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回忆录的几点简评 徐向前回忆录 txt


《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元帅战争回忆录》成文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应说当时思想比较解放,禁忌少一些(但不是没有),回忆录在ZG早期领导人中算是不错的,虽然其中有粉饰和开脱的地方,但总体比较客观,在反映历史真实面貌上有了相当进步。很多人对这本回忆录写过评论,本人有幸下载拜读,随便说就其中一些内容谈几点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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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徐向前本人。
我一直认为,徐向前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也是一个极其精明的人。在ZG数十载极其复杂的政治风浪中,徐向前能够始终身居高位,全身而终,实属一个奇迹。ZG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早期的政治斗争十分残酷而且复杂多变,身处其中经常要变幻莫定地去“站队”,一个队站错了就可能导致政治生命的终结,甚至肉体生命的丧失。在这样的斗争环境中做个“不倒翁”,一要精明二要圆滑三个性不能太强四要有实际的工作能力,周恩来、陈云就是这样的人,徐向前也是这样的人。
徐向前的精明圆滑突出表现在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都是政治斗争变幻莫测,很多人吃不准方向的时候,但徐向前凭借自已的精心算计,左右逢源,冷眼旁观,远离是非,成功地度过了这三次风潮。第一是在鄂豫皖苏区肃反时。中央派来的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和苏区原有领导人许继慎、曾中生等人的矛盾暴发,张国焘借肃反向许继慎等人挥起了屠刀。但开始张国焘并不占优势,甚至还被大多数人反对。徐向前也是鄂豫皖苏区早期的领导人,按理应和许继慎、曾中生等人更接近一些。但在站队的关键时刻,徐向前表现出了圆滑,始终没有和张国焘发生正面冲突,也没有和许继慎等人过多地搅和在一起。肃反开始后,在这场惨屠中,徐向前成了早期鄂豫皖领导人中的幸存恐龙。(多数早期领导人都被肃反杀掉了),徐向前不但得以幸存,还被委以重任,成了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按说沈泽民等人也不是不想办徐向前的事,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就被抓了起来。但徐向前即使对这位妻子也没有发过任何的牢骚,或有任何不满的表示,没让极左分子抓到什么把柄。张国焘也认为,徐向前这样的将领最好,完全服从领导,不问政治路线,除了打仗以外什么也不参与。不象曾中生,动不动就说张国焘的路线方针错了等等。
第二次关键时期就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又面临一个三岔路口。徐向前深知政治斗争掺和不得。这在回忆录中有很多记述。对于两支红军会合后的方针路线,北上还是南下,开会他很少去,也不掺和争论。他尊重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不和中央的领导发生冲突(不象陈昌浩,组织人围攻张闻天),但也还继续听张国焘的话,虽然在回忆录中一再说“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但不管如何辩白,在一、四方面军的斗争中,他以沉默的方式站在张国焘一边却也是事实(这在当时是明智的选择,张国焘的力量相当强大)。就连毛泽东秘密北上前亲自上门征求意见(实质上是劝说徐,瓦解他和张国焘的关系),徐向前也表示拒绝。但他比较聪明,在毛泽东面前,要么不表态,要么就说:我基本同意中央的意见。就是对毛的当面规劝,也是“不宜分开行动”这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这个理由毛泽东基本能接受)。
从后来毛泽东对待四方面军人员的态度上看,基本上是以四方面军将领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的表现来划分的。徐向前、李先念等对中央、毛泽东态度暧昧的人后来境况不错,陈昌浩、王树声等人长期受到冷落,至于对中央态度最恶劣的李特、黄超等人则被枪决。
第三个关键时期就是文革了。文革一开始,江青就提议徐向前任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又一次做到两面不得罪:老帅们不得罪,林彪、江青等极左派也不得罪,可谓左右逢源。但由于徐向前写回忆录时在八十年代,文革过去时间不长,还有一些禁区,徐向前不可能将这段经历写得很详细,所以这段历史写得相对模糊,而且为自已辨白开脱之词太多。
我一直想知道徐向前元帅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表现,这又是一个关键时刻。张闻天这个书呆子就是表错态被打倒了,可是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根本没提这段历史。想想徐在历史上的表现,可想而知他会不会掺和庐山会议了。
二、关于徐向前在黄埔的表现
徐向前早期考入黄埔一期,在学校中并不出众,属于不被看好的蒙头实干派。这在早期黄埔很多人的回忆录中都得到证实。当时的黄埔军校,学生的思想十分活跃,斗争很激烈,主要是三民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交锋,根据很多人的回忆,徐向前在学校不是一个活跃分子,很不起眼,属于埋头学习做事类型的人。这是比较客观的,也是符合徐向前的性格的。但徐向前在自已的回忆录中却不愿意承认,他说“从我们入学起,两种力量就不断较量,并且越来越公开化,表面化。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不少人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翼青年,其中党团员约占十分之一。开学之后不久,“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成立,即积极领导进步青年开展斗争,反击右派分子。以GCD员蒋先云同志为代表的进步学生,发起了筹备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这个联合会,于一九二五年一月正式宣告成立。名义上是青年革命军人的组织,实际上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军校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我们党对青年军人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的一种组织形式。当时我和一些同学都是筹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
可他后来又说:“我在黄埔时集体加入了个国民党。当时就有人劝我加入GCD,但我不愿当“跨党分子”,搞两重身份。当然,主要还是头脑里信仰三民主义,对共产主义缺乏深刻认识。一九二七年三月,经樊炳星和杨德魁介绍,上级批准,吸收我正式加入中国GCD。”
这种说法是前后矛盾的,后面的说法应是真实的,说自已是筹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明显是粉饰之词。徐向前真正投入GCD还是在武汉时期,在此之前,他对中共的政治活动并不感兴趣。如果徐向前在黄埔时期就是“活跃分子”,也不可能三年后才加入中共。
三、关于徐向前和张国焘
我的观点是:是张国焘造就了徐向前,没有张国焘就没有徐向前这个元帅。
由于后来张国焘叛变,以及一些从所周知的因素,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是不可能对张国焘有好的评价的。但徐向前一直为张国焘信任,被张视为“自已人”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徐向前就不如许世友,许世友一直承认自已以前最佩服“老张”,后来最佩服“老毛”,徐向前却不敢承认这一点,在回忆录中不断称张国焘“个人品德不好”(虽也承认他有能力),并说自已和张国焘有隔阂,但这明显不合事实。徐向前能得到张国焘重用,光靠黄埔的文凭和能打仗是远远不够的(许继慎等人也有黄埔文凭也能打),最重要的是对张国焘要忠诚,这一点徐向前无疑是没有问题的。
徐向前在中共内部论资历来讲,是一个相对的小字辈。他1927年才入党,而林彪虽然是黄埔四期生(比徐向前晚三期,学弟一个),但林却比徐早入党两年。在十大元帅中,可能只有贺龙和彭德怀比徐向前入党晚,但贺与彭入党前都是手握实权的旧军阀,社会地位本来就高,带部队参加革命后,自然就有较高的党内地位。而徐向前则不同,一直是一个小人物。入党时仅仅是武汉军校下面的一个小队队长(后编入叶挺部),后因张发奎驱赶,独身一人跑了出去参加了广州起义。但他在广州起义时自称“我当时是个一般党员干部,不了解全局情况,也不知道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谁”,起义领导人叶挺、张太雷、叶剑英他一般见不着。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转到东江根据地打游击,仅担任一个小团的团长(只有几百人)。后来徐到上海,1929年被派到鄂豫皖苏区,但仅是作为一名普通军事干部派去的(不是象许继慎、曾中生、邝继勋、张国焘是作为主官派去的),当时派到根据地象徐这样的普通军事干部还有很多(如被陈昌浩杀掉的舒玉章)。到了苏区之后,直到张国焘来之前,徐向前最高的职位也就是一个师长(很普通,当时师级干部还有很多)。
直到1931年张国焘等人到鄂豫皖后,情况才发生改变,徐向前做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干部被张国焘相中,由师长破格一跃成为红四军军长,继而成为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中共一个山头的第三号人物。由此见,提拔徐向前的是张国焘,没有张国焘的提拔,徐向前在四方面军还仅仅是个一般性的领导人。
所以,张国焘对徐向前是有知遇之恩的,他为徐以后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可想在当时,徐向前对张国焘肯定有感恩之情,唯马首是瞻。可惜,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并不承认这一点,甚至多次指责张国焘的错误,突出了自已和张国焘有不同意见的一面,如张国焘初到苏区的“南下东进之争”,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张国焘恶意肃反等等,徐向前称自已都坚持了正确意见,都怪张国焘犯了错误,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重大损失。然而,对于红四方面军取得的重大成果,如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四战四捷,漫川关突围,保卫川陕苏区打退敌人八路围攻等,回忆录中就重点突出了自已的作用,不提张国焘了(其实当时最高领导就是张国焘),这其实是不合事实的。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共领导人,分为三类,一类是老资格派,以张国焘、陈云、项英、任弼时、周恩来等人为代表,这些人是社会上声望很高的GCD人,在党内资历高地位也高。这帮人基本在城市斗争,和毛泽东等人有区别;第二类是国际派,就是共产国际培养的一批青年,这是批很大程度上“苏化”的人,主要是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顾作霖、夏曦、陈昌浩、沈泽民等人,这帮人理论水平高,有革命狂热,忠实执行国际路线,但没什么实际斗争经验;第三类是农村派,就是在农村根据地土生土长起来的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段德昌、周维炯等人,这帮人没留过洋,没受过苏式教育,在党内地位也比较低,但他们靠在当“山大王”打出了一片天地,打出了自已的地位,根据地主要都是他们创造的。徐向前基本上也属于第三类的人。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一时“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去鄂豫皖,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去江西苏区,派夏曦去湘鄂西苏区。王明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抓政权,取得对中共所属区域的完全控制。可见,王明还是比较重视各种派别平衡搭配的,派往各根据地的人既有元老派,也有国际派,但他们对根据地原有的领导人(农村派),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王明等人要坚决执行国际路线,推行王明主义,自然要对毛泽东等农村派进行斗争和改造,这是既定方针。但在如何执行上,却出现了很大差别,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人采用的措施较为缓和,只是批斗,没有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关起来或抓起来。而张国焘、夏曦就不同了,采取了激烈的肉体消灭方式,许继慎、曾中生、段德昌、周维炯等一批人被杀掉了。
所以说,任弼时、博古等人还是比较客气的,毛泽东等人也是比较幸运的,如果当时派到中央苏区的不是任弼时等人,而是张国焘或夏曦,毛泽东屡次提反对意见,可能早掉脑袋了。
但张国焘的肃反明显带有宗派性质,他和杀人狂夏曦不一样,他杀人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个人威信,除掉异已。在具体政策策略上,老资格的张国焘和王明等小后生还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完全执行执行王明的政治军事路线,这使四方面军比一方面军有了更好的命运。
张国焘本来在“六大”上是受到批判的,却突然被王明委以重任,老树开花,按说,张国焘对王明是感恩的,应当坚决执行“王明路线”,执行首先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极左方针,但事实上红四方面军一直没有这样做。尽管张国焘嘲笑毛泽东是“山大王”,但老道的张国焘深知王明等人的幼稚和浅薄,自已到苏区后,同样也是按毛泽东的山大王理论去做事。张国焘不象任弼时、项英、博古等人,他没有要求红军打大城市,也没有要求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和敌人打阵地战(而这些都导致了中央苏区的丧失),没有执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就是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张国焘也是主张诱敌深入,跳到外线作战的。可见,张国焘在军事上并没有执行王明的错误路线,基本是和毛泽东异曲同工,走在敌人薄弱区域发展自已的正确路线。正因为红四方面军走了这样一条路线,从不与强敌打阵地战,才使红四方面军有发展到10万人枪的强大力量。
张国焘的卫士在回忆录中称:张国焘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威信极高,甚至被很多群众视为“神”,“张主席”的称呼在苏区和红四方面军中是有相当号召力的,和江西苏区“毛委员”的威望估计差不了多少。
由此可见,徐向前是当时应是极佩服张国焘的,也是很听张国焘的话的。而且在当时,徐向前还和毛泽东很不熟悉,不了解毛泽东,不可能象后来一样毛主席毛主席叫得亲热,当然也不会听毛泽东的话。但他很聪明,知道中央的名义并不在四方面军,所以一直避免和毛泽东等人发生正面冲突。
四、关于徐向前和毛泽东
  应当说,徐向前和毛泽东的感情不如和张国焘的感情深厚,毛泽东从来就没有重用过徐向前,在毛泽东的眼中,徐向前始终是一个异已,他身上始终有张国焘的影子,他永远不能和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陈毅等爱将相比。但在这种如此不利的形势下,在毛泽东一系全面掌权的情况下,徐向前这个异类却靠自已精明和谨慎,为自已争得了一席之地。
  徐向前在1935年之前和毛泽东虽曾碰过面,但并无交情,接触也很少。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做为四方面军三把手的徐向前才和中央领导人接触多了起来。初会师时,毛泽东深感自身力量的单薄,对四方面军将领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特别是以徐向前,更是费尽心机。(当时一、四方面军都在互相争取对方将领,陈昌浩就找过聂荣臻谈话,想把聂拉过来)
  当时由于一、四方面军实力悬殊太大,四方面军长期在张国焘的训导下,几乎所有将领都成了他的心腹(不服的早都杀光了),因此,尽管中央极力争取,但四方面军多数将领态度还是比较高傲和蛮横,这让毛泽东十分恼火,影响他以后一生中对待四方面军将领们的态度。但其中是有区别的。陈昌浩、王树声、孙玉清、王建安等人对中央表面还算客气,但明显冷淡而且有很深隔阂,黄超、李特、何畏、余天云等人则连基本的礼貌也不讲,根本不把中央和毛泽东等人放在眼里,徐向前、李先念等人态度就比较暖昧一些,对中央领导比较尊重,所以,他们就成了毛泽东内部“统战”重点争取的对象。
  徐向前称:“第一次见到中央领导后,毛主席还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我一枚五星金质奖章。”这是困境中的毛泽东争取徐向前的开始。我看过很多资料,在会师中,毛泽东还多次找徐向前谈话聊天(在回忆录中却没有提及?不明白为什么),问及四方面军的情况。说是问及,实际上是了解徐向前的思想情况,争取徐向前支持中央。毛泽东发现,徐向前和陈昌浩(陈和张国焘的关系过密,而且对中央领导人很冷淡)不同,是可以争取的,加上徐在四方面军的地位,争取到徐向前会对削弱张国焘起到很大作用。
  由此可见徐向前的政治魅力,不管是哪一派,看到徐向前后,都会认为他是可以拉过来的人。(以前张国焘初到苏区,后来江青想培植势力,也是这样对徐的)  但徐向前在关键时刻,还是选择了跟张国焘走,这让毛泽东极其失望,也使徐向前此后一生中被毛泽东视为圈子外的人。
  回忆录中称:“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聪明的徐向前不会不明白毛泽东的来意,但还是婉言相拒。可以想见毛泽东当时的悲凉心情,由于自身力量太弱,四方面军中竟没有一个高级将领愿意支持他。可以想见,当毛泽东独自率一、三军团仅仅七千人北上时,他是如何看待这支忠心耿耿跟着自已的部队的,可以想象这七千人为什么以后会出这样多的元帅将军高级干部,可以想象当时同样级别的四方面军将领为什么一直受到压抑。
  争取徐向前失败,影响了毛泽东对徐向前的看法。但不管怎么说,在所有四方面军领导人中,徐向前对中央还算尊重的,毛泽东也不可能将整个四方面军系统都排除在中共之外,所以,毛泽东以后也没有过分和徐向前计较,但是,他对徐向前和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嫡系是有区别的,只是选择了徐作为一个“代表”存在。他经常说:向前同志是个代表啊!什么代表呢,就是代表革命军队中的四方面军。
  相比同样是鄂豫皖苏区出身的徐海东大将,徐向前虽为元帅(这是“代表”产生的现象,王树声那个大将也一样是个“代表”),但和毛泽东关系却疏远多了。毛泽东一到陕北,尽管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不比中央红军弱什么,但徐海东没有任何二心,把一切都交给了毛泽东,全面服从,要人给人,要钱给钱,相比张国焘,患难之处见真情,毛泽东感动的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如果徐海东没有生病,毛泽东肯定会让他独挡一面。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基本就没担任什么重要职务了。和林彪、彭德怀、陈毅、刘伯承等人相比,徐向前军事才能不差什么,差的是对毛泽东的忠诚。
  但毛泽东还是给予了徐向前很高的政治待遇(尽管没有什么实权),由于四方面军出身的大多数人都受到了压抑,为此,徐向前对于这种极高的政治待遇还是感到十分有愧。他总是认为“没有随毛主席北上,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也是,如果他当时选择和毛泽东北上,可能以后会和林彪、彭德怀、陈毅、刘伯承等人一样咤诧风云。但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谁能判断清楚呢?徐向前一直就随张国焘干,在当时的选择十分正常,跟毛泽东走反而不正常了。
五、关于肃反
  三十年代红区大肃反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它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年土地革命走入困境、濒临绝境的重要原因。肃反有多严重呢?现在主流党史上仅仅称“扩大化错误”,这个错误却是血淋淋的,数万红军、党员和群众的人头落地。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反革命”?估计不到百分之一。所以当时革命者天天骂反动派“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用在革命者自已身上倒蛮合适。
  上面提到的中共三个类型领导人(元老派、国际派、农村派),在肃反上区别就大了,三类型中都有热衷于肃反的,也都有在肃反问题上比较理智,没有随意杀人的。其实,在当时的根据地里,肃反只是一个通行的要求,在具体执行上,根据地领导人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如果他是个理智的人,可以采取团结慎重的态度,避免波及太广,但如果他是个变态的杀人狂,极其狂热,或有其他宗派目的,当地的红军干部和群众就要倒霉了。
  上面三个类型的领导人又可以重新分为二个类型,一是热衷于肃反的。如元老派中的张国焘、国际派中的王稼祥、陈昌浩、沈泽民、夏曦,农村派中的毛泽东、关向应、戴季英等人。另一类是比较理智的。如元老派中的任弼时、项英、周恩来,国际派中的博古、张闻天,农村派中的贺龙、朱德等。在各个根据地中,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最倒霉,因为中央相继派去的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夏曦、关向应都是热衷于搞肃反的人,结果这两个根据地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和群众被杀,严重摧残了革命力量。而中央根据地呢,先期派去的项英、任弼时,后来去的张闻天、博古都不是嗜杀之人,情况反而好些。倒是毛泽东1930年搞的打“AB团”弄得很惨,冤杀了很多人。(项英、任弼时曾力图纠正这个“扩大化错误”)毛泽东1937年指着博古对斯诺说:此人曾想置我于死地。呵呵,如果博古象他一样的话,或者象张国焘、夏曦的话,他早就没命了。
  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是极其残酷的,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倒是没有否认这一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情况。他说:“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
  “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肖方、周维炯、姜镜堂,以及许继慎、曹大骏、熊受暄、陈奇、王培吾、李荣桂、柯柏园、庞永俊、潘皈佛、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黄钢、程绍山、王长先、袁皋甫、吴荆赤、王明、魏孟贤、任难、廖业祺等团以上干部,均先后被逮捕、杀害,令人痛心。营以下的干部、战士和地方上的干部、群众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部队纪律严格,抓就抓吧,杀就杀吧;地方上把群众搞翻了。”
  徐向前对肃反的原因也作了总结。第一是“张国焘搞个人统治,杀不同意见的同志”,这是符合事实的。热衷于肃反的人主要有三种,一是张国焘、毛泽东等人,主要是出于排除异已的宗派目的而肃反,二是陈昌浩、沈泽民、关向应等人,出于狂热的信念而肃反,第三是夏曦、李韶九、戴季英等人,他们杀人纯粹是出于阴暗心理,是杀人狂、变态狂。(夏曦把二万人的贺龙部队杀得只剩三千人,自已四个警卫员杀了三个,可见何等疯狂)
  毛泽东和张国焘一样,在苏区的威信是逐步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创建江西苏区时,很多人都和他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和白军作战,采取的是诱敌深入的方针,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军事策略,从今天看来,这个思想很伟大,是当时弱小红军的唯一正确选择。但当时根据地的一些领导人,特别是本地领导人就不理解了。地主组织民团还要保境安民呢!红军怎么能看敌人就跑,让敌人进入根据地内部遭踏呢?让家乡群众遭罪呢?所以,一些领导人就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这本是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但由于当时的复杂环境,毛泽东就认为这是“AB”团、特务在作怪,在破坏红军的作战方针,所以要肃反,要打“AB”团。
  将工作中正常的不同意见混淆敌人破坏,这是当时肃反领导人的通病。(陈昌浩的参谋长舒玉章因为事先有协议,反对打军阀刘存厚,和陈昌浩吵了几句,陈就说他是反革命,将他枪毙了)由此可见,他们是如何听不得不同意见的。相比之下,毛泽东多次顶撞中央代表任弼时、项英、博古,也没有招致杀身之祸。象“罗明路线”的邓、毛、谢、古等人,如果放到张国焘那里,是不会让他们活下去的。
  张国焘控制苏区的过程一样很不容易。初到苏区时,他对苏区的情况并不了解,以前也没有搞过实际的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工作,所以,在指挥中有些失误是难免的。但这下给原来根据地的领导人抓住了把子,不停地攻击张国焘(许继慎动不动就说张是“老右倾机会主义”)。这下激怒了张国焘,此人下手很黑(许世友就说老张“特黑”),将肃反作为工具,利用中央指示和国际派的狂热搞肃反清除异已,建立权威。
  第二是“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倾幼稚病。象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幼稚得很。”徐向前的评价很令人哭笑不得,还说沈泽民是好人!沈泽民的狂热是建立在别人的生命基础之上的,他怎么不把自已当“反革命”?`
  “陈昌浩同志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陈昌浩在建国后很可怜,还有人要为他翻案,从他在肃反时的表现来看,此人不死已是天理难容了。(人得志时不要狂,陈昌浩就是太狂了)
  第三条“逼、供、信,确实害死人。”这是客观事实不可否认的,在三十年代的审讯室里,是分不清GCD还是国民党的。
  “最后一条,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间,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经验推广到别的根据地去,来回折腾,大搞特搞,造成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这倒不一定,当时,教条主义最高领导人博古在中央苏区,就没有象张国焘、夏曦那样大面积地搞肃反,这还是在于个人的具体态度。不能把所有肃反的罪名全部加到“王明路线”头上。
  有时我总在想,当时肃反如此地激烈,有时红军一个师排长以上干部很短时间内几乎全部被杀,为什么部队没有出现波动,没出现第二个富田事变呢?为什么红军官兵在敌人面前是如此勇猛,在肃反者的屠刀面前就乖乖就范呢?无非是ZG的组织体系极为严密,肃反前做了精心准备等等。而徐向前在回忆录中也讲到了这一原因,不过他的说法令人吃惊:“当时内部杀了那么多的人,也没有把我们党搞垮,把红军搞垮。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红军。不革命,人民没有出路。干部被抓一批换一批,再抓一批再换一批。被肃掉的同志,难以数计。队伍就是不垮,极少有人叛变投敌。原因是我们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红军指战员,工农出身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血海深仇。历史证明,我们的党尽管多灾多难,但力量却是无穷无尽的。”
  原来如此,之所以红军战士宁可被自已人杀掉也不愿意跑,是因为“不革命,没有出路。”换句话说,跑掉或叛变,也会是死!令人瞠目结舌。
六、关于徐向前和阎锡山
  徐向前和阎锡山可谓有很深的渊源,首先他们是同乡,徐向前称:“五台县位于五台山南麓,因五台山而得名,是个山区小县。交通、经济相当落后,但也有比较富庶的地区。过去我们那里流传有“县不如镇,镇不如村”的说法。村,说的是阎锡山的家乡河边村,同我村仅一河之隔。阎锡山老家,高墙大院,豪门深宅,比那县衙府第要气派得多。”这个老乡关系真是够近的,只遗憾阎锡山比徐向前大十八岁,要不然两个从小就会在一起打麻雀了。
  徐向前和阎锡山还是师生关系,1919年,徐向前考入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这所学校为阎锡山所创办,阎锡山常去听课,还会对学生训话,徐向前肯定是听过阎锡山训话的。但当时阎锡山并不认识这个邻村的小老乡。可能是因为徐向前在学校一直表现不出众的原因,没有引起阎锡山的注意,但反过来想,如何当时阎锡山注意徐向前了,徐向前可能就没有以后的故事了。
徐向前和阎锡山也是对手关系。这种关系是抗战后期才开始确立的。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更是负责山西战事,和老同乡打了起来,结果当然是阎锡山被打跑了。
  让我注意的是徐向前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37)九月中旬,我带上警卫员乘阎锡山的小汽车去五台县。到了东冶镇,下车步行,在去永安村的路上,见有个老汉背着东西行走,满吃力的,近前一看,竟是我父亲。父子情深,一别数年,仓促相见,十分激动。我连忙搀扶着父亲回到村里,受到家人和乡亲的热情欢迎。
我父亲有文化,又因儿子是“匪首”之一,多年一直关心国事、政事,经常通过看报,了解党和红军的活动,了解我的踪迹。所以,思想比较进步,认为GCD爱国爱民,比国民党强得多。他说:“象谦,看来你这条路走对了!”我说:“逼上梁山哪!”后来听妹妹说,那些年国民党反共,阎锡山看在同乡份上,倒没来家里找麻烦。”
  据说徐向前在37年碰到阎锡山时,阎锡山说:向前,你可以回家看看,我对你家人怎样,我可不是蒋介石,六亲不认,我阎某人是对得起乡亲的!
  阎锡山确实是这样做的。按理,他是国民党要员,在十年内战期间,徐向前是“共匪”首领。各地国民党政府(不管是地方军阀还是中央嫡系)对“共匪”首领的家属都是搞诛连政策的,毛泽东的亲属就受何健不少罪。但阎锡山没这样做,蒋介石吩咐也没这样做。本来阎并不认识徐向前,后来才知道有一个小老乡,曾做过他的学生,成为共产党的大头目。阎锡山重乡情,认为不管怎么说,徐向前也是家乡出的一个大人物,也是家乡的神气显灵。所以,阎锡山对徐向前一家特别关照,徐向前的哥哥就在阎的军中做事,阎锡山也格外信任他。在整个中共领导人家庭中,徐向前一家可能是境况最好的,这和阎锡山的保护是分不开的。
  我本来认为阎锡山只是一个目光短浅、腐朽没落的军阀,是中国最落后势力的代表。不过看了他和徐向前的故事后,为阎身上的人情味深深打动,对他的为人也有了一丝敬意。
七、关于陈昌浩和曾中生
  看完徐帅的回忆录,谈谈对陈昌浩和曾中生的浅薄看法。
  我认为毛泽东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具有常人所没有战略眼光,也就是说,他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下,变化莫测的形势中,选择是最符合自已发展的策略。陈伯达就说:毛主席就是个天才,别人看不到的事情,他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准的事,他能一针见血。相比之下,王明没这个本事,张国焘这方面能力也差得多。不仅他们,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风云一时的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也不具有毛泽东的非凡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  王明一伙的留苏派,是苏联培养好以后强行嫁接到中共的。这类人大多数长于理论,短于实践,就是经过实践,也证明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型的,没有很强的实践能力,既不善于做事,也不善于人际,多数人做点研究型的工作还合适。
  我认为陈昌浩也是这一类的人。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对他倒是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能写会讲,充满热情,威信很高”。但能写会讲并不代表一个人实际工作能力就强,一个人实际能力强不强,关健在于在处理现实问题时能不能拿出正确主张。(当然,能写会讲是前提)从陈昌浩的表现来看,在一些重大紧要关头,他屡屡判断失误,充分暴露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迂腐和幼稚。
  陈昌浩实际工作能力一般,还表现在他政治上依赖张国焘,军事上依赖徐向前。至于他亲自坐飞机到敌人阵地上扔炸弹,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我只捡陈昌浩几个事情来说明他缺少正确的判断力。一是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明摆着两军矛盾不断增加,斗争逐步显现,陈昌浩一方面积极参与斗争,另一方面又没有应有的警惕性。当他离开张国焘和毛泽东等人独处时,在老毛面前就显得极其小儿科了。
  可想,陈昌浩没有掌握党内斗争的基本策略,你已经站在了张国焘一边,已经和毛泽东等人对立,处事又如此优柔,怎能不吃亏?
  第二就是西路军的问题。和其他留苏派一样,陈昌浩把共产国际的话当成圣旨(毛泽东从来是用实用的态度来对待国际的)。当他发现国际不支持张国焘搞第二中央时,立马慌了神,知道自已犯了“大错误”,从此对中央的话唯命是从,力图改变自已在中央和毛泽东眼里的印象。要知,他在中央眼里已经是异类,是张国焘分裂“最得力的助手”,这种政治印象想改变是不可能的,政治斗争中也不存在什么怜悯可言,求饶只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相反,只有靠实力说话,才能有自已的地位。陈昌浩在西路军时,应当审时度势,不盲从任何人的话,自已带部队打出一片天地来,以后在中央里才会有地位,才不至被批得很惨。可他却变得对中央电令(实际上是毛泽东等人主持)唯命是从,部队忽东忽西,命令多变,最后几乎全军覆没。可悲在此,毛泽东等人本身就对陈昌浩和西路军有成见,怎么会给你正确的“指导”呢?西路军失败,也充分说明陈昌浩没有独挡一面的能力。  第三是陈昌浩到陕北的表现。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没了枪杆子,在徐向前的提醒下(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陈昌浩才明白过来,没有枪杆子回陕北不会有好结果。陈昌浩后来想回湖北老家自已拉队伍就是这个目的。可事实证明陈昌浩实际能力根本不行,指望他自已从零开始拉一支队伍是不可能的。(这是王明等人的弱点,和毛泽东、贺龙等人相比差远了)陈昌浩只能孤身回到陕北,后来和张国焘的对话很有意思(何福圣回忆):
  陈昌浩说:老毛不屑于见我了吧,也没关系,我想通了,成者王败者寇嘛。我听说先念回来只干个营教导员,我想通了,只要让我出来工作,当个战士也行。
  陈昌浩的想法真是天真极了,不明白自已已经成了一条“错误路线的代表”,还梦想出来工作?他大概认为李先念能做个营教导员,老毛起码也应安排个团政委给自已干干吧!
  陈昌浩得志时,在四方面军是相当狂妄的。不但随意杀了不少干部战士,高级将领很多人还受过他的鞭打(如倪志亮等)。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对一方面军的将领态度也很恶劣,甚至对和他一样从莫斯科回来的留苏派也不客气,这些都是造成抗战以后中共内部长期没人为他说话的原因。
  再说说曾中生吧。
  曾中生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革命家、军事家,一直有很高的评价。徐向前也说他:能文能武,十分能干,比沈泽民等人强多了,也比张国焘强。张国焘也十分欣赏曾中生,如果不是因为他个性太强不听话的话,四方面军三把手很可能不是徐向前。
  但曾中生在政治斗争策略上却不如张国焘,更不如老毛。
  曾中生实际工作能力是很强的,但他有致命的弱点,就是个性太强。他和张国焘有着天然的矛盾。三中全会后他是鄂豫皖苏区一把手,四中全会后来了张国焘,他失去了原有的地位(这是王明搞的鬼)。这对曾中生打击是很大的,也使他对张国焘有天然的敌意。
  但曾中生如果学毛泽东的话,就应当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以待时机,平时少说话,少提意见,特别是碰到张国焘这样心胸狭隘的人。(老毛在中央苏区提意见是比较多的,但博古和张国焘不一样,没有采用肉体清除的办法)
  可惜曾中生个性太强了,见不得不顺眼的地方,更令张国焘不能容忍的事,他喜欢搞私下串联,开私会向张国焘斗争,还喜欢直接写信给中央。这些都是不尊重张国焘,不把他这个一把手放在眼里。这就不奇怪张国焘要对他下手了。
  曾中生反张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小河口会议期间,他没经过四方面最高领导(张国焘、陈昌浩,也包括徐向前)搞私下串联,向张国焘写了一封上书信。当这封有数十名四方面军将领签名的信交到张国焘手里时,张国焘内心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但当时四方面军刚退出鄂豫皖,处于敌人包围中,情况危急,搞不得内讧。张国焘忍了,提出召开会议研究战略方向问题,在会上他接受了曾中生等人的批评,还表扬提拔曾中生等人。曾中生天真地以为张国焘改了,其实,召开会议讨论本身就是对曾中生搞私下串联行为的否定。
  曾中生私下串联没带上徐向前,可想在当时,曾中生也把徐向前看做是“张国焘的人”了。
  当然在后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曾中生终于看到了希望,要写信给中央,但为时已晚。由于他以前言行过于激烈,张国焘不愿意将这样一个对手放出来,曾中生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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