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盖世诗文 王安石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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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盖世诗文

五木


王安石画像

王安石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出生于一个地方官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聪颖敏捷,喜欢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写文章时下笔如飞,初看似不经意,完成后,读者无不叹服其精妙。他口才极好,据史书记载:“(王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变法时期,他经常在众多反对者面前,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自圆其说。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政论文在“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其文笔力雄健,奇崛峭拔。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炼,“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性。这对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如《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王安石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他的“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如《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他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对宋神宗熙宁三年庚戌(1070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如《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其文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王安石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如《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文风峭刻,笔力劲健;评价人物,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感。

王安石在他的散文中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大都采用书、表、记、序等体式,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如《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如《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王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所以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针砭现实,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其风格雄健刚直,简丽自然。

王安石的诗歌,刚劲清新,佳作颇多。他的诗歌创作,大致以第二次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作品,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正如叶梦得所言:“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石林诗话》)。

他前期的诗歌创作,学习杜甫关心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譬如《感事》:
“贱子昔在野, 心哀此黔首。

丰年不饱食, 水旱尚何有。

虽无剽盗起, 万一且不久。

特愁吏之为, 十室灾八九。

原田败粟麦, 欲诉嗟无赇。

间关幸见省, 笞扑随其后。

况是交冬春, 老弱就僵仆。

州家闭仓庾, 县吏鞭租负。

乡邻铢两徵, 坐逮空南亩。

取赀官一毫, 奸桀已云富。

彼昏方怡然, 自谓民父母。

朅来佐荒郡, 檩檩常惭疚。

昔之心所哀, 今也执其咎。

乘田圣所勉, 况乃余之陋。

内讼敢不勤, 同忧在僚友。”

这是王安石在舒州通判任上写的一首诗。诗中所描写的农民艰苦的生存处境以及缺乏保障的生活,是王安石经过南北各地普遍存在的现实。然而,身为舒州通判的王安石,对于此时此地的此类民间疾苦,却肩负着尽可能予以解决的责任,所以,他把这种思虑写出来,既用以时时提醒自己,同时,也希望在此任职的僚友们共同努力把存在的问题解决好。

还有《兼并》、《省兵》等,王安石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描写,指出了北宋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了“精兵择将”等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评价,抒发了自己新的见解。

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在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陈师道说:“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王荆公暮年喜为集句,唐人号为四体,黄鲁直谓正堪一笑尔。”(《后山诗话》)“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我们从《泊船瓜洲》、《书湖阴先生壁二首》、《泊船瓜洲》、《江上》《梅花》等诗中,可以看出,诗人观察细致,其诗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譬如《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首诗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当时王安石第二次拜相,奉诏进京,舟次瓜州。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间”,以愉快的笔调写他从京口渡江,抵达瓜州。“一水间”三字,形容舟兴迅疾,倾刻就到。次句“钟山只隔数重山”,以依恋的心情写他对钟山的回望。王安石于景祐四年(1037年)随父王益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从此江宁便成了他的息肩之地。熙宁七年甲寅(1074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即寓居江宁钟山(今南京紫金山)。“只隔”两字极言钟山之近在咫尺。把“数重山”的间隔说得如此平常,反映了诗人对于钟山依恋之深;而事实上,钟山毕竟被“数重山”挡住了。因此,诗人的视线转向了江岸,引出了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这是对江岸美丽春色的描写,寄托了诗人浩荡的情思。这里面的“绿”字,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及其富于表现力。据洪迈在《容斋续笔·卷八》中说:“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诗人认为‘到’、‘过’、 ‘入’、 ‘满’等字都不理想,只有‘绿’字最为精警。“文字频改,功夫自出。”(《童蒙诗训》)这种斟字而改的治学精神,曾获得“超然迈伦,能追逐李杜陶谢”(《彦周诗话》)的赞誉,被后世称赞为“一字之师”的典范。结句“明月何时照我还?”,从时间上说,已是夜晚。诗人回望既久,不觉红日西沉,皓月初上。隔岸的景物虽然消逝在朦胧的月色之中,而对钟山的依恋却愈益加深。他相信自己投老山林,终将有日,故结尾以设问句式,表达了这一想法。

从而使得“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称为千古名句,令后世赞叹不已。

又如:《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这是王安石题在杨德逢屋壁上的一首诗。杨德逢,别号湖阴先生,是作者退居金陵时的邻居和经常往来的朋友。开头两句赞扬杨家庭院(茅檐代指庭院)的清幽。这清幽的环境令人陶醉。当诗人的的目光从院内花木移向山水时,他的思致才会那样悠远、飘逸,才会孕育出最后一联警句。这一联拟人和描写浑然一体,交融无间,内容与杨德逢的形象吻合,其中“一水”、“两山”被转化为富于生命感情的亲切的形象,故而为千古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像《明妃曲二首》和《桃源行》等篇,却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譬如《明妃曲二首(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我们知道,北宋时,辽、夏“交侵,岁币百万”(赵翼《廿二史劄记》)。景祐以来,“西(夏)事尤棘”。梅尧臣、欧阳修等人曾在诗中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的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的这首诗作于嘉祐四年(1059年)。诗人借汉言宋,自然想到明妃。他在诗中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又如《桃源行》: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

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

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

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

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惊相问。

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

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

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

自晋末的陶渊明作了一篇《桃花源记并诗》之后,历代文人墨客歌咏桃源之事的篇什便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有王维的《桃源行》、韩愈的《桃源图》和王安石的这首《桃源行》。它们虽然都取材于桃源故事,但以各自特有的笔法,表现了不同的艺术情趣和创作特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桃花源。王维的《桃源行》纯是叙事,从“渔人逐水爱山春”写渔人初入桃源,一直说到回乡后“不辨仙源何处寻”,将一篇《桃花源记》原原本本地铺叙出来,自然流畅,全用本色语。韩愈的《桃源图》则流丽雄肆,音调高朗,表现了他“横空盘硬语”的手段和才情横溢的笔力,但叙述本事一段,基本上也还是按着《桃花源记》中所写的一一铺陈。王安石的这首《桃源行》最晚出,他力去陈言,自创新格,因而在陶渊明原作的基础上,凭着自己的想象,作了一番再创造。既概括了陶诗的内容,又抒写了诗人对乱世的厌恶和对淳朴平等社会的向往。与前代诸作相比,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蹊径,自出新意。

首先,在表现方法上,王安石的这首诗明显地带有宋人诗的特点,与晋唐人的作品格调不同。他的叙述本事,往往用议论高度概括,力求从整体上把握而不作细节的描绘。如首二句,《高斋诗话》曾质疑道:“荆公《桃源行》指鹿为马乃二世事,而长城之役乃始皇。又指鹿事不在望夷宫中。荆公此诗追配古人,惜乎用事失照管,为可恨耳。”其实,王安石在此是选取“指鹿为马”和“建长城”这二件典型事例,来概括秦朝的昏庸无道,因此李壁对《诗话》所云不以为然:“据公诗意,概言秦事实,探祸乱之始末而互著之。如诗话所言,亦几狭矣。”刘辰翁也评道:“正在不分时代莽莽形容世界之所以不可处者,两语慨然。”

其次,以精辟的议论行文。如以“虽有父子无君臣”来记桃源中人的平等相待、怡然自得,以“重华一去不复得,天下纷纷几经秦”感叹白云苍狗、盛世不再,均从大处着笔,以警拔的议论出之,体现了宋人以议论为诗的特点。方东树评道:“凡一题数首,观各人命意归宿,下笔章法。辋川只叙本事,层层逐叙夹写,此只是衍题。介甫纯以议论驾空而行,绝不写。”清人金德瑛《冷庐杂识》引:“荆公但‘虽有父子无君臣’、‘天下纷纷几经秦’,皆前所未道。大抵后人须精刻过前人,然后可以争胜。”

再次,构思布局颇具匠心,谋篇突破了前人的樊蓠。金德英评咏桃源诸诗云:“王荆公则单刀直入,不复层次叙述,此承前人之后,故以变化争胜。”说明了这首诗在运思谋篇上突过了前人。它避免了前人从渔人入山为叙述开始的模式,而从秦人避难起势,纯咏桃花源事,渔人误入只是作为一个穿插,这样重心就放在了秦与后世之暴虐以及诗人对太平盛世的向往上,极大加强了诗歌的现实批判力度。程千帆说:“正同《桃花源记》乃《桃花源诗》一样,这首诗也是作者写来抒发自已的政治感情和社会思想的。其中‘虽有父子无君臣’一句,最能传达出陶渊明原作的精神,即指出了人们愿望保持家庭纯朴关系,却憎恨封建等级制度。”

王安石的律诗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之誉。王安石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荆公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载体是其晚期雅丽精绝的绝句。其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求工,主意之过流为议论,好求工而伤与巧;故“王荆公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较大。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然不多,却风格高峻豪放,感慨深沉,别具一格。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譬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这是作者再次罢相,居金陵时所作。它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这首诗所写的时间,是诗人意志消沉时的一个晚秋的傍晚;所写的地点是金陵城的登高处;主人公是是倦于机务的诗人。所写的内容是赞美故国江山的“图画难足”,叹过去竞逐豪华的“悲恨相续”。其写作意图是要退出政治斗争、解甲归田、怡情山水。

当时的金陵怀古之词,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被赞为咏古绝唱。苏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出现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可以说,王安石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

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

“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王安石从小在外,为官四处奔波,但对家乡有着一股挚情,几次回乡探亲,对家乡的亲朋好友,名胜古迹,写了许多诗文、书信、墓志,表达了他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家乡人民也对他有着深深的景仰和怀念。许多地名都是为纪念他而取的,家乡学者著书撰文,为王安石辩诬:南宋金溪陆九渊在《荆公祠堂祀》中盛赞其人品高尚,贬斥了王安石的政敌;清代金溪蔡上翔,穷毕生精力撰写《王荆公年谱考略》,以辩宋史之诬。

王安石一生创作的诗文很多,所著《字说》、《钟山日录》等,多以散佚。现存的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中的《周官新义》残卷,又《老子注》若干条保存于《道藏·彭耜集注》中。

2012/7/12辑于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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