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流行文化特征的思考 流行病学特征

流行文化正在成为我们时代的一种汹涌的潮流。对于这种潮流人们可能已经作出了各种反应,包括对于它的一些评价。但是,对于一个对象的认识应该是在对其特征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而这种认识人们大多并不是根据一种理论分析的方式,而是根据过去的成见或者直觉做出的,因此,对于当代流行文化的特征的论析就有其必要性。

关于流行文化的特征,可以在不同层次上做出不同梳理。譬如,从我们研究者同流行文化的关系上,就可以见出滞后性、反差性与失效性。所谓滞后,是指流行文化变化周期快,当研究者注意到某一流行文化的趋势时,它可能已经过时;反差是指流行文化往往作用于人们的无意识与欲望层次,而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则是在理性的意识层次上进行,这就是“说梦”而非“做梦”,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失效则在于在传统文化中,有身份地位和专门知识的人,具有言说权威,他们通过评价文化现象来干预文化进程,而在流行文化中,主要由资本和商业的力量产生影响,权威者也只有凭借经济杠杆而不是话语来行使干预的职能,等等。

不过,我们下面要研讨的不是我们与流行文化的相互关系,也不是研讨这一方面的特征,而是关注流行文化自身所体现的特征。它大体包括以下方面。

一、消解文化层阶与体制化构成的新型模式

流行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消解了文化的层阶,即它把传统中关于文化的高级与低级、典雅与粗俗的定位作了否定。它不仅不是精致的文化,而且根本就不屑于做出这一区分,也根本不进行这种努力。流行文化的某一类型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完全来不及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和分层。它是在时间之流中以新颖和过时作为区分的标志。由于流行文化没有高低的层阶,因而也就缺乏一种文化的引导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剥夺了的是统治者机构和知识分子平时秉有的话语权,在表达的民主性上它可以具有一种变革意义,但是也具有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由于流行文化没有内在的层阶标准,因而在评价上它的运作方式和指标有着自己的一套规则(注:关于流行文化的评价机制问题,可以参见拙著《流行艺术研究》第二章“流行艺术特征论析”,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其实,从深层次来说,流行文化是在现代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运行规则。如果说到我们既有的一般的文化,它是以传统作为自己的圭臬,另外又以某些知识分子或者专家作为这一圭臬的看守人,从而形成一套有效的评价体系;那么流行文化追求新颖,当然不可能崇尚传统,因此原先有效的评价体系只能弃置一旁。

关于当代流行文化特征的思考 流行病学特征
流行文化看重的只是“现在”,这种对于当下的强调在现代性社会就往往被商家染指,由此形成一套文化上的生产-消费关系。流行文化的产品有其精神上的内涵,正是凭借这种精神它才可能流行,但是它的精神不是提升人的内心世界的动力,而是满足欲望的一种消毒品。流行文化既没有长时期的积淀过程,也缺乏知识分子进行相关的理论辩解和宣传,它就只是针对人们的需求。人们可以喜爱某种流行文化,甚至出现追星那种狂热的倾情,但是难以形成一种宗教式的沉醉与迷恋的感情,人们没有仰视它的那种层阶距离。

流行文化消解以往的文化层阶,但是它并没有抛开当代文化的体制化。关于体制化,从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论述可以见出基本梗概。那就是,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实行世袭制度,社会阶层代代相传,子承父位;在社会等级森严的结构中,让人安于现状。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变革不只是采用了机器生产,更重要的是调整了生产关系,使得社会实行一种按照个人表现和能力给予一定职级的任职制度,社会荣誉也随着个人业绩定夺,起到了鼓励人们勤奋工作的积极性的作用。如果说中世纪欧洲是采用社会等级制,那么资本主义就是采用根据能力、教育水平、个人业绩、工作需要等方面综合评定的科层管理制。这种科层制度依靠一定的体制化得以实施。譬如对于教育水平的认定方面,以前只是通过一种考试,甚至是很不规范的认字、赋诗等只能考核一个狭小方面的方式来认定教育水平。现代教育体制则使得水平认定规范化了,小学、中学、大学各有自身的教育目标,知道了某人受教育年限,再辅以规范性的考试,那么水平认定也就是客观的。

应该说科层管理制是一种比较科学的人事管理制度和人才激励机制,对于社会的变革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科层管理制同人员的提拔相关联,即每个人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随着年资的或业绩的或二者俱有的增长,地位也可以随之上升。美国学者劳伦斯·彼德通过统计分析提出了“彼德原理”,即不称职原理,他说:“(在科层组织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肯定会赢得一、两次提升,从一个能够胜任的职位向另一个更高的能够胜任的职位,而在新职位上的胜任又使他们有资格被再次提升。对于每一个人,你或我,最后一次晋升都是从称职级升向不称职级。所以给定足够的时间,并假定科层组织中有足够的等级,那么每一位雇员都要升到并停留在他的不称职级上。彼德推论表明:总有一天,每个职位都会被不能履行它的职责的雇员所占据!”(注:劳伦斯·彼德:《升官病》,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15页。)彼德原理是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出现的,其中难免偏激之外,不过它对于我们认识当代社会的体制化提供了一个视角。

流行文化的特性就在于,它不同于我们上文说到的体制化。流行文化也可以有着自己的体制特征,但是它对于常规性的文化起到了一种抑制作用或替代作用。如果说常规的文化实行一种科层管理,科层体制是逐级提升,个人的提升成为可以预期的目标,提升也有着社会评定的指标体系作为参照;那么流行文化则没有逐级上升的常规模式,它完全可能一夜成名,不久又销声匿迹。当年,歌手苏小明凭借一曲《军港之夜》,红遍了大江南北,歌手费翔更是靠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表现成为流行歌坛的重量级人物,然而过后他们都被人淡忘了。这里,他们的成名并没有一种可以量化的成就标准作为依托,成名与淡忘都不是在完全可以预期的范围中运行。可以说,流行文化在体制化生存的现代人的常规科层文化映衬中,相当于人们的一个梦幻。体制化生存的常规使得社会成为合理化的工场,没有了惊奇与意外,而流行文化成为理性原则无暇光顾的人们的非理性精神的最后领地。生活在一个合理化的社会可能是公平的,但也是使人压抑的。考虑到常规的体制化生存还有“彼德原理”那种负面影响,那么流行文化的存在也是必要的补充。

二、地方化知识合法性问题与抹平地域与民族差异

从文化叙述派学说看,文化是一种言说(注:对文化特征的认识有赖于对文化的定义。大致来看,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文化定义已不下于几十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五种:即古典定义、历史定义、人类学定义、象征派定义及叙述派定义。笔者在此倾向于叙述派定义,即强调文化模式与参与文化过程的人互相依存、互动的关系。文化模式影响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也在书写文化模式。),而言说就需要某一知识来进行合法化的包装。可以说,民间文化是通过各种传统化的方式,包括传统礼俗、传说、宗教、仪式等加以强化。精英文化经历了一段时期发展的坎坷之后,走向了“科学”道路,即作为知识,必须要通过学科研究的方式进行证明,言说过程还有若干规范要求,它通过法律条文、词典、学科术语、科学公式、科学定律等加以体现。精英文化经由教育、大众传播、国家干预等行为得到强化,并且知识的言说就被作了垄断,似乎非精英化的知识就不配称之为知识。

精英文化的知识观把事实的惟一性与知识的惟一性等同起来,一件事实是怎样就只能是怎样,不能指驴为马;可是对于事实的言说可以具有不同的方式,驴和马是不同的动物,但在属于大型草食动物并且是马科动物上二者具有同一性。说马与驴是不同动物,同说马与驴都是马科动物都是有效的,而在言说形式上却是迥然不同。近代以来西方形成的精英文化把知识的合法化变成了一座专制主义的殿堂,知识体系的竞争被作了意识形态性的阐释,即只是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

流行文化重新定义了知识的合法化问题,它是在时间序列上恢复了“地方性知识”的有效性。所谓地方性知识即未走进课本与词典等的知识,“如巴厘人按出生的长幼序数而被命名为‘头生的’、‘二生的’、‘三生的’、‘四生的’四种,过了老四又开始新的循环,第五个孩子也叫‘头生的’,第六个则叫‘二生的’,在一母所生的同胞中,叫‘二生的’那个人也许是‘头生的’老五或老九的大哥。这种循环式的称谓系列并不能真正反映同胞之中的长幼之序,却体现着一种往复无穷的生命观念,它不可翻译,却是具有文化特质的地域性的知识,故称之为‘地方性知识’。”(注:叶舒宪:《“地方性知识”》,见《读书》2001年第5期。)这一地方性知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完全相近的表达,即每过十二年就是一个生肖序列,每五个生肖序列是六十年,算是一个“甲子”,一个“甲子”就是一次轮回,由此形成了中国人朴素的历史循环观。当人们面对变化时,是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说。从西方引入的公元纪年以及西方的工业革命生产模式,打破了这种循环,时间仿佛成为一条线形的矢量。流行文化则使得循环重新成为可能。

传统的精英文化是以理性原则作为支撑,它的知识的合法性体现在各种学院式的学说之中;流行文化是贯彻的非理性原则,它的知识则奠基在以无意识欲望为中心的个人感受上,各种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的言说,都可以成为流行文化的凭借。另外,它也可能成为当代人们心理障碍的幻想性的替代物。

流行文化在重新为地方性知识正名的同时,也在消弭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差异。可以说,流行文化是没有地域特色和民族性的文化。作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各地饮食文化对于食品味道有不同讲究,中国就有南甜北咸之说,而作为国际性快餐业大户的肯德基、麦当劳、德克士等食品公司的食品,就是追求一种国际口味,它并不吻合于某地、某个民族的口味,可是反过来也不同哪个地方与民族的口味冲突;它不是好吃的食品,但也不是难吃的。流行文化可以很快融入当地的文化生活。一位美国学者在菲律宾感受到了一种文化现象,即菲律宾人往往非常熟悉美国的文化产品,人们甚至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美国歌星的演唱,“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生活在其他方面和产生这些歌曲的那个相关世界并非处于完全的共时状态”。(注:阿·阿帕杜莱:《全球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见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524页。)这些菲律宾人哼着美国歌曲时,他们对美国歌曲的体验并没有自身的文化经验作为依托,反过来他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个人感情又缺乏相应的歌曲加以表达,于是就在哼唱美国歌曲中得到一种可能不同于美国听众的、加入了自己理解的感受。阿帕杜莱认为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现在它虽然是独立国家,但是文化上仍然受到美国强力影响,他把这一哼唱现象称为美国文明在政治上对于菲律宾人的强暴。阿帕杜莱的说法可以引申到文化殖民和文化帝国主义的议题上去。

不过,我们可以设想这些美国歌曲的两种状况。假若这些被哼唱的歌曲属于经典歌曲,那么美国歌曲成为世界其它地区耳熟能详的对象,这除了表明这些歌曲确有实力之外,也表明了美国文化的强大传播能力,因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作品要能被其它地区人们所接受,单纯的传达是远为不够的,还必须要使当地人们能够达成对于传播国文化的认同,这就必须建立一种文化的强势地位让人信服。这里文化的强势和弱势地位,固然可以用来说明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但是如果传播对象属于一种优秀的文化,它也理应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倒是对于别国的封闭才应被指责。所以关于文化侵略的言说必须是针对西方的一些彼服行为才适用,不能作为一般性的概括。假若这些被哼唱的歌曲不是经典作品,那么本身不具备非凡实力的作品要广为流传,就只有扮演成流行文化的姿态。流行文化在其源发地没有传统的深厚根基,也就不存在以一种民族文化去征服另一种民族文化的问题。可以说,不同民族文化有着一种空间距离感,而流行文化具有的却是不同代际之间的时间差异感。它在不断地演替和回归中,用时间的流逝抹平了地域的和民族的文化差异。

三、有关思想资源的转换

文化和文化思想是相关的,不过二者有着区别。文化是一种存在范畴。如利奥塔指出:“文化存在于一个民族与世界和与它自身的所有关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被接受的存在。”(注:《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这就是说,文化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而关于文化的思想则是对于文化的阐释和引导。譬如,自从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在近代问世后,它就渗入到人们生活中,尤其每天固定时间出版的报刊影响更甚。对于这种Daily News(每日新闻)的定期阅读,我们可以从人们需求对于社会近况的了解来说明,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非得了解它的规定性。这时参照黑格尔的阐说就可以见出颇有意味,他认为当时的欧洲人已有了每日早餐后阅读报纸的习惯,这是现代人的“晨祷”,即人们已把读报培养成了固定程序,如果哪一天无报可读或没有时间去读,则这一天就相当于没有祷告那样,生活就沦为空虚和没有意义。黑格尔关于读报的阐说,就给报刊阅读赋予了一种文化意味,而在我们看来也是揭示了读报的文化意义。

关于文化的理论阐释,传统文化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民间文化,它依凭的是传统规范。如春节作为一年的年头岁尾,要求直系亲属的大团圆,这一团圆成为一种文化仪式,标志着一年的平安幸福,否则就是一种深切的遗憾,这种规范通过一些传说、礼俗而获得强化,有时成为一种惯例,深入到人的无意识之中,不自觉地就会就范。另一种是精英文化,它以一些文化精英的学说作为根基,它包括某些哲学家、宗教领袖、学派的中坚人物的学说等。这些精英学说的最高形态都可以上升为一种哲学,哲学代表了精英文化的核心。而流行文化则既没有传统规范,也不依凭什么哲学思想,它的文化核心应该寻求一种经济学意义的阐释:即人的行为过程的经济性。一方面是社会的公众在生活中面对各种压力需要抒缓,另一方面是社会可能并未注意公众需求,公众在民间文化中不能得到现时的言说,在精英文化中又不能得到针对个人的言说,在此状况下,流行文化就是在经济体制的参与下,动用商家的力量加入到文化建构的过程。它没有根据过去的传统根基,也没有对于未来的长远规划,而是立足于此时此地的公众个人。在流行文化中,它的价值目标就是对于此刻的关注。这一关注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进餐对于肚腹的抚慰,出发点到最终目标都没有终极关怀的承诺。

流行文化是我们身边的文化事实,它正在模铸我们的生活,同时我们的生活也可能成为新的流行文化产生的契机。

从叙述派文化观点来讲,文化模铸人的生活,而人的生活也在书写文化故事。回想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国人生活中家用电器由基本上只是电灯发展到拥有电视、洗衣机、冰箱、空调、家用电脑等多种用品,这些物质的改变也导致了人们生活状况的变化。譬如盛夏时的纳凉是中国传统习惯,它也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途径,而电视的进入家庭使得邻里之间少了一些交谈的机会,甚至家庭成员之间也少了很多交流。电话进入家庭之后,走家串门的事已不再是单纯传递信息,它更多地包含了感情联系的内容。电脑网络通讯的使用重新界定了通信、聊天、读报等行为的意义,并且也改变了生活的节奏。

叙述派文化学家布朗认为,文化作为一种叙述,具有相当于“语法”的规范性,人们自己的生活通过各种讲述酝酿出语法,而我们又可以通过语法来读解人们生活的故事(注:Brown,Richard Carvey Society as Text,(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文化是人们生活的读本,也是人们生活的写本。个人经由某种文化进入生活,又通过生活谱写出文化的新的语句。流行文化正在成为一种蓬勃生长的新的文化类型,它会引导人们对于生活作出新的理解,也会使得人们讲述新的语法编织的故事。

由对流行文化特征的论说,我们找到一种窥探流行文化的门径。不过对于流行文化的深入剖析,还必须通过借助于包括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参与,还必须对一些典型个案的调查和数据分析,这些问题留待以后再作进一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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