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作家莫言
国际在线专稿：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报道10月11日报道，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上7点，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近5年诺贝尔文学奖归属回顾：
2011年，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
2009年，罗马尼亚裔的德国女性小说家、诗人、散文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1953－）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08年，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07年，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华人高锟及两名美科学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新华网斯德哥尔摩10月6日电 瑞典皇家科学院6日宣布，将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英国华裔科学家高锟以及美国科学家威拉德·博伊尔和乔治·史密斯。
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高锟一九九六年在“高锟星”命名典礼上。 图为香港中文大学向中新网提供
10月6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英国华裔科学家高锟以及美国科学家威拉德·博伊尔和乔治·史密斯。这是高锟、威拉德·博伊尔和乔治·史密斯（从左到右）的照片。 新华社/路透
瑞典皇家科学院说，高锟在“有关光在纤维中的传输以用于光学通信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他将获得今年物理学奖一半的奖金，共500万瑞典克朗（约合70万美元）；博伊尔和史密斯发明了半导体成像器件——电荷耦合器件（CCD）图像传感器，将分享今年物理学奖另一半奖金。
高锟1933年出生于中国上海，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博伊尔1924年出生于加拿大阿默斯特，史密斯193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69年博伊尔和史密斯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时发明了CCD图像传感器。
高琨简历
华人科学家高锟（资料图）
高锟一九三三年出生于上海，住在法租界。高教授的父亲是律师，家境还算富裕，住在一栋三层楼的房子里，而三楼就成了高锟童年的实验室。起初，他对化学最有兴趣，尝试自制炸弹。用红磷粉和氯酸钾混和，加上水并调成糊状，再掺入湿泥内，搓成一颗颗弹丸。待风干之后扔下街头，果然发生爆炸。幸好没有伤及途人。
一九四四年，随父移居香港，入读圣约瑟书院，之后考入香港大学，但由于当时港大还未有电机工程系，他只好远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大学毕业后，他进入英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做工程师，后被聘为研究实验室研究员，同时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九六五年毕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高锟就著手对玻璃纤维进行理论和实用方面的研究工作，并设想利用一种玻璃纤维传送激光脉冲以代替用金属电缆输出电脉冲的通讯方法。一九六六年高锟教授发表了利用极高纯度的玻璃作为媒介，传送光波，作为通讯之用的基础理论。
199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钱永健摘下诺贝尔化学奖
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宣布，日本科学家下村修、美国科学家马丁·沙尔菲和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获得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这是马丁·沙尔菲（左）、下村修（中）和钱永健的拼版照片。 新华社发
这是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瑞典皇家科学院8日宣布，包括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在内的3名科学家获得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帮助他们获奖的是绿色荧光蛋白。这种蛋白为生物与医学实验带来革命，它发出的荧光像一盏明灯，帮助研究人员照亮生命体在分子层面和细胞层面的诸多反应。
三人同行
除了钱永健，分享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还有美国生物学家马丁·沙尔菲和日本有机化学家兼海洋生物学家下村修。他们因发现和改造绿色荧光蛋白而获奖，将均分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奖金。
这3人对绿色荧光蛋白能享有今日的“尊荣”都不可或缺。首先发现绿色荧光蛋白的是生于1928年的下村。他1962年从生活在美国西海岸近海的一种水母身上分离出了绿色荧光蛋白。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公报中说，在上世纪90年代，沙尔菲指出绿色荧光蛋白的发光特性在生物示踪方面有极高价值，钱永健则为理解绿色荧光蛋白怎么发光作出了贡献。
由于绿色荧光蛋白用紫外线一照就发出鲜艳绿光，研究人员将绿色荧光蛋白基因插入动物、细菌或其他细胞的遗传信息之中，让其随着这些需要跟踪的细胞复制，可“照亮”不断长大的癌症肿瘤、跟踪阿尔茨海默氏症对大脑造成的损害、观察有害细菌的生长，或是探究老鼠胚胎中的胰腺如何产生分泌胰岛素的β细胞。
打个比方，绿色荧光蛋白就仿佛是伊拉克战争中跟随美军做“嵌入”式报道的记者，让旁观生物学反应的研究人员像在电视旁追踪战争进程的观众一般，通过“现场直播”了解事件进展。绿色荧光蛋白基因也因此被归入“报道基因”范畴。
瑞典皇家科学院公报将绿色荧光蛋白的发现和改造与显微镜的发明相提并论：“绿色荧光蛋白在过去的10年中成为生物化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引路明灯……成为当代生物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五颜六色
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化学奖获奖名单之时，钱永健居住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天还未亮，祝贺获奖的电话将他吵醒。
通过电话，钱永健对新闻界记者半开玩笑地说：“我很高兴，深感荣耀。我没预料到能获奖。在这之前我听到了一些传言，但来源可不是那么靠得住的实在人。”
在今年获得化学奖的3人中，钱永健走出的可说是绿色荧光蛋白开发历程的“最后一步”，他在下村与沙尔菲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搞清楚了绿色荧光蛋白特性。他改造绿色荧光蛋白，通过改变其氨基酸排序，造出能吸收、发出不同颜色光的荧光蛋白，其中包括蓝色、青色和黄色，并让它们发光更久、更强烈。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公报上说：“这也正是研究人员今天能用不同的颜色标记不同的蛋白质、观察它们相互作用的原因。”
钱永健利用这些发现开发出各种荧光染料，广泛应用于生物和医学实验。使用这些荧光材料作出的最具代表性实验莫过于2007年的“脑虹”。
这一实验由哈佛大学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系教授杰夫·利希曼与乔舒亚·萨内斯主持。这一小组将红、黄、青3种荧光色素嵌入老鼠基因组，随着老鼠胚胎的生长而分裂生长。研究人员随后用来自细菌的重组基因激活这些色素基因。通过在老鼠不同部位或不同发育阶段使用色素基因，他们成功为老鼠的不同细胞涂上不同颜色。
由于研究人员采用的三种基因色素相互组合形成多种颜色，因此最终展现在显微镜下的老鼠脑干组织切片上有近百种颜色标记，如一幅色彩绚丽的抽象画。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公报中专门提到“脑虹”实验，公报说：“在一次引人入胜的实验中，研究人员成功运用如万花筒般的多种颜色标记老鼠大脑中不同神经细胞。”
心跳加速
在宣布获奖名单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贡纳尔·冯·海涅手持一支试管，内装用绿色荧光蛋白基因改造过的大肠杆菌。用紫外线照射后，试管发出绿色荧光。
冯·海涅说，这种级别的发现“能让科学家的心跳比平时快上三倍”。
美联社援引哈佛大学医学和放射医学副教授约翰·弗兰焦尼的话评价说：“这一技术彻底改变了医学研究。研究人员第一次能在活体细胞和活生生的动物身上同时研究基因与蛋白。”
沙尔菲在说起自己的成果时，用词相当平实。他通过电话告诉新闻界，这一发现让研究人员“只需要看看动物体内出了什么状况，搞清楚这个基因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被激活，或什么时候这个蛋白被造出来，它要上哪儿去。它们都打着手电筒，告诉你它们在哪儿。”
居住在美国的沙尔菲说，自己没听到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打来的电话铃声，直到早晨一觉醒来上网看新闻才知道自己获奖了，“我完全睡着了，没听见电话”。
钱永健说，有不少科学家都对绿色荧光蛋白的研究作出过重大贡献，他们原本也应与获奖的3人一道分享荣誉，“我知道一个奖项只能同时给3个人，评审委员会决定谁得奖一定十分艰难”。
除了应用于科学研究，绿色荧光蛋白还应用于艺术领域。应美国芝加哥艺术家爱德华多·卡奇要求，研究人员于2000年制造出了一只能发出绿色荧光的兔子。此后，研究人员造出了经过基因改造的绿色荧光猪，还产下了绿色荧光小猪崽。（王丰丰）
崔琦 1998年获物理学奖
崔琦教授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ArthurLeGrandDoty电机工程学讲座教授，并且是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香港大学颁授名誉博士学位予路甬祥、崔琦等四人
http://news.QQ.com 2007年04月25日03:58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香港四月二十四日电香港大学今日举行学位颁授典礼，授予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等四人名誉博士学位。其中，路甬祥、崔琦为名誉科学博士，陈思堂、许仕仁为名誉社会科学博士。
路甬祥教授是世界知名的流体传动及控制专家，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及中国科学院院长。出生于浙江宁波的路甬祥，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颁授名誉科学博士学位予路甬祥，以表扬他在工程学及对国家所作的贡献。
崔琦教授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ArthurLeGrandDoty电机工程学讲座教授，并且是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香港大学颁授名誉科学博士学位予崔琦教授，以表扬他在学术及对物理学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
陈思堂医生是香港脑外科医生，亦是世界宣明会中国办事处的总干事以及该会的东亚区域总监。陈思堂在香港土生土长。作为脑科专家，他多年来为香港以及英国多间医院在脑科手术方面贡献良多。陈思堂是香港外科医学院的创院院士。他于二00一年获委任为太平绅士。香港大学向陈思堂医生授予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以表扬他致力为香港及内地慈善服务所作出的贡献。
许仕仁先生是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许先生于一九七0年在香港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其后，他加入政府，开展了他漫长兼出色的公务员事业。许仕仁先生于一九八六年获委任为太平绅士，一九九八年获颁金紫荆星章，并于二00五年出任政务司司长。香港大学颁授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予许仕仁，以表扬他为香港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完)
朱棣文 1997年获物理学奖
1997年因为发展出用雷射冷却和捕获原子的方法，朱棣文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2008年12月被奥巴马总统提名为能源部部长…
聚焦朱棣文：领导美能源部的华裔诺奖得主
每个人都在谈论能源环保，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到时尚界人士；人们强调是因为，今天事物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即将推出的创业板如果出现了大量围绕节能减排的创新企业，那么对此的认识就成为投资者一种自然的需求。
无疑，华裔诺贝尔将得主，美国新任能源部长朱棣文，处于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将不可避免成为关注的焦点。
祖籍太仓
朱棣文(Steven Chu)，1948年2月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棣(dì同“弟”：贤棣；棣友，即兄弟友爱)。
圣路易斯(Saint Louis)，Saint即圣人的意思，这个几乎处于美国几何中心的城市，在1904年举办了第三届奥运会，此外首次登上月球的“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就在这里制造。
朱棣文祖籍在江苏太仓。太仓南临上海，与崇明岛隔江相望。他的父亲朱汝瑾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确切说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后来赴美留学，194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化学工程博士学位，之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母亲李静贞同样在西南联大时期，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李静贞的父亲李书田1923年公派留美，回国后致力于教育，一生获得哲学、土木工程、地质三个博士学位，同曾经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兄长李书华一同被视为教育史不可或缺的人物。
朱棣文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朱棣文回忆：小时候最喜欢的圣诞节礼物是手工模型，散落一地的零部件总是能触及父母忍耐的极限。“我喜欢动手，现在才知道，那些亲手建造模型的游戏时光如何影响了我后来的职业。我总能生动地想象我的分子和物理模型，在脑子里把它们转来转去。”
有一件事情颇为遗憾，朱棣文对周末上中文学校很抗拒，因此中文一直存在障碍，“现在回想起来，我希望那时父母能和我说中文。”
到中学之后，父母就给予很大的自由度，并且鼓励他确立未来的方向。他选择物理，不过，他父亲觉得，倒是不如建筑，至少做实验相对乏味。
朱棣文说，中学时成绩只是中等，被重视教育的家人视为异类，“你常常会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笨蛋，一只‘黑羊’”。在科目中，他只对几何和一部分英文课有兴趣。
1966年，朱棣文从高中毕业，毕业纪念册上的评语是“具有科学头脑”。他进入了罗切斯特大学。位于纽约州西部安大略湖岸罗切斯特市的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是美国100所最佳院校之一，1850年创立之初是一所教会学校。当地四季分明，夏天不热，冬天则可以在附近山区滑雪。至于照相，当然当地就是柯达所在地。
到大学阶段，朱棣文的成绩变得突出，“我不光是学书本上的东西，而是自己想学的就下功夫学。”在获得数学和物理学双学士学位之后，他进一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
有关博士学位，父亲在他大三的时候告诉他，“我们朱家有个不成文规矩，在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前，不许恋爱结婚。”朱棣文遵循家教，伯克利期间他获得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博士预备生奖学金，之后在1976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同期，弟弟朱钦文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之前他已在洛杉矶加大获得过博士学位，后来成为知名的执业律师，着重知识产权。而哥哥朱筑文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医学系教授。“我们家族共获得过12个博士学位，我是朱家学位最少的，仅拿到一个博士学位。”
朱棣文同样认为出身学术世家对后来的成就有相当的影响，“关键的是，没有他们就根本不会有我。”
诺贝尔奖
在继续从事两年博士后研究后，朱棣文获得留校任教的机会，不过学校建议他在工作前再四处“走走”，拓宽一下视野。于是1978年，他进入了位于新泽西州墨里黑尔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s)。
1925年，时任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总裁华特-基佛德（Walter Gifford）收购了西方电子公司的研究部门，成立了“贝尔电话实验室公司”。研究范围包括，基础研究，系统工程和应用开发。
“两年内，贝尔实验室雇佣了大约20多个年轻科学家，我就是其中一个。我们都觉得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除了热衷的研究外，我们没有义务做其它任何事情。”他最初的方向是电磁现象研究。
顺便一说的是，2008年9月据《连线》杂志报道，贝尔实验室将放弃基础物理学研究，今后的研究方向围绕阿尔卡特-朗讯的主要业务展开。
1983年朱棣文担任实验室量子电子学研究部主任。贝尔实验室有自己独特的研发方式，每一个研究人员，只配有一名技术人员和一名博士后，这一架构使研究人员之间，资源共享和彼此交流成为很自然的事情。
构成我们世界的是原子，但是要“抓住”某个原子看个清楚却并不容易，因为它在以每小时4000公里的速度移动。“你来试试吧。”一名老研究人员对他说。
现在有一个类似阿基米德的故事，当然朱棣文没有冲出浴室，新泽西的冬天太冷，赤裸会着凉，试验室中的朱棣文看到了室外纷飞的雪花，他突然想到，为什么不把原子给冻住呢？
他的想法得到了主管的允许，但是不再增派人手。1983年秋，朱棣文设计出一种新型的电子能谱仪后，他开发出了著名的“激光镊子”。
他成功了，“光束密糖”指利用激光达到冷却气体的效果，当温度降低到接近绝对零度，原子的活跃度就大为降低，之后六道激光俘获了原子。当他兴冲冲告知主管这一发明时，得到了鼓励，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时，你打算用他它来做什么？这一点很关键。
1987年，朱棣文获美国物理学会激光光谱领域的布洛依达奖。同一年他离开了贝尔实验室，就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和应用物理教授。
在教学过程中，他与学生一起合作完成了完善偏振梯度冷却的细节，发展了原子喷泉钟和原子干涉仪。新技术理论上能把原子钟测量时间的精确度，提升到八十年只有二十万之一秒的误差，即以宇宙的一百五十亿年历史着眼，误差也仅仅为四分钟。
既然已经可以俘获原子，那么个头大得多的分子不是更不在话下了吗？朱棣文想到了DNA，蛋白质，或者会很有趣，但是他没有生物学方面的背景，于是开始自学。
当朱棣文尝试用“激光镊子”拉伸DNA的时候，发现不但不易拉断，并且还如同弹簧，当然这些特性是人们了解DNA的一个窗口，这样朱棣文的专业领域就延伸到了生物学。
前沿性的研究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理解其中的价值，“激光镊子”已经广泛应用到生物技领域，进行DNA分子、蛋白质、神经细胞传输讯息研究。
1990朱棣文开始担任斯坦福大学物理系主任，1992年，成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93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同年还获颁费塞尔国王国际科学奖。
“除了妻子外，每个好的科学家都有一个‘情人’──科学研究。”朱棣文对工作乐在其中，但是也未必全能获得另一半的接受。
1997年10月15日凌晨，还在梦乡中朱棣文，被一连串电话铃声惊醒，他的研究生告诉他：“恭喜您获得诺贝尔奖！”，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准看玩笑，不过，很快他就收到一连串的祝贺电话。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朱棣文基于“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方法”方面的杰出贡献，与美国的菲力普斯和法国的科恩-唐诺吉者，三人共同分享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朱棣文说：“虽然他们是单独工作的，但各自从不同方面做成了这件事。虽然我们的具体目标不一样，但这是一个异曲同工的贡献，我们的工作将造福人类。”
他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之后，第五位获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
当他的父母亲在确认这个消息的时候，喜极而泣，朱汝瑾说：“诺贝尔奖是我一生的梦想，没想到在儿子身上实现了……”
劳伦斯-伯克利
于是学生们询问Steven，他将如何处理奖金？他说，因为是三人获奖，他只能拿到百万美元的三分之一，“山姆大叔再拿走一半”，还有房贷没有付完，再加上考虑到要给孩子准备教育经费，朱棣文与前两任妻子育有两个儿子，最后他希望能花5000美元买一辆高档山地车。
大学的同事回忆，开科学研讨会的时候，朱棣文为了节省经费，不请搬运工，而是自己搬仪器。当办公室的电开水机坏了的时候，他拿来家里的新电开水机。
有报道说，虽然朱棣文无疑是高收入者，但是平时生活节俭，有一次在上海逛街，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买回两条牛仔裤。
“我们学校就是以朱棣文爷爷的名字而命名的，我们是朱棣文小学的一员。让我们在朱棣文精神氤氲(氤氲读音 yīn yūn 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唐-张九龄《湖口望庐山瀑布泉》，现在小学生的水平也是不低。)的校园内，争做一名骄傲的朱棣文学子。”2008年12月15日，在“朱棣文小学”举行的升旗仪式上，孩子们倡议要给朱棣文写一封祝贺信。
“朱棣文小学”是家乡太仓为了表达对朱棣文的敬意，征得他同意，在1999年创办以他名字命名的小学。
有一件事情让朱棣文不能释怀，“我当年离开伯克利，一去不返，直到今日仍有负罪感。但我相信伯克利是宽容的。”当然，机会总是有的。
2004年，朱棣文出任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同时兼任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物理及分子生物学教授。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National Laboratory)位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隶属于美国能源部，由伯克利代管。美国许多大学都为政府代管国家实验室。
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是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欧内斯特-奥兰多-劳伦斯于1931年创立的，早期关注于高能物理领域的研究。目前下设18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涵盖了高能物理、地球科学、环境科学等领域。实验室建立以来，一共出了5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4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在实验室的600名核心研究人员中，有约250人同时受聘于大学。实验室部分预算来源于联邦政府的拨款，主要围绕一些国家项目，比如超级计算机；另一部分，则是能源部或者防卫先进研究计划署等招标的竞争性项目。实验室每年预算规模6.5亿美元，拥有4000名员工。
朱棣文接手当年，实验室启动太阳神(Helios)计划，开发可再生和可持续供应的能源。“在我的学术生涯里，我已经很多次改变研究方向。我总是对学习全新的事物充满兴趣。”
2006年，试验室成功破译了水裂反应催化剂(Mn4Ca)的分子结构，这对于最终模拟水裂反应催化剂结构，利用光能分裂水分子、制造氢气，即获得无污染的清洁能源，又前进一步。
对朱棣文的工作，试验室资深研究员鲍勃-雅各布森说：“他不只是提出问题，更告诉我们能做哪些事情。他不是一名管理者，而是一名领导者。”
前面提到，他喜欢山地自行车，除此以外，他还喜欢打网球，这样他就认识了吉恩。吉恩(Jean)是英格兰威尔士人，也是物理学家，她曾担任斯坦福大学校长助理，更重要的是她还兼任招生办公室主任。他们属于姐弟恋，吉恩比朱棣文大五岁。1997年他们结婚了，之后吉恩为支持丈夫，辞去了工作。
“我想我爱上我丈夫的第一个原因是他对生活的热爱，方方面面都如此，每一件参与的事情他都给予百分之百的热诚。”不过，朱棣文周围的人认为之前两次婚姻之所以结束，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工作太投入。
有关家庭生活，朱棣文颇为喜欢下厨，他曾对朋友说，“我做的饭菜，比太太强百倍！”随后意识到说漏了嘴，补充说，“不过，千万不能让我太太知道。”
能源部长
“这是一生中最大的挑战，我们面对着两场战争、一个岌岌可危的星球、百年来最为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2008年11月4日奥巴马在当选美国第56届总统后的演讲中谈到了挑战。
如果我们细看奥巴马在之前的一系列演说，实际上他把两个问题并为一个解决，即通过严格环保限制促进能源替代，利用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性，将对外部的需求转化为内部的供给。
有关提名朱棣文出任能源部长的消息出现在12月10日，美国民主党官员透露，当选总统奥巴马打算提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出任新内阁能源部长。《纽约时报》认为，朱棣文的履历毫无瑕疵，而其亚裔背景也有助新内阁的多元性。
这个时候，他之前提倡政府导入举措，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一系列观点被人们重提。朱棣文鼓吹环保理念引进家庭生活，他曾经说：每户国民只需投资1000美元成本就可提升能源效益，不过是民众大多愿意把钱花在花岗石的厨台上。
2008年夏天，朱棣文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全国清洁能源会议上称，除非能源工作由专业人士而非说客承担，否则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当然，提名一旦获得确认，朱棣文将成为美国能源部有史以来首位专家型部长。
这一消息释放的时候，朱棣文正在亚洲和欧洲旅行，15日才回到实验室工作。舆论指出，朱棣文需要同白宫理事会密切磋商，才能在联邦机构中制定出相应的能源和气候政策。
前环境保护署署长卡罗尔-布朗纳尔(Carol Browner)是这个职位的竞争者之一，她曾经领导奥巴马在能源和环境问题上的顾问团队
目前的美国能源部成立于1977年8月，由之前的50个政府机构重新合并而成，职责是统一管理各类能源的勘探、研究、开发和利用。下设管理石油、煤炭和核能的机构等众多部门。
2000年9月14日，能源部下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s)华裔科学家李文和终于摆脱“间谍罪”闹剧的困扰，走出了监狱。能源部指李文和盗窃美国“珍贵的核武器机密”，具体指控包括“间谍罪”在内的五十九项罪名。2006年6月各方达成和解，结论是美国司法部和能源部将支付李文和89.5万美元，美联社、《纽约时报》等集体支付李文和75万美元。
能源部的职能包括，核武器管理、防止核扩散、核设施相关环境等方面。因此舆论认为，能源部对朝核问题及伊核问题也有一定的发言权。舆论同时指出朱棣文的不足，除去对围绕核武器相关业务不够熟悉之外，他之前主要着眼于新能源，但是石油业仍是今天的关键。
12月15日奥巴马在芝加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新政府能源环境政策团队名单，朱棣文被正式提名为能源部长。
60岁的朱棣文在提名仪式上表示：“有人说，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复兴经济；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总统委任小组的一员，我也相信我们必须修复我们的经济，同时走上一条能源可持续发展之路。”
2009年1月13日朱棣文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能源与自然资源委员会举行的审议听证会。双方沟通颇为顺畅，朱棣文指出：美国应提升建筑物与设备的能源效率，推动节能汽车的应用，提升科技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完善核废料处理，富于责任地开发国内油气资源，当然也要进一步研发新的能源科技等。
1月20日在奥巴马宣誓就职几小时后，参议院依据惯例，以单次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六位部长提名。能源部长朱棣文、国土安全部长纳波里塔诺……
“碳关税”
“气温改变5摄氏度将引发大范围争夺水和可耕地的资源战争，大量人口将流离失所……我们在谈论数以亿计将被洪水永远淹没的人。”朱棣文在清洁能源会议上谈到控制温室气体时强调，对环保命题他有基于知识分子的理解。
有一个花絮，2007年美国的一份时尚类刊物，就环保主题邀请到包括朱棣文在内的伯克利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体合影，已经一番整理之后，他们围着一棵枯树摆出造型，基于位置，其中一位不得不爬到树杈上。摄影师透过镜头，对“模特们”说：“不要笑，没什么好笑的。”
有分析说，作为专家的朱棣文从政会不够“灵活”，但是也可能正反映奥巴马政府的思维，围绕能源政策问题时，就不希望“灵活”。
不过，朱棣文很快就认识到不“灵活”的问题，他对媒体表示，担任部长后有一种“被扔进游泳池里的深水区”之感。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共和党参议员、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对朱棣文宣布取消在内华达州犹卡山存放核废料的计划予以严厉批评。
朱棣文在3月初称，核子反应炉燃料废料可以暂时留在核电厂，等待政府拟定处理核子废料的新计划。虽然过去27年，美国政府已经在拉斯维加斯西北144公里的犹卡山(Yucca)投入了135亿美元。
回到朱棣文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当时共和党籍参议员寇克问他，是否赞成设定二氧化碳排放标准，或者征收二氧化碳税？朱棣文回答，他支持奥巴马的决定。
于是寇克追问，“这是最好的决定，或是政治上最好的决定？”朱棣文的回应是，“你比我更有经验回答这个问题。”于是全场一片笑声。
3月17日朱棣文在众议院科学小组会议上表示：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那么总统奥巴马计划在未来几年内推行的征收碳关税措施将有助于创造竞争平台。
仅仅是那么一个想法就会引发外界足够的回应。这里的问题是，美国人口占全球5%，但是能源消耗占到全球的25%，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22%以上。
1998年克林顿曾经签署了《京都协定书》，但是国会没有通过。小布什上台后拒绝加入《京都协定书》，一个理由是，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指出：就二氧化碳量而言，美国人均25吨左右，中国人均只有5吨。美国应该在国内进行立法，对美国本土产品征收碳关税。“中国目前是世界工厂，生产的产品是供应全球消费者，不能把所有的碳排量都计算到中国的头上。”
3月25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面对媒体时表示：面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两大挑战，世界各国必须防止以环境保护的名义树立贸易壁垒的保护主义倾向，同时，不可因经济衰退而放松应对全球变暖的努力。
“如果他们能了解中国的减排目标和承诺有多么激进，情况就会大大好转了。”
布莱尔特别指出，中国计划202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重从2005年的7.5%提高到15%。“这是一个力度非常大的承诺，连我都觉得做起来很难。”
当然，朱棣文的工作不局限于于此，3月23日，他公布了一份计划，涉及如何使用能源部科学办公室获得的16亿美元经济刺激资金中的12亿。他宣布，“能源前沿研究中心”(Energy Frontier Research Centers)项目将获得2.77亿美元的资助，这一项目旨在为21世纪提供更先进的能源技术。
“物理要解决的问题不如人文学科来得宏大，但从推测到实验到观察，想法可以变成理论，即你可以通过最终的仲裁人──实验来获得智慧。”
结语
科学家们离普通人既远也近，他的工作难以为普通人所理解，但是终究，他们的工作会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
普通人尊重科学家，是因为，根本来说，他们理解这一点；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科学家也需要更充分理解这一点。(文/郦晓)
李远哲 1986年获化学奖
1986年，李远哲因在化学反应的动力学方面的贡献获诺贝尔化学奖。2000-2001年任两岸跨党派小组召集人
李远哲：届满后无意续任“中研院”院长职(图)
资料图片：李远哲 （来源：中国台湾信息中心）
据“中央社”报道，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26日表示，明年任期届满后，“没有任何意愿”续任“中研院长”一职。
资料：李远哲
1936年11月29日生，台湾新竹人
学历：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1961年在台湾“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考获硕士学位。1962年赴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在化学系读博士班。2002年获台湾大学名誉理学博士，“中央”大学名誉理学博士。
经历：196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劳伦斯·柏克莱实验室，跟布鲁士·马亨教授做博士后研究，1967年转到哈佛大学继续博士后研究。1968年，受聘于芝加哥大学，任化学系助理教授，1971年任副教授，1973年任教授。1974年以后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同时担任劳伦斯·柏克莱实验室高级主任研究员。197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0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94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院长。1994-1996年任“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召集人，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2000-2001任两岸跨党派小组召集人。
丁肇中 1976年获物理学奖
1976年，美籍华人丁肇中因发现一类新的基本粒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的丁肇中最喜欢的诗是叶剑英的《攻关》
华裔诺贝尔奖得主的不了情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时刻，在这个奖项的百年历史中，华裔人士曾多次获奖。他们在成功的同时，没有忘记自己和祖籍国深深的情缘
“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于2006年9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围绕“基础科学研究和如何培养人才”进行演讲。徐曦弋摄 李政道
“21世纪世界物理学的领袖人物将出现在中国。”
李政道，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26年出生于中国上海。1957年，他31岁时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最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
在授奖仪式上，当时还是中国籍的李政道致答词时是用中文开头的，然后再用英文。在每位获奖者致词后，李政道讲述了一段中国名著《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掌中翻跟斗的故事，借以说明：“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即使到了如来佛手指的底部，我们离绝对真理还很远很远。”
时光一跃过了40余年。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30万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目前，受到这个基金资助的年轻学子已超过千人。
其实自20世纪70年代初，他和夫人开始回中国大陆访问，在科学和教育事业上做了很多贡献。他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主张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和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并建议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近代物理中心等等。这些建议最终都得到了采纳。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对他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2008年5月5日，诺贝尔奖得主、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右）访问汕头大学。李瑞丹摄
杨振宁
“中国将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大国。”
1922年杨振宁生于安徽合肥。35年后，杨振宁因和李政道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早在1971年夏，他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如今的杨振宁和自己年轻的妻子居住在北京，依旧干劲十足，继续为科教事业发挥余光余热。
展望21世纪，杨振宁认为中国将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大国。一是因为中国有数不清的绝顶聪明及可塑造性强的年轻一代；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重人伦和勤俭的同时，也重视教育，势必令上述人才大有可为；三是中国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中已经走出了固步自封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对近代科学的热忱；四是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等地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他表示，继20世纪的华裔科学家之后，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将在21世纪某些重要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本土出生、成长，并在本土出成果的科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从现在算起，20年足够。”
二○○六年九月十六日，知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教授应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二○○六中国科协年会。孙自法摄
丁肇中
“在21世纪，中国人在科学上一定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1976年，美籍华人丁肇中因发现一类新的基本粒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的丁肇中最喜欢的诗是叶剑英的《攻关》：“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丁肇中祖籍山东日照，1936年1月27日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3个月后随父母回中国，1936到1949年间，丁肇中随双亲到过中国许多地方。他童年没有进校受过正规教育，但接触了不同省份的文化、历史和方言，也聆听过许多常到他家访问的学者的讨论。丁肇中后来虽然入了美国籍，但他深深地知道他的根在中国。
为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他多次回大陆从事学术交流和参观访问，介绍国际高能物理的发展，努力促进国际物理学界同中国物理学家合作。他不仅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实验物理的科研人才，而且还热心为祖国培养实验物理的研究生而努力奔波。
丁肇中说：“四千年以来中国在人类自然发展史上有过很多重要贡献，在21世纪，中国人在科学上一定能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希望在自己能工作的时间内，为中国培养更多的人才。”
2005年6月1日，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出席“加州的未来”演讲会，与美籍华人科学家朱棣文（前排左二）握手。贾国荣摄
朱棣文
“中国的年轻科学家首先要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
1948年出生于美国的朱棣文，祖籍中国江苏省，1997年因“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方法”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朱棣文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到家里时，他的父母说：“身为父母，有子荣获诺贝尔奖，当然非常开心，更重要的是，他替中国人争了光。”
身为华人，也是受父母的影响，朱棣文始终关注中国的发展。他说，中国最宝贵的资产是人，中国人勤奋而善良。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对中国而言，未来的发展走向是很重要的事。“我认为目前很多方面的发展都在往正确、好的方向走。对科学来说，创新精神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学校过多强调学生的书本知识和过于频繁地进行书面考试，而激励学生的创新精神不足。”
朱棣文认为中国的建设不单是要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重要的是要超越。中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大量的优秀人才。国家应该多给那些努力工作、出成果的人以奖励。这对年轻人有很大推动作用。对于大家关注的中国何时能获诺贝尔奖的问题，朱棣文说：“中国的年轻科学家首先要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获诺贝尔奖的是很好的科学家，没获的可能是更好的科学家。不应为获奖而学科学，要对科学作贡献。”
（人民日报海外版 ）
杨振宁 1957年获物理学奖
1957年10月，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杨振宁与李政道也成为历史上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
杨振宁回忆50年前得诺贝尔奖:其实一点也不意外
９月１６日上午，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举行分组讨论会。著名华人学者杨振宁出席首场分组讨论，发表了“对全球ＧＤＰ猛增的反思”的演讲。 中新社发 滕剑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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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0月11日电 11日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获奖50周年日子，杨振宁在接受台湾东森新闻特别专访时透露说，获得这个奖，其实一点也不意外。他能得奖，全是靠当年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的一句话，让他研究出宇称不守恒定律。
1957年10月，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杨振宁与李政道也成为历史上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获奖至今刚好满50年，回忆当时，杨振宁说，获得这个奖，其实他一点也不意外。
杨振宁表示：“1957年10底，忽然一个瑞典记者从纽约打电话来，我并不认识他，他说要来普林斯顿访问我，我跟我太太就猜想，这可能与诺贝尔奖有关。”
杨振宁在1956年与李政道共同发表文章，推翻物理学宇称守恒定律因而获奖，杨振宁说，其实这全要归功他的老师、前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
杨振宁：“我去找当时物理系一个教授，叫吴大猷先生，吴先生后来做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给我一篇文章，他说你去看看这个文章，你看看后有什么心得。”
其实当时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除了他们两人外，还有一名华裔女科学家吴健雄，但她却没能获奖，杨振宁说，这至今还是个谜。他表示，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有个规定，一个奖给了50年，它那时讨论经过和纪录，一个研究科学史的人可以去调查，到那时候可以了解到，什么缘故那一年没有把奖给吴健雄。
（中国新闻网）
李政道 1957年物理学奖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把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之后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分裂成了华人物理学界一段著名的公案。
李政道与杨振宁恩怨始末：署名次序引发决裂《李政道传》披露与杨振宁恩怨始末
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曾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分裂，是华人物理学界一段著名的公案。
两位曾经最亲密的合作者，最终却冷眼相向，内情究竟如何？即将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首次详细披露了二人恩怨的始末。
“这是这桩学术界的豪门恩冤首次系统展示。”出版社编辑对本刊记者说。
书的作者身份同样值得一提，他是国学大师季羡林之子季承。季承长期从事科研管理工作，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二人有长达30年的紧密合作。
尽管李、杨分裂已长达半个世纪，如今他们已分别83岁和87岁高龄，但是时间并没有消弭他们之间的恩怨。读《李政道传》，二人的恩怨贯穿其间，其详尽的细节直击人性深处。
初识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
李政道被选中，于1946年来到美国。但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物理。
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就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车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外，书中披露，李政道还说起一个有趣的细节：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回来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车子。杨振宁的这个提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李政道才琢磨过味来。他对杨振宁的精于算计颇有感触。
合作
博士毕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
书中写道，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季承写道。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统计力学研究新的一页。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最后，他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第一次分手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季承写道，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1956年，他29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共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二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这件事使他们重拾合作，这也是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称》中有如下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根据《李政道传》所写，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
1956年大约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在李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不久，杨振宁要移动他停在街上的汽车，他们就走到街上。把车停好后，由于饭馆都还没开门，他们就近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讨论。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午饭后，他们回到李政道的办公室，杨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的更好。
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他们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这需要进行大量计算。两人在计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贡献。
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决裂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书中写道，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风波由此而起。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 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书中说，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李政道与杨振宁恩怨始末：署名次序引发决裂
各执一词
当然这只是李政道一方的表述，在《李政道传》中，作者季承也尽量引入杨振宁的表述，以求平衡。
杨振宁写于1982年，于1983年出版的《文集》里，在《初识李政道》一文里写道：“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我们相处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在《和李政道的最后的合作》一文的后记里，杨振宁对两人的合作做了总结：“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在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该挡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识地往后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
在写于1982年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里，杨振宁的版本与李政道截然不同：“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个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无解的谜局
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季承写道， 围绕着高能物理的发展，过去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自从李杨这两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自天外归来、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成了李杨不和的易地之战。
例子很多：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
“他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甚至主张冻结基础研究的经费，说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张科学院要以发展性研究为主，从而‘生产第一，生产第一，生产第一’。”书中这样对杨振宁的态度作总结。
季承写道：“推而广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域。意气的来源完全在杨振宁。相反，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回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人们看不到‘只要杨振宁主张，李政道就反对’这种现象。”
季承对本刊记者表示：“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
“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至于结论，这恐怕是没有人，没有什么机构，可以做出的。”季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