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过去几年，蒙古保持了令世界瞠目的两位数增长速度，形成了比中国还要火热的蒙古热潮。
“蒙古是亚洲崛起故事中最扣人心弦的一章，但胆小鬼玩不起。”香港里昂证券公司的投资顾问伍德在2011年的报告中说，“蒙古在全球能源工业大宗商品中的角色，就像沙特阿拉伯在石油世界一样，当然，前提是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持续。”
继前苏联之后，中国正在成为第二个为蒙古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客人，已多年扮演蒙古最大贸易合作伙伴的角色，享用蒙古80%的出口量。蒙古进口商品的一半来自中国。
中蒙交往热络，2011年中国接待蒙古公民入境近120万人次，几乎是蒙古人口总数的一半。在乌兰巴托闯荡了7年的河北石家庄人张河（化名）告诉我，这儿的有钱人已经习惯周末到北京采购，他住的房子里全是北京货，连脸盆底儿上都印着“城外诚家居广场赠”。
中国的影响在现实中加剧。2012年上半年，蒙古GDP增速为13.5%，低于2011年全年的17.3%（世界银行预测蒙古今年增长11%至12%）。下滑与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大宗商品需求下降有关，但更关键的因素来自中国。由于中国钢铁业低迷，蒙古运往中国的煤炭大幅减少，其价格也随之下降10%至15%。
“我们对中国太过依赖”，在乌兰巴托的办公室，蒙古国家矿业联合会主席丹巴(D.Damba)说。蒙古已经出台了新的外商投资法，要求本国资本持有能源、通信、金融等战略性资产的51%，限制外来企业大肆收购。这极大影响了中国铝业、神华集团、力拓(Rio
Tinto)、加拿大艾芬豪矿业集团(Ivanhoe Mines)、巴西淡水河谷(CVRD)、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
Mittal)等能源巨头在蒙古的激烈争夺。对了，蒙古是通用电气(GE)开展业务的第130个国家。
但问题是，少了中国的支撑，蒙古经济很难保持高速增长。2011年，蒙古出口中国43.7亿美元，占蒙古出口总值的91.3%，其中煤炭2070万吨，价值22.24亿美元，占中国进口煤炭的11.3%。据蒙古贸发银行预测，2016年蒙古向中国出口煤炭可望达到5000万吨。
除了煤炭，铜也是蒙古经济的底气。距离中蒙边境40公里的奥尤陶勒盖铜金矿(OyuTolgoi)可生产出1/3的蒙古GDP，却因供电问题迟迟未达产。本月初，蒙古国矿业部副部长额尔登布尔干(Erdenebulgan
Oyun)在中国天津表示，中国内蒙古电力公司将解决这一问题。该矿因此可在三个月内投入生产。
还有一件小事激起了中蒙人们的感情波澜：今年10月，乌兰巴托拆掉了城市里的最后一尊列宁铜像。这个历史的象征意义在1991年蒙古经济变革后就逐渐消失了，蒙古再也不是前苏联长达70年的卫星国。
矿藏引来了投资者，蒙古在跨国投资界处于白热化的位置，第一世界的收益和第三世界的问题在此交织，中国式的繁荣景象掩盖了前苏联的衰败遗迹。
中国企业大大提振了当地活力、比如乌兰巴托以东500公里外的苏赫巴托尔省，蒙古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友善。他们用亲近的肢体语言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
当地最有声望的大喇嘛专程赶到矿山为一家中国企业的7周年庆典行祭敖包礼。大喇嘛的孙子五岁，腼腆。他接过我递来的巧克力之后，伸手摸了一下我的右耳朵，但没有表情和话语。
欢庆的气氛像过年一样，当地蒙古员工被告知会如约涨薪，敖包周围回荡着旋律悠扬的蒙古歌曲，但歌词内容除了翻译，尊贵的中国客人都听不懂。
只有矿业才可能厘清蒙古经济奇迹的脉络和秘密。
这个面积与西欧相当、全球最地广人稀的国家之一，却埋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铜和磷的储量位列亚洲第一——与前苏联合作的额尔登特曾是亚洲最大的铜钼矿，其创造的财富帮助蒙古渡过了东欧解体后最艰难的时光；全球第二大铜金矿奥尤陶勒盖正在吸引全球巨头博弈不已；蒙古还储有巨大的煤炭、铁矿石、黄金和铀，萤石产量位列世界第四。人们有理由相信，蒙古可能就是下一个迪拜。
淘金客蜂拥而至。1997年，蒙古颁布矿业法及相关投资法规，打开了通往财富的大门。目前，每年借助飞机、火车、汽车抵达蒙古的中国人有30万之多，常驻的则约为10万。他们多数受雇于中资、韩资及欧美甚至蒙古本土企业，少数才是到蒙古国经商的，类型多样，但主要是做国际贸易、建筑和资源投资。
李德亮是其中的先行部队。他来自济南，是山东正元地质勘查院蒙古正元公司（下称“正元”）的副总经理。十年来，他们为蒙古能源绘制了一份详细而实用的掘金地图。
正元办公楼离苏赫巴托尔广场车程一个小时，在三层，我见到了李德亮。他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光亮。2003年，为满足中国矿产品需求、响应“走出去”的号召，李德亮随正元的总经理及当时的总工程师来到蒙古，开创了这个地方国有企业在海外的分支。
他们以矿业资源勘查为营，要么先买到勘探权、再落实资源、最后将申请到的开采权部分或全部出售（当然，主要给中国企业），要么承接赴蒙投资矿产的中国公司的勘探工作。
“当时我们开始了两块工作。一是沿着铁路，从乌兰巴托到二连浩特做矿产探勘；二是与蒙古当地的公司在苏赫巴托尔省合作搞金矿，”李德亮在茶壶里倒了点热水，继续说，“我们的意图就是先有个立足点，摸摸蒙古的情况，比如蒙古的矿业政策、法律法规等。”
杯里是中国南方产的新茶。来蒙古近十年的正元保持着国内的生活习惯，包括从山东来的厨师。中国驻蒙古使馆都会时不时派人到这里来取山东馒头。当天的晚宴上，李德亮多喝了一点酒，就只用济南腔的英语交谈。
来蒙古的第二年，正元收获颇丰。在乌兰巴托向南的中戈壁省，正元取得了4个铁矿的采矿证，其中一个叫哈拉塔库拉。近4年的勘探证实，这是含铁6000万吨、锌42万吨的大型磁铁矿，矿石平均品位约为33%（含铁比例，中国的铁矿平均品位在25%左右）。
“算不上品位很高，但也算有价值了”，该矿现在的经营者（蒙古）山金矿业有限公司（下称“山金”）总经理刘文可说。2007年完成勘探后，正元向山金出让了该矿70%的股权及管理经营权。
山金接手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进程有所拖延。该矿与通往中国的铁路直线距离约65公里，已进入厂区修建阶段。刘文可带我到矿山上，不远处招待所刚刚建好，但水还没有通上。“这是一个大问题”，刘文可说。距离矿山最近的水源地在50公里以外，而根据地质，山金需要在地下三公里以下建设水线。这意味着很大的成本，而且还得申请取水证。“蒙古的国家税务局也很积极，只是地方还是有阻力。”
真正的阻碍出现在2010年，正元刚刚取得巴彦乌勒盖（位于中蒙边界）的两处钨矿采矿证，蒙古国政府便冻结了新矿证的发放及已有矿证的转让。据李德亮回忆，中国资本在2006年前后密集涌入蒙古采矿业，之后将矿市炒得越来越热。
相比之下，西方跨国公司就高明得多。20世纪末，蒙古矿业刚刚开放，它们就踏入了这片资源处女地，充分利用采矿证这十年的泛滥。加拿大艾芬豪在鼎盛时期曾持有蒙古矿权证200多个。日前中国有想法但没办法的南戈壁煤炭资源以及奥尤陶勒盖铜金矿资源，即是艾芬豪遴选后保留的精品项目。
与国际淘金者相比，正元在蒙古所做的工作，算是寻找骨头缝里的肉。但李德亮对成果非常满意：包括为中资企业所做的勘查在内，正元已确定了1.21亿吨煤、2亿吨铁、30万吨铜、10万吨钼、5吨金及2吨钨的资源储量。“粗略算下来，价值千亿人民币以上”。
正元的探险价值，还体现在给热血冲顶的企业和投资人泼冷水。“很多企业认为蒙古遍地是黄金，他们听信了中间人的虚假宣传，盲目地走进来，梦想一夜暴富，但是绝大部分项目都有水分。”因为正元的建议，一家中资企业曾避免8000万美元的损失。3年前，他们被忽悠蒙古南戈壁省有一个储量达百万吨的铜矿正在出售，兴冲冲地雇了直升飞机，将李德亮接到现场。“那是一个高硫矿，矿井里有极高浓度的硫酸铜溶液！”
蒙古虽然受益于矿产开采，但环保代价也很触目惊心。此外，据正元估算，该矿的储量远不如中间人说的那么大，“算算也就10来万吨”。
在李德亮的经验中，“当然也有企业不听劝阻，赔了几百万、上千万美元的”。
中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引发蒙古惶恐。当剧变过于猛烈，误解和鸿沟就会出现。
在乌兰巴托，有两类中国商人。一类是像正元李德亮这样的国企驻外员工，身在异国仍活在中文环境里，会因为假日无聊而主动留在办公室加班。蒙古流行的KTV和迪厅对他们毫无吸引力，与其他中资企业聚会是主要的狂欢，地点一定是在他们自己的食堂里。
另一类，像王为民（化名）这样的私人投资者，享受蒙古的西化和开放，甚至在乌兰巴托安了第二个家。他原本在河北唐山一家电缆厂当厂长，1997年为了“渡过生存难关”，独自到蒙古开分公司。后来他买断产权，拥有了这家电缆及电力设备企业。他平时主要忙于两件事：为企业找到更多周转资金，接待慕名取经者。一些中国投资者将他的办公室作为抵达乌兰巴托的第一站。理由很简单：王为民连这里的女人心都懂，还有什么不懂的呢？
这两种极端，增加了蒙古的误解：前者的自我封闭令人迷惑，后者的贪婪令人反感。中国的投资给蒙古带来了惊人增速，但民众似乎并未得到惠及。蒙古的发展不均衡，汽车、奢侈品只属于少数精英，三分之一的蒙古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蒙古的最低工资收入是每月83美元，平均工资每月大约250美元。在乌兰巴托，一顿简餐需3美元，一间公寓每月需800美元。贫民窟、蒙古包和摩天大楼不和谐共存。
2012年5月，蒙古国新政府选举前夕，一个针对外国投资者的法案被蒙古国议会通过。该法案全称为《外国投资者投资于具有战略重要性部门的商业实体的管理法案》，限制外资投资采矿业、金融和银行业、传媒和通信业三大“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业”。外国国有公司在蒙古的投资，无论额度大小均须经议会审批。
彼时，中国铝业正在斥10亿美元收购蒙古煤炭企业南戈壁资源公司。这是蒙古最大规模的一笔外商投资。蒙古国家矿业联合会主席丹巴在北京对《商业周刊/中文版》坦承：“正是中铝的大交易，推动了法案的通过。”
9月3日，中铝发布公告宣布终止其对南戈壁资源的要约收购，声称该收购在可接受的时间内取得必要监管部门批准的可能性较低。《华尔街日报》认为，蒙古对中国的担心可以理解，但蒙古政府形同拒绝中国投资其采矿业的做法是个战略错误。
经济增长的压力持续存在。蒙古国议会通过了《2013年蒙古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方针》，预计2013年增长19%，动力来自大型矿藏开采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前者所指为奥尤陶勒盖铜金矿及塔本陶勒盖(Tavan
Tolgoi)煤矿。蒙古用了8年时间与投资者（主要是力拓和加拿大艾芬豪）敲定了在奥尤陶勒盖的利益分配，持股34%并分享税前利润的59%。按计划，该项目将于2013年开始商业运作。
后者重点指的是为前述两个庞然大物修建的运输通道。穿越奥尤陶勒盖和塔本陶勒盖所在的南戈壁省的铁路已于2011年底动工。丹巴说，“我们试图将更多的煤炭出口给第三国，比如日本或韩国”。
但绕道中国也很难。“所有人都知道，这条铁路没有任何意义，”蒙古国内蒙古商会、内蒙古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刘巴特尔说，“只是做做样子，不可能建成。”
蒙古对于基建的投入有限。蒙古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08297亿图格里克（约合75.8亿美元），是1996年的6倍以上，仅为中石油2011年净利润的1/3。“他们期待我们协助投资，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一家中国企业驻蒙负责人摊开了双手。
无论如何，中国需要做点什么来挽回乌兰巴托的心。
“至少要排除误解”。石家庄人张河7年前也是为投资矿产来到蒙古，但项目第二年就黄了。他后来结识了很多人，正在办一本中文杂志，希望为淘金蒙古的中国投资者指点迷津。
据正元副总经理李德亮统计，中国在蒙古投资的矿产项目中，有百分之六七十已处于亏损或濒死边缘，百分之二三十仍在挣扎，只有不足10%运转尚属平稳。惨痛的教训让一些企业真正意识到了“互惠共赢”的含义。
鑫都矿业有限公司（下简称“鑫都”）属于这10%，并被中蒙两国冠以“典范工程”。它是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蒙古的合资企业，在距离乌兰巴托520公里的苏赫巴托尔省经营图木尔廷-敖包锌矿。该矿山于2005年8月末投产，当年就将蒙古GDP提升了2%。苏赫巴托尔省议长秘书哈姆苏仁(Tsendsuren
Lkhamsuren)说，人们期待开发这座矿山的愿望已持续二三十年，“鑫都帮我们实现了”。
这是目前中国企业在蒙古的最大投资，为当地提供300个就业机会和累计上亿美元的税收。7年前，这里是一个倚赖国家财政补贴、人口仅2万的小城。7年后，蒙古国第二个3D电影院在苏赫巴托尔省首府西乌尔特开业（第一个在乌兰巴托）。
人们对鑫都经验的总结有多种，但最核心的是三个字：属地化。鑫都成立之初，时任邻县县长的哈姆苏仁被蒙方股东请来负责人事工作。“他考虑我做县长十来年，最了解公民素质和水平”。他任职期间，招收当地员工190多名，其中多数仍在鑫都工作。鑫都蒙方员工比例现为87%，流动性低于10%。这在蒙中资企业中属罕见。要知道，建厂初期，鑫都对员工的培训要从欧姆定律教起。而现在30%以上的中层岗位由本地员工担任，并且有2名蒙方股东已进入高级管理层。
今年8月28日是鑫都7周年厂庆日。早上不到8点，上百人便聚集到矿区不远处山坡上的敖包旁边。鑫都的中方管理者悉数到场。张士利身穿蒙古族传统服饰，混在人群中，向敖包献奶制品和糖果。他原是鑫都的总经理，2011年被晋升为中色股份副总经理而回到北京。
在这次来蒙古的途中，张士利听说鑫都已经与工会签订了所有员工的两年期合同，员工唯一担心的是：公司会不会因为今年行情不好拒绝涨薪。
在庆典仪式上，他一接过话筒便承诺：保证员工福利，积极履行集体合同中提及的涨薪义务，“绝不会在合同到期的最后一天涨工资”。当地员工听了热烈鼓掌，那些难得进厂的孩子都高兴得在地上跳起舞来。
“他们感觉像是过年一样”，鑫都现任总经理王首高随着人群走出活动室，大口呼吸着空气，过敏症正侵扰着他。刚刚演出中他忍住不咳嗽。过敏源是厂区里的花朵。在迅速荒漠化的戈壁中，它们十分显眼。鑫都还在厂区及周边种了6000多棵树（恶劣的自然条件杀死了半数）。这些植物降低了矿山开采的环境成本，也帮助厂房避免受到冬季狂风的侵害。
人群在工厂门口分流到3辆大巴车，20分钟之后，他们便可以抵达12公里外西乌尔特的家中。这些大巴车常年跑在这段路上运送三班倒的员工。在西乌尔特，鑫都建设的第二栋36户住宅楼即将竣工。“我打算买一套三个房间的”，翻译新其其格带着我走进工地。她的丈夫在西乌尔特检疫检验部门工作，二人收入在当地均属中上等。
每个当地员工都可以申购住房，价格远低于当地楼市。王首高的手指在图纸上画着圈，“双职工还有优惠政策，但是他们必须签合同，分期付款，五年内不离开鑫都。我们的目的就是吸引大家、稳定大家。”除了房子，人们还可以分到西红柿——鑫都蔬菜大棚的产出。此前，蔬菜在这里仅指土豆或洋葱。
鑫都将印记烙在西乌尔特的城市道路、团结公园、乃至医院的医疗器械，放大吸引力。“这些是实际的东西，”哈姆苏仁在办公室接待了我，“变化十分明显，都能看得到。”
鑫都的中方持股股东及其上级公司对其产品实行包销，即便锌价较去年同期有较大下跌，王首高也无需担心鑫都的业绩。但是，运输和未来，是置于他案头的两个难题。
今年起，应西乌尔特市政府要求，鑫都开始投资修建厂区至西乌尔特的12公里道路。王首高说，“每公里修建成本要40万到50万美元，还是混凝土路，还不包括硬化、维护。不修的话，遇到雨雪天，我们的车经常误在路上，最多能耽误20多天。”
在蒙古新的严控外资名单中，国资参股的鑫都也难逃影响。如未有新发现，图木尔廷-敖包锌矿将于10年后开采殆尽。这是鑫都每位员工都知晓的现实。鑫都始终没停止对矿权区潜在矿藏及周边投资机会的找寻。7年过去，鑫都已被铸为一枚中国企业在蒙古经营的纪念币：一面是对其稳定经营的肯定，另一面则是突破受限的现实。
别的中资企业也在学着开放与分享。山金2008年才进入蒙古，从正元接手的哈拉塔库拉磁铁矿还在建设中，便已聘请蒙古本土公司代为管理矿山的变电站和取暖设备。
总经理刘文可说，“蒙古冬天这么寒冷，他们能保证供暖正常运行，说明有这方面的能力。”外包也可使中蒙企业在冬天拥抱取暖。
回到乌兰巴托，西下的阳光将一个流浪汉定格在苏赫巴托尔广场西面的邮政大楼的侧墙上。他并不知道身后的蒙古国议会大楼里刚刚组建了怎样的新政府，他啃着硬得掉渣的面包，露出了因醉酒而丢失的好几颗门牙。
酗酒本不是蒙古人的传统喜好，却成为当前的劳工问题之一。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会因宿醉而在次日迟到或误工。我请一个在中国公司实习的85后蒙古男孩在下午当临时翻译，他拜托我告诉他老板，说当天上午他也和我们在一起，而非倒在家中醒酒。
无论在城市的垃圾桶里，还是草原的戈壁上，酒瓶——尤其是Vodka的，是最容易找到的东西。这是前苏联留下的烙印。蒙古男人中高达25%有酒精依赖症。蒙古国政府不得不颁布法令将每月1日定为禁酒日。这一天，商店不得销售、公共场所不得饮用白酒，啤酒则不在其列。这种慵懒和乌兰巴托的严重堵车一样，极大影响经济效率。
蒙古前财政部副部长冈呼雅格(Ganhuyag Chuluun Hutagt)参加过达沃斯论坛，宣扬蒙古的“狼经济”——狼可以在蒙古零下40摄氏度的冬天生存。
他后来告诉西方媒体，“蒙古一直在这里，我们忍受了200年中国（成吉思汗）的统治，70年苏联的统治，以及20年西方的忽视。我们有时间自我学习。我们学到了私有化的所有技巧。蒙古是名副其实的机会之地。每一天我看到新建筑拔地而起，社会日新月异——国家没有公路，人们却在购买跑车。”
历史的鸿沟需要很多努力才能填补。与中国相比，韩国人的投资显示出极强的服务意识，也获益匪浅。乌兰巴托地段不错、叫得上名字的酒店几乎都有韩国人参股。他们还建了游乐园等娱乐场所。瑞士商人拉布的基金要覆盖蒙古多个产业，包括娱乐业——蒙古允许成人杂志公开发行。报刊亭有《俄罗斯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