个性社会化的理解做出了贡献。库利不相信测度和统计。所以，他是经验的，而不是统计的。
库利发展了两个主要的概念：
1．（与次要团体相对应的）“首属团体”——它在构成一个人的社会本性方面是面对面的、亲近的和重要的。他称之为“首属的”，因为它在个性社会化方面的重要意义，也是因为诸如父母亲、兄弟姐妹、同事和教师等首属团体是最早进入一个人的一生之中的。
2．“镜中自我”——这是关于人类的交互作用反映了个体的当下环境、因此起到了心灵的镜子的作用的思想。“我想象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库利喜欢引用的话是：“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库利的丰富多彩的镜中自我概念强调个体社会化中的人际传播的重要性。这个概念被G·H·米德进一步发展成为“自我”概念。
库利撰写了三本主要的著作：《人和社会秩序》，它涉及儿童个体社会化的问题，其中包括他的“镜中自我”的概念；《社会组织》，它论证说，社会是由大众媒体连接在一起的，在这部著作中，库利解释了“首属团体”的概念；《社会过程》，它讨论了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
芝加哥社会学的特征
芝加哥研究有赖于调查者和他们的调查对象之间的密切的私人关系，以便在移情的意义上了解他们的对象的观点。
芝加哥社会学家注重对偏离常规的亚文化的研究，即芝加哥的各种贫困团体的成员：歹徒、流浪汉、贫民窟居住者、自杀者、少数民族居民和“职业舞女”。
芝加哥的社会学家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适当政策可以通过社会学研究得到确定。他们想研究某个逼至眼前的社会问题，主要依靠的是诸如观察和深度访谈那样的人种学方法。
早期芝加哥学者通常认为调查是不科学的，所以芝加哥学派关注内在效度（对于行为的准确理解）的程度胜于关注外在效度（对于结果的概念化）的程度。典型的芝加哥博士论文是关于某个社会问题的个案研究，在芝加哥存在着大量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供选择。芝加哥的社会学家试图建立一个与道德有关的、对于社会有用的学科。“进步主义”是一种信念，它认为社会问题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得到解决。所以，进步主义、实证主义和改良是芝加哥学派的特征，它们都处于人们意图之中的科学目标的背景之下。
芝加哥学派使美国社会学偏离了H·斯宾塞的宏观层次的进化论，转向一种更细微的、微观层次的社会心理学。“互动论”认为，人类行为是社会性的，受到与其他人的交谈的影响。“符号互动论”则主张人类通过与其他人的互动来认识他们自己是谁。人们借助于与其他人的人际传播而建立意义。
约翰·杜威和实证哲学
杜威认为，个体只有在与其他人的联系中才能发现自我意识；因此，对于民主制度来说，共同体乃是基本的。在杜威看来，传播是使人民成为社会的完美的、参与性的成员的手段。他主张，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由于传播而得以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
在芝加哥大学的10年间，杜威主要致力于心理学。离开游乐场校园以后，他将心理学运用于教育和哲学问题，而不仅仅致力于心理学本身。杜威的著名文章《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利用了W·冯特的收视思想，并且后来被他的芝加哥同时G·H·米德所扩展。芝加哥学派运作之时，心理学的主要传统是个人主义的，不太注意个人的社会关系。刺激反应理论占据统治地位。一个外在的刺激为一个个体所知觉，然后它遵循通向适当肌肉的神经路径，而适当肌肉的行为就是反应，它是这个过程的终结。这种刺激反应模式的确可以描述某些行为，但是对于许多更富有社会性的人类行为来说，它是一个不完全的模式。在其他方面，刺激反应模式也是不合适的。刺激和反应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过程的并列阶段，通过这个阶段，一个个体的反应赋予刺激以意义。因此，杜威、米德和其他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对于由刺激反应模式、反射弧所代表的过分简单化的做法提出置疑，声称在大部分情况下，一个个体对于刺激的解释也牵涉到对于反应的决定。所以，刺激反应模式就被改变成为一个刺激——解释——反应的模式，它带有作为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地意义（这种意义来自与其他人的交互作用）。
杜威进一步论证说，反射弧概念是靠不住的，因为它区分了刺激和反应，前者被认为是在个体外的；后者被认为是完全在个体内的。这个区分是早期心理学的身——心二元论的组成部分，包含着刺激和反应不是一个并列的整体的组成部分的意思。准确地说，被一个个体定义为刺激的东西有赖于在这个个体从前的经历中发生作用的东西。解释是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杜威的教育哲学产生于对他自己早年学校经历的厌恶和难以理解。他从生活中学习的东西比在学校学习的东西远远要令人激动得多，他希望正规教育能够捕捉到孩子们的自然好奇心。杜威反对死记硬背的学习，反对向学生们灌输全部的知识。相反，他希望学校就像社会那样充分地运作，这样孩子们会通过自然好奇心——这引导他们积极地投入教与学的过程——而自发地对学生产生兴趣。教师的作用是为孩子提供学习的工具。杜威的格言是：“教育全面的儿童”（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一个小学——“杜威学校”）
杜威声称：“由蒸汽和电创造的大社会可能是一个社会，但是它不是一个共同体。”不过，共同体感觉的恢复是可能的。“直到大社会转变成一个大的共同体，公众才不再处于被遮蔽之中。仅凭传播就能够创造一个大的共同体。”
1926年，杜威在俄亥俄州的肯扬学院作了系列演讲，在演讲中，他表达了对于美国民主制的关切。这些讲演后来以《公众及其问题》为名发表，他们论证道，早期美国的农业居住地时共同体的基础，也是民主制的基础。杜威怀疑民主制能否在一个城市化的大众社会存活下来，除非农村共同体的某些精华部分能够得以保存。他希望，诸如报纸那样的现代传播媒体可以在大城市的社会中将人们再次彼此连结起来。因此，民主制能够存活。杜威关于美国民主制如何能够适应城市生活的思考的问题，被芝加哥学派的同事G·H·米德和R·E·帕克推向前进。
威廉·冯特：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
J·杜威关于反射弧概念的工作和G·H·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的基础在于W·冯特的实验心理学。
W·冯特是实验心理学的奠基者，他的例子足以说明心理学领域是如何作为德国大学机构中的一个公认单位而运行的。冯特1879年在莱比锡开创了心理学研究所，将心理学从哲学家的空想中转移出来，将之引入实验室，这是世界上首批心理学实验室之中的一个。他培养了德国和美国近乎每一个第一代心理学家。
冯特对于早期一批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产生了相当大的精神影响。
实际上，心理实验法在19世纪80年代始于欧洲的两个地方：莱比锡和巴黎。实验法的莱比锡模式有冯特开创，它要求教授和学生都参与研究。在冯特的研究所，他和他的学生既作为对象、又作为实验者，随意交换角色。每次实验的对象的数量不多，有时只有一个，实验对象的名字通常被发表出来。“作为资料来源的角色、或对象被认为具有比实验者的地位更高、更重要的地位。”对象和实验者并不是陌生人，他们认为自己在涉足一个共同的事业。莱比锡实验研究诸如记忆等人类的思维过程。（巴黎的模式与之形成对照）
乔治·赫伯特·米德和符号互动论
米德说，行为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单位，因为行为具有符号意义。行为是社会的，因为它由另一个个体来解释。
米德具有开创性精神，他通过开创后来被称为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观点而对社会科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芝加哥社会学家H·布鲁默将米德的思想带入到他自己的符号互动论之中，并奋力捍卫这种符号互动论，使其免受攻击。米德的理论还有其他的变种，尽管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是最著名的。对于社会学家来说，米德的理论观点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本质上是社会的。多年来，在社会学家眼中，米德就是“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家。
米德攻击身心二元论。他将“主我”定义为个体要对他人作出反应的冲动性趋势。与之形成对照，“宾我”是个体之内的合为一体的他人，它由他人的所有态度构成，个体就与这些他人发生互动作用，并将这些他人吸纳到自身之中。因此，“宾我”是个体关于他人如何看待“他”或“她”的观点——是个体所认为的他人的态度。对于米德来说，一个重要的概念是“角色扮演”即自我个体像对其他人行事那样社会性地对他自己，或她自己行事的能力。米德认为心灵是社会性的，是通过与他人的传播而得到发展的。米德理论声称，个体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而认识他们自己。他人告诉这些个体他们是谁。
记得C·H·库利发明了“镜中自我”的语词，就是通过想象其他人如何反映个体对于自己的想象的途径，来建立个体的自我概念。不过，库利没有对于自我如何构成的问题提供解释。米德做到了这一点。他论证说，没有人天生就有一个自我，它也不是本能地发展起来的。相反，米德说，自我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的社会过程而得到发展的。个体使对各种他人的解释和意义——它们特别是在早年获得——内在化，以创造一个“普遍化的他人”，后者是由许多其他个体的平均期望所逐渐建立起来的。“从心理学上说，人在动物王国中处于最无望和最有依赖性的生物之列，由此获得了一种自然产生的力量，它使人成为地球上占有统治地位的物种。”普遍化的他人是个体与之发生互动、又成为个体行为的一般指南的那些人的期望。逐渐地，一个个体不仅在与一些特殊的人的期望的关联中学会行事，而且按照其他一般个体如何期望他怎样行事的想法来学会行事。自我的本质是反省，是将自我看作是一个人自己的思考对象的能力。
符号互动论是美国的理论视野，由芝加哥社会心理学家所发展，植根于实证哲学。它是一个宽阔的视野，而不是一种特殊的理论，认为人类传播通过符号及其意义的交流而发生。因此，可以通过认识个体如何赋予他们与其他人交流的符号信息以意义，从而理解人类行为。符号互动论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即个体基于对象对于他们所具有的意义——这些意义产生于与人们的同伴的社会互动，这些意义也通过个体的解释过程得到修正——而对对象采取行动。
米德对于当代传播学学者的意义在于：他的符号互动论将传播置于社会学解释的中心。
把H·布鲁默对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的改造推向前进的一个著名的传播研究是E·戈夫曼的《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戈夫曼开创了被称为谈话分析的传播研究的传统，他将之称为“互动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