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 在首次国共合作时期，多数华侨尤其是上层处于矛盾遑遽状态。其代表人物出现联共派与反联共派的矛盾和斗争。这时孙中山期待华侨人力财力支持虽不如前此迫切，但日益坚定而鲜明地捍卫华侨利益。他觉察到上述两派斗争，并且适时地进行了酌情处理，这体现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系列事件中。总的看来，此时期华侨上层对国共合作态度冷淡，华侨中下层群众则亟欲冲破封锁和诬陷，支持国民革命，孙中山和华侨的关系因而有亲有疏。
〔关键词〕 首次国共合作 孙中山 华侨 联共与反联共 亲疏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与华侨的关系，迄今尚未见专文论述，很可能是一则限于资料，另则牵涉到一些颇难评析的事件和人物。本文试图依据初步掌握的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聊当引玉之砖。
一
孙中山和华侨的关系，在进入国共合作时期后，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新考验。
如果说，与侨居地统治者有较密切联系而对国内封建统治者尚怀较多寄望的华侨资产阶级上层人士，在辛亥革命时期已如胡汉民所说的“最不革命，最怕革命”(1)，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也有卷入革命的。那么，当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要进行改组，实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合作共事，这就不仅对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是一件难事，而且对所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是一个新课题。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世界局势发生着重大变化。俄国经过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东欧中欧涌起的社会主义革命虽迅速被镇压下去，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斗争却方兴未艾，在中国和亚洲一些地区，共产党或有共产党参与的民族主义政党次第建立，这不能不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安、恐惧和仇视，反共宣传在一些地区狂热地进行。处在这样氛围的华侨资产阶级，其处境虽有异于侨居地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白人或本地资产阶级，但他们毕竟是有产阶级，深怕“共产”。对于绝大多数下层华侨群众来说，他们既较难了解国内发生事件的真相，又因长期被扼制在由华侨上层所控制的各种华侨社会团体里，而难以充分表达自己要求社会解放的意向。但就中国国内及某些侨居地而言，当时面临的不是“共产”威胁，而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与之狼狈为奸的当地反动统治的压迫和剥削，他们追求义、利、情的趋向还是希求祖国独立、民主和顺利地发展资本主义，而这一趋向又使他们要求把国内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到胜利；但提供这种支持不仅有导致“共产”的威胁，而且会因此遭受侨居地统治者的迫害，这就使相当多的华侨特别是他们当中的中产阶级处于十分矛盾遑遽的状态。于是，就在华侨中出现了因各自情况不同和识量远近而对孙中山在新时期内所制定的实质上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方针，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反映在孙中山身边的华侨代表人物身上，就分化为以邓泽如、冯自由、林森、方瑞麟等为代表的华侨资产阶级中的反对联共派和以廖仲恺、彭泽民、陈友仁、陈其瑷等为代表的华侨中的联共派，就出现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这在华侨中也呈现反应。那末，孙中山究竟在当中采取了什么态度呢？这确是一个十分微妙而复杂的问题，很值得仔细探讨。
就总的倾向来看，孙中山在下定决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因国内工农力量的崛兴并已显示其蓬勃生机而主要着眼于聚结国内民族民主力量，外则寄望愿予援助的苏联的饷械支助，并注意从国内筹集军饷，开浚财源。所以他虽也期待华侨人力财力的支持，但不如前此迫切。从现有资料看，他在1924年后，未发给侨居地华侨一条委任状和一份求助函电，仅颁给同样内容的奖凭21件和祝祠4则。但他对华侨境遇及其思想动向还是很表关注，并亟图为其改善处境。1923年12月22日，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内政部颁布《侨务局章程》，次年1月1日又颁布《内政部侨务局保护侨民专章》。它们对保护旅外华侨不受虐待歧视、回国华侨人身和财产安全、设立商业会所及其他公共团体、安排华侨子弟归国就学，以及提倡和鼓励华侨回国参政、兴办实业、举办公益、销募公债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并规定侨务局长由大元帅兼任(2)，以示郑重。在该局拟设一参事处，聘请各地华侨代表为参事；另设一招待华侨事务处；并提出施行华侨选举、设立华侨子弟学校、保护华侨内地财产等事项的拟议，拟分别筹备进行(3)。这些机构设置和拟办事项虽因当时戎马倥偬和忙于国民党改组活动而未能完全实施，但这是孙中山主持的政府成立侨务机构之始，也表明孙中山对华侨权益的进一步关怀。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孙中山特别看重的头等大事。出席这次大会的指派、推选的代表共197人，其中华侨代表33人，而充当内地各省代表中，可以判明来自华侨或者有鲜明华侨背景者尚有廖仲恺、邓泽如、冯自由、谢英伯、孙科、方瑞麟等多人，加起来约占总代表人数的20%(4)。据黄季陆回忆，在预备会期间，孙中山鉴于华侨中颇对国共合作抱有疑虑，乃专门召见华侨代表，向他们指出：“目前革命工作低沉，需要新血刺激，所以这次党中吸收了更多的知识青年共同从事革命工作”。同时也解释了联俄联共的目的，“第一，苏俄革命之后，对于中国侵略的威胁大见减少，同时他们需要人来同情支援他们的国内革命；第二，共产党的那一套东西根本不适合在中国实施，中国共产党无所发挥，不如吸收到本党来，共同为革命工作。”(5)黄季陆的回忆是否含有个人主观反共成分，尚可结合孙中山当时其他言论来考实，但孙中山对华侨意向的重视由此亦可见一斑。华侨代表在大会上分别就越南河内、澳洲雪梨、檀香山、美洲、墨西哥、加拿大、南洋芙蓉、暹罗、菲律宾党务状况作了报告，并认定“本党对于华侨同志应该积极联络”，商议在上海、香港、广州等地设立海外同志招待所(6)。国民党“一大”后，中国国民党在海外建立了加拿大、三藩市、檀香山、墨西哥、澳洲、暹罗、缅甸、南洋、法国、南非等10个总支部、61个支部、324个分部、264个区分部。党员43966人。党报24个，学校59所，宣传机关75处(7)。而且，由于孙中山在这时既有革命基地、革命政权和军队，革命事业正向前推进，所以包括邓泽如、冯自由等许多华侨代表人士都在国内活动，很多担任要职，如廖仲恺、林森为正式或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为中央监察委员(8)。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身兼多项军政要职，而且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且不说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对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就是邓泽如等反共人士也在一些具体工作中发挥过作用，孙中山对邓主持当时的中央筹饷会工作就很满意，表扬他“急公好义，办事得力，深堪嘉许”(9)。
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军阀斗争的高涨及人民群众威力的显示，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日益坚定而鲜明地捍卫海外华侨的利益。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孙中山旋即致电日本国摄政裕仁亲王及日本军政财界和民间旧识，表示关注和慰问。可是，日本政府却借此掀起排华浪潮，“强用种种方法实行取缔华工入境。（其）内务省所发布之命令，对于劳动者入境之限制，已极苛酷，而东京、横滨、神户、长崎、门司各海岸警察，复将内务省命令所指之劳动者，变更其界说，扩大其范围，竟将厨师、理发师、裁缝师等，悉数纳入，屡次拒绝登岸，遣送回国，或被扣留”(10)。而且，“日本国民于震灾之际，曾有虐杀华工情事”。其中大岛町华人174人竟遭惨杀。这些事件激起了旅日华侨的极大愤慨，他们要求北洋政府驻日公使汪荣宝与日政府交涉，但汪避而不见，仅由公使馆人员虚与委蛇。华侨愤甚，于1924年5月5日举行了留日华侨对日入关差别示威大会，不仅对日本政府抗议，还抗议北洋政府置国家体面和华侨生计于不顾(11)。25日又举行“五七”纪念示威大会，要求废除“二十一条”(12)。7月，又派留日华工代表郝兆先到广州向孙中山和广州革命政府报告并望予支援。谢英伯奉孙中山命予以接待，与郝等商议对付办法。7月7日，郝因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天羽英二对太平洋通讯社记者发表有损华侨的谈话，特偕时间编译社记者与天羽弁论三小时，指责日本排华较美国排日“更是违反正义人道”，“实甚于人种问题”(13)。8月，中国国民党按照孙中山指示发表忠告日本国民书，摆明日本排华真相，谴责日本自己受侮于美国排斥亚洲人移民法律，却又效法美国行径，施之于同种同文之中国，深有悖于其所盛倡之亚洲人种大团结之论，指出：“今日亚洲人种对于日本所以不能挟同情而反挟疑虑者，以日本恃一日之长，以輘轹同种，豆箕相煎，较异种为尤烈耳。”(14)1924年10月26日，留日侨胞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乱，特开对日国民大会，到会者千余人，发言者强调反抗列强侵略、消灭军阀，并“须推戴有主义之民众领袖”，还要求日本政府取消二十一条及取缔中华劳工入国令，遭到日警大肆摧残(15)。上述情况使得孙中山在1924年11月北上访日时，在几次演讲谈话中特别向日本人提醒美国排亚暴行所加给日本人民头上的耻辱，“呼吁他们和一切亚洲人民团结起来，努力打例帝国主义和它所滋长的骄横暴戾，维护亚洲人民的光荣、国家独立和种族平等。”一些日本听众闻而“悲愤下泪”(16)。
同年9月，孙中山还因南洋沙捞越华侨被殖民当局杀害12人，重伤40余人而十分愤慨，他训令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认真办理，严正指出：“查南洋群岛之开辟，我华侨实居首功，今日侨居南洋各岛之同胞，即当年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之后裔，该所在地政府对于我华侨，论功宜有相当之报酬，论法宜于尽力保护。乃年来南洋各岛中，我华侨被该处士人惨杀之耗，迭有所闻，……该所在地政府，既迭颁苛例，剥削我华侨之自由，复屡以纵容军警，伤残我华侨之生命。该所在地如此行为，对外为蔑视国际友谊，对内为弁髦自国法律，不惟人道正谊所不容，亦文明国家法律所不许。”他命伍朝枢向英国领事提出抗议，“要求依法补恤惩凶，以慰侨望而警凶顽。”(17)
又据其时《广州民国日报》载：墨西哥划华侨居留地为一特别区域，不准华侨在此以外地点居住和设立任何商店。该国中国国民党代表余和鸿将该处来电及情形详细报告孙中山，孙即令行外交部长伍朝枢电墨国政府严行抗议，要求除此苛例，让墨国华侨自由居处贸易(18)。
二
弥足珍贵的是，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华侨中尤其是体现在他们的代表身上的联共与反共，关乎当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分歧、矛盾和斗争，并且适时地进行了酌情处理。
这两派的分歧，在1923年10月10日于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初露端倪。这是一次动员华侨参加新时期斗争的大会。时任恳亲会会长的邓泽如在开会祝辞中坚持以原国民党为本位，不谈当时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和孙中山已多次强调的新时期的方针政策，一味强调要加强华侨同志团结，努力“造成一大中华民国党政府”。廖仲恺代表因病未能出席大会开幕式的孙中山宣示训词。他称赞俄国的主义和奋斗精神及缘此而出现的“新气象”，“愿吾人奋力猛进，毋让步于人”(19)。孙中山于10月15日莅会发表了演说，他赞扬了前此华侨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本党最发达的地方，是海外各埠。海外华侨很多的地方，都有中国国民党。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的主义在先，所以他们革命也在先，每次起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但是，他又指出：现时国民党的党务还不如辛亥革命时期兴旺发达，“原因就是在本党分子此刻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大不齐，令外人看不起，所以外人都不情愿加入，帮助本党来奋斗。譬如许多党员，总是想做大官，做了官便心满意足”；“若是不得志的，不能做大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至于热心党务、真正为本党主义去奋斗的，固然是很不少，但是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因此，他认为开这次恳亲大会，“最要紧的事，是应该乘此机会把那些不良的分子设法去淘汰。那些不良的分子都淘汰完了，留下来的分子自然是很优秀的，大家从此便可以振作精神，一致为主义去奋斗。……就是能够为主义去牺牲。”“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他认为这种情况不仅是在国内，在海外华侨中“进步也不很快”，原因也是“由于一般华侨党员，自以为革命成功，我是党员应该得官做，如果得不到官做，便心灰意懒，失却原来奋斗的精神。所以弄到海外各处党务，至今都没有朝气，各处都是暮气很深，前途是很危险的。”基于上述情况，孙中山认定要“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而这必须得人心，得人心的方法很多，“第一是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然后本党的基础才能巩固，本党的地盘才能够保守。”(20)上述不仅适用国内也适应于华侨的很有针砭性的铿锵演词，是对辛亥革命后革命屡遭失败的很好总结，也有力地说明了改组国民党、输入新血液的必要。这实际上是支持了廖仲恺，批评了邓泽如的上述保守言论。
可是，邓泽如等却没有接受孙中山的教育，他就在那次恳亲大会开会后一个多月即于1923年11月29日，以时任国民党广东支部支部长的名义，伙同该支部的主要干部、且多为华侨或与华侨关系密切的林直勉（曾任职三藩市总支部）、黄心持（曾任职芙蓉分部）、黄隆生（曾为安南兴中会负责人、安南筹饷委员）、朱赤霓（曾任职霹雳支部，后为南洋总支部部长）、林达存（曾任职联义粤支社）、赵士觐（广东支部党务科长，曾旅居美国）、邓慕韩（广东支部财务科长，曾留学日本，并在安南西贡华侨中宣传革命）、吴荣新（广东支部总务科主任）、陈占梅（吉隆坡华侨代表）、曾克祺（尚未查明）共11人上书孙中山，反对改组国民党和国共合作。其主要理由是因为共产党坚持反帝反军阀主张，让其加入并将其主张纳入具体政纲，“则使我党丛国际之仇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则我党永无获得国际上同情之一日，使我华侨党人在海外无复立足之余地”。而且认为国民党改组的组织法、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21)。邓泽如历来是孙中山反清反袁、护法斗争的有力支持者，当时正主持中央筹饷局，并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受孙中山倚托方殷。其他参与上书者也是多年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党国元老或故旧。孙中山当时曾对邹鲁说：“吾党之情感至重，同盟会以前之党员，亲如骨肉，无论矣。即至现在党员数十万散处国内外，仍能精神脉脉相通，共向革命，完全在情感。今日改组，应保持本党原来之情感，参考苏俄之组织，则得其益，而无其弊”(22)。正是基于上述历史因缘，并考虑到现实状况，孙中山既坚持其既定联俄联共政策，又对邓泽如等采取团结教育和安抚的方针。他在对这一上书的批语中，一方面总结了过去革命的失败，表明了联俄联共的必要，指出：“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希望他们不要疑神疑鬼，细心研究，注意改良革命方法，以图进步；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与共产党合作的原则，是必须“服从吾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即坚持以国民党为本体，并遮断共产党“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23)。应该说，这都是孙中山的心里话，也很有针对性，还表明他所持的义、利、情原则，即以他的革命主义和支持中国革命为义之所在，而以能否以人力物力支持促其实现为利之准则，以能维系全党团结为情的出发点和目的。
从革命发展的进程看，孙中山虽不赞成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主张，但他坚持对外联合俄国和一切受屈人民，对内吸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又力图使广大华侨了解自己的意图，共谋团结一切民主革命力量，推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一强大反动同盟，这既是爱国性民主性的表现，合乎国内外华人的心情，也是对中国人民和国民党有利的。而从华侨当时的处境看，华侨在侨居地开展革命活动也确有它的难处，在“一大”大会上，邓泽如在报告南洋群岛党务时说：“南洋荷属两处政府，对于华侨设立党务，限制甚严，故党务未能充分发达，然华侨同志皆能不因政府禁令而停止进行，故除政府批准设立党部外，其余皆在秘密中设立，而借普遍社团或学校商号等名目，以互通讯息。综而计之，英属现有支部六所，分部通讯处五十余所。荷属现有巴达维亚支部一所，分部通讯处四十余所，合计两属党员得有三万余人。”(24)安南河内代表发言称：“河内办党，异常困难；……回国后又惹人歧视，所要求者，就是希望党员回国有人保护”。檀香山代表称：“檀香山原来有五六万华侨，现在只有二三万；党员原来有五六千，于今只有五六百人”。也有谈到在困难中以斗争闯开路子的，如澳洲雪梨埠代表谈到：“澳洲支部，四年始成立，现有党员四千余，财产三十多万。从前有一中国领事，与我们为难，勾结当地政府，不许华人入埠，后来一致反抗，把此种苛例打消，此外尚有种种困难，都经同志奋斗战胜。”他希望国内派人到该地办党(25)。综上可见，在华侨中开展革命活动确有较大阻力，但究竟是畏难不进，乃至屈服于外来压力，甚者，有如孙中山前所指责的某些腐败华侨领袖的谋私忘公；还是像有些华侨那样想方设法，战胜困难，推进革命事业？它需要华侨作出明确的抉择。这显然贯串于国共合作整个时期。
在国民党“一大”大会上，方瑞麟提出“中国国民党章程”中应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实即反对与中国共产党党内合作。方瑞麟生于侨乡广东普宁，曾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奉孙中山命至南洋向侨胞宣传革命，民国初年被任命为南洋群岛宣慰大使。1920年曾组织东路华侨讨贼军，历来与华侨关系颇深。孙中山在“一大”开会期间的一次演讲里提到：他“曾接到海外华侨数次函电，询问此次改组，是否为〔改〕国民党为共产党？如为改成共产党，则华侨同志决不赞成。”(26)看来方瑞麟很可能对部分华侨中的上述疑虑情绪有所了解，他的发言代表了部分国内和华侨人士的右倾情绪。孙中山对这种情绪既有谅解，也有批评和解释。他认为这是因为“华侨处于帝国主义政府管辖之下，深受帝国主义国家宣传破坏俄国革命论调之毒，故发生种种怀疑，不能自释。”而俄国的情况新近实有变化，但因“多数华侨不谙外国文字，不能依外国舆论之进步为转移”。而当前各国既已承认俄国，“故就利害而言，本党与之联合，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决无大害，此为海外同志所宜放心者也。”同时，他在这篇演说和随后的《民生主义》演讲中反复阐明了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不相冲突，俄现行政策“不过为解决民生问题之政策而已”(27)。在讨论国民党“一大宣言”时，刚从美国回来的黄季陆又捡起邓泽如原先攻击联俄联共和坚决反帝反军阀的论调，反对在“宣言”中列入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取消外国人在华特权等鲜明反帝内容。其理由之一是“华侨所在的地方，便是帝国主义的根据地，我们把反帝国主义纲领提出之后，首先受到摧残的必定是海外党部，我们将未受其利而先蒙其害”(28)。但廖仲恺等坚决主张列入上述条款，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宣言”终于添进了鲜明反帝光采。
国民党“一大”后，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冯自由、方瑞麟、黄季陆等与华侨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反共人士继续和其他反共人士一道兴风作浪，一再炮制弹劾制裁共产党的提案，破坏国共合作，但遭到包括廖仲恺、彭泽民等在内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击，并得到孙中山的支持。比如，邓泽如、冯自由、萧佛成等在“一大”闭幕不久，就阴谋通过“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案”，廖仲恺等发觉后，即以冯自由等“不守党员纪律及挑拨国共恶感”(29)向孙中山报告，孙即传讯冯自由等，予以告诫。有的海外国民党组织也根据“一大”决议精神进行了改组。东京国民党支部在改组国民党时还特别强调：“一、予党员以训练机会；二、严肃党员纪律。”(30)但总的看来，在海外华侨中，这方面进展不大。
三
1924年发生的商团事件，由于广东侨商与家乡商界素来关系密切；广东的长期战乱，也阻碍着侨商在家乡的发展，所以，广东侨商对商团事件始终深表关注。陈廉伯、陈恭受等商团首领“又以实行‘公夫公妻主义’等谣言，诬诋政府”(31)。他们还造谣孙中山“要广州市做共产主义底试验场”(32)。这更加深了一些侨商对国民党将改为共产党的误信。有的原来同情孙中山开展反军阀斗争的报纸，如缅甸《仰光日报》也发表文章反对镇压商团，认为这样做将使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自绝其在中国前途之政治生命”(33)。商团叛乱被镇压后，香港的英国报纸和一些港商报纸如《华字日报》等，更是“无中生有，乱造谣言，把广东政府骂得不值半文钱”(34)，这更在华侨思想中造成迷乱，一些不明真相的华侨团体或个人“多有通电，向孙政府责诘”(35)者。当时广东革命政府和一些左派报刊纷纷发表报导、谈话、通电和评论，揭露诸如上述的谎言，说明事实真相。一些地区的华侨也闻而警悟，予以响应。如菲律宾华侨因遭受新的排斥，更亟图祖国统一强盛，特发起组织工团军，发表宣言称：“吾国不幸，天生军阀，不顾大局，弄至国将不国，工业不振，言之痛心。尤最不幸者，天祸吾粤，产出这班不忠不孝不义之陈逆炯明，犯上作乱，近又串通罪恶贯盈之陈廉伯、陈恭受等，不顾吾粤之频年痛苦，居然串通作乱，与国贼吴佩孚串通一气。三陈之罪恶罄竹难书，扰我北伐军之后，罪当何大。”表示愿“回国杀贼”，“保我河山，争我劳工自由，铲除民生障碍。”(36)荷属爪哇埠华商总会会长陈丙丁同情被镇压后的商团，开会募款赈济，但遭到李汉平等的反对，他们指出：“粤商团在香港拍来之电，此系属于片面消息”，并剖析当时广州并无共产其事，“而商会仅据广东商团一面之词，遂认为广州实行共产而代传布其电文，岂非荒谬至极乎！”而且提出：要募款抚恤的不是商团而应是被商团杀害的工人。结果陈丙丁提案遭到否决(37)。从上述二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华侨上层和中下层对待国共合作后的孙中山事业态度的不同及其矛盾斗争。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中央政权垮台，一度出现和平统一国家的曙光。孙中山决定接受冯玉祥邀请，北上商谈国是，于11月10日发表了北上宣言，坚决表示要推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统治，“造成独立自由的国家”(38)，并提出了为达到此目的的具体措施。不少华侨团体对孙中山北上及其所定方针表示支持和拥护。墨西哥华侨致电北京政府和各报馆，要求“我国政治应依照孙先生11月10日宣言所列之方针解决之”(39)。加拿大倍斯古华侨致电给上海《民国日报》各报馆，表示：“孙中山先生所宣布之政治计划，我等完全赞成。”(40)还有的华侨如巴达维亚支部致电孙中山希望孙中山不要妥协，应“速组政府，实施政纲”，孙中山对此电作了批示，解释须量力而行，“并非有妥协之意味也”(41)。
商团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孙中山北上途中访日，抵达神户时，部分日本华侨商人对孙中山不表欢迎，乃至有横加訾议者。神户南京町等华侨聚居地，竟出现以“爱国除害团”、“救国义勇团”、“扶义锄奸团”、“铁血团”、“广义公所”、“各埠在留华人救国联合会”(42)等名义，散发污蔑、攻击孙中山的招贴、传单。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于11月25日由东京、大阪、神户国民党组织举办的欢迎会上把商团事件的经过、商团首领同英帝国主义、军阀相勾结的内幕以及商团制造的惨无人道的暴行进行了揭露，指出如此叛乱成功，“广东便成了第二个印度”(43)。而在孙中山访日前夕，东京中国国民党支部已于11月22日发表宣言，指出：“近有少数缺乏理解者，有苟且偷安之心理，抛弃其本身利益之主张，以为国民奋斗之本党，反视为唯一非难之目标，于是言本党捣乱者有之，言本党为暴徒者有之，以私人感情之爱憎，作本党善恶之定评，人与党不分，是与非不问，甚至虚构事实，淆乱听闻，逞其诽谤之伎俩，倡为无稽之浮言。”宣言驳斥了捏造孙中山、李烈钧来日卖国的荒谬和广州革命政府镇压商团叛乱是“残害人民”的污蔑，指出：“殊不知商团者，非真正商人之商团，实英国帝国主义走狗之商团，其进行反革命杀戮农工阶级，劣迹昭然，此等反动势力不去，尚何改造之可言！”(44)孙中山抵达和离开神户时，都有包括华侨在内的数百人迎送，亦可见不少华侨中下层群众仍是热爱孙中山的。
孙中山离日北上时，段祺瑞已重掌政权，宣称要“外崇国信，尊重条约”，并擅自决定召开军阀政客分赃的善后会议来代替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的主张。它遭到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的坚决抵制。旅日华侨总会也于1925年1月召开大会，分别发出要求全国各界一致反对“善后会议”、并望欧美南洋各地华侨团体采取一致行动的通电。2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中华留日国民会议促成会，旅日华侨的废约和国民会议运动因而更大地开展起来(45)。他们日益响亮地要求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取缔日本排华苛律，主张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
但是，就整个侨界看，华侨资产阶级对孙中山所倡导的国共合作事业还是相当冷淡。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认为华侨资产阶级虽有能力给广州革命政府以经济帮助，“可是他们不愿意”(46)。而且，也有一些腐败的华侨国民党员“在侨居海外的华人中间为‘争取独立的斗争’募集巨款”，实则敛财自肥，深恐反帝革命事业成功，使他们的“轻而易举的生财之道必将告终”(47)，因而极力阻挠破坏国共合作和正在坚决进行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如果，他们在政治上不断掀起风波，在经济上，“显然，孙中山从南方华侨那里得到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48)。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看到华侨中下层群众亟欲冲破种种封锁和诬蔑革命的迷惘，走向进步。有香港商人分电海外各华商总会请勿予陈炯明叛军以资助，美洲致公堂和美洲华侨断然表示他们“对于陈系无甚感情”，不允筹款(49)。荷属华侨某些上层人固然和殖民者有勾结，甚至与当地民族主义者相对立，但下层群众却日趋觉醒，他们与当地人民相结合共同反对殖民者，提出：“华人与士人，宜同心协力，以打破此不平等之待遇，……并打破资本帝国主义”(50)当时《广东民国日报》一则评论还说：“海外华侨新闻事业，进步颇速，渐得华侨各家之欢迎。目下暹罗、英属马来、法属安南、荷属东印度之华文报纸已不下五十种”，“华侨报界常居于一班赞助改革及谋进步者之前，从中指导，虽环境不良，亦能逆来顺受”(51)。
四
从上面论述中，我们似可看到孙中山与华侨关系的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孙中山约于1915年写的《澳洲国民党恳亲大会纪念词》谈到从兴中会成立到那时的“中间三变”，即从兴中会时期“党员极稀，外界压迫极大，以极少之同志，战极大之压迫，以求最大之目的”，其表现十分“卓绝”；到同盟会时期“加盟者愈多，所受压迫较少”，依恃“各党员相互感情之密接通洽，有如兄弟父子”，因而“群策群力”使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由同盟会而为国民党，人愈多，所受外部压迫更少。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涣散”。到中华革命党时期又“复振”、“猛进”。照孙中山的分析，关键在于“先须各党员淬励其互助之精神，而导之向于同一之目标”，即“非趋一党之私，实以为中国四万万人公共利益，且以为世界和平能否实现”为标准(52)。孙中山这里讲的是指华侨也是指国内，应该说孙中山和华侨关系的亲疏，是和国内党内形势的变化大致同步的。孙中山这里只讲到1915年前后，实际上，随后还有由中华革命党后期的亲到护法初期的疏，再到护法后期的由疏趋密，再到国共合作时期的有疏有亲。实际上，细密分析起来，各个历史阶段因各种影响而有地区、阶层的亲疏之别。至于亲疏的原因，孙中山特别强调是否听从党的主义，这自是重要原因，但他未谈到他的主义、思想、政策及其实践与华侨所处政治环境、经济和思想状况的相适应的情形，而这又如前面所论述，是决定孙中山和华侨亲疏的内在重要因素。诚然，形势在不断变化，华侨的义、利、情价值观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华侨领袖人物也因其地位变化而对义、利、情的要求及对革命的态度也有变。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更可见到前此接近孙中山的重要侨界人士的变化。有的前此叱咤风云，随后退隐未见；有的始终积极，有的转向消沉，甚者转向反对革命。不少回国做官的趋于右倾，在侨居地继续坚持革命活动的资深革命侨领非常少见。像廖仲恺、彭泽民、陈友仁、陈其瑷那样的坚定华侨左派更只能说是凤毛麟角。
总而言之，孙中山和华侨的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单一的、直线上升的，不能用孙中山在某阶段某一场合讲的某一评语所概括得了的。其实际进程应该说是复杂多变、多姿多采的，需要我们结合史事分阶段认真考察。
第二，华侨社会是既多受欧风美雨吹拂又和中国社会紧相联系的社会，其人物的心态和表现应置于中国和世界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即应和国际环境、世界潮流、中国情势、侨居地统治者和国内统治者的对待华侨的政策、侨社状况及其变化等等方面结合起来考察。孙中山和华侨的关系除受上述影响、制约外，还有其所生地、家庭、个人等等和华侨社会的特殊关系。他们之间的趋同和歧异，都和他们在当时所处具体历史环境中对世情国情的观察密切相关。孙中山和一些华侨代表人士在联共问题上的分歧，亦可从这方面找原因。从现有资料看，邓泽如、黄隆生、黄心持、朱赤霓、陈占梅等在辛亥革命时期十分热心于民主革命，而到国共合作时期又是激烈反对孙中山联共的华侨重要人士，其本身多系中小资本家或职员，与帝国主义者、侨居地统治者没有明显依靠关系，他们所陈反对联共的理由，确道出了当时华侨资产阶级的部分困难处境，是这一阶级害怕共产一面的发抒。他们和廖仲恺、彭泽民、陈其瑷等华侨左派的分歧看来不在于阶级性（即通常说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之别，而在于华侨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各有畸重的发挥和对达到民主革命目标的方式、途径、依靠力量的估量上的远视与短视。这种短视之所以比国内资产阶级更早更明显地出现，又显然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恶意宣传有着紧密关系。
第三，孙中山很重视对华侨晓以大义，即极力使华侨接受他的主义、思想和使中国迅速实现独立、民主、富强的道理，但他也了解到仅此要人们迅即接受并积极投入革命是不行的，而且认为人们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以及进步与保守的分别，所以在实际行动中，常常十分重视动以利与情。到晚年，孙中山因顾念一些跟随自己多年的同志有与自己立异的倾向，但他又一贯希图联合新老同志共同奋斗。因此，孙中山格外重视对老同志的教育、争取、团结。比如，邓泽如虽然反共，但孙中山在邓公开反共态度后，仍提名他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任命他为禁烟督办（未就职）、两广盐运使、中央银行董事等要职，颁令嘉许其“体验时艰，实心任事”(53)。宋庆龄曾对埃德加·斯诺谈到孙中山这方面的苦心：“他有时说话是很保守的，这是为了投合听从的口味，因为他需要那些保守派的支持；他对文集内容的选择也很小心，以避免分裂他的追随者。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达到目的的途径，他经常这样提醒我，‘要用中国的办法，绕弯子，千万不可直截了当。’”(54)孙中山作为一个富于经历的政治家，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际关系交织的当时，为了利于革命的进行，这样做是可以历史地理解的。
第四，尽管这一时期孙中山和华侨的关系出现复杂多变，但还是可以从中得出结论，从主流看，由于中国和多数侨居地的社会矛盾没有显著变化，广大华侨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者的压迫之下，他们的义、利、情追求仍和孙中山的救国救民思想相合拍。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钦仰孙中山的思想、主义和人格，视孙中山为其救星，即使在敌人对孙诋毁中伤时，不少华侨仍愿意与孙中山风雨同舟。就在一小撮人在他最后一次访问神户时贴出反孙招贴、传单时，很多日本华侨仍对他表示盛大欢迎。孙中山逝世后，海外华侨纷纷表示悲悼，悼电悼函如雪片飞回国内。初步统计，唁电87件，挽联160余幅。(55)他们参加的国外追悼会就有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越南、英国、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十余个国家地区近30个地点，许多华侨代表发表了感人的沉痛演说，如说：孙中山“非但为中华民国之父，爱护海外华侨之慈母，扶助劳工及妇女之恩人，且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良友，吾人应效先生之牺牲奋斗，实现其主义以救世。”(56)
孙中山逝世后，许多爱国华侨继承了孙中山反帝反军阀的遗志，在抗议国内“五卅惨案”和支持省港罢工中，日本华侨慨然表示“当以金钱铁血为国内同胞后盾”(57)；南洋群岛华侨亦“关怀祖国，捐款甚多，……尤以工商界为最踊跃”(58)；暹罗华侨闻讯即召开会议，“集合资本”购运大批暹罗米接济罢工工人(59)。在北伐进程中又出现“海外各地华侨，纷纷组织北伐后援会，进行筹款，为政府后援”(60)等等动人情景。经过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所招致的华侨状况的恶化以及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和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许多爱国华侨又积极支持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全民抗战。此类大量史实表明：华侨工农下层群众始终支持和积极参与国内革命和建设事业，固不俟论，就是具有两面性的华侨资产阶级，本着其义、利、情价值观，也始终是以争取和维护祖国独立、民主和富强为抱负，不仅和孙中山也和他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发展者有着共同斗争的趋向，尽管其间历有波折，但二者基本上能在爱国民主旗帜下情愫相通，互助合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特殊的贡献。即使是像邓泽如这样的华侨代表人物，在1934年去世前，虽未放弃其反共立场，但他和胡汉民等一道转而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求抗击日本侵略，也表明在其时飚然掀起的国际反法西斯浪潮和火热的国内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他们对国内和华侨资产阶级意愿有认同趋向，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们对孙中山反帝反军阀遗愿的一种临终回眸。
注释：
（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212页。
（2） 广东省档案馆等合篇：《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3）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8日。
（4） 参阅《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7～370页。
（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13年1月19日条。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7、66～67页。
（7） 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华侨革命史》（下），第378～379页。
（8） 《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第76页。
（9） 《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498页。
（10）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9日。
（11）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22日。
（12）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25日。
（13）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9日，与天羽弁论时间据《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391页。
（14）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9日。
（15） 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7日。
（16）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46页。
（17） 《大本营公报》第30号。
（18）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4日。
（1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12年10月10日条。
（20）（23）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80～286、458～459页。
（21）（41） 《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6册，第4486～4487、4854页。
（22） 《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编，第391页。
（24）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3日。
（25） 《申报》1924年1月28日。
（26）（27）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1、111～112页。
（28） 黄季陆：《划时代的民国十三年》（上），《掌故》月刊第41期。
（2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216页。
（30）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6日。
（31） 尚明轩等：《双清文集》上卷，第679页。
（32）（33）（35） 香港华字日报编：《广东扣械潮》，第314、355～356、308页。
（34）（38）（43）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84、294～295、385页。
（36） 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0月19日。
（37）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4日、5日。
（39）（40） 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28日。
（42） 大正13年11月25日、26日、27日兵库县知事平冢广义致内务大臣、外务大臣，兵发秘等2615、2629号，《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3年第2册。
（44）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2日。
（45）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7月5日。
（46）（48） 李玉贞等：《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7、188～189页。
（47）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71页。
（49） 《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1），第361页。
（50）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5日。
（51）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3日。
（52） 本文收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644～645页，揆其内容，当为1915年前后，而不是1924年或1925年。
（53） 《大本营公报》第14号。
（54） 张戎、乔恩·哈利戴著：《孙逸仙夫人——宋庆龄传略》，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55） 据《哀思录》挽联卷三统计。
（56） 徐友春等：《孙中山奉安大典》，华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277页。
（57）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6月26日。
（58）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3日。
（59） 《工人之路》1925年7月3日。
（60） 《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第385页。
【责任编辑】赵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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