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知从何时起，很多现代小说的基调都很颓废。颓废也很凄美，抒情，只是世风也在颓废中沉沦下去。幸好还有为数不多的几部激荡心弦的作品，重新唤醒那颗日渐枯萎的心。《第三军团》，是我那些年的挚爱，也寄托了那个脆弱的灵魂唯美的希冀。多少个午夜梦回，几个少年身后尾随着一个怯生生的男孩，他们转过身来，拍拍男孩的肩头，携手同行……
即使封面正中“儿童文学传世名著”几个十分显眼的大字，也不能让人打消这是一部军事文学作品的猜想。事实上，小说的情节一直围绕着中学校园展开，作者在表现手法上采取了先抑后扬、欲露还藏的策略，更令“第三军团”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小说第273页——
骆强说：“解放军是第一军团。解放军不管的事有人民警察来管，警察算是第二军团。警察管不了的事我们来管，我们就叫第三军团怎么样？”
原来如此。
军队、警察都是国家暴力机关，他们都是体制内实现社会正义的法定组织（当然，中学生的理论水准可能认识不到现代民主国家军队的角色已经淡出前台）。几个高中生组织的所谓第三军团——在性质上显然属于体制外的非正式社团。前者对权利受损害的救济属于公力救济范畴，而后者属于私力救济；前者在法律秩序之内，后者在秩序之外；前者体现了正义与秩序的统一性，后者则往往是矛盾性的表现：警察依职权纠正不法行为，查办不法分子，属于公事公办，依法行政。第三军团的所作所为则不然——他们在公车上暴打窃贼、歹徒的行为还勉强算作正当防卫，但狠揍甄宏、撕毁其护照、火烧其纸币的行为，明显地已经突破了秩序的框架，超越了法律的底线。
有论者分析这部小说思想内容时，指出“第三军团”一系列活动“就是侠”，其本质特征是“用并非法律内的手段去惩罚邪恶、伸张正义”。他批评“第三军团”“都不会想到法制，甚至蔑视法制”，“这种意识是不怎么健康的，一定条件下甚至是有害的”，“集中到一点，就是与现代法治思想的距离”。
文艺评论界关注到法律的问题，确可一窥国人法律意识的提升，弥足欣喜。但是，第三军团的行为，果真为法所不容乎？
从法学的视角出发：正义和秩序都是法律的价值取向。正义与秩序的关系，恰似潮流与堤坝。我们期盼正义在秩序的框架内实现，正如希望潮流在堤坝的围堵中涌动。正义超越秩序的界限，是很多法律人坚决反对的，理由是这一情形若成为常态，则会导致秩序的崩溃，恰似大堤决口、洪水泛滥，必将陷生民于乱世，同时正义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丧失其属性、气势和力量，最终如强弩之末势不能持久。因此长久以来，公力救济被捧上圣坛，私力救济被视为落后、不文明和应否定的现象，抑制私力救济成为法律的一项重要功能。一个重要的考虑，是私力救济破坏了法定秩序，虽然它实现了正义。
如果秩序足以保障正义的实现，确是一大幸事。然而——《第三军团》中出现了这样的情节：
他（作家，笔者注）变了调地喊起来：“警察——警察——警察”
小雪的妈妈……凭着一个正直的人的良心，给上级部门写过两封信反映问题，其中指名道姓地说到了甄宏。现在，她明白了，那信一定又转回到被告人手里。他们之所以这样狠毒地坑害自己，绝不是想从她身上榨出钱来——她没有钱！他们就是想整治一下敢于揭发他们的人。
甄宏被公安局拘留了。甄宏被抓的消息虽然没有见诸报端，但只有一两天的工夫便在古龙区传开来。人们先是不相信，接着便是感到快慰，再接下来又是担心……一个既没有觉悟也没有水平，更没有什么背景的卖西瓜小贩说：“猴儿拿虱子——瞎掰，出不了一个星期，准出来！”此话不幸言中。第三天晚上，甄宏便出来了……那神态却不像从拘留所里出来，倒像是参加奥运会为祖国得了一块金牌……
我们看到：作家的第一反应是喊“警察”，然而警察并没有来，来的只是一群看客；小雪妈妈希冀通过依法举报，由法定机关查处不法分子，她对秩序满怀信心，然而秩序跟她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举报信转到被举报人（小说中“被告人”的表述不是法律概念上的）手中，自己反受其害；当甄宏落入法网，秩序终于有望对破坏秩序者发挥威力的时候，连街头的小贩都不相信秩序会来真的——果不其然，甄宏出来了，并且大摇大摆地向秩序示威，秩序成了纸老虎。这些情形，确实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中，至少是现阶段。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
顾永泰平静地说：“我告诉你，甄宏是我叫人打的。这种残害人的家伙抓进去又放出来，难道不该教训教训他吗？”
屋里的人全都惊呆了！这老头难道疯了不成？
顾永泰是一位五十九岁的中学校长，他在小说结尾之前给人的印象颇有点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待人冷漠，也是他积极追查第三军团，怀疑其就在本校。然而当他亲眼看到第三军团——他所在学校的几个学生痛打甄宏，了解情况后，一改素日对第三军团的仇视，将全部责任大包大揽到自己身上。他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一位校长对学生的爱，莫若说是一个“人”对正义之爱！他的行为无疑也破坏了秩序，但是，现在这个“疯了”的老头儿很可爱，我们不希望他对警察实话实说……
这部小说通过情节的展开，再一次向世人宣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一主题。同时也为法律人提出一个设问：正义与秩序的矛盾和对立如何解决？
如前所述，正义与秩序，恰似潮流与堤坝。二者都是法律价值取向，但不可等量齐观。正义是目的，秩序是手段，后者不但是为顺应前者而设计，同时也必须适应前者而存在。秩序对正义的调整，只能是局部而不能是根本，恰如滚滚长江东逝水，乃是大势所趋，堤坝可以短途调整其流向，但不可能令江水倒流。正义之潮如江河奔涌，浩浩荡荡，我们希望它在秩序的堤坝内流动，但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固有的秩序之堤不能满足或者过多地限制正义之潮，正义就要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其价值目标。也就是说，如果正义不能在秩序的框架内得到实现，人们谋求秩序外的正义便势不可挡，比如著名的蒋爱珍案就是这样。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也可以作为论证革命无罪的根据，如果不承认此点，甚至无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
同理，从事物的另一个方面出发，无论是否承认自然法的存在和地位，至少无可否认：正义是法律至高无上的追求。如果秩序不能保障正义甚至阻碍正义的实现，则是秩序本身存在问题，需要调整。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秩序外的正义，有时候正是秩序缺位、错位、无能的结果。此时如果恪守秩序而放弃正义，甚或以秩序为由而否定正义，无异于削足适履，舍本逐末。当秩序不足以保障正义之时，就应当容忍甚或支持秩序外的正义补充进来，而不是相反。法治国家不是单纯恪守僵化的法律条文，而是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贯彻以正义为最高指针的法治精神。所谓有法制之法未必有法治之治，不应把法律条文抬高到不应有的高度和不容置疑的地位。法在人之上，应当理解为在个人之上，决不是在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的人之上。从法治的视野出发，第三军团不是蔑视法制，恰恰相反，它的存在是对法治的有益补充。秩序的无能不代表法律的无能，当法制的调整出现滞后和无力的时候，允许并保障秩序外的正义，正是法律最高价值的自我实现，这也是与法治的目标相吻合的。
同时，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孰优孰劣，也不能一概而论，它们是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内发挥着特有的积极作用。当然前者的适用范围远远大于后者，但这不能成为否认后者合理存在的理由。例如小说中三个流氓在公车上盗窃财物、寻衅滋事，虽然可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但这是对违法行为的事后处罚，成本很高，缺乏现实性。如果没有“第三军团”的出现，这类事件合乎逻辑的推断定是不了了之。私力救济令不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的时候受到及时制止，是对合法权益最直接、最有效的保障，这是公力救济所不能取代的。
从小说中我们看到：警察叔叔查办第三军团可谓不遗余力，马到成功；但对于甄宏等真正的邪恶势力却如此软弱无力，两相对比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电影《武状元苏乞儿》结尾有这样一段对白——
皇帝：“你丐帮弟子千千万，你一日不解散丐帮，叫我怎能安心？”
苏灿：“靠!丐帮弟子有多少不是我说的算而是你说的算……要是天下被你治理得人人富足，鬼才做乞丐！”
警察叔叔如果看过这部电影，是否也应当想到：倘若甄宏之徒获罪伏法，而不是“抓进去又放出来”，第三军团难道能冲进国家机关暴打甄宏不成？如此，也就不必费力追查这一事件了。正如骆强所说，第三军团管的是“警察管不了的事”。“第二军团”执法不力，才是第三军团存在的原因。
当然，第三军团如同小兵张嘎一样，稚嫩的肩膀担当了过于繁重的社会责任。从文学上说，这种浪漫主义的表达本无可挑剔，但是，从国家的法制设计和法治宣传的角度出发，却要警惕第三军团沦为“法治童工”。陈西滢言：“虽然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你们目下还算不上‘匹夫’，这责任不妨诿一诿，等你们成了‘匹夫’，再来担当吧。”这话自然是对他们的父兄，尤其是他们的师长说的。将未成年人推上匡扶正义、舍身护法的风口浪尖，是国家的失职。易言之，这种个人选择必须尊重；然而这种公共选择，却不值得提倡。
有一天傍晚，一个顾客在一个摊子上买了5斤橘子，回家一称，只有三斤。回头去找摊主，那摊主不认账，反而觉得受了污蔑，拿着不是当理说，没理的反倒成了有理了。
顾客看争辩无望，临走时搁下一句话：“你就不怕第三军团么？”
摊主一愣，急忙从筐里撮了一秤盘橘子追了上去，倒在顾客的网兜里，还嗔怪地说：“哥们儿不识逗！”
第三军团的威力可见一斑。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顾客临走时搁下一句话：“我去工商局投诉你！”结局会是如何？小说中作家变调的呐喊，已经给出了答案。值得深思的是：第三军团的威力从何而来，如果秩序内的正式组织没有留下这一空间？
我们更期待秩序的威力，并且这一威力指向正确的对象！
＊ 陈朝晖：辽宁润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渤海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