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之可笑,商鞅之必死 大秦帝国商鞅经典台词

在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中,有一些匪夷所思的情节令人目瞪口呆:秦国老太后为保护商鞅今后的安全,遗命杀亲生儿子公子虔;老君秦孝公为保护商鞅的性命,要逼死其兄公子虔(公子虔装死才得以逃命)。为保险起见,秦孝公还秘密建立商南新军,准备日后事急时支持商鞅,推翻其亲生儿子新君嬴泗。这支新军既有决心又有能力拥戴商鞅夺权接位,而商鞅却不肯为活命而推翻新君嬴泗,反而主动交出新军,烧毀密诏,俯首就擒慷慨赴死……商鞅的悲剧未路是史有明载的:新君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全城百姓争先追捕商鞅。商鞅不得已出逃魏国不成,只好举兵谋反,却力孤被擒。最后在咸阳街头被五马分尸,全家灭门。但在电视剧里,商鞅逃窜、被擒、车裂、灭族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视死如归悲壮赴死的仁人志士形像。

整部电视剧对商鞅的美化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凡是历史记载上和商鞅处于对立面的人和事,比如反对变法的甘龙杜挚等人不必说了,连魏国公子卬、名士赵良等一律都成为“花鼻梁”似的奸臣草包,都属于应该彻底抹黑“历史丑角”。而许多史实记载,商鞅在两军对阵时,以欺骗手段诱捕魏国主将公子卬,不遵守最基本的信义道德,为其一生留下恶名污点。针对这一点,连首肯商鞅变法的郭沫若都对此表示不能理解:“虽然是兵不厌诈,人各为主,但那样的出卖朋友,出卖故国,实在是可以令人惊愕的事。”可在电视剧里这些史实统统是不可靠不可信的“传闻”,完全演变为另一番故事:公子卬尸位素餐,自取其辱,商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众所周知商鞅逃魏不成、举兵谋反的史实,最后也成为商鞅大义凛然,主动入狱,拒绝救援,以死护法——这哪里是险恶残忍的战国官场上的古代政客,而分明是舍生取义的当代“革命志士”了!

对于这么一部完全与真实的商鞅形像背道而驰的《大秦帝国》,尤其是商鞅被车裂,编导千方百计表现为这是老世族疯狂报复以泄私恨所致,显然不合起码的逻辑和情理。如果一位举国拥戴的变法功臣遭此大难,如果商鞅真正在秦国深得人心拥有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那么老百姓岂能坐视不理?老谋深算的甘龙就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新君秦惠王就不怕滥杀贤臣威信尽失?

事实上,如果没有商鞅,秦统一天下可能会推迟,甚至不会实现。商鞅对于此后秦国一扫六国可谓功高盖世,无人能及。然而,商鞅为何被诬告谋反,身死车裂,简直与卖国贼无异?归根结蒂,商鞅变法虽然帮助秦国富国强兵,但其本人不过是秦国变法的一枚棋子而已。变法成功,全秦国人民包括传统世袭贵族都受到了严苛的压榨和剥削。社会矛盾积聚日甚,早晚要喷发出来。正因为商鞅积怨太甚,朝野皆敌,秦惠文王才敢于丢掉这个已经完成任务的棋子。

秦孝公变法动因何在?强国的确是阶段性目标。但归根到底,还是秦孝公实现其个人利益最大化——更牢固的家天下。变法是“用”,王室利益才是“本”。秦孝公怎么会为了“护法”这个“用”而杀自己亲儿子,而丟了这个“本”?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如果说商鞅大公无私大致不差,秦孝公不为子孙谋就不可思议了。
《大秦帝国》之可笑,商鞅之必死 大秦帝国商鞅经典台词

说到底,商鞅最终却是为一家一姓的利益争斗而死,注定了不得不死。一位结怨天下、连新君王位都威胁到了的权臣,岂能不招疑忌怨恨?

秦孝公赢渠梁死后,太子赢骊继位。他不再因袭诸候国君的“公、侯”之称,而改称“秦惠文王”——可在周朝的礼制中,只有天子可以称“王”,诸侯只能称“公、侯”。赢骊敢于公然称王,可见这位连周天子也不放在眼里的后起之秀,内心何等狂野不驯。当他感到自己的翅膀已经长硬,有力量向旧有的宗法制度宣战时,原本立下盖世之功的商鞅,反而一下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了。新国君为什么要急于杀掉变法功臣商鞅?这就是中国专制历史上任何阶段任何人都超越不了的两个铁律:“功高震主,兔死狗烹”、“一朝天子一朝臣”。

经过一番努力,商鞅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而最大收益者无疑是秦国的嬴氏王族,至于改革的代价则需要另外有人买单,因为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商鞅废除井田、奖励耕战等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阶层的垄断特权,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积累的矛盾日益增加。当他想激流勇退时,无奈已经身不由己。秦孝公一死,商鞅就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当他看到形势蹊跷,提出告老还乡时,可惜下楼的楼梯已经被人无情抽掉了。先前饱受打击镇压的保守派们派出公子虔为代表向秦惠文王进言:“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雔仇也,愿大王图之。”(《战国策.秦策一》)

这段极富煽动色彩的诛心之论,可谓一箭穿心,正中新君下怀。

秦惠文王对这个刻薄寡恩、又有震主之威的大臣早就生出疑忌之心了。而改革急先锋商鞅却只顾国君权益,不顾官民权利,在本阶级内部四面出击,树敌过多,从不善于团结人、争取人,不善于化解矛盾,得罪了不少人。如今来个兔死狗烹,正好体现新君嬴泗顺应人心,为众人解恨的“英明伟大”。再说,诿罪于商鞅,也正好缓解了众人对新法的种种不满,使已经压到极点的社会弹簧能有所松动,大大有利于“社会稳定”。这种做派,很象后世唐代武则天用酷吏周兴、来俊臣大兴寃狱剪除异己,达到目标后再杀掉他们为众人解恨,換来一片感恩叫好之声的情形一样。

只是可怜一代英豪商鞅,自认为忠心耿耿,无私者无畏,却不知道改革会有阵痛,成名必须付出代价,再伟大的战士也需要后援。等到他的大后台老板秦孝公一死,上无本阶级的援助,下无人民群众的支持,立即陷入绝境。

秦惠文王之所以要杀商鞅,还有一个众所周知,但却摆不上桌面的理由。

当变法进入高潮之时,守旧势力总代表公子虔、公孙贾故意怂恿年幼的太子驷(即位前的秦惠王)犯法,给商鞅制造麻烦。商鞅不畏亲贵,凛然向孝公进言:“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狠狠打击了守旧派的嚣张气焰。板子虽然打在了自己的老师身上,可太子内心的难堪可想而知。反对势力虽一时被压了下去,但他们对商鞅的怨恨越来越深。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 年),“公子虔复犯约”,商鞅依法把他的鼻子割了。此人从此闭门不出长达8 年之久,对商鞅恨之入骨。

商鞅这种为变法赴汤蹈火的精神,是与他坚定的信念分不开的。在一部气势磅礴的春秋战国改革史上,由平民崛起之法家,遭旧贵族之倾陷而死者,不乏其人。如吴起之乱箭穿身于楚,韩非之被杀于秦,皆其典型。韩非所谓“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讲的就是改革者与保守势力的尖锐冲突。在这些冲突中,改革者个人处境的险恶,这些法家人物并非不清楚。然而他们始终认为软弱妥协、畏首畏尾、明哲保身,改革就迈不开步伐,最终只能半途而废。这种执着的信念使他们不畏凶险,毫不动摇。其舍身救世之热诚,如精卫填海,至死方休。

当一个人对一种政治实体皈依到“无己”的地歩,悲剧也就幵始了。因为人类毕竞还有更基本的安身立命的原则。这关乎着人类的尊严、价值、幸福的根基,是一切一时的政治需要所不能取代和凌驾的。励精图治的秦惠文王不是一位庸君,他也并非不明白商鞅对秦国的一片耿耿忠心。他要灭掉的是一个曾羞辱过他而现在已无大用的商鞅,一具仍然活着的政治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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