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

谈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沈浩波是绕不过的。他为当代诗歌提供了别样的文本，也是诗歌史上一个地标性的人物。他的名字是一个入口，一连串的诗歌现象、一连串的诗人都会由他而被提及。

有几个词几乎是由沈浩波专属的，比如大、狠、强健等。然而，当我们习惯于用这几个词形容他时，就有可能遮蔽了他写作中更复杂、更丰饶的因素。所以再次谈起沈浩波，让我们从几个关键词出发，尽可能全面地梳理他的写作。

激进的，抑或传统的

沈浩波是以挑战和反叛的姿态登上文坛的。他的《谁在拿90年代开涮》一文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盘峰论争”的导火索。由他和朵渔等人发起的“下半身诗歌”运动，追随者有之，侧目者有之，批判者有之，在世纪初轰动一时。

可以说，初登诗坛的沈浩波，是以异质化的先锋写作姿态显示自己的存在的。他甚至喊出“先锋到死”。不必说那些充满挑衅的诗，也不必说那些在内容上毫无顾忌、形式上磅礴淋漓的诗，就是《她叫左慧》中那句如同神启一般流行一时的废话：“她叫左慧，左慧的左，左慧的慧。”在当时也令人瞠目。

彼时的沈浩波像是一个秩序破坏者。实际上，中国诗歌自1980年代开始，从“朦胧诗”到“第三代”到1990年代的“后口语”“叙事性”，求新求变的脚步不可谓不快。但在沈浩波看来，以“知识分子写作”为代表的诗歌已经固步自封，呈现了暮气，诗歌还需要向前，还需要进一步的先锋探索。

因此，“先锋”或者“激进”，成了沈浩波诗歌的一个标签。但细察他的诗歌，却也不乏“传统”的因素。比如说，沈浩波喜欢和擅长运用连贯排比的句式。这不仅有古代歌行体和赋的影子，也有马雅可夫斯基、惠特曼和金斯堡的影子。沈浩波的某些长诗也与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有着近似的气质。其实这也并不奇怪，毕竟他们有相同的师承：马雅可夫斯基。

沈浩波对当代诗歌过度技术化、炫耀文化的倾向不留情面的批判，也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复古者。这就好比初唐陈子昂等人用一种朴拙、充实的诗风反对六朝纤巧、空洞的诗风。实际上，在我不那么准确的印象中，沈浩波在2006年和2007年，已经在博客上贴出一系列对曹操等古代诗人的解读。他自己的诗，也是走明白晓畅一路，几乎没有晦涩难懂的。

沈浩波在《当代中国诗歌中的四种虚荣心》一文中提出，要反对“先锋虚荣心”。将此语与“先锋到死”对照看，才能真正理解他所说的“先锋”。

身体的，抑或灵魂的

“下半身写作”甫兴的时候，对它的攻讦不仅来自于诗学上，更来自道德上。这样的写作，把私密的、不便启齿的身体经验公开出来。沈浩波宣称，要以“形而下”反对“形而上”。这无疑是惊世骇俗和胆大妄为的。

沈浩波的诗歌中既有对身体、欲望的书写，但同时，他总是强调灵魂。他说：“写作本来就是灵魂的事业。”（《六论中国先锋诗歌》）他立场鲜明地反对沉溺于欲望宣泄的“快感写作”。在他的诗中，不用一一举例，并不难以发现强大的灵魂支撑。

身体的私人性，也使一些人批评沈浩波的写作脱离实际的社会生活。但事实上，沈浩波从他写作的开始，就是一个拥抱时代的诗人。他从来不曾把目光停留在私人经验的一亩三分地，而是注视着更广阔的世界，体验时代加之于身体上的快感和痛感。

在他的第一部诗集中，就有《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棉花厂》这样描写农村生存状态的杰作，也有《致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对伊拉克战争抒怀的诗。其后，他更是写出《文楼村纪事》这组书写中国农村最底层人民荒诞生存的组诗。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为何？诗歌如何在艺术性和时代感之间取得平衡？这些问题近年来一直悬而不决。如《文楼村纪事》这样的写作，就是诗歌面对时代的典范之作。这样的诗，实践了写作的道德。

在我看来，沈浩波写出了并正在写一个“时代的身体”。时代的身体连接了“我”与时代，连接了肉体与灵魂。这样的“时代的身体”，可以同惠特曼诗中19世纪的美国人比照，正是典型的21世纪初期中国人的写照。

一意孤行的，抑或一再回望的

沈浩波一贯以一意孤行的姿态示人。他似乎是认准了一条道，就执拗和决绝地向前。“虽千万人，吾往矣。”但由他的写作来看，他有着自觉的反省意识，总是清醒地调整着自己的方向。

这些年来，他的诗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比如说，在宽阔和大气之外，诗中关注细节更多了。这种细节不仅是生活的细节，也是人性的细节。比如说，诗中抒情的因子增多了，狠劲儿减少了。他写给妻子和儿子许多诗，都呈现出迷人的抒情。比如说，他诗中的时代更复杂了，更意味深长了。比如说，他的诗中甚至出现了软弱和无力感。

沈浩波的《蝴蝶》一诗，是一首诘问、盘驳、呼喊、自供、反省交织的诗。“我已习惯/一次次撕去自己/艰难生长出的/斑斓羽翼/露出丑陋的身体/——虫子的本相。”在这首诗里，沈浩波不再是一个一意孤行的人，而成了一个一再回望的人。经由这首诗，诗人完成了自我的涅槃。

沈浩波是一个有着位置感的诗人。他总在打量、追问着自己的写作在时空中的位置。他有一首名为《诗人在他的时代》的诗，其中说：“总有一些人会留下来/为文明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他还有一篇散文《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追溯了出生地江苏，书写了居住地北京。这正是他对个体在时代中位置的体认。

艾略特曾提出25岁以后诗人如何写作的问题。他说，只有拥有历史意识，25岁以后的诗人才能继续写作。沈浩波是拥有这种意识的诗人。基于此，我们可以对他以后的写作抱以期待。早年曾讽刺“大师”的沈浩波现在毫不讳言地说，写诗写成大师就是他的理想。这是一个磊落的、光荣的理想。如果说他的写作曾经是先锋写作，现在我更愿意把他的写作形容为朝向经典的写作。他正走在从先锋到经典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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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浩波，诗人、出版人。1976年出生于江苏泰兴，199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为世纪初诗坛“下半身诗歌运动”的重要发起者。出版有诗集《心藏大恶》、《文楼村纪事》、《蝴蝶》、《命令我沉默》等。曾获第11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人民文学》诗歌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