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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阅读《灵山》与《一个人的圣经》(1)作者:再复

阅读《灵山》与《一个人的圣经》

——在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文学系

主办的文学讲座的讲稿

刘再复

一、小说背后的文化哲学

今天想和大家探讨一下高行健的两部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这两部小说都是高行健的代表作。它的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已被瑞典、法国的一些评论家充分认识,但还没有被高行健故国的评论家充分认识。因此,我也找不到可以参考的评论文章,无法引经据典,只能讲讲自己的阅读感受。

《灵山》的中文本出版於1991年(台湾联经)。当时一年还卖不到一百本,许多读者都进入不了“灵山”世界。高行健获奖之后,才成为畅销书,但还是有些朋友读了之后,觉得走入“灵山”有困难。我曾问过一位年轻朋友,你带著什么样的阅读期待去阅读《灵山》呢?他没有回答。而我说,不要有先验的阅读期待。因为高行健的写法和传统的写法很不相同,他的小说观念非常特别。

如果按照传统的小说阅读心理,总是要求小说近乎传奇,有所谓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或者鲜明的人物性格;而如果按照时髦的所谓“现代性”要求进行阅读,又期待小说能玩玩语言,能有许多破碎的句子或者潜意识活动。可是高行健的小说,尤其是《灵山》,偏偏没有什么连贯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人物性格历史,它以人称替代人物,以心理节奏替代情节,以情绪变化来调节文体,完全是另一种写法。无论是《灵山》还是《一个人的圣经》,句子都相当完整,一点也不破碎,而且语言很有音乐感,不仅有意美,还有音美。高行健在两部小说中也没有刻意挖掘潜意识,反之,他有相当清醒的意识,甚至还在人称的三维结构中特意设置一维“他”即中性的眼睛,有意识地观照、评论“你”和“我”。因此,他的小说不是乔伊斯与沃尔芙那种意识流,而是一种独创的“语言流”。这种语言方式舍弃静态描写、解说与分析,追踪心理活动过程又不失汉语韵味。如果期待高行健来些意识流或者先锋派的文本颠覆,就会感到失望。如果有激进革命论者期待高行健能提供一些“反动言论”以满足政治刺激,那更要失望。高行健的小说不仅摆脱“政治刺激”、“文本颠覆”等老路子,而且完全摆脱流行的小说观念。写作《灵山》时,他的小说观念是反“情节加人物”的传统模式。在城市大学的讲演中,他说他写《灵山》时,心目中的小说,是不论天文地理、三教九流、异文杂记,只要不是官方观念的演绎,都可进入小说。在《灵山》的第七十二回干脆表述一下小说观念。他认为小说不一定要有个完整的故事,也不一定要遵循“先有铺垫,再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的逻辑,甚至也不一定要去塑造什么“人物性格”。《灵山》中有一节表述了他的小说观念:

对,小说不是绘画,是语言的艺术。可你以为你这些人称之间耍耍贫嘴就能代替人物性格的塑造?

他说他也不想去塑造什么人物性格,他还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性格。

“你还写什么小说?你连什么是小说都还没懂。”

他便请问阁下是否可以给小说下个定义?批评家终於露出一副鄙夷的神情,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还什么现代派,学西方也没学像。”

他说那就算东方的。

“东方没有你这样搞的!把游记,道听途说,感想,笔记,小说,不成其为理论的议论,寓言也不像寓言,再抄录点民歌民谣,加上些胡乱编造的不像神话的鬼话,七拼八凑,居然也算是小说!”

他说战国的方志,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唐代的传奇,宋元的话本,明清的章回和笔记,自古以来,地理博物,街头巷语,道听途说,异文杂录,皆小说也,谁也未曾定下规范。

《灵山>就是这样一种小说,各种文体,甚至散文诗都融进去了,从而汇聚成一种很和谐的有机的艺术整体。但我们开始会不太习惯,我开始进入的时候也不习惯。那么我为什么喜欢高行健的小说?可能是自己比较喜欢写散文,我把《灵山》当作散文来读,《灵山》里的每一节都是非常优美的散文。其小说的写法很像《老残游记》。《老残游记》在我们近代小说里算是优秀的小说,但我觉得《老残游记》整个格局不够大。相比之下,高行健《灵山》的眼界更宽阔。总之,读高行健的小说首先得放下猎奇的传统阅读心理。此外,要了解《灵山》,先要了解其文化背景和观念。高行健的文化观念不是儒家文化观念,而是非儒家的观念,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非官方的文化观念。

高行健喜欢中国四种文化形态:一是士大夫知识份子的隐逸文化;二是道家的自然观,这一自然观使他更尊重生命的自然,即内自然;三是非宗教形态的禅宗文化,这是最普通但又最自由的一种文化。禅宗文化对高行健的影响很大,《灵山》整部小说都浸透禅性。小说结尾,“我”最后在青蛙的眼睛里,见到上帝。这是一种大彻大悟。灵山实际上就是瞬间的彻悟,灵山就在自己心中。世上没有灵山,却又处处都是灵山;其情形一如世上没有上帝,但又处处是上帝一样。最后第四种,便是民间文化。有关民间文化,高行健告诉我,他最激动的事情就是发现我国西南地区民间的《黑暗传》,写得非常好。他说我们中原文化没有史诗,而我国的少数民族却有,《黑暗传》就是史诗。《灵山》里写到《黑暗传》是怎么来的,我读后感到很亲切。它是多么美好的民间文化呀!《黑暗传》给了高行健很大的启发,他的《一个人的圣经》可以说就是当代的《黑暗传》,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时期中国人心灵里的黑暗史。

除了注意高行健小说的文化支撑点之外,还应当注意他小说的哲学支撑点。高行健是一个很有哲学意识的作家,而他的哲学观又表现为他对人、对人性的一些很特别的基本观念。他一再说,人是脆弱的。与过去的人文主义者相同的是,他也呼唤人的尊严与人的权利;但不同的是,高行健是谦卑的,他不唱人的高调,也不像文艺复兴时代那样颂扬人的长处和优点(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更反对尼采对人的夸张和自我膨胀(创造另一种自我上帝)。他强调的是人的弱点,人的局限、人性中脆弱的一面。他不仅清醒地看到人的弱点,而且承认人的弱点的合理性。在《灵山》中,主人公见首先揭示自己的脆弱。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当他被误断得了癌症之后,便充满恐惧,在复查时,不知不觉地念起佛来。人是多么无助与渺小,当死神走近身边的时候,从内到外都感到颤栗,并不是什么英雄。文化大革命中他冒充了几天英雄,也很快就露了马脚。因为脆弱,他甚至丢失了生命的自然和追求爱情的勇气。当带有原始野性的少数民族女子给予他爱的暗示时,他手足无措地退却了。人性深处那绝对无法掩盖的脆弱与矛盾於此暴露无遗。《灵山》第39节描写苗族的龙船节,黄昏到来时,捏着手帕打著小伞的苗家少男少女,唱着情歌,呼唤情郎。在这个未被革命与政治全部卷走纯朴民风的边陲地带,年轻生命的情爱是自然、勇敢、简单的:

男子肆无忌惮,凑到女子脸面前,像挑选瓜果一样选择

最中意的人。女孩子们这时候都挪开手上的手帕与扇

子,越被端详,越唱得尽情。只要双方对上话,那姑娘

便与小伙子双双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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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情景,“我顿时被包围在一片春情之中,心想人类求爱原来正是这样,后世之所谓文明把性的冲动和爱情竟然分割”。在夜色越来越浓的时候,他突然听见一声用汉语叫哥,四、五个姑娘朝着他唱,他知道这就是求爱。但是他在爱的面前退却了。他意识到自己丢失了原始的自然与野性,也丢失了原始的天真与勇敢。他意识到,“我的心已经老了,不会再全身心不顾一切去爱一个少女,我同女人的关系早已丧失了这种自然而然的情爱,剩下的只有欲望。哪怕它追求一时的快乐,也怕承担责任”。而这种脆弱,恰恰是摆脱不了一张人皮,人皮越是精致就越是脆弱。各种虚伪的伦理观念,各种僵死的文化观念,都在加厚这张人皮,或使人皮更加精致。到了文化大革命,人对理念和意识形态的膜拜到了极点,自然生命也被窒息到了极点。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当代文学的两极,无论是高行健的冷文学,还是莫言的热文学,都发现了中华民族原始自然生命的丧失,因此共同进行了一场野性的呼唤。

《一个人的圣经》中的几个女子,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脆弱的。他的性启蒙老师“林”,本来好像是大胆无畏的,可是一听到他的家庭档案里记载著主人公父亲有过枪枝,便吓得从情爱中逃走。最后,她选择了一个副部长做丈夫,以为只有在权位下取暖,才觉得安全。而妻子“情”,在疯狂状态的背后,也是极脆弱的。她的父母亲一被审查,她就变形变态了。出於恐惧,她曾和主人公赤身裸体地互相拥抱互相安慰,以至结为夫妻。她本应当是主人翁的夏娃,可是,这个夏娃在革命风暴的压力之下,变成拿起刀子对着丈夫咆哮的疯子。“亚当”(主人公)变成披著狼皮的羊,夏娃变成懦弱却吐出牙齿的蛇;所谓亚当与夏娃,已经完全不能够沟通。这里,高行健对人性是悲观的。在他看来,哪怕是最亲近的两个人,例如夫妻、情人之间,都那么难以互相沟通,难以互相理解,更何况其他人。

把握了高行健的文化观念和人性观念之后,我们再注意一下高行健创作的总特点,就能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了。这个特点就是无论他的小说或者戏剧,都能将自己的灵魂打开,把内在世界打开,真实真诚地打开,打开的程度又是很彻底的。高行健说他的写作不迎合读者,只是“自言自语”,不理会别人怎样评说,他说他要充分尊重他的读者,而能给予读者最高的尊重就是真实与真诚。高行健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也说到真实和真诚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高品格,真实和真诚在文学里,不仅是审美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文学的伦理,这就是说,只有真诚才有作家的道德。高行健撕破一切假面具和伪装,把自己的灵魂展现给读者看。几个月前我到新加坡,有记者问我和高行健有什么不同?我说我会写评论,写散文,高行健也会写;但高行健会的我都不会,他会写小说,会写戏,会画画,会导演,我都不会。还有一点不同,就是我有心理障碍,不可能像他那样展示全部的生命真实,例如性爱的真实,所以我写不了小说。高行健写性爱,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高行健说他很喜欢中国几部小说,我很高兴他没有提到《三国演义》,因为我特别讨厌这部小说。他提到《金瓶梅》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能把当时的人的生命状态、人性的真实状态展示出来。在当时宋明理学阴影的笼罩下,能写出这类小说确实很不简单。而且《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没有对性爱作出伦理判断,只是客观地描写,特别是其后半部写得非常冷静,很不简单。高行健坦率地赞赏《金瓶梅》,也是把灵魂打开给读者看,一点也不掺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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