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的「三大理论」 国际关系学的三大理论

右派的「三大理论」 国际关系学的三大理论
毛泽东所提到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被称为右派的「三大理论」,即「右三论」,受到最猛烈的批判。这样,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上,经过一次次鼓励,终于颇有「收获」,即「涌现」了右派的「三大理论」。由于「党天下」让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据胡乔木儿子透露),毛泽东在提到「右三论」时,把储安平的「党天下」放在首位。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
1957年5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进入了第八次会议。章伯钧发话了。由于章伯钧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兼《光明日报》社社长,在民/主人士中,举足轻重,所以他的发言很引人注目。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一次座谈会上,章伯钧讲过几句无关痛痒的话。直至到了第八次座谈会,他这才说了一些有分量的话。章伯钧这一回的发言,提出了关于「政/治设计院」的设想。章伯钧先是说:「今天,我谈个人的意见。近二十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供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供产/党的领导,供产/党的政策,供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效果。鸣,放,并不影响供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供产/党的威信。」
接着,章伯钧谈及了「政/治设计院」。以下是《人民日报》所载章伯钧发言的原文,标题是《现在工业上有设计院,可是政/治上没有设计院》。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着名的「政/治设计院」的来历。这段话,不论是从头至尾,或者是从尾至头,反反复复地捉摸,也看不出有什么「出格」的地方。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指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而不是别的什么。他的「政/治设计」的含义,无非是指「政/治上的基本建设」,先交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这四个「政/治设计院」讨论,因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章伯钧在发言中,批评了国务院。他说:「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章伯钧的这段话,是希望把国务院也作为「政/治设计院」。他作为交通部长,常常出席国务院会议。在他看来,国务院开会,应是「政/治设计」会议,即让部长们都参予设计,而不是「拿出成品」。章伯钧这一段话,后来被列为「著名右派观点」。罗隆基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
就在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翌日,5月22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九次座谈会上,中国民/主同盟的另一位副主席罗隆基发言了。罗隆基提出应该成立「平反委员会」,后来又成了「着名右派观点」。罗隆基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1955年5月,胡风在北京家中被捕,罪名是「反革命」。紧接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席卷中国大陆。罗隆基对此摇头,他曾对朋友说:「胡风会是反革命?我不相信!」罗隆基对于「肃反」、「三反」、「五反」中的过左行为,也颇有微词。既然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中/共中央统战部一次又一次召开座谈会,竭诚地欢迎民/主人士提意见。罗隆基有话在肚子里,搁不住,他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即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以纠正以往运动中的冤案。以下是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关于罗隆基发言的报导:「他谈到顾虑与保证问题,他说: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供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他拥护这主张。
他说,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传到北京,就是『上情下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至于没地方申诉。二、可以更好地做好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这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来的公式。过去许多大运动造成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供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三、在『鸣』『放』中,就有人有顾虑。谁也不敢保证,对『放』与『鸣』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个仅是建议,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当。」储安平向「老和尚」提意见
储安平后来在交代中,曾这么说及自己为什么会在6月1日的座谈会上发言:「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五月三十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六月一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六月一日发一次言。我三十一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三十一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上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并无此事。」应当说,储安平的发言,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以来,言辞最为尖锐的一个。储安平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他的这句话,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称为「老和尚」,把一般的中/共干部称为「小和尚」,够「惊人」的。储安平正儿八经地「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了:「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储安平在发言中,批评了「党天下」:「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亟需调整的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供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储安平的发言,把大鸣大放推上了最高潮。他刚讲毕,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便连连用英语称赞说:「Very good!Verygood!」(很好!很好!)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人民日报》也详细加以报导。那时的中国还没有电视,重要新闻由电台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储安平的发言。这样,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上,经过一次次鼓励,终于颇有「收获」,即「涌现」了右派的「三大理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吴晗首先批判「右三论」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钦定的社论《这是为什么?》那时,吴晗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吴晗似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因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革」中第一个遭到炮击。姚文元抨击他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然而,他在1957年却冲锋在「反右派」的第一线。其实,这并不矛盾:他在1957年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此后他写《海瑞罢官》也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毛泽东看了《海瑞罢官》曾热烈地鼓掌。只是风云变幻,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选择了他曾赞赏过的《海瑞罢官》开刀,称此剧的「要害」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吴晗也就在「文革」中含冤西去。
当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翌日,吴晗就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我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应该展开反批评。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
66月10日,《人民日报》对吴晗的以上谈话,加了大字标题发表:吴晗表示应该批判章伯钧等人的意见。也就在这一天,吴晗接见《人民日报》记者,发表了长篇谈话。6月11日,《人民日报》迅即发表吴晗的谈话,题为:《吴晗谈话批驳章伯钧罗隆基》《人民日报》还为吴晗谈话加了四行黑体副题:「章伯钧主张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是否不同意宪法?」「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机构,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储安平『党天下』的论调是恶毒的诬蔑」当然,吴晗的谈话可能跟他写《海端罢官》最初是胡乔木授意的一样,极可能是中/共方面授意的。只是吴晗从未谈及这一幕后的情形,所以也就不得而知了。由于吴晗指明了「反右派运动」的斗争方向和斗争目标,即批判「右三论」以及提出者「右三帅」,全国的「反右派运动」就集中批判「右三论」,批判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重温「右三论」,怀念「右三帅」
「右三论」的提出,其实各有各的背景。「政/治设计院」一词,并非章伯钧的发明,最初倒是毛泽东讲的!章伯钧只不过借用毛泽东的话,加以发挥罢了。大约正因为这样,后来毛泽东虽然曾多次批判了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但是他并没有否定「政/治设计院」本身。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所作的题为《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讲话中,这么说及:「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供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不是章伯钧的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
这段话清楚表明,毛泽东并不反对「政/治设计院」本身,而是以为政/治要由「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绝不能由别的「政/治设计院」来设计。章伯钧主张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作为「政/治设计院」,无非是向中/共要求一点点政/治民/主而已。这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其实都是处于中国供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不过是「见面握握手、开会拍拍手、选举举举手」的所在。即便是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成为「政/治设计院」,中/共何忧之有?然而,毛泽东却连这么一点点的民/主也不允许,给予痛斥。
罗隆基所建议的「平反委员会」,则是说出了真话,超越了历史。二十一年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有一段话专门论述平反问题:「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当年作为「反革命集团」的胡风一案,得到了彻底平反。历史证明了罗隆基关于胡风问题的见解完全正确。历史证明了罗隆基关于「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完全正确。可是,在当年,罗隆基善意的建议,却遭到了恶意的批判。关于「平反委员会」本身,也成了一桩需要平反的历史冤案!看来,罗隆基的「错误」,只是超越了时代!时至今日,仍需要一个「平反委员会」,为「平反委员会」的提出者罗隆基平反,为千千万万当年蒙冤的「右派分子」们彻底平反。至于储安平在发言中所说的「小和尚」、「老和尚」,这比喻并不的储安平「发明」的。他只不过是套用毛泽东的话罢了。这诚如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也只是对毛泽东的话加以发挥而已。1957年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面对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回顾前些日子的鸣放时,很风趣地说了这么一句:「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毛泽东说罢,引起一番大笑声。储安平正是顺着毛泽东的这句话,找到了发言的话题——《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因为毛泽东「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嘛!储安平并没有想到,像「小和尚」、「老和尚」之类的「幽默语言」,只有毛泽东说得,别人却是万万说不得的!
至于「党天下」一词,则是储安平的老师——罗隆基首创。当年,罗隆基用「党天下」来抨击「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蒋介石、国民党。储安平在1957年则用「党天下」抨击同样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毛泽东、供产/党。在毛泽东看来,「右三论」之中,最尖锐、最根本、最核心的是储安平的「党天下」。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提到「右三论」时,把储安平的「党天下」放在首位。
上文引自叶永烈的文章: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108/21/481379_13022607.shtml,有删节。罗隆基生平

1913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并参与创办《新月》杂志。曾因发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被逮捕。被光华大学开除之后,到中国公学任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罗隆基主张抗日。1932年1月,接受刘豁轩邀请,北上天津,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又接受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同时兼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益世报》上不断发表言辞激烈的社论,如《一国三公僵政局》、《可以战矣》、《再论对日方针》、《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可安内》等,批评政府的对日方针。1933年秋,罗隆基的专车在海光寺附近遭到枪击,罗隆基险遭暗杀。此后不久,《益世报》由于受到压力,被迫辞退了罗隆基。主张抗日的宋哲元控制北平、天津地区后,《益世报》再次聘任罗隆基就任社论主笔,直到1937年8月天津被日军占领,《益世报》停刊。[1]

抗战后转移后方。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之一。抗战胜利后从事民主运动,与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曾参加国家社会党,后与张东荪一起退出。

1949年9月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195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

1957年6月被划为右派。1958年1月26日被撤消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同月31日被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與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工资从四级降到九级。

1965年12月7日子夜因心脏病去世。

上文引自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9A%86%E5%9F%BA

储安平(1909年-1966年?),江苏宜兴人,出身于宜兴望族。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1978年后,五十五万右派做了改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上文引自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cn/%E5%82%A8%E5%AE%89%E5%B9%B3

章伯钧(1895年11月17日-1969年5月17日),安徽桐城人,中国政治家。

1895年11月17日(阴历十月初一),生于安徽桐城后方乡一个地主家庭(祖屋成为现在之育才村章家大屋)。6岁时其父章扬清不幸溺水而亡。与二弟章伯韬、三弟章伯仁由两位叔叔抚养。少年就读桐城中学,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文部。1920年毕业后即被聘为安徽宣城师范学校英语教员并升任校长(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因聘恽代英、萧楚女任教,一年被后解职。1922年被安徽省省长许世英所器重,以公费赴德国留学,与朱德、孙炳文同船。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黑格尔哲学。1923年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供产/党。1925年初,在柏林还认识邓演达。1926年初回国,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6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党代表,7月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27年3月,改任农民部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

1927年8月章伯钧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到达香港,从此脱离中/共。追随邓演达创建“第三党”(即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流亡日本。1935年,从日本回香港,改组“第三党”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提出过《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著名提案。1941年3月29日中国民主同盟秘密成立,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员,章兼任组织部长。1945年1月,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创办的《中华论坛》出版,章任主编。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供产/党的政治见解,建议实行“两院制”,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言;因他为右派之首,1980年时没被平反,至今仍被被扣上这帽子);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而且他在民盟的历史被刻意淡忘。

被划为右派后,章淡出政治舞台,但仍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常委一职,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由于容易受“瞩目”,故渐渐少公开活动;多与右派成员聚会、聚餐;他于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因胃癌病逝。

1985年11月11日,农工民主党中央与民盟中央召开《纪念章伯钧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1986年5月23日,其珍藏且幸存之330部,共2562册善本藏书由李健生代表捐赠至安徽省图书馆收藏。

上文引自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cn/%E7%AB%A0%E4%BC%AF%E9%92%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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