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族走出的三姐妹…… 南家三姐妹同人小说




小說家族走出的三姐妹…… 南家三姐妹同人小说
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

——小說家族走出的三姐妹……

【淑媛/作者:蘇更生、姜妍】

随着台湾女作家朱天文《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传说》、《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等作品,以及朱天心的《击壤歌》近期在大陆的出版,这对姐妹的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不小的关注。其实,朱家还有一个小妹朱天衣。在台湾,朱家三姐妹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她们独特的家学,一家人充满文学追求的生活情趣与品味,与胡兰成的师承关系,以及她们在台湾文学、影视上的成就,无一不让人津津乐道。

成长在书堆中

朱氏三姐妹出生在眷村,那艰苦的岁月,却为她们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台湾的空气总是潮呼呼的,头发一下就湿成条贴在脸上。1949年,朱西宁随国民党部队撤退到台湾。他祖籍山东,曾出任国民党陆军上尉、上校参谋。朱西宁到达台湾后住在眷村――撤退至台湾的国民党军人及家眷的聚居区,并在这里认识了妻子刘慕沙,生下了3个女儿:朱天文、朱天心和朱天衣。

朱家所住的眷村和所有眷村一样,全村共用一部电话,纳凉的老人摇着蒲扇,打着赤脚的孩子在毒辣的太阳下抽打陀螺,还有人支起炉子,剥了蛇皮煮蛇汤……在这一幕幕眷村最常见的景象中,1956年的夏天,朱天文出生了。

朱天文幼时爱哭闹,每日都要父母轮流哄抱。轮到朱西宁,便把朱天文放在床上劝她不要哭:“我们商量一下好罢,咱们都是见过世面的……”朱天文的哭声仍穿过用棍子支起的木窗,传到屋外的篱笆上。两年后,朱天心出生,然后是朱天衣。朱家狭小的房间里有一张竹床,客厅兼作饭间,里面摆着一张用炮弹箱改成的饭桌。三姐妹就在这里长大。

朱西宁除在军中任职外,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作家身份。朱西宁是台北文坛的领袖之一,妻子刘幕沙是翻译家,尤以翻译日本文学名家作品闻名。这对夫妇并不宽敞的家里几乎成了“朱家沙龙”,文人穿梭往返其中。朱氏三姐妹自幼便在书堆里自在长大,耳濡目染、所见所闻的,都是做文章的人和做文章的事。

到了夏天,屋内闷热,朱西宁便将灯泡牵到屋外,藤椅扶手上架块洗衣板便开始写作。儿时,朱天文最爱读父亲的小说,晚上迷迷糊糊地睡在蚊帐里,总看到父亲伏在灯前写稿。朱天文最喜欢的时刻是父亲抱着她背诵《古诗十九首》和《琵琶行》,等再长大一点,她便开始给妹妹朱天心讲故事。

台风带来的下雨天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幸福时刻,父母在家中整理以前的信件,两人一面回忆从相识到结婚的过程,一面简单地打发了午餐。一家人围坐在烘有尿布的火炉边,刘幕沙大声地朗读朱西宁的小说。妈妈的声音、爸爸的小说和门外的雨声成了一家人最温馨的时刻。

和其他眷村小孩一样,三姐妹最不理解清明节。这一天,她们看着本省人带着贡品在祖先坟前举行祭拜仪式。可眷村的人是在自家后院烧纸钱,由于不知道家乡人生死下落,纸钱上不能确切写明烧给谁,只能烧作一堆。多年后,朱天心在《想我的眷村兄弟们》中写道:“曾认真回想并思索,的确为什么他们(眷村子弟)没有将这块土地视为此生落脚处……原因无他,清明节的时候,他们并无坟可上”。那时三姐妹并不明白大人的情绪,原来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做家乡的。

多年后,他们一家搬出眷村,姐妹们相继长大,大多眷村已不复存在,姐妹们用自己的方式来记录眷村,眷村已成了她们的一部分。朱天文因写一位眷村男孩小毕的故事结识侯孝贤,朱天心所写《想我的眷村兄弟们》表达了“可不可以我不认同这里、讨厌这里,但我还是可以住在这里”的心情,道出无数外省人心中的迷茫。这部作品获奖无数,她对在台湾的外省人的关注延续到今天,成为她心中不散的乡愁。

  

朱家的放羊式教育

朱天心的丈夫谢材俊曾说:“即使是至亲父女而且同业??情感深厚杳远(这一点我至今视为奇迹),且晚饭桌上无话不谈……”

虽然家中藏书甚多,但父亲并不刻意要求三姐妹读书,只任她们随意翻读。如今朱天文回忆起父母时说:“父母不管你,也没有让你写东西,不理你的课业,也不叫我们去上补习班,总之就是让我们自生自灭。可能是我们从小看小说看多了,写作成了一种自然行为。”高一暑假,在家里没事干的朱天文写了处女作《强说的愁》,开始四处投稿,且一投就中。

朱家爱养宠物,在眷村,其他妈妈都在做手工补贴家用,而刘幕沙则养了一大堆不事生产的猫狗。三姐妹的饭盒带回家,刘幕沙先给狗舔一舔再洗,以致饭盒上常有狗啃的痕迹,姐妹们常气得要翻脸。刘幕沙时常感叹自己是位失格的妈妈,说自己养女儿像是放羊,女儿的裙子破了也注意不到,朱天心只好用订书机把裙子订起来才能去上学。平时刘幕沙骑着单车接女儿放学,遇上下坡的路便大叫:“冲啊!”就是这位天性活泼善感的朱太太,用自己翻译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稿费喂饱了全家人,还有一群猫狗。

大姐朱天文像爸爸朱西宁,待人宽容。二妹朱天心嫉恶如仇,不仅严于律己,而且严于待人。七十多岁的刘幕沙现在仍在写稿,偶尔看看电视,朱天心便鞭策妈妈要做得更好。小妹天衣最像妈妈,一样迷糊又无厘头,保持了对生命原始的热爱。本与两位姐姐一样从事文学创作,但中途改去唱歌、学京剧,后来教小朋友写作,一教二十年,收入贡献给朱家人最关爱的流浪狗。她现在最爱做的事是回家陪妈妈牵手逛菜场,以及带着使命感做出好吃的食物,喂饱全家人。在朱天衣心中,写作是一生志愿,得用生活、生命来供养,两位姐姐都是,但她没有办法做到。她甚至叛逆地想:“为什么我要走一样的路?”

大陆作家阿城曾说:“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刘幕沙、朱天文和朱天心现在仍笔耕不辍。朱天文每日将自己关在书房穿着睡衣在书桌前写作阅读。三十年间,家人很少踏足她的书房,每次进去不超过二十秒。朱天心及丈夫唐诺在一间便宜的咖啡馆中,每日朝九晚五写足8小时。至今刘幕沙仍和朱天文以及朱天心住在一起。刘慕沙常在入夜后到屋后走,望着每个房间灯光里埋首创作的剪影,只觉真是气势很旺的一座“小说车间”。

  

师从胡兰成

胡兰成的出现让朱氏一家从“张迷”集体变成胡兰成的粉丝。

朱西宁酷爱张爱玲的小说,并时常与她通信。在他的影响下,一家子着了魔似的,全都是“张迷”。他所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系》小说部分,98位中国现代小说家,张爱玲排在第一位,他用“万古常空,一朝风月”表达对这位女作家的崇敬。直到有一天朱西宁听说胡兰成来台教书,为了写张爱玲的传记,他便登门拜访。

当时朱天文心想,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她便随父亲登门拜访胡兰成,但真见到了,朱天文心里却一片茫然。当日朱西宁随身带着一瓶竹叶青作为见面礼,两人交谈甚欢,胡兰成回赠朱天文一枚日本包袱,并夸耀说,这包袱本有两枚,一枚送与日本一位显赫的官员,另一枚赠与天文小姐。朱天文看着不说话。拜访完后,朱西宁异常澎湃,写信给张爱玲,殷殷报知见面经过,作热心调解人,盼望张爱玲若来台湾可以和胡兰成重聚。张爱玲很长时间后才回了一封信,希望朱西宁不要写她的传记,并未提及胡兰成,自此书信遂断。

而见过胡兰成的朱天文写信给朋友说非常失望,“那显官又与我什么相干!”还说胡兰成脸上没有张爱玲所描写的特征。等到一年后,朱天文顺手之间抄来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一看之下竟欲罢不能。后来,朱天文评价胡兰成说:“先生将世间什么大事情拿到手上,全是闲情逸致,即与张爱玲断绝,亦只出去走了一遭,回来继续写《山河岁月》,怎么能够,叫人很气愤,又奈何不得,只好大哭一场。”又说:“张爱玲的文字好,然先生的感染力大。”

胡兰成回台湾开课不久,课就被停了。有人觉得他曾在汪精卫的日伪政府里担任过宣传部长,是汉奸,并在报纸上写文章指责他。胡兰成被迫搬出校园。朱西宁得知后立即写信邀胡兰成来阳明山,于是胡兰成应邀搬到朱家隔壁,在这里开课,不限于文学,还开设有《易经讲座》。听讲的不止有朱氏一家,还有郑愁予、蒋勋、张晓风、管管、袁琼琼等。

70岁的胡兰成总是意兴扬扬,随遇而安。每日吃饭,天心隔着墙喊:“胡爷吃饭喽!”胡兰成响亮地答应着,马上跑过来。刘幕沙由衷赞许胡兰成好喂,做什么他都爱吃。没有荤菜时每人煎一个荷包蛋,胡兰成总是一口气把蛋吃完再吃饭,像小孩子的吃法,先把好的吃完再说。

住在朱家旁边时,胡兰成教三姐妹读古书。某日去市场买东西,胡兰成问:“《史记》看了没?”姐妹们说看了。他就问:“喜欢项羽还是喜欢刘邦啊?”朱天文看过《今生今世》,知道胡兰成在书里说,要做项羽容易,要做刘邦难,便说:“我喜欢刘邦。”于是,胡兰成便开始讲课――“刘邦是从《诗经》下来的汉民族的传统,项羽是《楚辞》下来楚民族的传统。楚汉相争的结果是造就了汉赋,长短句什么的都是诗经和楚辞的融合。有人说汉赋是堆砌文字,这是不懂文学,不懂得文学的现实感……”

朱天文常感叹,自己是好学生,朱天心是坏学生,但胡兰成说“从旁门人者是家珍”。胡兰成读天心的小说,称叹其混沌之美。但他也教天心“任性是不知止,亦不知节制。大学说要止于至善,动是有止才有造形的……倘无节制,任性的画笔是连作一点或一边角都不可能的。”

胡兰成在朱家旁住了六个月,随后回日本。因为胡兰成的书在台湾不能出版,文章也不能发表,为了刊出胡兰成的文章,朱氏姐妹特地创刊《三三集刊》。而胡兰成用了一个笔名‘李磬’掩人耳目。不想《三三集刊》日后成为台湾文学界的一朵奇葩,并由此形成了“三三文学体”。所谓的“三三体”,就是胡兰成的文风,再加上些张爱玲和古典诗词的调剂,文风华艳,清嘉婉媚。三姐妹中,天心颇不在意“三三体”的文风,不受胡兰成影响,而朱天文则称自己“胡腔胡调”,在她早期作品的文风中不难看出胡兰成的影子。

《三三集刊》创刊之时,胡兰成极为期盼,来信又赞“三三”命名极好。除最后一辑胡兰成未来得及看,每辑都写信来一篇篇评赞。为了省邮费,胡兰成用薄薄的信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文章。他还在“三三”上评过张爱玲的新作《相见欢》,但张爱玲并无反应。后来,胡兰成出了新书《华学、科学与哲学》,寄给张爱玲,她原封不动地退回来。胡兰成有点难过。

《三三集刊》总共出了二十八辑。朱天文说,她们遇到胡兰成时差不多二十多岁出头,只是白纸一张,而胡兰成已经70岁,像是智慧老人,“他等于把他一生的所学的一个果子,碰到了我们就把这个果子给我们,像是画龙点睛”。

因胡兰成的缘故,朱西宁与文坛至交友谊全熄。朱西宁为胡兰成在台湾的遭遇不满,写了本小说《猎狐记》抒怀,以狐喻胡。而胡兰成对这一切总是不太在意。几年后,胡兰成猝然离世,留下了未竟之作《女人论》。朱天文回忆最后一次见胡兰成:在东京机场,胡兰成送她们上飞机,站在电梯的顶端看着姐妹出关。朱天文转回头,见胡兰成一袭长袍在风里飘动。

  

“小说车间”之外的风景

三姐妹的生活中并非只有小说,至少朱天文和朱天衣在小说创作之外,还有另一片天地。

朱氏三姐妹因为她们的创作,在台湾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在朱家三姐妹中,朱天文和朱天心最为多产,名气也最大。朱天心的作品最为畅销,家人经常打趣说她是个印钞机。朱天心嫁个老公唐诺,和她一样流连于平价咖啡馆,痴迷于文字创作。相形之下,朱天衣更以教小孩子写作而闻名,是台湾金牌写作老师。但实际上,她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她的小说有《旧爱》、《青春不夜城》、《孩子王》、《再生》等。朱天衣还爱好戏剧、歌唱等,曾以一首民歌《深秋浓浓的枫红里》轰动台湾歌坛,还获得了“金韵奖”。姐妹三人合著有《三姐妹》、《下午茶话题》等书。而早在1993年,南京出版社曾出版过朱氏一家五口人合著的《带我去吧,月光──台湾朱家五人集》。

而朱天文在朱家是个“叛逆者”,在小说之外,她还编写电影剧本,甚至她的电影作品名气赶超了她的小说创作。1982年朱天文的小说《小毕的故事》出版后,侯孝贤的摄影师陈坤厚给朱天文打来电话,约她在一间咖啡馆里与侯孝贤见面。赴约之前朱天文犹豫再三,怕侯孝贤是奸险狡诈之徒,见了面才发现侯孝贤是个很纯朴的人,朱天文便放心大胆地把《小毕的故事》交给他们来拍。《小毕的故事》上映后创下票房佳绩,并获得了当年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剧情片等大奖。

从这间咖啡馆开始的合作一直延续到现在,同在咖啡馆内出没的还有杨德昌,几人时常聚在这里讨论电影。侯孝贤有了想法,几人便来到咖啡馆聊天,聊出结构,聊出情节,聊完了,整个电影的轮廓也就清晰了。之后,侯孝贤就把笔记本扔给朱天文,上面的文字和记号都是天书,除他们俩外,谁都看不懂。侯孝贤拍电影并不需要剧本,朱天文则要把笔记整理出来给工作人员和演员看。

朱天文说:“对我来说,侯孝贤的电影最美的时候,都是在拍摄前的讨论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彻底爬梳他的想象世界的内部……我希望能把这些谈话配上音乐。那些侯孝贤最美的电影,他都是用说的。”几人在咖啡馆聊天的习惯一直延续着,如今虽然少了杨德昌,但侯孝贤和朱天文仍然保持这样的创作方式。在人声鼎沸的咖啡馆中,他们的成果斐然:《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恋恋风尘》等等,掀起台湾“新电影”浪潮。

外界一直把朱天文喻为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大陆作家阿城则称侯孝贤是朱天文的“御用导演”。朱天文说:“侯孝贤是透过我来拍女人的。”两人的合作像是朱天文努力将侯孝贤记忆中不复存在的画面拼凑成剧本,然后侯孝贤则将之变为电影。朱天文的感性与侯孝贤淡泊抒情的风格结合,在咖啡馆中不经意地缔造了台湾电影的神话。

  

朱天文&朱天心作品:

有苍凉感的大志气

三姐妹中,朱天文和朱天心的作品影响最大,而她们的作品并没有局限于女人的那些事。

如果按照一个职业作家的标准来看,她们实在不能算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比如朱天文从16岁写《乔太守新记》算起,如今54岁的她,满打满算,不过也就出版了8本小说和3本散文集、2本杂文集以及电影剧本若干。提起朱天文的作品,有三个人是一定要提的―朱西宁、张爱玲和胡兰成,沿着这三个人一路下来,可以看出朱天文写作道路的一个大概的发展脉络。

作家袁琼琼曾经在1985年写过一篇文章记录第一次见朱天文时的场景,那时朱天文才写了第一篇小说投给《中华日报》。朱西宁在一旁淡淡地说,小孩子玩意,写着好玩的。要是刊出来了,也只是伯伯叔叔爱护她。门生无数的朱西宁,在说到自己女儿时,反而还原到了一个父亲的角色。那稿子当然是刊出来了,就像小孩子在某个方面得到鼓励便继续往前走一样,朱天文自此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朱西宁对女儿的另一个影响是把张爱玲的作品带到了她身边,那个年代的台湾,所知张爱玲者甚少,朱家姐妹可以算得上是台湾张爱玲的第一批读者。几乎所有作家,在写作初期都有模仿的对象,当时的张爱玲就成为了年少时朱氏姐妹的被模仿者。有意思的是,只有姐姐朱天文模仿得像,朱天心模仿了几次皆不成功后,索性放弃了。不知道是台湾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还是谁,最先把朱天文归为“张派传人”,于是评论界一路这样讲下来讲了好久,仿佛只要一提到朱天文的书,便一定要拿来和张爱玲比较一番似的。

人们的确可以在朱天文早期的短篇小说里读到如张爱玲般的苍凉感,这点其实也贯穿在了其后来的全部作品里。比起朱天心,朱天文的心是冷冷的,而某种相似的城市书写状态,也让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朱家姐妹与张爱玲相联,早期三姐妹一度被人们定义为闺阁作家。

回看朱天文较早的小说集《乔太守新记》、《传说》;散文集《淡江记》等,都是清新的校园风,也都是那个年纪的她所能感受、经历到的种种情感体验。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胡兰成。与其说胡兰成带给朱氏姐妹知识,倒不如说带给她们的是志气。“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嵇康的这句诗曾被朱天文拿来讲与胡兰成的这段相识,“虽然你眼前在做一件很小的事,但心胸却望得远远的,望向天空的尽头。我想这样的视野是胡兰成留给我们的最大资产。”与胡兰成结识后,朱天文的作品里多了另一个始终不变的主题,就是志气。

大概还是王德威,最先把朱天心描绘成“老灵魂”,意思是她年纪轻轻已经喜欢思考一些终极的事情。朱天心对现世有种难以割舍的关心和愤怒。正如阿城说道:“有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气质,这造成她有一种强悍的敏感。”朱天心用小说记录所看到的更为残酷的世界,显露出对于台湾社会大环境的焦虑和思考。

但是,朱天文难道就不是“老灵魂”么?27岁为再版的《乔太守新记》写序时,她就感叹说,花是会凋谢的,人也要老的。而这种前文所提及的苍凉感,在她之后的作品里,被一再体现。姑且把《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和《巫言》算成是她的近作吧。这样说真是勉强,因为前两本书的写就,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巫言》朱天文写了8年,《荒人手记》与《世纪末的华丽》中间也隔了4年。之所以把这3本书划归到一起,是因为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胡兰成曾经打算写一本叫《女人论》的书,从女娲写起,打算写到林黛玉、晴雯以及民国诸女子,谁知写了个开头他就去世了。那时朱天文便发愿,“总有一天,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要把《女人论》续完。”文学评论家黄树森在1996年时就敏锐地观察到,《世纪末的华丽》和《荒人手记》里都是朱天文的末世情结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反思,也是对胡兰成《女人论》的回应。只是他恐怕没想到,这之后又有了《巫言》,这是朱天文自己也没想到的。

在《荒人手记》的最后一页里,朱天文写道,时间是不可逆的,生命是不可逆的,然则书写的时候,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而《巫言》同时也是对这句话的回应,这本在不少读者看来很有阅读挑战的一本书,早已不再是年轻时一味讲故事的朱天文,里面技巧性,里面的镜像化,里面的高密度,里面努力要用自己作品举起自己的试验壮举,都是让人叹畏的。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唐诺搬出的是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搬卡尔维诺出来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要去拿此对二人做比较,而是拜托大家,真的不要每次提及朱天文,都还要再提张爱玲罢了。

在今年4月号的《印刻》杂志上,朱天文洋洋洒洒写下的散文《愿未央》,是目前可见的她的最新作品。这篇回忆胡兰成的散文,被杂志主编初安民认为是台湾近十年里最好的一篇散文。里面的一句话大概也是对朱天文今后创作的一种期许。她说,志不尽,愿未央,天下事犹未晚也。而朱天心说:“很多人都很轻率地想,作家就是终其一生把小说写好,这就是最了不起的事情。但我觉得心胸和视野更开阔才可能写出好东西……起码我所关心的事物不止于文学。”现在朱天心正在准备写台湾几十年间的剧烈动荡,她说:“这个题材没写完,就不能退休。”

  

朱天文近期出版作品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传说》、《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

(2010年4月,上海译文出版社)

短篇小说集《传说》是朱天文早年作品,收有朱天文的成名作《乔太守新记》;《炎夏之都》中朱天文童年记忆、家族往事、父辈的家国之思跃然纸上;《世纪末的华丽》中的同名作品是朱天文的代表作;而散文集《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中,收录了朱天文30年间的60篇代表作品。

《荒人手记》

(2009年5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4年,朱天文创作的长篇小说《荒人手记》一举夺得台湾首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大奖首奖。告别了少女青涩的朱天文,以这部小说跻身台湾文学大家之列。在《荒人手记》中,朱天文从自己狭小的少女情怀中走出,在这种变化中仍可以寻得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影子:敏锐的感官、细腻的分析、极力打磨的文字之美。这本小说没有主要的故事线索,全以一男性同性恋者的口吻,倾诉这一边缘群体的内心世界。

《巫言》

(2009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朱天文用了博物志式的写作方法。小说繁复庞杂,语言密度很大,其中贯穿各种“冷知识”:牛仔裤设计史、一级方程式赛车、电子舞曲……如朱天文所说:“我着迷于官能物质世界,对于每一种细节都有天生的敏感和了解的欲望”。《巫言》发表后在台湾引发了“小说为何物”的争议。

  

朱天心近期出版作品

《击壤歌》

(2010年2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风起时我又会有大志”。30多年前,大多数台湾的文学青年都能背诵这个句子,它出自朱天心的《击壤歌》,当时风靡台湾校园,头一年重版十余次。头五年在台湾销售30万册,至今仍年年再版。连老师胡兰成也说,天心是风,吹得她姐姐也摇摇晃晃。与姐姐一样写校园题材,但在朱天心笔下,却让人感受到未来的硬气和英气,荡起一股无名的大志。

《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

(2010年1月,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

这是已步入中年的朱天心关于中年人感情的小说。朱天心坦言选择“中年女子失落的情感”这样的题材是因为毕业30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她说:“大家看上去都是女强人并自信满满,但不知为何,偶尔也会惶神,像谜一样。”在小说中,女主角因无法接受人到中年所遭遇的感情落差,将丈夫推入河中。朱天心很想了解自己这一代女性所面临的困境。

  

随着朱家姐妹的作品在大陆陆续出版,近两年大陆读者中,多了不少“朱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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