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淑贤和溥仪订婚照
爱新觉罗·溥仪辞别人世已经20多年了，人们至今还时常提起他，他以自身的生活道路，为社会树立了一个改恶从善的典型。他的遗著《我的前半生》在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一条朴素而伟大的真理：是共产党把一个末代皇帝、延续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名君主，成功地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民。
溥仪的前半生是用罪恶、忏悔写成的；他的后半生则充满新生的欢乐。他用满腔的热诚、用一切从头学起的精神，来填满后半生的每一天。然而，他离开他所热爱的新生活太早了，他从1959年12月4日获特赦，到1967年10月17日逝世，总共不过8年。实在太短暂了。其间，他的妻子李淑贤女士与他朝夕相伴了近6年。
在楼房林立的北京团结湖住宅区，记者来到李淑贤女士门前，轻扣两下，门打开了，眼前这位年近花甲的李淑贤，还是电影《末代皇帝》中的那个样子：一头乌黑的短发，秀媚的双眼。她身穿枣红色罩衣，看上去并不显得老。
溥仪和李淑贤结婚以后，在全国政协机关院子里住了一年多，后来搬到西直门附近。那里的房子据说原来是给外国驻华使馆人员住的，房子又高又大，院子里有桃树、梨树，还有许多松柏，环境十分幽美。《我的前半生》书里有一张他俩离家上班的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溥仪逝世以后，李淑贤搬了几次家，80年代初又搬到团结湖居民住宅区。
她住的是楼房，一大一小两卧室，还有厨房、卫生间，自成一单元，没有客厅，一间大些的卧室兼做客厅。她没有孩子。室内陈设很简单。卧室中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套沙发，两把椅子，一张饭桌子，一个酒柜。酒柜上放着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如此而已。房间收拾得很整齐，地板擦得一尘不染，这表明主人日常生活的静寂和洁癖。
读者或许会这样猜想，作为末代皇帝的遗孀，多少会保存一点宫禁旧物作为纪念吧。实际上一点也没有。溥仪幼年虽贵为天子，可以集四海财富为一人之用，但从逊位以后他长时间从事复辟活动，后来接受改造，到特赦时，连身上的衣服都是政府发的。李淑贤女士形容他是“从最有钱的人变成最穷的人”。
大家知道，溥仪从伪满宫中逃走时，在无数珍宝中精挑了数百件装在皮箱里，随身带着。在苏联期间，这些珍宝“捐”出去不少，因为害怕又扔掉一些，回国时还有一部分。经过改造以后，溥仪认识到，这些珍宝属于人民，应该归还给人民。他全部献给了国家。李淑贤说：“当时装珍宝的皮箱后来带回北京，皮箱是黑皮做的，很结实，里面一层又一层，可以藏很多东西。‘文革’前夕，抚顺战犯管理所派人来要去搞展览，后来‘文革’爆发，展览没办成，箱子也不知下落了。”
我觉得她说话有些吃力，便问起她的健康状况。她说：“我身体一向不大好，现在有五种病。和溥仪结婚后，坚持上了两三年班，后来溥仪也病倒，我便停职在家休息，一面照顾溥仪。”她还说，溥仪死后，她生活有困难，周总理得知即指示每月补助60元，前几年办理了退休手续，每月还有20元退休金。其生活水平与北京市民相比，还属上等。
李淑贤原籍杭州，家在西子湖畔，少女时代在上海度过，这位容貌娟丽的女护士，也是受尽了命运的折磨。她8岁失母，14岁时作为银行职员的父亲也去世了。15岁那年，一向待她刻薄的继母，想在她身上发一笔财，要把她卖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她闻知即逃到北京投靠表姐。她表姐也是受苦人，孀居在家，靠给人洗衣服度日，日子实在撑不下去，带着孩子回南方去了。为生活所迫，李淑贤和一位邻居结了婚。婚后受到虐待，因经济上无法独立，只好忍着，解放后有了工作，才与男方离婚。
“我这一辈子是够不幸的，后来才遇上溥仪。他对我很好，要是他不死得早，我也是很幸福的。”李淑贤女士说。是的，这个得不到家庭温暖、亲人保护的女子，自从和溥仪认识后，才得到过去不敢奢望的慰藉。她低着头，轻声地叙述着幸福的一切。
溥仪曾经是君临天下的皇帝，曾经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战犯。但李淑贤认识他时，他已成了新中国的公民。20年前的往事，李淑贤回忆起来，仿佛如昨。1962年春节前夕，李淑贤听说给她介绍的对象是末代皇帝，吓了一跳。她说：“戏台上的皇帝都挺厉害的，真的皇帝我倒还没有见过。”由于介绍人一再动员，加上好奇心驱使，她才答应见面。地点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她对溥仪印象很好，觉得他很和气，又很朴素。而溥仪呢?在此之前，人家给他介绍几个打扮很入时的女郎，他都没相中，独对苦出身的李淑贤一见钟情。李淑贤至今还记得，那天溥仪买了咖啡、汽水，一人一杯，聊得很晚。没见几次面，溥仪就要求结婚。真挚的爱情有时并不需要多少时间考验，只需短暂的接触，彼此都已认识到对方就是梦中寻觅千百度的意中人。
1962年4月30日李淑贤与溥仪结婚。那年她37岁，溥仪56岁。婚前，溥仪告诉李淑贤，年龄相差19岁，希望她慎重考虑。李淑贤觉得，溥仪生理年龄是大了些，但他的心理年龄并不老，她已拿定主意。溥仪当皇帝的年代里，事事有人侍候，这曾使他成为一个毫无生活能力的人。成为公民以后，他对世界上的一切感到既陌生又新奇，在这方面的笑话是很多的。在理发店，他看见理发员手中的吹风机很惊奇，不知是何物；在植物园时，他不会数饭票，每次买饭菜，都是抓出一把饭菜票放在柜台上，说：“该给多少，你拿吧!”组成家庭后，许多很简单的家务事，对他来说又是新的课题。李淑贤对他的评价是：“他不偷懒，就是什么也不会做。”星期天，李淑贤洗衣服。溥仪在战犯管理所学过洗衣服，想露一手，就说：“我来帮你洗。”但他总是洗不干净。李淑贤做饭，他也想帮忙。有一回，他从厨房端出一碗热汤，走几步就摔在地上，他不懂得碗下面要垫个东西才不会烫手。溥仪有时也主动提出做顿饭，让他做吧，饭总是夹生的。每一回失误，他总是把自己骂一通，骂自己是“废物”，并对李淑贤说：“别着急，别着急。我慢慢学，一定学得会。”
李淑贤说：“我从认识他到他去世，只有六年时间，他从未说过我一次。婚后，他身体有病，觉得对不起我，便百般顺我。我想，世界上再没有能像他那样对我好的人了。我受感动了，我们的感情始终很好。”
溥仪虽有过几个女人，但都不是他的妻子，更说不上是他的爱人，他与她们之间，是君臣、主奴关系。历史上的皇帝都是摧残女性的，溥仪过去也是如此。他与李淑贤结婚后，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的前半生有几次大婚，娶过皇后、妃子……但那都没有真正过过什么幸福生活；过去的婚姻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可怕之极。”在溥仪的生命史上，和李淑贤结婚后，才算是第一次真正做丈夫，第一次以平等的地位和一个女性倾心相爱。在他看来，李淑贤是一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女性；李淑贤也觉得，溥仪是最痴情的丈夫。他们的爱情如海水，深不见底。
这对恩爱夫妻愉快的日子没过多久，便遭到一次又一次灾难性的打击。开始是李淑贤的病，在确诊为良性子宫瘤之前，溥仪哭过好多回，整天为她的病担心。在做摘除手术时，他又流下了许多泪。直到李淑贤能下床，他才露出笑容。没有多久，溥仪也病倒了，他是l964年9月发现尿血的，患了肾癌，并已转为膀胱癌，切去一肾，后来发现另一肾也癌变丁，医生已束手无策。
读过《我的前半生》的人，都知道溥仪是个出奇怕死的人。在宫里，怕太监害他；在天津寓所，怕老百姓害他；在伪满，怕日本人海他；从苏联回国前，他把自己比做露水，太阳一出，自己就没命了；在战犯管理所，他时时想到被处死刑，连开门声、脚步声都会使他心惊肉跳。一种意念中的死亡阴影在折磨着他。这回，懂得一点医学知识的溥仪，完全懂得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但他却没有“死之将至”的那种恐惧和悲哀。他反而安慰李淑贤：“要相信祖国的医学，我相信一定会治好的。”面对一脸愁容的妻子，溥仪还一再逗她笑。谈到这里，李淑贤拿出一张照片，那是溥仪手术后在院子里摘水果时拍下的。她说：“那时溥仪心情保持乐观、舒畅。你看，他的身体看上去还是很好的。”
在溥仪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多里，“文革”浩劫已降临神州大地。溥仪当然弄不明白病房外的世界究竟在发生什么事，但他已感到种种不祥之兆。全国政协的一些领导平常总在关心溥仪，教他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但这些人一个个靠了边，挂着黑牌子在打扫院子。这是是非易位、善恶颠倒嘛!溥仪知道这些事后，流下了眼泪。
溥仪处境又怎样呢?李淑贤说：当时北京并没有人对他怎样，只有伪满宫廷中有一个故人闯到医院去缠他，说他过去如何虐待她等等；还有一个原在长春伪宫当差的，来了几封信批判《我的前半生》。这就够溥仪受的了。你别看他五六十岁了广其实像个孩子，平时爱说爱笑。从那以后，好长时间不吃不喝，也不说笑了，站在电话机旁几个小时不动。晚上在被窝里“哇啦哇啦”哭起来，怎么劝他也不顶用。
要不是有这些刺激，也许溥仪不会死得那么早。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肾功能已完全丧失，腹部胀得很大，李淑贤日夜守在他的身边。临死前二三天，他拉着妻子的手说：“贤，我好不了，快走了。我没给党做什么工作，对不起党，你很年轻，又有病，我没有了，你又该怎么办?”说完又哭了起来。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告别人世，给李淑贤留下难言的哀痛和不尽的思念。她说：“溥仪死后，我没挨过斗，但听到的闲话不少，气也没少受。一些人都觉得我好欺负。我和他结婚时，他什么财产也没有，我不图钱财，不图享受，就是图他待我好。我父亲死时，我还没有体会不到离开他我活不成。溥仪一死，我真觉得再活没有意思。那段时间，我常一个礼拜上两三次八宝山，抱住骨灰盒痛哭一场才回来。”
读过《我的前半生》的人，一定很想知道溥仪后半生的情况，李淑贤告诉我，已有人写成了《溥仪的后半生》一书，李淑贤提供了许多资料。她的回忆录也整理成《溥仪与我》一书。还有《溥仪手稿选编》也已选定，不久皆可问世。
溥仪有一次与外宾谈话时情不自禁地说：“1962年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我们温暖的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这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
溥仪出生在中国第一封建家庭，3岁登基，至此失去家庭的温暖，包括亲生父母在内的任何人面见他时都必须磕头请安，自称“奴才”。然而他也是人，有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追求家庭幸福和天伦之乐。他的这一和普通人一样的愿望正是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了我以后才实现的。
溥仪当过皇帝，而我却是个普通护士，然而我们真诚相爱，无论是溥仪所在的全国政协，还是我所在的医院，人们都知道溥仪对我特别好。
说起来也不怕大家笑话，溥仪这个人好像离不开我似的。我每次上街，他有空就一定陪我，或把我送到公共汽车站，晚上下班，也常常会看到他已在车站上等着了。每逢轮到我值夜班，溥仪都会几次电话打来，或直接找到医院，无论如何总要到我所在的值班室待一会儿。有时拿件衣服、送把伞或买点儿吃的东西送来，往往要到赶末班车的时候才肯回家去。
我每次上街或外出购物，如果饭时未归，溥仪没有一次拿起筷子先吃，无论怎样晚也一直等我。政协发的影剧票，我常因身体不适而不能去观看。我不去，溥仪也不去。当我知道正是他非常喜欢的京剧时，动员他自己去看，他却说：“把你自己留在家里，我的心不踏实。”
溥仪对我的疼爱之情，在两个单位的同事之间是众所周知的，比如我们一起出席宴会，他见我很少伸筷，便会不顾众目睽睽往我的小碟里夹菜，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有一次，我跟他商量想买辆自行车，上班或购物都方便些，溥仪坚决反对，他说骑车不安全，果真买了车，他连觉也不用睡了，得急疯了。
我所在的关厢医院位于朝阳区，而我和溥仪一直住在西城区。每逢天气下雨或下雪，溥仪都不顾道远路滑难行，从西城到东城接我。1963年夏天，一场暴雨下来，大街小巷积水竟有几尺深，汽车都无法通行。那天我是卷起裤腿、光着脚上班的，溥仪很不放心，到了下班时间便拿了伞匆匆赶到医院，可是我已经从另一条道回了家，路上还听人们议论：“有人趟水掉进了阴沟，沟口上还横着一把伞呢!”我心里就犯嘀咕：“可别是溥仪呀!”等我慌慌张张地推开家门，溥仪果然不在，我又转身冲进大雨之中。终于在一条马路上远远地看到了溥仪，只见他像一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人，正高兴地冲着我喊：“千万注意下水道口——没有盖!”原来他去医院没接到我，很着急，以为我一定是被雨截在什么地方了。往回走的路上，忽然发现一处没有盖的下水道口已被雨水漫过，从表面上完全看不清楚。他知道这是我每天上、下班必经之地，怕我走到这里不注意而滑下去，于是，宁可张着伞守在旁边。关于这件事，溥仪在1963年8月14日的日记中有8个字的简略记载：“晚，雨。接贤，贤已到家。”
我常常感冒，每次溥仪都当成一件大事，在日记上逐日记载病情的发展，护理我更是耐心周到。有一次我夜间发烧，他一宿起来五六次，摸摸我的前额，为我准备好退烧药品和开水。
对于爱情来说，病中是一个考验，我却因此而感受到溥仪的一片深情。
“凡人俗事”
我们恋爱的时候，溥仪每次见面总是穿一套笔挺的制服，分头也抹了发蜡，亮光光的，给我的印象似乎他很注意修饰、打扮。其实，这不过是遵照五妹夫老万的叮嘱，在搞对象的时候“装装相”而已。
我和溥仪结婚后才发现，原来他这个人并不讲究穿衣戴帽，从不张罗添新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总把发给自己的布票全部交还国家。婚后他仍是阻拦我给他买衣服，总说：“小妹啊，还是少给我买衣服，够穿就行了。”平时，溥仪连皮鞋也不穿，有一双随脚的布鞋他就满足了。
有人以为溥仪在宫中时，吃饭有御膳房伺候，每餐一百多样菜，当了公民以后也总比别人要讲究些吧?其实不然，他很随便，也很俭朴。结婚初期我家不起伙，溥仪和我都在本单位食堂吃。直到1963年6月搬到东观音寺以后，才逐渐添置一些锅碗瓢盆，每逢星期天自己动手在家里做。
两人吃饭往往总要剩一点儿，溥仪不许扔掉，下顿总是抢着吃剩饭，还不让我吃：“你胃口不好，我胃口比你好。”他说，粮食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一粒粒麦子积起来，实在不容易。
溥仪喜欢吃西餐，我们有时到莫斯科餐厅或东安市场内的和平餐厅吃一、两次西餐。每次他都征得我同意后才去。去了也不浪费，两人吃一顿饭不过花三四元钱而已。
至于住的地方，溥仪一点儿也不挑剔，我们婚后就在溥仪的独身宿舍内临时安家，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厅。有一次，我和溥仪一起到政协秘书处连以农处长家闲坐，连处长说：“你结婚了，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一定不习惯吧?”溥仪说：“我觉得还很不错嘛!”他讲，宫里的房子很多很大，但天地狭小；现在的房子虽小，却天地广阔，因为是两个世界呀!
1963年6月我们搬进西城区东观音寺新居。这里是洋式平房，我们住着两间卧房、两间客厅、一间饭厅和一间卫生间，此外还有厨房、库房、佣人房和宽敞的走廊。院落里，长着松树、柏树、梨树、海棠树以及榕花树等等，盛夏之季繁茂无比。我们就在这清静、幽雅的环境里一直住到溥仪去世。
社会交往
特赦后的溥仪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社会里，接触方方面面的人，人们怎样看待这位特殊身份的人物，而他又怎样对待别人呢？
溥仪有了许多的“同事”，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件新鲜事。
在植物园的一年里，溥仪和俞德浚、田裕民、胡维鲁等领导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植物园主任俞德浚20世纪40年代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专攻植物学，是园艺界知名专家。溥仪得到他亲手赠送的学术专著《植物园手册》以后，认真研读，写笔记，采标本，真摆出了要钻进去的架式。植物园党总支书记田裕民早年当过红军，负过伤，立过功。他常把溥仪带到自己家里，让他从家庭藏书中挑选喜欢读的借回宿舍去看，有时还会拿出新购藏的清代文物与溥仪一同鉴赏，两人成了知心朋友。胡维鲁是20年代入伍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队大校，他和溥仪在一个院子里居住，早晨起床后一起练太极拳，周末又同乘植物园的车回城度假，两人友情甚笃。
在植物园职工中间，溥仪也交了许多朋友。刘宝安和刘宝善是与溥仪住在一间宿舍里的年轻人，正是他们帮助当时还不大会生活的溥仪逐渐适应了新社会的要求。溥仪犯了痔疮或是得了感冒，他们悉心照料，端水取饭，无微不至。溥仪同样关心两位年轻人，比如天气突变的时候，他会想到把刘宝安和刘宝善晾晒在室外的被褥收进来。在植物园他们共同劳动、朝夕相处，真有点儿难舍难分。离别之前，刘宝安把自己的一张六寸彩色照片留赠溥仪，照片背面还写着几句话：“敬赠溥仪先生：相处虽短，情意深长。离别前夕，留此永念。您的年轻的朋友：刘宝安。1961年3月6日。”
前半生里的溥仪生活极不正常，每天从早晨6点到晚上12点，他随时都有可能用皇帝专用术语“传膳”下令开饭，害得服侍他的人叫苦连天。如今不同了，溥仪关心着他身边的劳动者。
政协老工友赵华堂，在溥仪独身生活期间对他有不少照顾，两人之间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溥仪常带我去看望赵大爷、赵大妈，赵大爷病了，他就带着点心一次次地去探病，安慰二位老人。
我们先后雇佣过几位保姆，溥仪待她们都非常好，谁家有困难尽力帮忙，改善生活的时候，溥仪总不忘记把已经离开我家的保姆再请回来聚一聚。一位姓杜的保姆，常为女儿缴学费犯愁，溥仪每次都替她缴上。还有一位曾在我家当过保姆的老太太，一次不慎跌倒，膝盖碰出了血，溥仪和我轮流去看护她，并送去钱和粮票。溥仪每次去就像在自己家里，往炕沿上一坐问冷问热。
由于溥仪的特殊身分，常有素不相识的路人认出了他或希望与他交往。对此，凡属好意的，他都很尊重地以礼相待。
有一次，溥仪在汽车上认识了一个人，两人交谈十分投机，并互相留了地址。后来，他上街偶然路过那人的家，就进屋坐了一会儿。回来后和我讲，那位同志很钻研，养花草入了迷，搞了不少科学实验。溥仪还对我说：“这位很普通的朋友有许多长处，是我学也很难学到手的，确实是劳动者最聪明。”
接待外宾
许多国际友人来到中国，都想看看末代皇帝现在是什么样子，完全不相信当年威风凛凛的皇帝能够变成今天普普通通的公民。
来见溥仪的外国客人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溥仪婚后的家庭生活。有一次来了位英国记者，话题也很快就集中在我们这个家庭上面。
“我很想知道您夫人的父亲是怎样的人?能谈谈他的身世和职业吗?”英国记者问道。
“他是一位银行职员。”溥仪回答说。
英国记者露出十分惊奇的神情：“一位当过皇帝的人娶普通职员的女儿做妻子，这在我国是不可思议的!”
“我现在只是一个公民。”溥仪认为这根本不值得惊奇。
“您的夫人也每天上班吗?”
“是的，她在医院工作，是个普通护士。”
“这太有意思了!我认为，现在您才过着真正的生活。”溥仪认为英国记者的这个评价是很有代表性的。
1963年5月22日，日本自民党北海道议会议员阿部文男在北京见到溥仪时，同样的问题又从另一个角度被提了出来。
阿部：您过去身为皇帝，在生活上总有许多人伺候。今天不一样了，您感到不方便吗?
溥仪：我的感觉完全相反。我自幼养尊处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这使我不幸地失去了一般人都具备的生活自理能力，就好像温室里长大的鲜花，经不起风风雨雨，加之生活无规律，造成身体虚弱多病，因此说，正是那种许多人伺候的生活害了我。
溥仪还说，他过去当皇帝都是受制于人，并不自在，虽是北京生人，却连北京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在后半生的公民生活里才有了真正的自由，有了真正的幸福。
溥仪的工作和生活，以一种新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许多客人被他的谈话所感动。一位日本朋友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人间奇迹》，叙述了访问溥仪的经过和自己的感受。一位法国记者听了溥仪谈话后对他说：“你现在是真正获得了自己的人格。”
溥仪葬地之谜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的身份在历史沧桑中不断变化，许多人都知之一二。1967年溥仪因患肾癌在北京逝世，溥仪死后葬于何处？此事鲜为人知。
按封建国家定制，新皇帝登基以后，就要选择“万年吉地”，营建陵寝。宣统皇帝溥仪3岁即位，刚三年清王朝就灭亡了，他也就没来得及选定“万年吉地”。
溥仪退位之后，根据优待清室条件，仍居住在紫禁城里，皇帝尊号不变，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每年供给逊清皇室白银四百万两。这样，溥仪在这个小朝廷内继续当着“皇帝”，称孤道寡。
1915年，溥仪10岁时，帝室决定为溥仪选择“万年吉地”。担当此任的是精通风水的广东廉州府李青。李青等人踏遍了河北省易县西陵的山山水水，经过勘测与计算，认为泰东陵旺隆村北，是一处上吉佳壤。陵穴定在西北的山坡上，与崇陵遥遥相对，清皇室经过讨论，并派人实地验证后，认为可以选用，即时将此地圈禁起来。据徐广源《清朝皇陵探奇》记载，当时溥仪小朝廷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更何况时局不稳，小朝廷自身难保，所以陵址虽已选定，但一直未能兴工。还有一种说法，出自陈宝蓉着《清西陵纵横》：溥仪入承大统后，便于崇陵旁的旺隆村北选定了“万年吉地”’。并于宣统二年破土修建，采取了先地下，后地上，由后向前逐步施工的办法。施工一年有余，完成了地宫开槽奠基和明楼宝城等基础工程。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便倒台了。至此宣统陵寝工程被迫停止，再没有恢复兴建。各种说法，孰是孰非，有待考证。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患肾癌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遗体于10月19日火化。对于骨灰如何处理，周恩来总理当时作了明确指示：一是可由爱新觉罗家族决定；二是可由家属选择在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其他墓地的任何地方安葬或寄存骨灰。20日家属聚会进行了讨论，经家族一致商定，将溥仪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人民骨灰堂。
溥仪之弟溥杰说，周总理等领导人“对溥仪的后事非常关心，曾对我说，是否要建立一座漂亮的陵墓？作为一个市民，我明确拒绝了。”1980年5月29日下午，在政协礼堂为溥仪、王耀武、廖耀湘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根据中央指示，将溥仪的骨灰盒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1994年，旅居海外的张世义先生在易县崇陵西北兴建了一座华龙皇家陵园。为了提高陵园知名度，张世仪经过不懈努力，劝动了李淑贤，将溥仪的骨灰迁葬西陵。
安放仪式于1995年1月26日举行，由李淑贤把骨灰盒捧至墓穴前，安放在铺着黄缎的灵台上。一个简单的仪式之后，陵园工作人员将骨灰盒放入水泥筑的“椁”内。面南背北，盖上“椁”盖，最后浇铸混凝土。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皇帝的骨灰就这样安葬了。
1915年清皇室选定的“万年吉地”终于划上了句号。
（摘自《我的丈夫溥仪》李淑贤忆述王庆祥撰写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原文1983年4月2日发表于香港《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