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谈钱钟书 西方哲学史

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

钱默存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虽不感意外,却不免为之怆神。我没有资格写正式的追悼文字,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交。但是二十年前,我以偶然的因缘,两度接席,畅聆先生语妙天下,至今不忘。先生昔年挽陈石遗有“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之句。我写此短文只能表达第一句之意。

  1978年10月下旬美国科学院派了一个“汉代研究考察团”到中国大陆去作为期一个月的访古,我也参加了。在北京时我提议去拜访俞平伯、钱钟书两位先生,同团的傅汉思教授又提出了余冠英先生的名字。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安排,我们便在一天上午到三里河俞先生寓所去拜访这三位先生。开门的是默存先生。那时他已六十八岁,但望之如四、五十许人。如果不是他自报姓名,我是无论如何猜不出的。

  交谈在俞先生的客厅中进行,大致分成两组:傅汉思主要是和余冠英谈汉魏诗的问题,我和俞、钱两位则以《红楼梦》为开场白。但客厅不大,隔座语声清晰可闻,因此两组之间也偶有交流。事隔二十年,我已记不清和默存先生谈话的内容了,但大致不出文学、哲学的范围。当时大陆的思想空气虽已略有松动的迹象,但层冰尚未融解,主客之间都得拿捏着说话的分寸。好像开始不久我便曾问他还记得他的本家宾四先生吗?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一点背景主要是得自宾四师的闲谈。这是间接的“叙旧”——中国人过去在初见面时常用的一种社交方式。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幽默,说他可能还是宾四师的“小长辈”。后来我在台北以此询之宾四师,宾四师说完全不确,他和钱基博、钟书父子通谱而不同支,无辈分可计。但默存先生并不接着“叙旧”,我也知趣地转变了话题。接着我好像便把话题移到《谈艺录》。他连说那是“少作”、“不足观”。

  这时隔座的余冠英先生忽然插话,提到默存先生有一部大著作正在印行中。默存先生又谦逊了一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管锥编》的书名。他告诉我这部新书还是用文言文写的。“这样可以养活毒素的传播”,他半真半假地说(原话我已记不住了,但意思确是如此)。我向他请教一个小问题:《谈艺录》提到灵源和尚与程伊川二简,可与韩愈与天颠三书相映成趣。但书中没有举出二简的出处,究竟见于何处?他又作滑稽状,好像我在故意测验他的记忆力似的。不过他想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大概可以在元代《佛祖通载》上找得到。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两句诗打“诽谤”官司。我并补充说,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似乎确有其事。但是他不以为然,认为“退之”是卫中立的“字”。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默存先生的博闻强记实在惊人。他大概事先已看到关于我的资料,所以特别提及当时耶鲁大学一些同事的英文著作。他确实看过这些作品,评论得头头是道。偶尔箭在弦上,也会流露出锐利的锋芒,就像《谈艺录》中说Authlr Waley,“宜入群盲评古图”那样。但他始终出之于一种温文儒雅的风度,谑而不谑。

  第二次再晤是在美国。197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其时正值中美建交之后,双方都在热络期间。代表团的一部分人访问耶鲁,其中便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等。领队的则是赵复三先生,因为在校方正式的招待会上,赵先生特别推让默存先生在英文致答辞,好像这本来应该是赵先生的任务。

  我和傅汉思先生等人当然到火车站去迎接代表团。其中我唯一认识的只有默存先生。我正要向他行握手礼时,他忽然很热情地和我行“熊抱”礼。这大概是当时大陆行之已久的官式礼数。我一时不免有点张皇失措,答礼一定不合标准。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黩存先生确是很诚挚的,这次用不着“叙旧”,我们真像是“旧交”了。

  当天晚上,我和陈淑平同受校方的委托招待代表团全体在家中晚餐。连客人带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这个自助餐是陈淑平费了三天功夫准备出来的。我们平时极少应酬,这样的热闹在我们真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现在试说有关默存先生的事。

  默存先生是坐我开的车回家的,所以一路上我们有机会聊天。仅仅隔了四、五个月,我觉得已能无所拘束,即兴而谈。大陆上学术界的冰层似乎已开始融化。外面流传了很久的一个说法是他担任了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我为此向他求证。他告诉我这完全是误会。大陆曾有一个英译毛泽东选集的编委会,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难得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我也问他《宋诗选注》为什么也会受到批判,其中不是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大概因为时间不够,但主要恐怕是他不屑于提到当时的批判者。他仅仅说了两点:第一,他引《讲话》中的一段其实只是常识;第二,其中关于各家的小传和介绍,是他很用心写出来的。我告诉他胡适生前也说他的小传和注释写得很精彩。

  我当时隐约地意识到他关于引用《讲话》的解释也许是向我暗示他的人生态度。1957年是“反右”的一年,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他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层是我在二十年前便已看准了的,现在读到他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我更深信不疑了。这两句诗是:

  筋力新来楼懒上,

  漫言高处不胜寒。

  这是他的“咏怀诗”。

  那天晚上吃自助餐,因为人多,分成了好几处,我们这一桌上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几位,大陆来的贵宾们谈兴很浓,但大家都特别爱听默存先生的“重咳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就我记忆所及,客人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他们几十年来亲身经历的沧桑,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彼此怎样“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见《林纾的翻译》)。默存先生也说了不少动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闻海内外的头面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晗的事。大概是我问起历史学家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有人说了一些前因后果,但默存先生忽然看着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大意如此)回话的神情和口气明明表示出费先生正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费先生则以一丝苦笑默认了他的话。刹那间,大家都不开口了,没有人愿意再继续追问下去。

  在这次聚会中,我发现了默存先生嫉恶如仇、激昂慷慨的另一面。像陶渊明一样,他在写《归园田居》、《饮酒》之外,也写《咏荆轲》、《读山海经》一类的诗。试读他一九八九年的《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寰。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不图牍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不敢笺释他的诗,以免“矜诩创获,凿空索隐”(《槐聚诗存.序》)之讥。读者可自得之。

  1979年别后,我便没有再见过他了。不过还有一点余波,前后延续了一年多的光景。默存先生依然严守着前一时代中国诗礼传家的风范,十分讲究礼数。他回北京不久便用他那一手遒美的行书写来一封客气的谢函。我虽经年难得一亲笔砚,也只好勉强追随。这样一来一往,大约不下七、八次。他的墨迹我都保存着,但因迁居之故,一时索检不得。但最使我感动的是在《管锥编》第一、二册出版后,他以航邮寄赐,扉页上还有亲笔题识。不久我又收到他的《旧文四篇》和季康夫人所题赠的《春泥集》。受宠若惊之余,我恭恭敬敬地写了一首谢诗如下:

  艺苑词林第一缘,春泥长护管锥编。渊通世竟尊嘉定,慧解人争说照圆。冷眼不饶名下士,深心曾托枕中天。鋗轩过后经秋雨,怅望齐州九点烟。

  诗固不足道,但语语出自肺腑,决非世俗酬应之作。《管锥编》第三、第四册面世,他又以同样办法寄赠,以成完璧。我复报之以《读〈管锥编〉三首》:

  卧隐林岩梦久寒,麻姑桥下水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全汉文》卷二十)

  “避席畏闻文字狱”,龚生此语古今哀。如何光武夸柔道,也为言辞灭族来。(《全后汉文》卷十四)桀纣王何一例看,误将祸乱罪儒冠。从来缘饰因多欲,巫蛊冤平国已残。(《全晋文》卷三七)

  默存先生冷眼热肠,生前所储何止汤卿谋三副痛泪。《管锥编》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以上三节不过示例而已。先生寄赠《管锥编》四巨册,都经亲笔校正,尤足珍贵。寒斋插架虽遍,但善本唯此一套。噩耗传来,重摩兹编,人琴之感,宁有极耶!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最后,我要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21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

余英时谈钱锺书

傅杰
    
  1998年12月,钱锺书先生驾鹤西去之际,时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的余英时先生发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回忆了他与钱先生的交往,文末写道: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
    
  时隔十年,余先生的希望还未兑现。2007年圣诞节前夕,在普林斯顿绿树掩映的余府,我们有机会听余先生继续谈论钱锺书先生。这里刊布的是余先生谈话的一部分。
    
  在钱先生的后半生,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再有好的生存环境了,但钱先生既基本上不被政治运动灼伤,又保持着自己的人格独立,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余:我想这个原因很复杂,首先他是中年一代的知识人———我不叫知识分子,我叫知识人。老一辈中比较出名的学者,或者政治上活跃的很容易被注意,或者被批判,而他没有这样的问题。第二他与政治毫无牵涉,他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帮中央图书馆编过英文杂志以外,找不出他有政治联系来。所以他也不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第三他到了北京以后,先是在清华,后来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避风港。因为研究所可以没有学生,可以避免许多困扰。后来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委员会,在政治上比较安全,没有什么东西会骚扰到他。当然他会感受到各种风浪,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他有自己的价值系统跟思想,也可以说思想系统都已经确定了,不会因为政治局面改变、新的意识形态有强烈的要求,他就要去适应。他基本上不大适应的。他也不是说完全不适应,就是说适应得不大看得见。比如说他在《宋诗选注》的序言中,当然要适应当时的情况。他很聪明,他就引用一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他后来在这里亲自和我说,他引的话,几乎都是常识,所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也能保护自己,也能够知道怎样明哲保身。这几种原因加起来,他可以继续做他自己早年开始的工作。他晚年写的《管锥编》四大本,上百万言,都是他读书笔记整理出来的,跟早年写《谈艺录》基本上是一个路数。所以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在事变中怎么样适应,而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原有的原则,不会做出很不好看的样子,或者像冯友兰那样一再骂自己,他都没有做过。这就是他能够继续不断的学问,继续做学问。只要你没有别的任务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笔记。
    
  他写《谈艺录》的时候还很年轻,也就三十出头,在那个时候他差不多就已经确立了他一生的学术风格?
  余:他早年就以聪明著称,他小时候,我的老师钱穆看见他父亲叫他背书,他很小就在他的父亲督促之下念了很多书,而且他真正念通了。所以他真的是有他自己的看法,不会说一个新的学说出现他就震动,他不容易动。这个东西能保持到最后也是因为早年有这个深厚的根基,他到清华的时候,各种文集他看得相当多,英文也看得相当多。他也通拉丁文,也通法文,也通德文。他有许多管道吸收思想,所以不会为一种学说所俘虏。因为我们普通人常常会被一种思想所俘虏,也并不是那个思想力量大,而是那个思想背后有更大的现实的力量支持。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就靠他早年念书的结果。
    
  一直有人在说,他的《管锥编》也好,《谈艺录》也好,写的都是片段,他没有建立自己很完整的体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我知道这是通常对他的批评,我最近看到有个人引过叶公超一个评论,说钱锺书的问题,是他满地都是散钱没有串起来。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另外我要给他做个解释,他不大相信抽象系统,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曾说黑格尔造一个大系统,他自己也不能住进去,旁边还要造个小房子自己住。这个大系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认为他基本上就不是讲求系统性的人。如果我们用西方的观点,以撒亚•伯林———也是牛津大学的———讲了有两种人,一种是狐狸,样样都知道,这就是钱锺书;一种刺猬,刺猬一定要造一个大东西,这个大东西在哲学上讲就是系统,文学上也可能称它是文学系统文学理论,这个东西钱锺书都没有兴趣。他捕捉的是一种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来很可观,就是这样说他是有许多散钱,没有整个串成一串,可是他有很多小小的串子,串起来的,那些还是有用的,而且是永远有用的。换句话说就是所谓大系统,往往没有几年,就被人丢掉了,就忘记了。你留下真货,还是有用的。所以《管锥编》还是继续有它的价值。
  同时他的治学方向,可以说早年接受晚清遗老的影响太深,就是专门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要跟人家较胜负,要超过别人。他是非常好强的人,总要知人所不知。知人所不知不能在大系统上发挥,只能在小的地方:我知道这个典故,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这个诗人人都知道是某某人的,出在哪一篇,这是中国考证学派的影响,因为他父亲钱基博先生还是受老派的影响,所以他很早就跟像陈石遗那样的老一辈谈诗论艺,二十岁左右就已经迷上遗老那一套训诂啊、找出处在什么地方啊这些别人不大注意的东西,他要在这个上面求胜。求胜只能在这些小的点上求胜负,大的地方讲不清楚的。你一套我一套,也没有人能够评判的。他后来走的路子是中国传统的、清朝人发展的一种笔记为主的著作,如《日知录》,或者更早一点的像南宋末年王应麟的《困学记闻》。他们这些笔记都是非常有原创性的。陈援庵先生就说清朝人的笔记就等于一瓢奶粉,你要拿热水一冲,就是一杯很好的牛奶了。现代人都从《日知录》这里面找一两条,然后再去发展再去发挥,再加水分,那就变成一杯牛奶。现在的论文或者专书,往往也不过是古人笔记的一条两条。所以从这个上面看,钱锺书的遗产学术价值永远是有用的,但是他确实没有一个大系统。他是注重小的结果,较少注重大判断,大判断他不是很在意的。他偶尔也有一些大判断,比如论中国诗与中国画有两种相反的途径,不过这样的东西不多。他主要的贡献都是笔记式的。笔记式有一个好处,就像《管锥编》你可以说是读书笔记,而且是以书为本体为本位,他不需要有个架构。现代在西方学术或者在中国学术,多半要求你有一个结构,你自己要提供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往往是创造性的。这个结构好,就可以把许多不同的东西放进来。但是他自己不要结构,他以书为结构,他讲《周易》就以《周易》为结构,讲《左传》就以《左传》为结构,在这里面找我可以用的地方,可以发挥的地方。不但是把它原原本本的,原来的意思精益求精,讲得非常精到,同时还要牵扯到西方,他跟西方的比较沟通,这是他从《谈艺录》里面,已经开始的工作,就是所谓二西之书:一个是佛教的西方印度,所以他里面用佛教的、禅宗的东西也很多;另一方面当然是西方的哲学文学,各种各样的东西,跟中国拉在一起的时候,他把它抓在一处,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不光是中国有,外国也有这样的想法,也有某种表现。也可以说,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处。他很少讲相异之处,相异之处,就是要讲一个大的背景,大的架构。所以他可以避免这种大的判断,也可以少给人家攻击的余地,你没法攻击他,他根本不讲那一套。他讲同不讲异,至少异讲得很少,我几乎找不到他讲中西相异的地方。因为相异的地方很难讲。某一个典故中国人用,西方人也用,是吧?月亮象征什么东西,这个都可能找到共同之处的。所以就是把中西贯穿起来,这个贯穿起来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假定,这个假定就是说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你不能把它看成是绝然不同的。这本身是有很大意义的,因为现代人往往要强调,我们中国文化有什么特殊性。如果真要追究这个特殊性在哪里,你又说不出来。但是钱锺书至少用实际的成绩证明了这一点,光说这一句话很容易,但是怎么样相同,钱锺书是千百万的例子去找了。
    
余英时谈钱钟书 西方哲学史
  有学者批评钱锺书先生缺乏问题意识,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余:问题意识是西方的观念,实际上是这个观念十九世纪早就有了。钱锺书不是没有问题意识,他把一个问题意识往往打散掉了,打散掉后往往变成许多小的问题。一般的读者接不上,因为他没有这个知识背景,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很坦白地说,有些可能是读者的程度问题,而不是钱锺书本人的问题。我认为他有问题意识,不过是他的问题表现方式,不是一个,做大块文章。因为他要讲的,一般人常识知道的问题他都不提的。那最后只能追到几个很尖端的点上去谈问题。一般人哪能个个都有他的背景,就一下子跳到尖端?所以就根本不知道他谈的是什么东西。我不认为这样的批评是能够把钱锺书的价值减低,他有他的问题意识。不过你自己没有这个程度,到不了他的问题上面去,他的问题层面比你高。换句话说,在他提出并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问题。
    
  现在不少人在研究钱锺书,形成所谓钱学。
  余:我认为钱学很难研究,因为他是没有一定形状的,你怎么去研究他?现在我看有些研究的人只是说他看不起人,骂别人,用各种方式骂。那对钱锺书并不是很合适的一种研究方式,可能使人将来对钱锺书发生很大的误解,甚至于产生很大的反感,以为钱先生就是专挑别人的毛病。有人讲读书有几种方式,一种是你在书里面看别人的好处,这样你就得到益处。另外一个方式你看别人的书,尽挑毛病,百孔千疮。如果两个不同的人念书,一个是在里面找他的好处,再坏的书也有好处,也有所得;反过来说再好的书也有毛病。一个人专门找毛病,一个人专门看长处,结果下来,找长处的人得到的是正面的东西,找坏处的人得到的是负面的东西,不过说这个人错了,这个也没有看见,那个也没有看见,那样反而显得小气。清朝初年,像阎若璩知识渊博,样样都知道的,可是后来全祖望骂他,他因为自负渊博,反而显得自己很陋,那就变成陋儒了。所以这位大学问家虽然样样都知道,什么典故都知道,清人反而认为他是陋儒。我想钱锺书不是陋儒,他超过了这个境界,他忍不住要讽刺别人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要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拼命宣扬出来,那最终无非证明他博闻强记,比别人更高一筹,不能证明他实践中一定高。这样的研究方式是对钱锺书的恭维还是伤害,那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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