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中国的自然科学百废待兴，吴有训就是在新中国最需人才的建国初期，从美国学成归来，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自然科学建设和人才培养。始终以知识分子特有的执着与坦诚，与新中国一起经历风雨。在中国物理学和世界物理学界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物理学泰斗，高安吴氏家族的科学巨星。
(一)家族渊源
吴有训，字正之，1897年4月26日出生于江西高安县黄沙乡石溪村，1977年11月30日，因大腿腹部动脉瘤破裂导致大出血逝世于北京，享年八十岁。
吴有训的家乡坐落在高安县一片坦荡的平原上，村子南面有一座名日荷岭的小山，石溪村头枕着荷岭，臂挽着从山间奔流而出的一脉溪流，脚踏着一望无际的万顷良田。据说吴氏的祖宗最初从县城搬到这里落户，是"因爱荷山之美"。另据族谱记载，石溪吴氏更远的祖宗"系出延陵，世有令德"。延陵即春秋时吴王诸樊的弟弟公子札(又称季札)的封邑，其
地在今江苏常州市。
吴有训的祖父吴继武，"曾以孝廉司铎临川、赣州等府郡"。"司铎"并不是官职，而是中国天主教徒对地区主教的一种译称，很可能曾被地方官举过孝廉，但没有当上官，以后便信奉了天主教并接受了教职。吴有训
的父亲吴起辅，"幼读书，性聪慧，稍长，所学益进。厥后，时势维艰，遂承亲命弃儒就贾。"主要是在汉口帮一位姓艾的巨商经营绸布和颜料生意。吴起辅能写会算，办事条理分明，为人又非常诚恳谨慎、勤勉厚道，他在店里当伙计领班，多少货物、金钱过手分文不沾，账目日清月结毫厘不爽，上下左右关系亦处理得和谐恰当，就是性子急一点，脾气犟一点，但别人都能够谅解，老板对他非常赏识和信赖，因而他所得的银两也比别人多一些。吴有训的母亲邓氏，是本县大城乡农民邓宝贤的一位小家碧玉。她聪明贤惠，勤劳节俭而又谦恭有礼，虽未受过儒墨熏染，却极精于传统妇道，是一位典型的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为了支持丈夫经商赚钱，扩充家业，她甘心情愿、毫无怨言地承受了一切艰难困苦。
吴有训共姊妹六人，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依次取名为有则、有训、有诲、挑英、秋英、荐英。哥哥吴有则不幸夭折，吴有训便成了长子。吴有训出生那年，家族的老辈人给他取了一个奶名叫"典伢子"。
(二)物理泰斗
1．初现心志
吴有训的家庭，虽然算不上石溪首富，但按当时当地的标准也算得上小康了。他家原有一幢两口天井三进大厅十二间厢房的青砖新宅，后又在旁边新建了一幢一口天井两进大厅八间厢房的新宅；拥有四十亩水田；雇用一名长工，农忙时再加雇短工。这么大的家业最起码需要请一名管家和一名帮衬主妇的丫头或老妈。但吴有训的母亲始终坚持亲自掌管和操持里外一切，而且还坚持纺纱织布缝衣衲鞋。目的就是尽力节省开支为后代多攒些钱财。等到典伢子七岁那年，母亲便毫不犹豫地掏出银钱单独为孩子延聘了一名专职家庭教师。
开学之初，典伢子念的是举国一律的蒙学读本《三字经》，一年后开始学习《百家姓》，第三个年头先生开始教《幼学琼林》。典伢子不同于一般的孩子，学习时善于用脑，对不明白的问题有一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经常弄得先生哭笑不得，甚至下不来台。
辛亥革命后，原有瑞州合府学堂废除，改为瑞州中学，同时成立高安县立高等小学，乡下的私塾也要消，改为乡村初等,学由政府资助。吴起銮先生忠心旧朝不愿改教民国小学，吴有训不得不改投师门。1912年的下学期，十五岁的吴有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瑞州中学。由于他比一般孩子多读了几年私馆，知底子比其同学要强得多，故人学考试时，主考先生对其所学之深广度颇感惊异。两年后，吴有训又随校转至南昌二中。
转学后，所学皆为新学，学习内容有很大的变化。四书五经为综合性的《国语》所取代，"格致"变成了博物、化学等多门课程，算学里加进了代数和几何，另外还增加了英文、历史、地理、绘画和体育等全新的课目。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先生的脑子还是旧的，教授方法还是"死读书"和"读死书"。讲生物课从来没给学生出示过标本，上理化课从来不做任何实验。这对思想活跃、渴求知识、善于动手的吴有训等学生来说，无异于纸上谈兵。某一日动物学先生要讲两栖动物，吴有训随同十几名同学事先到城外的田野里抓了一网兜乌龟蛤蟆，上课时请先生当堂解剖，以便大家直接观察和了解两栖动物的生命体系，可先生厌恶得以手掩鼻，并命学生赶快扔出去，结果几个调皮的学生故意乌龟、蛤蟆撒落教室，弄得满地乱爬，气得先生大呼"成何体统"。
1916年7月，十九岁的吴有训从省立南昌二中毕业，考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该校是第二届招生，共招一百五十二人，其中理化部二十一人。此时，学校有教员约四十人。当时，清华、复旦尚未崛起，除北京大学外，中国_4-有别的大学水平能与该校相比。来到南高师后，最令吴有训惊讶的是，这里的教授大都相当年轻。如教务主任、训导主任均不到三十岁，尤其是以后两年陆续进校任教的一批新的留美博士，都只比他大五岁左右。一直听惯了赞扬，颇为自己的"优等生"头衔而自豪的吴有训，深感天外有天。
入学的第二年，陶行知先生留美归来，在中国第一个提出要以"教学法"取代过去的"教授法"。他认为：第一，先生的责任不是"教书"而是"教学"，即教会学生怎样学。第二，先生的教法，必须根据学生的学法来确定。第三，先生不仅要把自己的教法和学生的学习方法联系起来，而且要把自己的学问和学生的学习联系起来。并尽力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身体力行。吴有训日后能成为著名的教育家，与陶先生的教育学新型理论熏陶，和其他各位先生的新型教学实践也的影响有着不可忽视的因果关系。到了南高师，吴有训真正得到了从感性到理性的结合上接触近代科学知识的机会。南高师有一批自然学科的实验设备，年轻的教授们不仅阐述理论清楚了然，而且带领学生一起动手做实验，使他长期受到压抑的动手实践的天性得到了释放。在这里，他生平第一次看到了X光的发生装置和X光拍摄的人体骨骼照片，听说了所谓爱因斯坦"相对论"和光的"波粒二象性假设"、"量子假设"以及密立根的光电效应实验等等诸多新奇无比的现代物理概念。他很快对实验着了迷，一遇到学生自己动手的实验，他便当仁不让地抢着上前动手。而且每次实验都带上本子做好记录，并与理论两相对照，完后还要把实验器具擦抹干净，放置妥帖。著名的胡刚复教授非常喜欢这个做事精细，勤于思考的学生，作为对他的奖赏，允许他单独进实验室开展自己想做而又能做的任何实验。这个特殊待遇，后来果然使他对物理学问题的认识水平和实验技能，达到了"远非其他同学所能及"的境界；尽管他"并非一个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学生"，但他确实在某一方面有了超凡脱俗的表现。
1920年7月，二十三岁的吴有训从南高师毕业，并于当年8月，被他的母校--南昌第二中学聘为数理教员。但在毕业的前一年，他也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无奈，年仅四十五岁的母亲因操劳过度久病不起，遗命吴有训在自己下葬时与舅家表姐结婚，吴有训曾竭力抗拒的这桩婚姻，终因母亲临终时这个不容改变的决定变成了现实。
当时的江西还没有大学，能当上一名中学教员，已是一件颇令人钦羡的事。更何况吴有训任教的中学是全省首屈一指的模范中学，每月薪金有四十块银元，而一般百姓每月有8块银元即可维持温饱。如果只图过小日子，这份工作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然而，吴有训此时的眼光已不在于一个糊口的饭碗。胡刚复、杨杏佛、竺可桢等中国科学社年轻教授们在他心中点燃的科学救国之火，正在他的血管里奔突冲撞，那令人神往的世界科学前沿阵地，那些使人着迷的现代物理学新门径，都在向他发出不可抗拒的巨大的诱惑力。因此，他把自己想出洋留学，用知识报答拯救祖国的抱负告诉了本校校长熊育铴老先生。在熊先生的特别关照下，吴有训才得以减轻课务负担，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继续研习功课。为加强对德文的研习，1921年10月，在杨杏佛、胡刚复的帮助下，吴有训来到了叶圣陶老先生负责的上海中国公学边教边学。12月，他先后在南昌和北京通过两度考试，终于被美国芝加哥大学录取，攻读物理学。
2．留学美国
1922年1月初，吴有训从上海浦东登上了去往美国的客轮。芝加哥大学是美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排在斯坦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之后，位居全美第五位。芝大也是最早与中国开展人员和学术交流的美国大学之一，曾培养过吴有训、周培源、叶笃正、陆志韦、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国际驰名的中国科学家和教育家。在吴之前，中国物理学界的饶毓泰、叶企孙也都是在此就学的。
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吴有训和他的中国同学，都必须在芝加哥大学插入四年级本科班先读一年本科，取得学士学位后，才能进入研究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第【】一年的学士学位考试顺利通过，第二年进研究院时，恰逢后来大名鼎鼎的A·H·康普顿教授新来芝加哥大学任教，吴有训有幸成了他的研究生。康普顿教授仅长吴有训五岁，早在四年前，他就曾进行了一系列x射线散射的实验研究，1923年5月t：2(X射线受轻元素散射的量子理论》为题，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他的著名的x射线量子散射理论，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物理学界的强烈反响，但却没有立即获得广泛的承认。原因是康普顿教授以往所作的实验证明还不够充分，理论上也还不十分完备。而恰在这时，吴有训等一批研究生来到了他的实验室，跟随这位有希望成就大作为的年轻导师进行研究工作。巧合的是吴有训因为受到他的中国先生胡刚复的影响，对x射线问题也特有兴趣。从此，吴有训便一头扎进图书馆和实验室，为掌握新的理论和新的实验技术而默默磨砺。除了每日晚餐后的黄昏时刻和同宿舍的蔡翘、潘菽、庄长恭、谢玉铭等人到学校旁边的公园里散散步，聊聊天，同北平来的袁敦礼同学争论一番某句国语讲得是否标准外，他基本上不参加任何政治和社交活动。他既是康普顿先生眼里的"清心寡欲"、专心致志、刻苦耐劳的优秀中国传统的继承者；又是另一些美国人眼里的一座脸孔板得最紧，不知他心里在想着什么事的"斯芬克斯"之谜般的石雕像。也可以说，他是被康普顿先生的新颖理论所捕获的一名现代物理学的俘虏。当时，许多别的教授叫研究生或助手做实验或做资料时，通常都不告诉所做何为，致使学生们跟着做了一两年的工作，还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先生研究的是一个什么问题。而康普顿先生不是这样，他研究的课题是公开的，他如实地向学生说明，他需要你帮助做什么，做这件事目的何在，有何意义。这样，学生完全可以化被动为主动，清醒地从解决某一问题出发，有目的有意识地能动地去把握他的那一部分学业和工作。按教程要求，研究生第一年主要是研修日后进行专题研究所必需的高深专门理论和开展初步实验练习，不必有研究成果。然而，这一年，吴有训不仅完成了教程要求的高深理论训练和初步实验练习，而且当即于1923年底牛刀小试，写出了第一篇关于康普顿效应的学术论文--《经方解石晶体反射后之x射线的吸收测量》。这对于一名一年级研究生来说，可算得是出手不凡。康普顿先生非常热情认真地拍着吴有训的肩膀说："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科学工作者，成果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料!"
吴有训扎实的物理学实验功底和高超的实验才能，引起康普顿的高度重视。自1924年起，吴有训已成了康普顿先生最得力的助手和合作者。就在世界大多数物理学家对康普顿理论将信将疑时，哈佛大学杜安和克拉克教授在一篇论文中否定了这个理论。当时的康普顿还只是一名三十多岁的物理学界新人，声望远不如对方，如果不能迅速拿出确凿的证据来指出杜安的错，或证明自己的正确，那"x射线量子散射理论"就得夭折。而这项重大的实验任务，很自然地落在了吴有训的头上。吴有训没有辜负康普顿的期望，自接受任务开始，他废寝忘食，每天在实验室里工作十三四个小时，连饭菜也都是请佣工送到工作台上，有时还忘记了吃。就这样，在短短的一年内就用废了二十多根x射线管，直磨炼到一般美国同学需要调试两三个小时才能观测到的结果，他只要一分钟就能做到。康、吴师徒二人密切合作，先后试验了锂、硼、硅、硫等七种材料的x光量子散射情况，得到了七条良好的光谱曲线。这年夏末，康普顿带着和吴有训共同撰写的新论文《被轻元素散射时钼Ka线的波长》，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本以为这一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服曾经否定过康普顿的杜安先生，然而杜安又提出了一个专门针对康普顿效应的否定性的观点。康普顿当然不服，会上当众与杜安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然而杜安的观点以它的权威性和强大的说服力赢得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康普顿效应又一次面临夭折的危险。
康普顿先生带着一脸的沮丧回到了美国。令他沮丧的原因除他的理论被否定外，还担心他的弟子吴有训面对挫折不再继续实验下去了。然而，吴有训不但没有被困难挫折所击倒，反而安慰康普顿先生这是"好事多磨"。从第二天起，吴有训又沉进了实验室。针对杜安先生的挑衅，他把以前实验用的小木箱拿掉，换成了一个不含有任何碳化合物的纯铅箱进行实验。一连几个月，昼夜加班，又连续实验了八种新的散射材料，得出的结果与过去完全一样。为了证明散射理论的正确性，康普顿这一次是让吴有训来见杜安先生的，一来是让吴有训亲眼看一下杜安的实验错在什么地方，二来是让吴有训用杜安的装置重复一下自己的实验，从而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吴有训曾是国内胡刚复教授的学生，而胡刚复又是杜安先生的弟子。按说杜安先生则是吴有训的"祖师爷"了。但吴有训毫无畏惧之感，并如实地向杜安先生作了自我介绍，杜安先生知道后非常高兴。实验开始前，吴有训首先观看了杜先生助手的操作，当即指出了他操作中一处极其细微的不当，并接过器械三调两调，很快找到了康普顿效应所预期的散射光波长变化。杜安先生又亲眼观看了吴有训一连使用五种材料调出的效果，他不得不叹服："年轻人，是你救了康普顿效应，救了真理。胡刚复真了不起，才回中国几年就教出了你这么优秀的学生。我要祝贺你，祝贺康普顿。请你转告康普顿先生，他胜利了，我向他投降。现在，他的理论可以征服整个物理学界!"
1925年5月25日，吴有训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考试；6月16日，芝加哥大学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留校任物理系助教。他开始独自领衔对康普顿效应中那些尚待解决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这意味着以后可以获得贴着"吴有训标签"的学术成果。他选定的题目是，康普顿效应中入射与散射线之间的强度比率和能量分布问题。通过精密的观测和研究，他写出了《康普顿效应中散射与入射线间的能量分布》论文。而华盛顿大学的江赛教授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研究探讨，其结论与吴有训有较大的差别。江很瞧不起吴有训这位芝加哥大学的中国新助教，对吴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为证实自己推论的正确，吴有训又做了大量的观测实验，并选择原子量很低的金属锂作散射材料进行实验观测，终于获得了足够的证据，同时指出了江赛教授理论预测错误的原因所在，在真理面前，江赛教授再也没有提出异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名中国学者以个人名义在现代物理领域向一名西方学者的理论提出挑战并取得胜利。吴有训的这一研究成果作为量子散射理论的一个组织部分，被纳入康普顿效应，也正因为如此，国际上有些物理学家把康普顿效应称为"康普顿--吴效应"。随后，吴有训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1925年11月，美国物理学会第一百三十五届会议上共有六十篇论文宣读或交流，吴有训的论文被安排在大会第一位宣读。美国《物理评论》杂志又将这篇论文收入下期列在首篇发表。1926年6月的美国物理学会第一百四十届会议上，吴有训提交的三篇论文全被列入大会宣读。当年7月，美国原子分子学会吸收他为会员。就这样，年仅二十九岁的吴有训，以其出色的聪明才智为被西方视为愚昧赢弱的中国人争了气，同时也让世界看到了一代中国物理学家的智慧的闪光。
就在吴有训的学术研究前景一片灿烂光明，甚至向诺贝尔领奖台靠近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令许多人难以理解、也使康普顿先生感到意外的决定：回国。理由很简单，用吴有训自己的话说，"我毕竟是个中国人!"
3．回国执教
1926年10月初，吴有训毅然回到了阔近五年的祖国。他之所以回国，正是抱定科教救国的人生目标。因为他非赞佩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举行起义，建立民众政权；另一路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于时，是年12月，在江西教育界的老前辈、自己的老师长熊育饧的热情鼓动和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了江西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吴有训在政治上不是特别敏感的人，尤其是刚回国时，多少还有点幼稚。面对国共两党激烈的斗争，面对昔日相谐甚欢的两党派同学如今却狂暴相残，他感到荒唐和突然。尤其是看到江西大学筹委会的正副主任--老同学程天放、老师长熊育饧先后成了共产党同学的阶下囚，自己费尽心机筹划的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大好事化成了泡影，多少有点责怪共产党同学。为此，他差点儿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中，就是这短短三个月的简单经历和政治观点，后来成了他一个永远无法洗清的"政治历史污点"和他后半生的一个至死无法甩脱的政治包袱。
从此，他下决心远离政党纠纷的漩涡。1927年8月，他来到了新组建的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兼物理系主任，并被列为二十九人组织的首届校务会的成员之一，还担任了教育委员会的委员。这应该算是得到了重用，但看到校长张乃燕依仗自己是蒋介石的"恩师"兼政治高参张静江的侄子，专横跋扈，故意低聘教师职称，压低教师工资待遇，他积极参加了反对张乃燕的活动，并多次在校务会上敦促张乃燕重定教师级别。由于驱逐张乃燕不成，从1928年起，一些著名教授开始陆续离开第四中山大学，吴有训也愤然离开前往清华。这之前，他还勇敢地冲破世俗，通过合法协商途径解除了与表姐的婚姻关系。
清华园，确实是一个开展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最佳场所。这里不光是环境优雅，物质条件和待遇好，而且校方表现出的高度尊重、祥和温暖的同事关系以及全国一流的教学设施，都让吴有训兴奋不已。物理系主任叶企孙是一位虚怀若谷的谦谦君子，尽管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但他性情温和、珍惜人才，不喜欢自我表现。吴有训一到，他就提出让贤，吴有训再三推让后，他便把吴先生的薪俸定在自己之上，差额四十元，恰好是一名中学教师的月薪标准。
有人说，叶企孙的伟大，就在于他总是能把那些学识和能力超过自己的高手网罗到自己的麾下，并使人真心敬爱他，乐于跟他团结共事。此人确实如此，后来，他还把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等早期中国物理学界的几根台柱差不多全都延揽到手。而吴有训的高尚，也同样表现在他能够看出叶先生的伟大。尽管他自视颇高，又有志于当头，但在叶先生面前，他却总是心甘情愿地当好配角，丝毫没有攘夺之心，鄙薄之意。从1928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的八九年间，清华大学大体上风调雨顺。这时的吴有训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培养科学人才、壮大科学队伍上。他先后在清华教授过普通物理、近代物理、光学、x射线学、实验技术和近代物理实验等多门课程，后来还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兼了课。每门课程大约每周六至七个学时；每周还有两天半的实验指导。尽管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但教学态度却是百分之二百的精心。他的所有学生在评价他讲课时，无不充满着"竭尽心力"、"准备充分"、"条理清晰"、"选材精炼"、"逻辑严密"、"循循善诱"、"引人人胜"等赞美之词。
注重基本概念的理解和基本问题的解决，善于启发学生从简单的事实
中悟出深刻的道王单．县吴有训一贯厉行的一项重大的教学主张。"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曾回忆说，他当年原本在北京大学读书，后转学到清华物理系，就是因为听了吴先生在北大兼任的物理课，从而仰慕名师追随而来的。
吴有训另一条教育法则，是要求学生手脑并用，尤其强调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在每周七个学时的普通物理和每周六个学时的近代物理课中各安排了三个学时的实验课，分别占总课时的百分之四十三和百分之五十。1935年下学期开始，他还专门开设了一门"实验技术"选修课。他指导的学生毕业论文，基本上都是通过实验才写出来的。钱伟长先生曾回忆说，吴先生给他们安排的第一堂实验课的内容，就是用一根两厘米的尺，度量一段约三米的距离，必须达到一定的准确度。可见吴先生为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用心良苦。
实行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是吴有训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又一个显著特征。他特别注重拓宽学生的视野，扩大他们的知识面，不主张学生过早进入专业状态。在他的提议下，清华文法理三个学院自1933年起开始实行一年级不分院系，工学院分院不分系。到二年级，学生才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始进人专业学系。就是二年级分系之后，吴有训在指导学生选课时，仍要求物理系学生必须继续选修若干外系课程，做到旁通博积。
吴有训还特别注重因材施教，力促学生个个成器。在他眼里几乎没有没出息的学生，关键是看先生怎样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正确引导，让他们分别走上适合发挥各自特长的正确轨道。他在《理学院》一文中，提议分为四类情况来对学生进行智能和习性的鉴别，并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吴有训有着惊人的识人眼力。据钱伟长先生回忆，他考入清华时，语文和历史的成绩特好，而数理化三科的考分加起来还不到一百分，英文也考得不好。然而，在他的恳切要求下，吴有训先生竟答应招收他人了物理系。而当年物理系这一班新生中各科成绩都考得最好的"状元"陈新民，在入学后，吴有训却发现他在化学上更有潜力，进而说服他进了化学系。后来这两个人一个成了著名的力学家，一个成了著名的冶金化学家，而且分别当上了大学校长。1935年暑假，吴有训从美国回来路过上海，临时负责担任了一场清华大学在上海举行的招生口试，带回了一个插班生于光远，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然而，"神话"并不仅仅是这两则。仅就抗战前清华物理系的九届毕业生而论，总共五十余人没有出现一个"废品"，其中的王淦昌、施士元、王竹溪、彭桓武、张宗燧、胡宁、钱三强、何泽慧、林家翘、钱伟长、王大珩、周同庆等二十二位后来分别成了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或国际知名学者，为推动中国乃至国际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吴有训在清华物理系开出的《近代物理学》课，使中国大学物理课程的高深程度，达到了国际标准，也使清华大学的物理学教学程度和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地位。他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学生们的论文比得上美国大学的硕士论文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著名大学对中国大学教学水平给予认同，英国的剑桥大学已承认国内大学研究部所给的学分，法国的巴黎大学已承认由中国的学士学位可直接进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论文工作。在尽力抓好科学教育工作的同时，吴有训还充分注意到了利用中国现有的科学人才和科研条件，创造具有国际水准的科研成果，以求取中国学术的独立。1928年，他在当时中国科学社的社刊《科学》上发表了《关于康普顿两线之间的强度分布》，1929年以最多票当选《科学》的物理学编辑。1930年，他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在自己国土上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论单原子气体全散射x射线的强度》，这也是整个物理学界在国内取得、在国外发表的第一项研究成果。随后，他一发不可收，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接连在英国的《自然》、美国的《美国科学院院刊》、《物理学评论》等国际权威性科学专刊上发表系列论文八篇。他的研究成果再一次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瞩目，德国哈莱自然科学研究院于1936年推举他为外籍院士，这是第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院授予院士荣誉。在他的带动下，才有了此后清华物理系教授人人搞科研的活跃的学术空气，使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了当时举国公认的高水平的物理学学术研究中心之一。中国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曾评价他为"实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的人物。
为解决中国科学在学术研究方面散兵游勇，有了高水平的学术成果还得交到国外发表的问题，1931年初，吴有训首先倡议，在清华理学院创办了《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分A册和8册两种，以英德法三种文字同时出版发行。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四名领导成员中，吴有训是学会秘书，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是一个主持日常工作的角色。当时手下没有工作人员，他一个人包打包唱，几乎占去了他教学主业以的大部分时间，致使他的个人学术研究不得不停顿下来，又一次放弃了个人的学术前程。在吴有训的努力下，1934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正式加入了国际纯粹物理和应用物理联合会。之后，相继邀请了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朗谬尔、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丹麦著名物理学大师玻尔来华访问讲学。
4．躲避战乱
"七七事变"之前，北平的形势还算是相对平稳，清华的教学、科研工作基本上能够按部就班地进行。但从1935年日军正式入侵华北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各地民众游行、示威、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抗15t的浪潮此起彼伏，而蒋介石仍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当时的学校当局和爱国教授们，承受了比一般社会团体和普通民众更加沉重的心理压力，一方面希望掀起更大的舆论浪潮力促国民党政府迅速动员全国力量一致抗日，另一方面，他们从爱护学生的长远角度出发，又要维持学生的学业和安全。为躲避战乱对教学和科研和冲击，早在1935年日寇侵华之初，清华大学就着手在长沙建立分校，由叶企孙负责主持其事，将学校的部分图书和设备提前运往长沙。"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基本上图书仪器损失殆尽，而惟独清华保住了相当部分的图书和实验设备。当时，日军的飞机肆无忌惮地低飞至树梢上掠过，隆隆的炮声和哒哒的机枪声惊心动魄。吴有训和清华的领导班子成员一起临危不惧，沉着应变，迅速分头负责，将全校师生员工疏散进城躲避，立即设法转移学校的重要文件和存款。7月8日，吴有训安排刚刚分娩尚未足月的妻子带着四个孩子疏散到城内，而他本人仍坚守学校岗位，白天组织学生护校，晚上和美籍教授在校内巡查，直到8月份，接到南京放弃清华迅速南下的电召后，才只身来到长沙。因为他知道，当时像他这样的著名科学家，不可能携全家同行，一旦被敌人认出，除了到傀儡政府当伪官，就惟有一死。为了实现他科教救国的心愿，只能强忍妻离子散的悲痛，偷偷潜入城内与家人告别，开始了他四处辗转的生活。
吴有训赶到长沙后，当时学校的领导机构还没有组建。到了10月份，教育部才宣布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并任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以及梅贻琦等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吴有训受临时大学常委任命，担任学校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常委兼召集人，主要负责直接为抗战输送人才的工作。实际上，早在"九一八"之后，吴有训就一直留心培养学生的国防服务能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其实，当时的长沙也并不太平。11月11日上课第一天就遇空袭，炸弹城内接连爆炸，前线不时传来坏消息。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国民党首府南京，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事件，接下来是武汉告急。这种形势下，谁还能安下心来进行教学?师生们大都做好了上前线参加战地服务或留后方从事战时生产的准备。当时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向临大征集知识青年入伍，吴有训大力支持，积极配合，帮助一部分同学去了国共两党的军事系统从事技术工作，一部分同学参加了战地服务团，还有一部分同学直接去了延安。就在组织学生参军的同时，迁校的问题也摆上议事日程。关于校址选择问题，吴有训是重要的咨询对象。他根据当年清华的经验，力主迅即将学校西迁至昆明。1938年1月20日，学校决定搬迁至昆明。临大西迁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吴有训除担任理学院院长外，还先后担任了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常委、招考委员会委员、设备设计委员会委员及主席、课程委员会委员等二十多个临时性或非专业性职务。他的工作量之大，是当年联大教授中数一数二的。然而，他各方面统筹兼顾，安排有序，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得尽善尽美，表现出非凡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能力。但他的工作负担毕竟过于繁重，加之每天必须来回步行三十多里路去办公、教学、指导研究和实验，晚上还要在油灯下看书、写作、备课等，他感到了呼吸的急促和腰背的酸麻，虽然才四十三岁，白发已悄然爬上两鬓。
1940年7月，日军侵占越南，云南大后方也变成了前线。联大不得不又一次面临搬迁。10月13 日，吴有训搭乘邮车赴距昆明七十公里的晋宁山区寻觅理学院搬迁新址。就是这一趟晋宁之行，颠簸的山路和时而抛锚的旧车，折腾得吴有女大病一场，身体大不如前。1942年，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他患的是斑疹伤寒，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传染病。幸亏夫人王女士懂点医道，亲自上山寻觅草药，没夜地精心调护，才使他大难不死。但他的一头黑发自得一根不剩，还落下了一个右手颤抖的终生不治之症。然而，即使他病在床上爬不起来，还密切关注着自己的工作，病稍愈，就以中国物理学会会长身份，开始布置在全国分六个地区分别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第十届年会，并亲自担任昆明分区会议主席。
1939年之后，由于日寇的掠夺，加上国民党政府的全面腐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趁乱聚敛，导致市场物资日益匮乏，物价一日三涨。当时吴有训的工资是六百元，只够三十斤米钱，很难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没办法只得卖一点家当接济，到最后每人只剩下几件最基本的洗换衣服还要加上补丁。吴有训走到大街上经常被看成是叫花子。在这期间，国民党政府为拉拢吴有训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时常发发"善心"给一点儿"恩赐"和馈赠，但每次都遭到回绝。尽管日子过得艰难，但吴有训为国育才的热情却丝毫未减。1938年学校在昆明刚立足，他就急聘华罗庚、张文裕等留英学者到理学院任教授。1939年，他力主恢复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并开始招生。1940年4月，他总结西南联大理学院的工作，写出了至今颇具参考价值的重要论文《理学院》。当年8月，他又积极主张恢复清华留美公费生考试，速送学子出国深造，并担任了第五届和1943年的第六届留美生考试委员会委员。他是整个八年抗战期间的中国物理学会会长和常务理事，作为中国物理学界的领头雁，他巧妙地将被战争打散和分隔的物理学科研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在全国分六个区域，分别举行每年一度的物理学学术年会，连开了七年从未间断，其中有五次担任了区分会主席，发展新会员一百零二人。并且在他的提议下，吸收了多名国外著名物理学家作为中国物理学会的外国名誉会员，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国外的学术交流。
在学术研究方面，吴有训一直关注物理学的两个主学科--核科学和固体物理。后来对金属物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且为中国金属物理学科培养了诸如葛庭燧、余瑞璜、王遵明、黄培云、孙珍宝等多名优秀骨干人才。1940年，吴有训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物理数学评议员，又受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评委员会委员。他是一个对工作极端严谨负责的人，对每年收到的百余篇数理两科的学术论文，他篇篇都要精读细审，并分别推荐到相应的杂志发表，或推荐评奖。在这一期间他推荐奖励的周培源、华罗庚、苏步青、王淦昌等人，后来都为新中国的数、理科学发展和国防、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作为中央研究院的学术带头人，他还受托创办了中央研究院院刊--英、德、法文版的《科学纪录》，并担任总编辑。该杂志发行到了美国和欧洲大陆，是展示中国战时纯粹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窗口，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许多位原在国际上尚无影响的中国科学家，通过这个窗口被国外同行所认识。
5．出任校长
早在1940年中正大学成立时，"国府"教育部就动员吴有训出任该校校长，他却推荐江西著名植物学家胡先辅先生上了任。到了1945年，教育部又动员他去任中央大学校长，他在审时度势一番后终于答应了。中央大学是国民党政府的门面大学，有四十多个系科，教学人员六百余人，各方面条件比起一般大学都有一定的优势。因而，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是比较显要的。但吴有训心里也清楚，中大曾经是"蒋总裁"亲自掌管，这个校长不好当，八年换了四位。但他并不看中这个官职，最大的诱惑力和刺激在于，有可能成就他科教救国和兴国的宏愿。当然，他也做好了随时撤退的准备。
上任后，吴有训有着自己的一套治校主张和目标，即如下三条：民主政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但实行起来并非容易。不要说蒋介石亲任校长时，师生全无发言权，就是另几位校长当权时，学校权力究竟操在何人之手也不是那么能说清楚的。但为了实现他振兴中大的目标，他开始了对中大的艰难整顿。他首先声明自己决不当"学府皇帝"，坚决摒弃"听差制度"和学校行政机关化的倾向，实行学校决策民主化，强化教授会的作用，吸收教授代表参加校务会议和行政会议，校长和别人一样只能一人一票，以服从大多数为原则。同时，开放社禁，允许师生自由组织社团，支持学生民主选举学生自治会，废除过去由训导处包办"选举"的办法。同时，他严格自律，穿着朴素，学校在重庆时，安排给他一套共有八九间的西式平房作为校长官邸，他只肯住一间约十三四平方米的卧室。学校迁回南京时，安排他带全家乘飞机前往，但他坚决不让家属乘机，而让其夫人孩子和其他教授家属一道乘船东下。来到南京后，他仍不肯住进学校安排的小洋楼校长官邸，而是挤进了中央研究院宿舍，与他人合住一栋上下各三居室的小楼，由于房子住不下，两名男孩搬进就读的学校，与其他同学一起住集体宿舍，吃大锅饭。在人事方面，他严把进人关，不进闲杂人员，只进教学科研上亟需的高水平人才，同时进一步健全了学校民主决策制度，颁布了《中央大学教员新聘及升等资格审查办法》等一系列规章，中央大学终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师生团结、思想活跃的良好局面和浓厚的学术空气。
吴有训一向对原子物理学比较关注，特别是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更加注重了对核物理学的研究应用。利用中央大学的有利条件开展原子能应用研究，是他答应担任中大校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实施自己计划的第一个步骤，便是恳请梅贻琦让他将赵忠尧带往中大。因为赵忠尧是核物理学方面的专家，也是最早在核物理学方面做出成绩的中国人。正是因为吴有训，赵忠尧才有幸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由最初的探索到最终成功整个过程的惟一一名直接参研人员。接下来的第二步，是吴有训与人研究了一个开展核武器预研工作的粗略计划，打算让中大与中研院合建一个核研究机构，调集全国核物理科研人才集体攻关，还包括派人出国深造、考察研究、购买有关设备等，并将这项计划代号为"数理化中山计划"报给了国民党中央政府。但蒋介石嫌这个计划一是费时太长，二是财政承担不起。还是在陈布雷的劝说下，拨给了五万美元作为专项经费。吴有训立即派赵忠尧和毕德显赴美国研究考察加速器技术，并购买了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中山计划设想的绝大部分核研工作无法实施，惟一收获就是购置了这台加速器。它在五十年代新中国的核物理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问政治、远离党派是吴有训一贯奉行的防身之法。但自从当上中大校长后，激烈的党派斗争和政治漩涡使他无法回避，尤其是国民党对中大控制严密，并安插了一些陈氏CC特务，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特务的监视下，他感到随时都有身陷漩涡的危险。为此，他一次又一次要求辞职，两年间共递交了十四份辞呈，终于在1948年9月获批，辞去了中大校长职务。
6．一展才华
1949年初，吴有训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与中共进行了实质性接触，从此，如多年游子回到母亲怀抱，吴有训成为跟随共产党的坚定分子。1949年6月，吴有训在上海接到一份到北京参加并主持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的电报。7月13日，他和竺可桢率上海代表团到达北京。下车伊始，即获悉他们二人已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接着，他又被大会选为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筹委会常委，并被推举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科学代表。7月19日下午，应邀与周恩来共进晚餐。从周恩来在科学大会上的报告和晚餐后的交谈中，他清楚地感到中共高层对科学以及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科学家的重视，受到了极大的鼓舞。7月下旬回到上海交大工作了一个月，又被上海科学界推选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上海分会"主任委员。10月1日，应中央人民政府之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49年7月29日，吴有训担任了上海交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即校长)；12月2日，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4月11日，他又被任命为华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教育部副部长。从此他又全身心地投入了交大的整顿工作。到12月四个月间，共召开了十七次校务委员会会议，制定出了《国立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组织章程》、《交通大学行政系统组织条例》、《本校会议制度》、《国立交通大学学生学籍规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使学校的各方面工作按党的要求迅速走上了正轨。
1949年10月23日，竺可桢、严济慈和党内的恽子强极力请吴有训来中科院担任研究计划局局长兼科学委员会秘书长，但吴有训没有答应。接着钱三强以中科院研究计划局名义邀请他以专家身份参加讨论中国物理学研究机构的设立问题，他反而欣然莅会，并以高屋建瓴的科学战略眼光，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1950年1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吴有训为中科院副院长兼办公厅主任。
1951年4月，由吴有训牵头组成了一个东北考察团。他率团不仅详细考察了沈阳、长春、大连、鞍山等六个市的工业企业，而且特别着重考察了东北已有的几个主要科研机构的分布、研究人员水平和设备条件等情况。随后，他主持起草了关于建议在沈阳筹建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的报告，报告可行性论证透彻，规划具体，措施得力，得到中科院领导层的一致通过。后来的历史证明，东北分院的建立，及时配合了东北及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东北科学事业和整个科学院的全面发展，为科学院在各地建立分院创造了第一个成功范例，形成科学院早期发展史上组织创新的一个高潮。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吴有训的远见卓识和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及协调能力，受到了郭沫若的特别关注。1952年2月，吴有训被指定担任中科院建筑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在位于中关村的北京高科技园区，就是从当年吴有训等人选址论证和筹划建设的中科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吴有训就任副院长后，还筹建了金属研究所筹备处、仪器馆筹备处和电子学研究筹备处，并在规划中科院的长远发展、求才纳贤、指导各学科各领域的研究方向、调集全国科研力量组织攻关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7．历经风雨
在这期间，吴有训并非始终一帆风顺。首先是1951年的强制性政治学习，这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第一个阶段。起初，吴有训并没有从心里抵制政治学习，相反，由于他对共产党的敬佩而连带着向往起了马列主义，他不但买下成套的马恩列斯全集和毛泽东的许多著作，还利用业余时间自觉进行研读。可后来，政治学习竟变成了强制性的政治运动，有些研究所的党组织为了表现积极，就停下或半停下工作来搞政治学习，有的年轻知识分子拼命写心得笔记，甚至个别人竞把政治学习与业务工作对立起来。对此，吴有训心里很有看法，但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又不能提反对意见，在公开场合下还要发表一些违心的讲话，使他感到非常痛苦。另一个让吴有训感到想不通的是，学术研究的政治化，以政治全面干预学术，给一切学术活动贴上政治标签。自然科学不同于社会科学，特别是吴有训所分管的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和天文科学，是没有什么阶级性和政治倾向的，硬要把这些学科往政治上扯，而且还要把所有学术刊物改头换面冠以"政治化"、"革命化"的色彩，实在让令吴有训苦笑不得、左右为难。尽管如此，吴有训仍极力尽一个科学家的最大努力，使自己和自己分管的工作，既符合"政治要求"，又不至于受到太大的冲击。比如，在他的斡旋下，终于使《科学记录》有幸成为一份纯学术性的外文版自然科学专刊、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最新科研成果和最高科研水平的窗口保留下来。
1953年元旦前夕，中央调非科技人员张稼夫任中科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旨在加强党对中科院的领导，以扭转过去党组书记行政地位太低造成的被动局面。新党组成员上任不久，便指出了过去院领导诸如工作上不了解下情，对各研究单位的业务领导指导不力，存在着泄密问题；对人民革命事业缺乏责任心，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缺乏组织力量，对各种学科的专门委员没有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还做出了"办公厅的职责是掌握全院行政"的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院长、副院长的行政权力。吴有训作为一名从旧社会过来的、而且与国民党有关系的人，自然而然地被划入嫌疑分子列入"另册"，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暗中监控。尽管政治歧视如此令人痛心，但吴有训仍然十分清醒：中国的事情谁也不可能比共产党办得更好，不能因为自己一时身受歧视而反过来否定共产党的伟大与英明，他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和共产党有着一个发展中国科学事业，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共同目标。他就是抱着这种委曲求全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科学筹划工作。在整个"一五"期问，吴有训的贡献是巨大的。其一，带队下各研究所等基层单位调查研究，纠正了不少问题，为制定中科院年度工作计划和五年科研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二，亲自挂帅，主持了大冶、白云鄂两大铁矿的综合研究任务，有力地保证了国家这一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进展；其三，领导和推动了全国的抗生素制备方法的研究和应用推广。除此之外，吴有训还于1953年10月开始，领导了在北京筹建的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的工作，1955年8月，他出任中科院干部培养部和研究生招生委员会主任委员，从研究生的招收、培养，到毕业考试、论文答辩，每个环节都亲自过问指导，同时他还主持了对后来成为中国的"导弹之父"和航天事业的开拓者钱学森的工作安排等重大事宜。其实，被吴有训从国外热切争取到中科院工作的科学家不只是钱学森一人，还有著名核物理学家谢家麟、张家骅、郑林生、李整武、张文裕、王承书以及著名力学家郭永怀等，这些人后来全成了中国的核元勋。
为使自己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从共产党的同路人成为"自家人"，1958年3月和6月，吴有训曾两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口头申请，1960年8月，他又正式提出了入党申请，得到的答复是：党是信任你的，但请继续留在党外，这样比入了党发挥作用还大，今后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8．老牛奋蹄
尽管组织的不接纳使他心情沉重，并因此决定了他不能参加诸如核武器研究等保密性强的工作，但他丝毫没有动摇为党为国家兢兢业业工作的信念，何况中国的数理化和天文科学领域，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他去奔忙，核技术研究也不是全部对他保密。1958年8月，他出任新成立的原子核委员会同位素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领导我国的同位素分离、制备、应用及进出口安全保管运输等工作，在他的倡导下，举办了七期放射性同位素应用技术培训班，培养了一千多名中级技术人员，并出版了《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知识》一书向全民普及。为了改变我国现代天文科学薄弱的现状，他组织人员修复和添置了一批天文望远镜等设备，并在昆明、青岛等地增设了天文观测站。1957年，他又倡议成立北京天文台，并克服重重阻力，力劝旅居法国的世界著名天文学家、法国骑士勋章获得者程茂兰博士，回国出任该天文台筹备委员会主任(台长)。为建立中国自己的授时体系，吴有训于1955果断地把提高时号精度作为紧急任务，下达给上海徐家汇观象台，至1957年授时精度提高到了零点零一秒的水平。通过这项工作，吴有训还挖掘培养出了王绶珀、叶叔华两位优秀天文科学人才。后来这两人为国家的天文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做好海外中国学者的归国牵引和接待安置工作，是吴有训须臾不忘的一件操心事。他总是热情洋溢地盛赞共产党新中国的种种好处，把那些远游在外洋的"大鱼小虾"们一个个"勾引"回来。当时已归国的且不说，就是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等一批少壮派超级科技明星，以及老的任之恭、林家翘、陈省身等，如果不是他们被中国国内的客观场景搞得望而生畏的话，吴有训的劝归书肯定会起作用的。对归来人员，他不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科研条件，还注意从政治上保护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
自1959年起，吴有训开始了频繁的科学外交活动。除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等领导以及本人单独在国内接待苏联、东欧、朝鲜等国科学院代表团外，1959年2月至4月间，他率团访问了波、捷、法、匈、保及阿尔巴尼亚等东欧诸国，分别签订了与有关六国的科学使用协议。在一系列外事活动中，吴有训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显示出非凡的外交才能。比如，在中国与东欧交流专家问题上，东欧方面提出，专家交流后，双方都应按对方国家的工资标准支付来访专家的工资和安排生活待遇，很显然，由于中国当时的生活水平低，中国专家到国外后肯定得不到与别国专家相同的待遇。对此，吴有训指示谈判人员据理力争，要求平等对待各国专家，否则中国将以牙还牙。既维护了中国的尊严，又使谈判实现了我国的既定目标。
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吴有训以副院长的高位，亲自担任了一门基础课--普通物理学的教学任务。起初，人们还不太相信，而他不但教了，而且在他公务缠身的情况下，从头教到尾没落下一堂课。为教好这门课，他杀鸡用牛刀，不仅研究了自己所有的若干参考书目，而且还向钱临照等多人征借了最新外国物理学教科书来广为参考，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件事曾在全国教育界引起轰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作了报道。同年，伴随着反右运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各个领域各个角落铺天盖地铺展开来。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砺炼的吴有训只能保持沉默，并尽其所能地去纠正一些可纠正的具体问题。当年，牛胰岛素人工合成项目上马时，全国有一百多个单位一哄而上，由于上海率先宣布合成成功，北京一些单位纷纷跟着宣布成功。吴有训深知这事并没那么简单。为争取确实在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以尽量为国家挽回一点吹牛皮的面子，他要求有机所也参加这项研究，并确定中科院只抓上海生化所、有机所和北京大学生物研究室三家，具体分工有机所和北大合成A链，生化所合成B链。后来又过了五年这一研究才告成功。这期间，他还力排众议，支持指导物理所对激光器的研制，使我国在1961年9月研制成了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
大跃进的严重后果，迫使中央领导不得不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冷静的反思。1961年7月，中央正式下发聂荣臻元帅主持起草的"科学十四条"，再次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1962年2月16日，聂帅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会议，会上陈毅同志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之帽，加无产阶级之冕)，使中国所有知识分子无不欢欣鼓舞。受会议精神的推动，中科院党组在一定时期内给了吴有训前所未有的信任，不仅把主持中科院承担的国家十年科技发展具体规划的任务交给了他，而且还让一直归党组直接管理、从不向党外副院长透露信息的技术局，破天荒地向全体副院长和学部主任汇报了涉及"两弹一星"进展情况的大部分机密工作内容，时年六十五岁的吴有由得精神顿长，气力大增。兴奋之余，他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地投入了这一场规划创关和"造蛋"的艰巨任务中去。据当时普通的一线研究人员回忆讲，吴有训除了忙碌上层的工作外，还直接和研究人员打成一片，掌握最具体的研究细节，像教师带学生那样指导他们把握科学研究规律，帮助解决设备器材等困难，推荐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且不是象征性的偶尔为之，而是坚持长年如此。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的确是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不过，吴有训除了兴奋和喜悦之外，因自己未能亲自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还多少有点遗憾。但转而一想，参加研制工作的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何泽慧、梅镇岳、王大珩、朱光亚、邓稼先、郑林生、金星南、陈芳允、胡宁、赵九章等人绝大多数是自己的学生，是他们替自己圆了中国原子弹之梦，心中又感到了莫大的慰藉。六十年代中期，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尖端科技丰收的季节：除原子弹研制成功外，中程地地导弹也已成熟，1966年成功实现了"两弹结合"的实弹发射；1967年氢弹试爆成功；1968年卫星的发射条件已完全具备，只是推迟到1970年才发射。这期间还相继制成了一一九型和零九乙型计算机并投入了工作，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获得成功，吴有训本人也再度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的一些学术建议较多地被党组采纳，面对这一切，吴有训心中仅存的一点遗憾烟消云散，剩下的全是兴奋和激动。
9．信念不灭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而且持续了十年之久。它不但给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也给了知识分子一个沉重的打击，许多对新中国科学技术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家、学者因此而含冤九泉。一个时期，吴有训也被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拉拢青年走"白专"道路的"罪恶代表"、蒋介石的"特务首领"。面对此番情景，他不能不感到心寒。当时一段时间，他完全无事可做，又不敢接触人，生怕自己的一身"资产阶级狐臭"被别人沾上，给人家带来不幸。可是调查其他科学家的调查组却来了一批又一批，前后总共有二百多批，这对于一名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颇为不堪的沉重负担。在每次调查中，吴老总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坚持真理，挺身直言，尽量为别人开脱，表现出了他的铮铮傲骨和在危难时刻的为人准则。1967年，由于周恩来总理指示，科学院成立"革委会"时必须把郭沫若、竺可桢、吴有训作为干部代表"结合"进班子担任委员。于是，造反头头要求吴有训站出来揭批张劲夫和院党组的"反党罪行"，他断然表示拒绝，既不写大字报、也不参加批斗大会、也不表示支持任何造反派的态度。尽管"文革"运动像洪水猛兽般吞噬着中华民族的生机，但吴有训始终没有丧失在中国复兴科学和民主的希望，他也不相信共产党会一直沿着这条死胡同走到底。正是由于他独具政治慧眼，才会在这场狂潮滚滚的"革命"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这期间，他还冒着被扣上"反党反军"帽子的危险，秉笔直书周恩来总理，请求指示有关部门不要把科学院东拆西分变成一个烂摊子；看到高能物理研究所面临瘫痪状态，写信促请刘西尧把该所管起来，同时对该所亟待解决的七个问题反映到中科院，希望院领导抓紧解决。总之，这期间吴有训总是力图以自己的努力，来挽救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千方百计地减少"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冲击和损失。
1971年7月，杨振宁回国访问，在北京饭店作了高能物理学的报告，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宴请，吴有训始终参与作陪。杨的祖国之行，使得美国华裔科学家的归国访问之潮随即滚滚而来。陈省身、李正道、吴健雄、袁家骝、牛满江、丁肇中等等不胜枚举。其中1972年，就有十二位华裔科学家有的还携带家属组成了一个多达二十七人的"还乡团"回到祖国。这些人多半是吴有训昔日的同事和学生，吴有训自然而然地成了接待工作的主角。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在接待过程中，说话办事时刻注意维护共产党的形象，除了保密的不能讲之外，尽量讲一些诸如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激光、红外探测和摄影、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黄河长江水利勘测、珠峰探险以及石油地质构造理论等方面的成绩，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有分寸的进行解释，使来访者既感到亲切，又能了解到中国科学界有些项目现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世界各国的访华团浪逐潮涌，作为中科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吴有训的接待任务越来越重，除了接待科学界的，还有政治界的。仅1973年第二季度，他就接待了三十三批，几乎每晚都有宴会，尤其是陪同周恩来总理的接待活动，往往一搞就是从晚上八、九点到凌晨两、三点的时间，这对于一名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是很不容易应付的。但只要能给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带来活力，有利于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再苦再累吴有训也心甘情愿。
1976年，是中国多灾多难的一年，然而也是"十年浩劫"结束的一年。三位伟人的相继离世和邓小平的再度遭贬，使吴有训悲伤，"四人帮"的彻底垮台，又使他感到欣慰。这预示着科学春天的到来。1976年底，胡耀邦在调离科学院之前来到吴有训家中，给他带来科学春天即将到来的信息；1977年1月中旬，接替胡耀邦主持科学院工作的方毅上任伊始也来登门拜访；同年7月邓小平复出，这一连串的喜事使吴有训无比兴奋，因为他深信，粉碎了"四人帮"的中国，一定会走上富于科学理性和民主的人间正道，科学会发展，经济会增长，国力会增强，人民会和睦幸福。
就在吴有训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他一直马不停蹄地忙碌着。首先是开展频繁的外交接待，仅1977年7月至11月，仅陪同邓小平的接见和宴请就多达八场，还有陪同华国锋的、代表中科院的，以及私下宴谈的，几乎仍是连日不断，即使在感冒住院期间也抱病出席。其次是制定中科院的大政方针，建议起用严济慈、华罗庚、钱三强等人加入院级领导班子。组织科学院制订1978年至1985年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在规划制订期间，他除在大会上讲话之外，中途还听取了各规划组的多次汇报，并相应做出了有关指示。再就是忙于处理其他的一些具体事务，不管工作有多忙多累，他总是乐此不疲。直到他去世的头一天--1977年11月29日，他还与地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汲清先生就为黄先生落实政策和恢复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问题进行了深谈，安排了第二天商谈成立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的有关事宜，对一名偏僻山区教师寄来的《略论宇宙航行》论文手稿进行了审核，并专门写信给钱学森做了推荐。1977年11月30日10时56分，吴有训因大腿腹部动脉瘤破裂导致大出血，终于走完了他八十度春秋的人生历程。
1977年12月7日，吴有训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进行。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乌兰夫、方毅、余秋里、阿沛·阿旺晋美、王震、谷牧、胡耀邦，政协副主席沈雁冰，以及科教文化界领导、生前好友和在京的学生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科院副院长方毅致悼词。悼词评价他是"我国优秀的科学、教育家"，"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在国内外享有声誉，受到我国广大科学教育工作、人民群众和国际友人的尊敬"。同时悼词中还使用了"吴有训同志"的称呼。尽管悼词中对吴有训的评价是十分有限度的，但这在当时对一个党外人士、"旧知识分子"做出如此评价，已经是很高的了，恐怕也是吴有训生前不敢企望的。
(三)婚姻家庭
1919年农历正月初八(2月8日)，石溪村的人们还沉浸在新春的喜悦中，吴有训的家庭却正在遭受着一次重大变故。一生辛劳的母亲走完了整个人生历程，于这一天撒手人寰，死时年仅四十五岁。而母亲去世前对吴有训婚姻的遗命又造成了他人生的一次巨大无奈。
母亲为他指定的妻子是他的表姐邓味英。从情感上讲，吴有训对这位善良勤劳的表姐并不厌恶，但两人在学识上的差距形成了天然的情感隔阂，因此，吴有训对这门指定婚姻存在情感上的拒斥，但刚刚受到一些思想启蒙的二十二岁的他，尚感到无力抗拒母亲临终的遗命。结果在母亲丧期内按遗命与表姐结合。八年之后，即1927年8月，留美回国的吴有训终于冲出了这个婚姻的牢笼，冒着"陈世美"的恶名，与表姐解除了婚约。
1929年7月，吴有训来到上海，与早年结识的王立芬结婚。王立芬原名丽芬，1903年10月出生于嘉定县城南镇的一名望族之家，比吴有训小六岁。关于其家族情况，现已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父辈是拥有较多资产的殷实之家。她的三个哥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都曾是人民政府的高级公务员，其中大哥王明之原是傅作义部下将领，平津战役中随傅起义，解放后任北京市建设局局长；二哥王豹之为铁道部总会计师；三哥王幼堂为上海市邮政局副局长。两个弟弟王裕翕和王裕钦，一是北京新华银行行员，一是昆明云茂纱厂会计。王立芬则肄业于上海大同大学。与吴有训结婚时，正任教于嘉定县立高等小学。
他们在上海举行了婚礼，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杨杏佛为他们主持了婚礼。
婚后，王立芬即辞去教职，跟随吴有训来到北平，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共生三子两女：儿子吴冀生、吴惕生、吴再生，女儿吴希如、吴湘如。冀生早殇。其余四个儿女中，吴再生十七岁高中未毕业即离校当兵，后通过自学取得成人大学毕业文凭。其余三个都是正规大学毕业。吴惕生1953年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分配在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研究核辐射伤害的医学防治问题，他所参与研究的项目获得了"国家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但在"大跃进"的年代，由于在不重视健康保护的情况下长期接触辐射伤害，得了严重的放射臧过早地丧失了工作能力，也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和幸福；吴希如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留在本校附属医院当医生，在全民大搞政治的年代，她曾一度受"时代"的鼓舞而脱离业务，但"文革"一结束，她便回到了学术之路。1979年，在全国第一批考取公费留美，回国后担任北京医科大学一附院儿科主任；吴湘如于196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分配在新建的陕西阎飞机制造厂当工程技术人员。
吴有训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冲出了自己的婚姻束缚，赢得了幸福的爱情与温馨的家庭。但抗日战争的烽火使他们在余下的日子里聚少离多，饱尝了战争与动荡的艰辛，但有彼此的理解，有温暖的亲情，生活中的一切艰辛坎坷都可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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